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林彪事件期间，周恩来以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此后，在江西邓小平一家的处境也开始明显改善。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8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5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和推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历经5年动乱时光、已是力不从心的他，自然希望这些老同志能早日得到“解放”，出来工作。
于是，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讲到邓小平的问题。他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一天，新上任不久的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黄知真前来看望我的父亲，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他党的组织生活的通知。随后，中央又批准父亲提出的关于让他大儿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4月下旬，毛毛在北京见到“胡子叔叔”王震。王告诉她：“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五一”节过后，毛毛即刻赶回江西，向邓小平转述了王震的话。
8月初，邓小平不失时机地致信毛泽东，毛很快作出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篇至关重要的批语。
照理说，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