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兵曾经是抗战军队的一大难题。与拥有强大炮火的日军作战，造成伤兵的人数非常众多。抗日战争发生在20世纪，但中国的医药事业与社会组织却远远落后于20世纪，无法有效地为大量伤员提供康复保障。
当时，正规的内、外科医生极少到军队中，这是因为军队的工资很低，工作环境艰苦而危险。一个伤兵最大的希望是被战友们从战场搬上担架，抬到医院去，接受治疗。
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队在长江两岸向西进犯的过程中，备受疾病减员之苦，疾病减员远远超过了战争中的伤亡减员。其实，中国军队也一样受到疾病的危害，以致一位正在长江流域考察的英国女作家阿特丽，看到中国部队大量官兵身受疾病的折磨，惊呼“也许疟疾会把中国的汉口送掉的”，“金鸡纳霜和医药调护的缺乏是中国对于伤兵之可怕的忽视的总说明”。
当时都自豪中国有4万万人，既然不缺乏兵源，伤兵的命运就容易被忽视了，其实，伤兵问题关系到整个军队的士气。中国士兵需要尽可能多的林可胜、柯棣华、白求恩那样医术高超、满怀爱心的医生。当他们出现在战场上，就不止是救助了受伤的战士，还给随时可能受伤战士的心理上以极大的温暖和安慰。在需要官兵在第一线牺牲最宝贵生命的时候，竟然不能解决他们受伤以后的后顾之忧，这是一幅可怕、令人伤心的图景。当为国而战的官兵在战场上流了血，却得不到最起码的照看和关心，看不到改善的希望时，他们的心情当然变得沮丧而又愤怒，以致不遵守秩序的伤兵成了全面抗战以后许多地方“谈虎色变”的社会问题。伤兵们愤怒地发泄，甚至超出了许可的范围，危及社会秩序，地方官员与民众往往因为内心愧疚而无法说服、制止他们。八路军与其他中国军队一样都面临着严重缺乏医疗设备的问题，伤亡很大。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联盟等将募集到的医药物资送往根据地，后来还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山设立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
宋庆龄还介绍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以及德国医生米勒等到八路军中提供医疗服务。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也是医术高超的胸外科医生。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了晋察冀边区，他的到来受到了八路军官兵和司令员聂荣臻的欢迎。白求恩努力为八路军建立有效的医疗护理队伍，救治了大量的八路军战士。他见到伤病员到后方医院治疗不得不靠担架，抬着走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致使伤员的创伤由于感染而由轻转重，他就建立了一个流动的医疗队，用几头骡子驮着医疗设备到离战场很近的地方做手术、包扎。有时候，他的医疗队刚从村子的一头撤出，日本军队就已经从村子的另一头闯进来了。
1939年，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割破了手指，不幸因伤口感染而以身殉职。在白求恩大夫去世以后，印度国大党派来了医疗队，这些医生到达了五台山，柯棣华大夫接任了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职务，直到1944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