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耕火种养不活12亿人的中国
减少的耕地难以再增加，而增加的人口又难以再减少，解决未来我国众多人口吃饭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农业的科技进步。
科技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已被事实所证明。建国前，我国农业基本上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不仅劳动生产率不高，而且土地产出率较低。表现在粮食生产上，则是粮食亩产量较低。1949年，我国平均粮食亩产仅85.5公斤，粮食总产仅11318万吨。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绩，到1997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9250万吨，是1949年的4.35倍；粮食亩产达到300公斤，是1949年的3.5倍。这一切，与一大批重大科学技术的应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杂交水稻栽培、优质稻、水稻抛秧栽培技术等的推广，使我国水稻单产直线提高。杂交玉米、杂交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玉米的产出水平，仅杂交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一项，就亩均增产168公斤。有关专家测算，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主要农作物品种已经更新5至7次，每更新一次，增产10%到30%。地膜栽培技术、高效节能日光温室蔬菜栽培技术等在蔬菜生产上的应用，使全国各地能四季常年生产供应各种新鲜蔬菜，畜禽繁育技术、饲料和防疫技术的应用，使我国肉类总产量从建国初期的220万吨提高到现在的近5000万吨，肉、蛋、奶在市场上供应充足。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国目前的农业科技水平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率还相当低，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还在继续沿袭几千年不变的传统耕作方法，有的地方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水平，单纯靠人力和畜力勉强维持生产。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继续发展。199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比上一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达到42%，虽然与九五期间要达到农业科技50%的贡献率目标为期不远，但这并不能消除我们对农业科技未来的忧虑。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份额仍然很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70%以上，我国刚突破40%，差距还相当大。其原因，一是突破性的科技成果较少，二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还相当薄弱。
对农业和粮食科研给予财政支持，这是许多国家通常采取的政策，如提供经费，发展农业和粮食教育、科研事业；支持研究和推广高产品种；帮助抵抗自然灾害；改良土壤、开发资源；加强技术和情报服务等，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农业科研与推广体制不顺，制度不全，经费不落实，因而农业科技进步步伐还不快，成效也还不很显著。尽管我国把科技进步提到兴国的高度，把“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改善农业科研、推广、教育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待遇”等写入了《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但农业科技并未引起有关领导的足够重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也并未完全落到实处。由于农业在我国的基础地位，农业的发展与进步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应居主渠道地位，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国家应逐年提高对科技投资的力度。据专家测算，对农业科研投资年均实际增长应保持在5%，对农技推广则应高于5%的增长率。而目前我国无论是农业科研投资还是农技推广投入，都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平。
从农业科研投资上看，由于经费不足，不仅降低了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数量与质量，而且使其无力把成果推向市场。1985年以来，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未增加，反而逐年下降，1996年降到0.36%，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数的1/6，且远低于30个最低收入国家80年代平均科技投资强度(0.65%)，比110个国家的简单平均数还低了1/2。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费用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投资强度)从1987年的0.3%下降到1995年的0.23%，也不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1/3到1/4，农技推广人员人均年推广活动经费由1986年的1167元下降到1995年的894元，年均下降0.6%。
由于人口多，耕地少，注定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只能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路子，而要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在投入一定的前提下，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科学技术的应用。有关专家测算，我国未来农产品的增产潜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农业技术上。如：杂交水稻全国还有600万亩的推广潜力，按每亩增产75公斤计算，可增产稻谷45亿公斤；优质稻平均单产500公斤，如果到2000年发展到2亿亩，增产潜力巨大；我国适宜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农作物面积约3.5亿亩，这项技术已推广面积尚不足1/3，进一步推广的潜力相当大。全国农作物复种指数如果提高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扩大了150多万公顷的播种面积。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必然要求农业科技有一个大的发展。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将此提到“必须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高度上来，这给农业科技提出许多新的命题，如动植物品种选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农业生物灾害防治、农产品储运加工技术等方面要有所突破；粮食作物要提高单产，改善品种，淘汰不适销品种；经济作物要提高质量，合理调整区域布局；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和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等。概括来说，未来的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就依赖农业科技的发展，而中国人能不能养活中国人，起决定性作用的也将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应用。
目前的中国，要大力提高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除了加强农业科研外，更重要的则是现在农业科研成果的推广。现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农业行政推广机构，包括全国农村推广总系统的推广体系；二是农业高等院校的推广渠道；三是农业科研单位的推广渠道。三者之中，又尤以农业行政推广机构体系的建设最为关键。
首先，要逐步健全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为统帅、各省(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为“龙头”，县农技推广中心为骨干，乡(镇)农业推广站为基础，村级服务组织为推广网点，科技示范户为榜样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扶持各类民办专业技术组织的发展，形成国家、集体和各种民办技术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同时，为了积极推进我国的农技推广工作，要求县站从自身的情况出发，本着服务县级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的原则，在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广泛开展与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业务联合，及时获取新的或适用的科技成果，并在其指导下进行试验、示范、推广。
其次，强化乡(镇)村级技术推广机构，解决科技断层问题。乡(镇)村科技推广机构上连县级站，下接农民群众。因此，是科技推广的枢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这级推广机构受到削弱，形成科技推广的“断层”。因此，为了架起县级站和农民之间的科技之桥，就要求在乡(镇)村建立一种能把决策、管理、经营、服务等功能协调在一起的新的管理体制，统揽农村科技工作，组织技术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加强科技信息和搞好技术培训。
第三，壮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农业科技推广队伍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壮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一是要落实现行政策，改善工作与生活条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二是要制定基层农技推广奖励政策，对贡献大、成绩显著的农技推广单位和个人，要给予奖励和表彰，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三是要不断充实国家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和技术力量，制定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到基层推广技术，广泛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接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实施“绿色证书”，培养一大批粮食种植能手，使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相结合，共同为发展粮食生产服务。
现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扶持与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农业投入也在逐渐成为政府的重点与社会的热点，中国的农业是否能再一次腾飞，关键就看农业科技的发展与推广应用了。
有知识的不种田，没知识的种不好田
如果哪个城里娃在“我的理想”的作文里写上要当农民，十有九会被人当成傻子；而如果是乡里娃把当农民作为自己的理想，也十有九会被人骂：没出息！连我们的报刊上与电视里，经常宣传的也是某某农民“有出息”，自学成才进城当了干部；某某农民的儿子“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当了工程师……在这种社会舆论的引导下，连农村孩子也把读书的目的定在跳出“农门”上。于是，在中国，便出现“有知识的不种田，没知识的种不好田”的尴尬现象。
我国农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较差，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隐患。我国每年有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有30～40%，与国外的70～80%的成果转化率相去甚远，且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其原因，主要就是农民自身素质较低，对高科技的吸纳能力较弱。我国90%左右的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尽管整体上农民素质有较大提高，但受教育较多的年轻人务农的却在减少，这与不少农业发达国家务农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相去较远。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调查，在农户里，户主或决策人不识字的占13.8%，小学程度的占41.5%；此外，有技术专长的农户占11.5%，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农户仅占3.9%，而文盲半文盲占16%。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农民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仅38.6%，具有高中与中专文化的仅9.3%，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仅0.2%。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农业生产是最简单的劳动，因此，如果读了大学还去当农民，绝大部分人会认为不正常。事实上，现代农业亦如现代工业或现代国防一样，同样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在许多发达国家，大学毕业后当农民，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如美国务农人员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就占了32.2%，日本占了21.2%，加拿大占了19.3%，澳大利亚占了21.2%，甚至连印度也达到2.5%，泰国2.9%，土耳其3.6%。而务农人员中的文盲、半文盲在发达国家几近消除，美国仅为0.5%，欧洲仅为2.2%。
文化素质不高，加之传统的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影响，相当多的农户在市场经济面前，思想保守，视野狭窄，不懂得按市场需求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不能接受和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经济学家测算，小学毕业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43%；中学毕业生可以提高108%，大学毕业生则可以提高300%。
从统计调查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劳动力文化素质与人均纯收入水平明显相关。据有关部门的调查，人均年纯收入2000元以上的地区，文盲半文盲率9.6%，而800元以下地区则达29.9%；2000元以上的地区，小学与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占78.9%，高中与中专占11%，而800元以下的地区，小学与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只占61.5%，高中与中专只占8.5%。全国人均纯收入800元以下的13个中西部省份中，乡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是，文盲半文盲达到5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到10%。现在我们已难以分清，是因为先贫穷而文化素质低，还是因为先文化素质低而贫穷，但我们清楚的却是，二者可以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动向，那就是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不仅都是农村顶梁柱的青壮年，而且大都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这意味着，本来就文化素质不高的务农人员中，又走掉了一批相对而言文化素质高一点的农民，剩下在农村留守种田的，其文化素质结构将更差。
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的状况，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加强农村教育事业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农村成人教育”，“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组织农民学习先进实用的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技术。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农民学习和掌握商品生产、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其最终目的，便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
没有现代化的农民，便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同时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中国。因此，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与科技培训，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