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辩论前的准备
1.分析辩题。辩论赛中的辩题是不会对一方特别有利，而对另一方特别不利的。一般辩题都要考虑到辩论双方的原始均衡，和双方基本上的平等。只是由于双方对辩题的解释与分析角度不同，或许才会造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辩论的成败。辩论中破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甚至决定一场比赛的成败。不利的一方可以通过破题化不利为有利。在均衡的情况下，一方也可通过巧妙的破题占据优势。
那么，要破好题，第一步做的自然就是分析辩题，而分析辩题主旨就是辨清题意，找出分歧。辨清题意就是把握住辩题的含义，要把辩题中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搞清楚，同时还要了解辩题提出的背景，因为辩题提出的背景正是其所使用的概念的语境，它直接影响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比如“贸易保护主义可以抑制”这个辩题，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发展、变化及抑制的可能性就有种种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不了解这些背景情况，也就不可能准确全面地把握“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也就无法确定对“可以抑制”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所以了解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题意，辨清题意才能分析它的共识点和争论点，然后才能准确地找到分歧，形成自己的论点。
2.搜集论据。虽然论点形成后，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论据，但为了能更好地论证己方的论点，在辩论中能应付自如，得心应手，还须搜集充分的论据，来作为论据的事实、理论材料或比喻、类比材料。材料是证明命题、构成辩辞的依据，没有材料，命题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辩辞也就言之无物，怎能令人信服呢？
取材范围应尽可能广泛一些，宁可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略。否则在构思辩辞时会感到捉襟见肘。凡是有助于对辩题内容作全面、深入了解的资料，以及能增强命题论证说服力的证据，均应广为搜集，以备临场之用。
搜集论据可以从必需、真实、典型、新颖四个方面着手。
必需：是指论证己方论点或反驳对方论点必不可少的论据材料。它是与己方论点相关的论据，即由此必然能推导出己方论点的论据，或由此必然能推倒对方论点的论据。
真实：真实是论据的生命，只有真实可靠的论据才能证实己方论点的正确。无论是事实论据还是理论论据，都要鉴别真伪，核实无误。论据如果失真，则很有可能反为对方所用，这种利害关系不言自明。
典型：论据能否有力地论证论点，关键在于是否典型。所谓典型的论据，是具有代表性的反映事物本质的论据。这样的论据说服力很强。
新颖：新颖的论据令人耳目一新，能吸引人，能收到出奇制胜之效。因此选用新颖的论据，在论证中肯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确定方略。确定方略是论辩较为关键的一环，主要是安排攻守策略。攻就是确定论证己方论点的方法与途径，反驳对方论点的方法与途径。守就是确定抵御对方批驳的方法与任务途径。要确定攻守策略，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己方论点是否正确，论据是否充实可靠，论证是否充分严密，防守与进攻的方法是否得当，整体配合是否紧密，与辩题有关的资料准备是否充分，运用这些材料时能否做到随机应变等，这是“知己”。
另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对方，不仅了解他们的辩论观点与策略，甚至对方的个人条件，诸如心理素质、知识素养、兴趣爱好、生活经历、优缺点以及他们整体配合中的强弱环节等，都应了如指掌，这是“知彼”。做到知己知彼，方可以己之长，攻人之短。这样确定谋略，可望百战不殆。
4.模拟演练。分析好辩题，确立谋略后，最好进行一次临战演习，实地模拟即将展开的辩论。演习，是对实际论辩的模拟，是论辩前知己知彼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演习，可以充分暴露出自己在准备工作中的漏洞，可以比较出哪一种方法和技巧更适合于即将到来的论辩，从而可以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论辩方案，使之更充分，更有针对性。同时，演习也是对论辩者临场实辩的锻炼。因此，可以说演习本身既是论辩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又是对以前准备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在演习中，检查一下已确定的谋略是否切实可行，是否还有漏洞，是否还需修订或补充，以便进一步完善这些谋略。这种演习可以锻炼辩者，提高其参辩的自觉性，强化临场适应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演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而临战演习不失为检验并完善辩论以前准备工作的一种好方法。
正确确立自己的论点
在辩论中，确立论点的必备条件是针对性、明确性、科学性和创见性。
1.针对性。辩论是具有对立面的社会语言的互动，所以论点的提出，首先必须与对立方的观点、主张针锋相对，要紧紧扣住争论的焦点，对方是正，我方必反，对方是反，我方必正。这就是论点的针对性。具有针对性，要求论点必须集中。
辩论是针对一定的辩题展开的，辩题总有一定的复杂性，不然，就不必辩论了。复杂的辩题都有各种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内部的和外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各种属性和规律。辩者提出论点不可能也不必要面面俱到，应该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本质和核心问题去确立论点，这样有利于集中论题，促使辩论更深入地展开。具备针对性，要求提出的论点，必须切中对立方要害，这样才能集中力量，驳倒对方，使我方处于有利地位，最终摘取胜利的桂冠。
2.鲜明性。论点的鲜明性，是强化针对性的需要。因为要与对立方展开攻守，这就必须丁是丁，卯是卯，来不得半点含糊，也不能闪烁其词。我们所说的鲜明性，是指提出论点必须做到：清楚明确，不含糊其辞，不产生歧义；论点中的概念、判断应始终保持同一；态度明朗，该肯定就肯定，该否定就否定，不模棱两可。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时遇到说这类话的人，他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作为一般的议论，什么也没有议论清楚。如果是辩论，对立方肯定不知其所云，怎么展开“辩论”呢？因此，论点的鲜明性是展开辩论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3.科学性。辩论是一种以辩明真理为最终目的的社会语言的互动，决不能凭着海阔天空的主观臆断去随意宣泄，因此辩论的论点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全面的反映和阐发。论点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切忌主观、片面、形而上学。要使论点具有科学性，最根本的在于辩者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意识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最正确、最科学的概括和反映。只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在辩论中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从而提出并坚持正确的论点。
科学性，首先表现为论点正确，即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如果论点不正确，在辩论中就失去了取得胜利的基础。即使用尽技法，侥幸取胜，亦会造成不良影响，出现负效应。其次表现在知识运用和材料选取的准确上。如果是专业型辩题的辩论，这一点更为突出，不然，小则贻笑大方，大则将辩论引向歧途，甚至阻碍辩论的顺利进行。如果是专业型以外的其他类辩题的辩论，有关的生活知识、社会知识等也应力求准确，才能使辩论正常进行。再次表现在表述论点的语言上。语言要准确地恰如其分地将论点表述清楚，使论点不生歧义，一目了然。
4.创见性。创见性是指论点要新颖，有独创的见解，不人云亦云，不拘泥前说，也不主观臆断，能提出新主张、新观点，解决新问题，表现出远见卓识。创见性，主要表现为提出新论点，即能提出别人没有提出过的见解和主张。当然，提出新论点，并不是臆想妄断、随意的标新立异，而必须是在继承前人正确观点的基础上，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创新。这种创新的论点，是符合客观规律与本质的真知灼见，它是对真理的发展，是人类认识的进步，是能够解决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的观点。
客观世界不断发展变化，真理长河永无尽头。任何一种主张和见解，不论它曾闪烁过多么灿烂的光辉，它总是在一定客观条件下产生的，总不免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人类认识的发展，总是需要后人对前人已有的认识加以继承并不断创新去推动。在辩论中，作为探寻和宣传真理的论点，必须体现出人类认识的发展，要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有所创新。
积极地展开辩论
1.抢占先机。辩论场上谁掌握了主动权，谁就有了取胜的保证。为了掌握主动权，除了要充分利用主动权，抢旗帜以夺人心以外，首先应当在程序发言中力求稳扎稳打，尽量讲一些四平八稳、留有余地的话，不给对方留下可乘之机。
其次在自由辩论中拣对方最薄弱的环节先攻，力求先声夺人；取得优势后，乘胜进入下一回合，积小胜为大胜；陷入劣势时，及时转入对本方有利的阵地，实施反攻；处于胶着状态时不纠缠，不硬拼，跃出来拉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给评委和观众一个鲜明的感觉——是你牢牢掌握了主动权，新的话头总由你挑起，你挑到哪里，对方就跟到哪里，全场牵着对方的鼻子走。
最后不给对方“空子”钻。一些有威力、出效果，却又容易让对方钻空子的话，可以放在自由辩论对方时间已经用完的时候讲，或是安排在正方四辩的程序发言当中讲，因为这时对方已经没有发言的机会，不可能再来钻空子了。
2.穷追猛打。穷追猛打，是辩论中占有先机一方惯常采用的方法，其关键招式就是有答必有问。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不够老练的队员，在自由辩论中往往不能处理好答与问的关系：或是只答不问，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既先用完了自己的时间，又缺乏对对方的攻击力；或是只问不答，让评委和观众感到明显是在回避对方的问题，导致最终的失败。有答必问，即以机智的答辞反驳对方观点从而赢得全场掌声时，立即“反问”，使对方无任何喘气机会，最终在你的穷追猛打下，败下阵来。
3.攻其矛盾。对方的矛盾一般分为三类：首先是对方的论点论据与客观事实发生了矛盾。这时应当及时运用可靠的事实材料，指出对方的观点有漏洞，材料不真实。
1992年南京大学队在同台湾大学队的比赛中，当台湾大学队提到全世界军费开支连年增加，1945年以来每天有12场战争在进行的时候，南京大学队立即援引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具有权威性的调查报告，强调1988年全世界军事费用就降低了2％，强调20世纪60年代总共爆发了约30次战争，而80年代总共只爆发不到10次，以此说明缓和的趋势。
其次是对方不同辩手的言论相互发生了矛盾。这时应当马上挑明对手自相矛盾、逻辑混乱。如南京大学队在同新加坡工艺学院队辩论时，对方一方面把“经济联盟”严格定义为最高形式的经济一体化，即各成员国相互取消关税，自由流动各种生产要素，统一货币，协调并统一外贸、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而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经济联盟；另一方面又把欧共体之类的组织当做经济联盟来评论。南大队紧紧抓住对手的这一自相矛盾之处猛攻，终使对手阵脚大乱。
最后是对方的论述与他们应持的立场发生了矛盾。这时可以“真诚”地感谢对方帮助论证了本方的观点。
牢牢把握辩论的主动权
在1990年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上，有一场题为“儒家思想是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的辩论。南京大学队持反方对阵澳门东亚大学队。南大队首先对辩题进行了剖析，重点研究了“儒家思想”、“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和“推动因素”四项词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立论的切入角度。经过认真分析后发现，辩论双方的焦点肯定会集中在“主要”与“推动因素”这两个词组的联系点上，即如何理解“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
南大队猜测正方澳门东亚大学队的思想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将“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淡化，提出主要推动因素有多个，儒家思想是其中之一的立论。针对对手的这一思路，南大队决定由“主要推动因素”这一关键概念入手，与对手针锋相对，明确界定其概念，即它必须是具有总揽全局、纲举目张的作用。它必须能把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所有有利条件和推动因素组织起来，有效地协调起来。同时，南大队严格区分“主要推动因素”与一般的“推动因素”，指出一般的推动因素是指一些具体的战略和政策，比如贸易立国，外贸政策，产业结构政策等等。
“不和对方在思想层次上纠缠，不用西方的个人功利思想来对抗儒家思想，承认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积极的作用，但它却没有经济功能；至于主要推动因素，只能是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这就是南大队的总思路。
这样的思路很奇。因为思想确实能够影响到人的行为，但是很难说清楚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发挥这种作用。相反，“事实胜于雄辩”，在实际辩论中，南大队列举了大量实例向评委和听众说明，在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确立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中，并没有体现什么儒家思想，用这些“实”来攻击对方“虚”的一套推理，结果威力很大。由于南大队这一思路完全出乎对手的意料，因此场上主动权始终被南大队牢牢掌握着。
我国古代也不乏这样精典的辩例。据载：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任用魏徵作谏差大夫。魏徵由于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人，遭到非议。李世民派温彦博去责备魏徵。魏徵因此去见唐太宗说：“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李世民听了很吃惊，赶紧问：“良臣和忠臣不是一样吗？”魏徵答道：“不一样，像古之稷、咎陶，就是良臣；像龙逢、比干，就是忠臣。良臣‘以国事为重，公而忘私’，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好的声誉，子子孙孙传下去，国运无穷。忠臣则不然，唯唯借口之流，只为个人打算，君主会为他而落得个昏庸的恶名，甚至国亡家灭。这就是忠臣和良臣的区别。”魏徵在这里使用了定义正名的方法，间接委婉地批评了皇帝只喜欢唯唯诺诺之派，并暗示了这样做的恶劣结果。由于魏徵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一步步地将李世民引入他所设置的圈套，论辩深刻有力，令李世民大为感动，达到了求谏的效果。
掌握清晰的辩论思路
相信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至今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复旦大学代表队四位辩手精彩纷呈的辩问，落落大方的风度，成为那届辩赛中最为耀眼的风景线。而他们多角度的思维更是让对手防不胜防，这里仅选出一例，供大家欣赏揣摩。
在复旦大学对悉尼大学队的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中，就很是难辩。在审题中，作为反方的复旦大学考虑：艾滋病的传播，可以通过同性恋、性滥交以及血液传染等途径，这些都有利于正方。但这里也有很大的漏洞，它把两个问题对立起来了。其实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而现在你要说是医学问题，就不能说是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盘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会于理相悖。因此复旦队大胆提出了“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判断一个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有三个标准，即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最后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通过什么途径。根据这三条，可以认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在整个社会系统工程解决艾滋病的过程中，包含了医学这一途径，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是一个医学问题。这样就是等于在肯定艾滋病是社会问题的前提下谈医学途径，复旦队居高临下的包容了对方的立场，扩大了可供回旋的余地，而对方不得不花大力气纠缠在复旦队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弱化了。
请看复旦队的精彩辩词：
反方二辩：……第一，艾滋病源于社会机体的综合症。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许多人的世界观日渐消沉、堕落。人们在享受到物质生活和财富的同时，却被同性恋、吸毒、性滥交这些恶习所侵扰，这就为艾滋病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在对美国纽约2.5万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调查中就发现，其中94％的人是因为同性恋和吸毒而染上的。如果吸毒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医学问题的话，那么新加坡中央肃毒局就要改成中央消毒局了……
……8月26日《联合早报》载泰国北部13％的年轻人已经染上艾滋病毒，而在澳大利亚，不仅人患病，就连1／4的猫也成了艾滋病毒的携带者。而对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恶瘤，是靠医生手术刀就能剜除吗？……
第三，解决艾滋病的问题，只有依靠社会的系统工程。在乌干达由于艾滋病的缘故，3700万的人口到2020年就要降到2000万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如果等待医生发明出灵丹妙药的话，到那时乌干达恐怕早就变成了子虚乌有了……
反方三辩：……而盖洛普民意测验清楚表明，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最担心的社会问题当中，艾滋病仅次于状元——暴力问题，高列榜眼之位。在非洲艾滋病像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恣肆横行。社会已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威胁，对方辩友还认为艾滋病不构成社会问题吗？
第二，艾滋病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慌。人要是不幸被艾滋病“爱”上了，可就“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因此谈“爱”色变、闻“爱”丧胆的情况屡见不鲜。在纽约曼哈顿第五次防止艾滋病的游行过后，在医院竟突然多出一大批认定自己是艾滋病的精神病患者……
旁征博引，风趣幽默，正是这种多角度的思维将他们推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辩论贵在巧妙提问
提问直接构成了辩论的过程，无论有疑而问，还是无疑而问，或者明知故问，都是为了通过“问”达到论辩的目的。这个目的或“问”本身就是对对方的反驳，或是为进一步去驳倒对方扫除障碍。因此，“问”本身就是论辩的一种重要方式。
目的是使对方落入自己设计的圈套，从而迫使对方承认或否定某种观点。除了利用概念不明确来使对方陷入圈套的提问法外，还有两种方法。
一是“复杂问语”法。就是不能肯定或否定回答的问语。“复杂问语”中预设着回答者不能接受的前提，无论对它作肯定的回答或作否定的回答，都意味着回答者承认了问语中所预设的前提。
二是由远及近、步步逼问法。即在提问时，不立刻说出自己真正要问的内容，而是从远离实质的内容问起，从那些看起来与所问内容没有关系的小事问起，由远及近，层层推进，步步逼问，从而牵着对方的鼻子进入自己的伏击圈。
对方对所提问题不管作肯定回答，还是作否定回答，都感到为难，都与其愿望、要求相背离。使对方左右为难提问的高妙之处，在于利用对方观点或行为的矛盾之处，通过设问使其陷入进退两难、不能自拔的困境，逼迫对方自己否定自己的观点或行为。
有时在开始反驳之前先发问，让对方说出自己希望他说的话，然后以此为话题，寻找漏洞去反驳对方，这样做更有力。在运用引出反驳话题提问法时应注意：既要使自己提出的设问与下面的反驳直接相连，又要使对方能按自己要求的去回答。这样，下面的反驳才能得以进行。
直问：所谓“直问”，是指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接抓住要害的反驳设问。
曲问：即转弯抹角、迂回设问，来诱使对方说出前后矛盾的话，从而迫使其承认自己观点的荒谬。
反问：反问可以说是明知故问。其特点有二：一是用问句表达自己确定的思想；二是反问不要求回答。
在论辩中，如能灵活运用以上问话技巧来反驳对方，会比陈述性的反驳更有力，更有助于攻垒破敌。
仔细推敲，巧妙应付诡辩
在辩论中，诡辩是最难应付的，但只要仔细审视推敲，就会发现其前提、推理、结论，都是有着虚假的成分。而此时，你若能及时摆出事实，诡辩自然不攻自破。
《纽伦堡：1945年审判纳粹主要战犯实录》一书的作者艾雷·尼夫，曾参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他生动翔实地记录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希特勒第三帝国20名活着的纳粹党头目作为战犯审判的事实，其中对德军元帅、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的审讯有下面一段记载：
当盟国检察当局开始审讯戈林时，他已经在证人席上呆了一个星期。第一个起诉人是美国方面的罗伯特·杰克逊，审讯开始不到10分钟，杰克逊就陷入了困境，他很快就被文件搞得晕头转向，而戈林则看出了每个问题后面的企图，他甚至用洪亮的声音表示愿意帮助杰克逊。在整个审讯中，戈林越来越主动，而杰克逊则越来越被动，他多次在法庭上出现失态的举动，怒气冲冲地摔耳机，有一次几乎要哭了，而戈林则仿佛仍然是第三帝国的元帅。在这个斗争回合里，戈林获胜了。他先在证人席上呆了一个星期，对审讯程序特点有所了解，也有所准备，同时，他熟悉盟国所缴获的全部文件，知道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相比之下，杰克逊对文件没有准确的把握，同时主动权掌握得也不好，不仅没有能发挥自己的能力，诱使证人陷入预先设好的圈套，反而允许他长时间地夸夸其谈。结果，原当以雄辩获胜的杰克逊反而败在了戈林的诡辩之下。
在下一个星期天，戈林故伎重演。在作证时，戈林坚持说，当50名英国皇家空军的战俘军官于1944年春被枪杀时，他正在休假。此事是对这位前帝国元帅最明确的战争罪行的指控之一，可是他声称，在他们被处死之前，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但是，英国的起诉人戴维·马克思韦尔·法伊夫爵士对材料烂熟于心，他像审讯小偷似的套出了戈林的一个“口供”。戈林声称他是3月29日到达大本营的，这时越狱发生已有5天。法伊夫当即指出，枪杀飞行员是分批进行的，一直持续到4月13日。两人针锋相对，结果法伊夫以事实戳穿谎言，接着他向戈林出示了文件。文件证明，德国空军作战部曾就此事告知他们的总司令戈林，以物证、事实进一步戳穿谎言，至此，戈林阵脚已乱，而法伊夫则不紧不忙，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将其逼进了死胡同。
作为诡辩的老手，戈林对盟国掌握的材料又非常熟悉，不难想像，仅凭一般性审问是难以制服他的，但法伊夫则凭着对材料的高度熟悉，以戈林难以否认的文件和他自己口供的矛盾，用事实最后击败了戈林的诡辩。
重视辩论中的细节
重视辩论中的细节，并通晓细节之妙，往往可以迅速把握局面，克敌制胜。在辩论中以下细节值得注意。
小心应对面无表情的对手，这类辩手以强手居多。
辩论前绕着弯子来对你的私生活问个不停。你要注意，对方有掌握你弱点的企图，这可能是对方在寻找某个突破口。
对方如果动不动就说“知道了”，你要小心对方可能无意听你说话。对策是，你把对方看做“所知不多”的人，把你的论点说得更详细、更动听，这叫“以柔克刚”。
如果一见面时，对方态度不恭谨，举止粗野，表示对方可能心有不安，或有理亏之处，也可能是故意做出这种举动来扰乱你的心绪。所以，你务必要冷静以对，切莫心有怒气，上了对方的当。
对方说出狂妄的话，甚至伤害你自尊的话，其用意是激怒你，使你失去理智的论辩能力。你不妨“超脱”一些，如心中暗暗数一下，对方一共用了多少句刺激性的话，轮到你说时，你可以把它揭示出来，千万别为那些话而冲动。
如果对方突然把论点岔开，你要立即分析其情况：一是一时不慎；二是突然联想起另一件事；三是有意把论点扭到另一个方向。
不管哪一种情况，只要对方当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岔开的话题上，就可以让他说下去。过了一段时间，你可根据下面的方法判明他的用意。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对方说不了多久，就会自己发觉而显出尴尬之情；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对方只是一时离开原来论点，很快就会自动回到原先的论点上；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对方会朝着岔开方向说下去，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你可以据此推断，岔开的论点对他较为有利，而原来的论点对他不利，从而你可以作出相应的对策。
如果对方在论辩中出现“若有所思”的样子，你不妨直问他“所思何事”，以探知他当时的心理。
对方若说些含义暧昧的话，你要敏锐地捕捉住，反复追究，以探出其真意。
对方出语如连炮，不曾稍歇，用意可能是不让你多说，想一鼓作气占尽优势。特别有些“恶人先告状”的人，最善于以这一手先声夺人。你不妨冷静听他说，等他说完之后，你再开口问：“你说完了吗？完了就该我说了，希望你不要中途打断我。”
在论辩途中，你有时不明对方的用意，可以采取“投影法”，即突然停止你的话，然后让对方接下去说。如“如此说来，这个论点是……”“照你的说法，它的意思是……”用这种语句不全的话去诱发对方，让对方把话说完，你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想法，掌握对方的“底牌”。
谨防有“论”无“辩”
长期以来，人们对辩论总爱持这样的观点：不管争论如何激烈，真理只有一个。所以，当辩论发生时，人们总是习惯于去追究到底是甲对乙错，还是乙对甲错，而很少去注意辩论过程中双方的思维方式和辩证地看待辩论中的问题。
比如对柏杨先生的所进行的一场辩论：“丑陋的”和“俊美的”，一般人都不难从字面看出，这是一对内涵针锋相对的反义词，问题在于，当这对“反义词”被引入以“中国人”为题的一场大辩论时，是否仍保持了这种针锋相对的“交锋”关系呢？正确答案是：没有，它们并未发生真正的思想交锋！
柏杨先生的，文中言辞固然不无偏激之处，但他所揭示的毕竟是现实中有所存在的“假、丑、恶”，而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以美为丑”，没有把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也作为“丑陋”加以鞭挞。当这一著作在国内引起反响之后，曾有不少人以“中国人丑陋吗？”“俊美的中国人”等为题发表不同的看法。可读一读这些文章，我们又可以发现，这些作者大谈特谈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其扬名于世界的成就，而且，重要的是，他们也同样没有“以丑为美”，没有把中华民族的某些陈规陋习、落后保守心理作为“俊美”加以褒奖，结果，这场辩论其实是各自单方面地“论”，并未“辩”起来表现为：柏杨先生用强光照亮了中华民族“坏”的心理习俗一面，热望尽快割除；反驳者用强光照亮了中华民族“好”的品德特性一面，急盼发扬光大。双方所论的看起来是同一命题中国人，但其实是同一命题下的两个分命题中国人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柏杨先生否定了“坏”的一面，并未贬斥“好”的一面，反驳者褒扬了“好”的一面，也未夸赞“坏”的一面，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分析这场“论争”，应当说，“丑陋的中国人”——观点并不错；“俊美的中国人”——认识也正确。而所以会发生“辩论”，是因为柏杨先生将“丑陋的”加在“中国人”身上，引来了一些人的民族感情方面的不愉快。当然，感情上的不愉快原本不应当导致“理智”上的判断失误，但辩论思维方面的低水平引发了这场争论。结果，这场看起来颇为热闹的论争，犹如两列对开的火车，在铁路桥上相会时，但其实并未发生“撞击”，它们“相遇”后，擦肩而过，又各自按照“批判缺点”和“褒扬美德”两条平行轨道前进了。
不断提高论辩能力
论辩的特点，决定了论辩的训练内容。只要辩手多在表达流畅、语言纯正、思路敏捷、即席发挥等几个方面下工夫，论辩能力自然会有很大的提高。
诵读训练法主要是训练辩手的语言、语调、语气等基本功。所选的诵读材料一般以议论文为主，也可用散文、诗歌等较易发挥感情的材料。
让两个辩手互相问答，提问只能用一句话，回答也只能用一句话，互相问答不能超过一定的时间。这其实也是一种自由论辩的模拟训练，只是省却了双方的陈述。一旦辩手在规定的时间没有表达完整，可以让他立即悟到自己语言的缺陷，同时也给予了积极的锻炼。
论辩要求辩手有不同一般的悟性，即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对方的语言作出归纳、判断，同时也组织反攻。这一系列的过程当然牵涉到逻辑、反应能力，但不可否认如何将对方主题归谬抓漏，再正确表达己方观点也是表达的任务。提炼主题法即是为这一目标设计的。
即兴演讲在各种论辩训练中无疑是最有挑战性的，它能锻炼辩手在短时间内语言的组织、表达以及仪态等各方面的能力。论辩队的主攻手——四辩尤其要进行此项训练。
下面请欣赏中国首届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决赛反方复旦队的一段辩词：
主席、各位，大家好。对方一辩告诉我们，外来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那我请问，你如何判断呢？南欧人认为裸体运动是好的，你就认为好吗？当然不能接受。所以外国人好的东西，对你来说也不一定好。对方二辩告诉我们，文化的推广有文明和野蛮之分，野蛮当然就是大炮长枪，这一点我们待一会儿再谈。就看他文明的那一部分吧，说说西欧的传教士，他们把西欧的宗教传到了中国，而《四库全书》天文略上说，对那些传教士他益于界推测之有业，已经天堂之布屋，其用意极为诡恶啊！（掌声）所以这也不好啊！对方辩友，再看对方三辩，他告诉我们一个文化的发展，它不能独立地发展，要靠外界的需求，这点我们也同意，我们吸收外来的文明而不是外来的文化。好的，先让我回顾历史：
面对先进民族的文化殖民，非洲文化哪里去了？几内亚人只会讲法语，而贝宁桑海古国消失了，“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利在何处？
面对古老民族的文化破坏，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哪里去了？日耳曼铁骑一夜之间将悠悠百年文化一扫而光，只留得“白云千载空悠悠”，利在何处？
面对同等民族间的文化移植，传统文化哪里去了？佛教传入后竟自喻为月亮。而将儒道两家比做众星陪衬，“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我再问，利在何处呢？（掌声）让我环顾历史，阿以为何战争？说明民族性超越了种族渊源。英美为何摩擦？说明民族性超越了地域国界。现在许多学者强调，当今世界的冲突不再是政治经济，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任何一个具有清醒意识的民族，都认识到文化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我请问一个失去了文化依托的民族，它还是民族吗？最后，让我审视中国，我请问，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而外国希望看见中国强大起来吗？不会。美国一位学者明目张胆地说：一个日本已够让人心烦，绝不能让中国再发展起来。我再请问，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依托于民族文化的底蕴，那么外国文化以强劲的跨国资本为后盾，对民族文化进行强势入侵，妄图以一种文化、一种观念、一种制度来统一世界。如果中国的商店一定要命名为燕莎、赛特，如果中国的影院一定要把太平门改成非常口的话，这还是我们的国家吗？这还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吗？“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只要我们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一定能走出中华民族的富强之路。谢谢！（掌声）
常见的巧辩七法
在生活和工作中有七种常用的巧辩方法是我们应该掌握的：
日本明治时期的军事家大村益次郎是一位很善辩的人，甚至因此而养成了一种习惯。
有一次，邻人跟他寒暄：“您好，今天天气很热，是不是？”他不说“是”，而是答道：“夏天本来就是热的。”假若他顺着问题答道“是的，的确很热”，他就失去了自我防卫的态势，这已成为他惯常的思维模式。
在辩论中诱使对方说“是”，即指在论辩的开头切勿涉及有争议的观点，而应顺应对方的思路，强调彼此有共同语言的一面，从对方的角度提出问题，诱使对方承认你的立场，让对方连连说“是”，与此同时，一定要避免让对方说“不”，慢慢就能将对方引入“陷阱”。
商人威尔斯向皮箱行订购3000只皮箱，取货时却说，皮箱内层有木材，不能算是皮箱，并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15％的损失。在威尔斯强词夺理、法官偏袒威尔斯的情况下，律师罗文锦出庭为被告辩护。
罗文锦取出一只金怀表问法官：“法官先生，这是什么表？”
法官说：“这是伦敦名牌金表。可是，这与本案没有关系。”
罗文锦坚持说与本案有关，并继续问：
“这是金表，事实上没有人怀疑。但是，请问内部机件都是黄金制的吗？”
法官知道中了“埋伏”，只好哑口无言。
预设埋伏，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又简洁明了，使对方无话可说，无辞可辩。
借题发挥指的是在论辩中受到攻击时，可以不直接从正面答辩，而借助论敌提供的话题进行还击，从而改变论辩的局势。
1959年尼克松访苏，此前，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在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会晤时，赫鲁晓夫对尼克松说：“这个决议臭极了，臭得像刚拉下的马粪，没有比马粪更臭的东西了！”赫鲁晓夫出言粗俗，欲使尼克松难堪。谁知尼克松回敬道：“我想主席先生大概搞错了，比马粪还要臭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猪粪。”
古人说：“扬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锅里的水沸腾，是靠火的力量，而柴草则是产生火的原料。釜即锅，薪即柴草。止沸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扬汤止沸，二是釜底抽薪。论辩时，论辩双方所持的论题，都是由一定的论据支持的，如果将论题的根据——论据抽掉，那么，论题这座大厦就会像釜底抽薪，其论点必然不攻自破。
在论辩中，有时不急于以眼还眼，针锋相对地直言对抗，而是先承认对方的分析和指责是对的，让对方认为自己似乎同意了他论据的合理性，然后出其不意，或指出对方的矛盾，或说出事实的真相，或作出另外的分析，最终达到证明自己论点正确性的目的。
顺水推舟即顺着对方的思维逻辑推下去，最后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以证明对方的观点站不住脚。
在论辩中，你可想办法逼对方把你想了解的东西尽快说出来，以便早点对付之。其办法之一是把话说到一半就故意停下来，然后让对方接下去说，如：“这么说，你的意思是……”“照您的说法，它的意思是……”。当你用这些半截子话去诱发对方时，对方十有八九会不假思索地把这句话按意思说完，这时，你就轻而易举地又多了一张“底牌”。
发挥逻辑思维能力
论辩法包括了很多辩论的方式。它原来是为强化弱的逻辑而出现的说服术。黑格尔以前的论辩法盛行“使虚伪变成真理”的诡辩术。那一段时间诡辩可真是盛行不衰。譬如，古希腊哲学家、教学家、宗教家毕达哥拉斯发明“毕氏定理”，对柏拉图影响颇大，曾经如是说：“时间是每一个瞬间的连续和延长而已，基于这个道理，飞驰的箭，应该是静止的。”这种明知其非的诡辩学说，以那个时代的物理学，虽然知道这是欺诈奇诡的辩理，偏就是找不出推翻此说的论据。因为，即使有人对这个诡论加以驳斥，势必遭到诡辩家的另一套理论摧毁之。那个理论就是：“假设飞箭是飞驰的，世界上就没有一样物体是静止的。这个大地不也跟着地球不断地旋转吗？所以说，为要研究事物的本质，从瞬间来说，大地也好，岩石也好，山岭也好，跟飞箭一样，必须是恒保静止的。”这种“是非而是”的理论，在现代生活中也仍然存在。一言以蔽之，它不仅是诡辩，还是物理学上的一种常识呢。连物理学最权威的理论相对论都证实了这个诡论的存在性。
对付上述诡论，一般人想到的驳词可能是这样的：“地球上的万物，每天跟地球一起在旋转，飞箭岂能惟我独静？”这句话必然中毕氏之怀，他会喊一声“好极！”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如果飞箭朝着跟地球相反的旋转方向，以同样的旋转速度而飞，飞箭不就等于静止了吗？”这么一驳，你不就哑口无言，只有干瞪眼的份了？使用这一招的人，总是胸有成竹地准备了一套说词，把对方搬出的正面说法，驳个体无完肤。算计得如此周全，虽然不至于摧垮对方，到底还得费一番功夫。对付这个异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以反对论对付反对论，也就是传统的正面攻击法。你绝对不要仿效对方的战术，那么做，你只有弃甲而逃，必败无疑。诡辩术的陷阱就是要仿效它的战术，所以，只要自始至终，以正统的正面攻击，直攻不歇，就奏凯有期。首先，你必须思考对方理论（逻辑）上的弱点究竟在哪里。当然，它可不是一想即通的。不过，寻出对方理论上的要害，不至于太难，对方理论上的要害（要点），便是对方理论上的弱点。所以，寻其要害就成了首要之务。以“飞箭是静止的”这个理论来说，它的要害到底是在哪里？“飞箭是静止的”，支撑这个理论（惟一的支撑物）的是“瞬间”这两个字。此词一出，对方的理论就无由产生。这个世界并没有瞬间这个玩意。任你把时间细加割碎，只能变成无限度的小，绝不可能有所谓“绝对的瞬间”。绝对的瞬间既无存在的可能，飞箭只能在那小到无限的时间内，移动于小到无限的距离之中。所以，飞箭绝不是静止的。对于这个理论，想必没有任何反驳之词存在的可能。
重视“情”在的运用
辩论场如同战场，辩论双方均按事先的谋划，拼心力、斗智、比勇气；充分调动起每根神经，较量知识、运用技巧，设伏兵、出奇兵、遣勇兵；而用兵之道，又以攻心为上。苏轼曾言：“臣问用兵者，先服其心，次用其力。则兵易解而攻易成。”这就是说，优秀的军事家首先不是用武力征服对方，而是先动摇对方的军心，瓦解对方的士气，这样就容易获取战争的胜利。
辩论之道亦然，正所谓“攻心为上”，即抓住对方的心理情感进行攻击，或使对方心有好感，受到感动；或使对方的思想发生动摇，转变，或使对方的心中羞愧，自行退却。
攻心之术实际讲的就是一个“情”字，使情感在论辩中同样发生作用。理性的光辉或许可以令对手屈服，但要让对方心服口服，还须动之以情。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演讲、辩论中就很善于以情动人。他对此的认识也是十分精辟的。他认为，说服人重在以情激情，把自己的情感传给别人，情通自能理达。请看二战中，他为了说服美国参加对德作战，对美国人发表的讲话，其间情感技巧的运用娴熟老道，也值得我们深以为鉴的。
“我远离祖国，远离我的家庭，在这里欢度这一年一度的佳节。但确切地说，我并不觉得寂寞和孤独。或者是因为我母亲的血缘关系，或许是因为在过去许多年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中，我在这里得到的友谊，或许是因为我们伟大的人民在共同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友谊的情感，在美国的中心和最高权力的所在地，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个外来者。我们的人民讲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还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着同样的理想。我所能感到的是一种和谐的和兄弟间亲密无间的气氛。
“……
“此时此刻，在一片战争的混乱中，今晚，在所有的郊外别墅里，在每一颗宽容无私的心灵中，我们得到了灵魂的平安。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那些困扰我们的各种担心和危险搁置一边，并在这个充满风景的世界里，为我们的孩子准备一个幸福的夜晚。那么，此时此刻，在今天这个夜晚，讲英语的世界中的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亮光普照，幸福与和平的小岛……”
丘吉尔找到了一条说服对方的捷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理想及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这些都成为美英之间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桥梁与纽带，有了这样牢固的基础，那么一切敌对情绪都是可以减弱的、消除的。当他深情地祈愿每个讲英语的家庭都应过一个和平安详的圣诞节时，冰山开始融化，美国人民心中善良、正义的本性开始苏醒。最终他们被打动了，被丘吉尔的言语，更为他的情感感动了。
丘吉尔的成功之道，在于他以辩论双方共通的情感为先导，叩开对方的心扉，再晓之以理，以情达理。
以感情动人，这种情感不是盲目的，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起，这种情感是发自辩论者内心的。正所谓：“言为心之声。”这个“情”，也不是矫情，如果是连自己都不相信不感动的主张，感动别人则是难上加难。因此对辩论者就有了相应的要求：自己要有对真理执著追求的精神，对论辩问题有切肤之感，也就是说自己的主张首先要感动自己。
以退为进，避实就虚
辩论讲究一个“巧”字。巧用策略，善用技巧，以智取胜。俗话说：“欲速则不达。”急于说服对方，往往招致对方拉开阵势，任凭你嘴皮磨破也不为所动，使本方预先的战略不能很快奏效。那就不妨退一步，“以退为进”，“避实就虚”，绕开双方争执上的是非对立之处，从更易攻破对方之处入手，这种策略在辩论场上常常用到。比如，南京大学队在为迎战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赛所进行的训练中，曾与河海大学作了一场热身赛，辩题是“实施环境保护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持正方立场者在辩论中很容易被对方逼到不要搞环境保护的困境中去，从而失去评委和观众的支持与同情。为了防止陷入这种窘境，正方的队员一上场就声明：“我们是环境保护的坚定拥护者，我们希望既保护了环境，又增长了经济。但是鱼和熊掌两者不可兼得，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主张宁可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也要保护好环境！”环境要不要保护？正方若从这一点上入手，显然违背常理，其观点就根本站不住脚。既然已成定论的问题，就加以肯定。
这个辩题对反方并不容易。他们要阐明实施环境保护不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也同人们的感情直观相违背，搞不好，会有强词夺理之嫌。反方巧妙地采用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策略，指出“从现象上看，太阳绕地球转，从本质上看，地球绕太阳转；从局部上看大地是平面，从总体上看大地是球面。同样，从现象、局部、暂时上看，实施环境保护似乎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本质、总体、长远上看，实施环境保护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这里的退一步，照顾了人们的感觉直观，但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算大账，算总账。因此，“这一退”合情合理，效果显著。
又如，在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赛南京大学队对澳门东亚大学队的正式比赛中，南大队持“儒家思想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这一辩题的反方立场，这一立场与新加坡崇尚儒家思想的心理气氛格格不入，曾有人预测南大队将会在新加坡上演批儒批孔的拿手好戏。结果南大队巧妙地运用先发制人的战术，在辩论中不厌其烦地申明自己尊重儒家思想，并且倒打一耙，指责对方将孔夫子与“孔方兄”联系在一起才是对儒家思想的大不恭，从而赢得了人心。
辩论并不是要把没理说成有理，它是一种集知识、思辨、技巧于一体的带有对抗色彩的智能性活动。辩论比的是双方的脑力、智力，是在辩论方法和技巧上分出高下。因此对于那些约定俗成、人所共知的常识、认识、立场、观点，要勇敢地加以肯定。对真理的肯定，绝不会令你在对手面前稍逊一筹，相反，这会使你的立论更加有理有据，无可挑剔。
辩论中，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僵持局面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还是寸利必争，逞口舌之利，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此时就看哪一方能审时度势，避实就虚，把对方凌厉的攻势一一化解，创造辩论的更高境界。
许多领袖人物都称得上是打破僵局的大师。他们几句轻松的调侃，就可以解除紧张气氛，并令对手折服。
1984年里根为了竞选总统，与对手蒙代尔进行电视辩论。蒙代尔自恃年轻力壮，抓里根年龄大的弱点不放，竭力攻击，想以此激怒里根。如果里根一时激愤，破口大骂，以牙还牙，那么他沉稳持重、老谋深算的长者形象就会彻底败坏。他必将在全国观众面前颜面全无。里根不愧是久经沙场的政坛老手，面对蒙代尔的挑衅他没有勃然大怒，也没有逆来顺受。而是以他独有的幽默语言，用不屑一顾的口气回击道：“蒙代尔说我年龄大而精力不充沛，我想我是不会把对手年轻、不成熟这类问题在竞选中加以利用的。”正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里根将计就计，以守为攻，在不动声色之中，把自己年龄大却宽宏大度、深谋远虑的优点和对方年纪轻却浅薄而狭隘的缺点显示给观众。因势利导，巧妙地扭转了双方的局面，有力地还击了对方，又尽显自己的成熟姿态，可称得上“一箭双雕”。
针对对手提出的不便正面辩驳的问题，风趣幽默的回答往往可以使自己摆脱尴尬局面，并给对手猛力一击。
著名女作家谌容访美期间，应邀到某大学演讲，美国朋友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她都给予坦率的答复。当有人问道：“听说您至今还不是共产党员，你同中共的感情不怎么样吧？”这样极为敏感的问题显示出来者不善。
谌容从容不迫地说：“你的情报很准确，我确实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我的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党员，而我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尚无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深。”
这风趣的回答大大出乎提问者的意料，却又无懈可击。谌容作答分寸得当，并没有反唇相讥让对方下不了台，却又在谈笑间令对手无言以对，实际上已稳居上风。
巧设两难问题
《自相矛盾》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如果以你的矛刺你的盾呢？”在这个问题面前，卖矛盾的人哑口无言不知所措。这其中的要害就在于针对这个问题进行逻辑推理，会得出两种可能的选择，而无论肯定或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可能，都将置自己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这种逼迫对方就范的方法在论辩实践中并不鲜见，我们姑且称它为“两难设问”，意在使对方左右为难，最终钻进己方设下的圈套。
我们先来看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对这种方法加以理解：
甲：庄子说得对，辩论分不出胜负的。
乙：辩论可以分出胜负。
甲：谁来评判胜负呢？你评判我不同意，我评判你不同意，那么让第三者来评判吗？怎么知道他的评判是对是错呢？可见他的评判还需要别人评判。这样一来，实质上是找不到最终的评判标准的。所以，辩论是分不出胜负的。
乙：我看辩论可以分出胜负。
甲：你只讲空话，说不出道理，可见已经理屈辞穷了，还是服输吧！
乙：你不是说辩论分不出胜负吗？怎么又说我们俩的辩论是你胜我负了呢？
这个例子中乙用矛盾联结，将甲推到自相矛盾的境地。
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实际上要求提问一方须有敏锐的洞察力，找准矛盾所在，否则就不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普罗塔哥拉是古希腊一位著名的诡辩家，他有位弟子叫爱特瓦尔。收徒之初，师徒二人谈好条件：爱特瓦尔先支付一半学费，另一半待学成再付。是否学成的标准以爱特瓦尔结业后赢得第一场官司为准。
可爱特瓦尔结业后想赖那一半学费，于是便迟迟不打官司，普罗塔哥拉催促不过，就向法庭起诉，请求公断，可这一来就难坏了法官，因为这桩诉讼中暗含了两个二难推理。普罗塔哥拉的想法是：如果我胜诉，则依裁决，你应付另一半学费；如果我败诉，说明你已学成，则也应付另一半学费。总之，你应支付另一半学费。
可爱特瓦尔的想法则与此相反，他认为：如果我胜诉，则依裁决，可以不支付另一半学费；如果我败诉，则说明没有学成，自然也不应支付另一半学费。总之，我不必支付另一半学费。
面对这样的推理，即便绞尽脑汁，恐怕也很难求得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聪明的读者，如果你是法官，会如何断案呢？
这样一来，两难问题似乎难以作答了。其实未必，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机智应答巧解难题的例子古已有之，并非什么凤毛麟角。
据《左传》记载：吴玉派他的弟弟蹶由去犒问楚军，楚军却把他抓起来，还准备杀了他来祭鼓。楚王想让蹶由在临死前遭到嘲笑，就问他：“你来的时候占卜，吉利不吉利？”
蹶由说：“吉利。”楚王一阵奸笑，问道：“吉利？今天你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蹶由从容地说：“预兆预示吉利。如果你特别高兴，又友好地接待我，毫无敌意，就会滋长我们吴国的自满情绪，因而忽视了安全，我国的灭亡就没有多久了。如今你动怒了，大发雷霆，杀我祭鼓，那么我们吴国就会加强守备。吴国虽然弱小，但只要提高警惕，事先治好兵甲，就可以抵御你们的军队。这不是‘吉利’吗？况且我们吴国只占卜国家的吉凶，不是占卜我个人。假如小臣我被杀死祭鼓，因而使我们国家知道戒备，这种吉祥，还有比它大的吗？”
蹶由这一番话把残暴的楚王说得哑口无言，并终于不得不放了蹶由。
蹶由一番话，胜在大智大勇，因而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勇者，是他只身独胆，直面残暴的楚王，非但面无惧色，而且应付自如，矢志为国，视死如归。智者，则在于他巧妙地击破了楚王的“二难推理”的嘲弄。楚王一心要在处死他之前嘲笑他，所以故意问及来前的占卜吉利与否。如果蹶由答“吉利”，楚王会以马上处死他来羞辱嘲弄他；如果蹶由答“不吉利”，楚王同样可以“秉承天意”来嘲弄并处死他。他面临的困境，堪称进退维谷。然而蹶由机智地借用了“吉利”的歧义，避开个人吉凶的概念，而从国家安危的概念，鞭辟入里地阐述了“楚王动怒，杀我祭鼓——吴国警惕，加强守备——治好兵甲，抵御楚军——国家吉利”的辩证关系。这就不但以自己为了国家的“吉利”义无反顾、凛然赴死的大无畏气概压倒了楚王，而且以一人之死换全局之利的利害关系吓住了对方。所以，楚王最后不得不放了蹶由。
必要时模糊作答
论辩中出现的问题千奇百怪，无所不包，时常碰到一些不能直接回答但又不能不回答，一时无法回答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似乎是另一种类型的“两难”困境。面对辩敌的步步紧逼，你若总是避而不答，就会助长对方气焰又会显得己方畏首畏尾，无招架之力。这时候，论辩者不妨巧妙地使用模糊应对的方法进行答对。
模糊应对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模糊”似是而非，令人捉摸不透辩者的真实涵义。同时，由于模糊，因而就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变通性，给己留有周旋的余地，当遇到在一定条件下很难解决的问题时，变不可能为可能，使不相容的问题，变得相容和一致。
模糊应对在各种场合的妙用，屡见不鲜，有许多精典实例人们提起来还津津乐道。它以伸缩性大，变通性大，语义不甚明确的话来回答那些不能直接回答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妙在借题发挥，避重就轻，巧妙应付对方刁难，使己方摆脱不利的窘境。
据说，有人问美国天文学家琼斯：“地球有多大年龄，你能说清楚吗？”琼斯回答：“这也不难。请你想象一下，有一座巍峨的高山，比如说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山吧，再设想有几只小麻雀，它们无忧无虑地跳来跳去，啄着这座山。那么这几只麻雀把山啄完大约需要多少时间，地球就存在了多少时间。”琼斯这种模糊的回答，不仅把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难题化解了，而且使人意识到地球存在的岁月异常悠久。
模糊应对，往往体现了辩者的机智，情急生智，应变自如，令人回味。
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在一次印度总统招待会上，有一位女记者问周总理：“你已是62岁的人，看上去气色异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好的饮食？”周总理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生活方式而生活的。”
显然，周总理必须回答这个记者的刁难提问，但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自己的饮食起居情况告诉对方。于是总理用含蓄而模糊的语言进行了婉转的回答，不给对方以可乘之机，收到了令人叫绝的效果。
模糊应对是应付刁难的极有效的方法。
1982年秋，我国作家蒋子龙到美国洛杉矶参加一个中美作家会议。在宴会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蒋子龙解个怪题：把一只2.5公斤重的鸡装进一个只能装0.5公斤水的瓶子里，用什么方法能把它拿出来。
蒋子龙略加思索，答道：“你用什么方法放进去，我就用什么办法拿出来。”
他绝妙的回答令金斯伯格不无感慨地说：“你是第一个猜中这个谜的人。”
还有一种与模糊应对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方法，人们叫它回避回答法。顾名思义，就是避开问题的实质，但又不偏离问题本身展开回答。这样，对手并未达到目的，但又抓不住任何把柄。
美国前总统里根访华期间，曾去上海复旦大学与学生见面，有一学生问里根：“您在大学读书时，是否期望有一天成为美国总统？”
里根显然没有料到学生会提这样的难题，但这位政治家颇能随机应变，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答道：“我学的是经济学，我也是个球迷，可是我毕业时，美国的大学生约有1／4要失业，所以我只想先有个工作，于是当了体育新闻广播员，后来又在好莱坞当了演员，这是50年前的事了。但是，我今天能当上美国总统，我认为原先所学的专业帮了我的忙，体育锻炼帮了我的忙，当然，一个演员的素质也帮了我的忙。”
里根回答了这道难题，但他又巧妙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这似乎是在“环顾左右而言它”，可这种方式有效地避免了双方都陷于尴尬境地，算得上“两全之策”了。
辩论如同作战，那么上战场就不能不带武器。上述介绍的这些情理交融的辩论方法、辩论技巧可说得上是和论敌周旋的有力武器。为了最终战胜对手，就必须勤学苦练，灵活多变，熟练掌握这些技巧和方法。只有这样，方可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反问
辩论场上，局面时刻变化，难以捉摸，在双方的辩论过程中，难免存有漏洞，如能及时抓住缺口，巧妙反击，将轻松获胜。
肯定式反话就是不直接，而以反问的形式，肯定或强调自己的观点。通常，比直截了当地说出己方观点更有力量。
亚洲大学生辩论大会决赛时，正方同学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发展旅游业是弊多于利的话，那么，为什么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参加这次辩论比赛的中国、新加坡、香港和澳门都在发展旅游业呢？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那么多领导人都是愚不可及的吗？”
这段话就是以反问的方式，肯定了正方“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的观点。
否定式反话就是用反问的形式，否定对方的观点。这样既增强了自己的语势，更使辩论语言不显得过分呆板。
在“文革”中，一些人企图抵毁抗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借以批判彭德怀。在一次批判会上，彭德怀义正词严地反问道：“请问，‘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是谁招致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又是谁惹恼了侵略者？我再请问，日本鬼子对我国同胞惨无人道的烧杀，难道只是在百团大战以后才开始的吗？”
这一连串的反问，将对方说的“是百团大战引来了日本鬼子对我们的进攻”的观点，给予了有力否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顿时哑口无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