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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聚义

作品:野蛮生长 作者:冯仑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我从南德出走后,老牟很生气,想炒刘军,还没来得及炒呢,刘军便写了一首嘲讽老牟的诗,然后先把老牟炒了。

    这样四个人都来到南德。王启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功权是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南办主任,我是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刘军是西北办副主任。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今后的人生,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础。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自己创业,开始想办一个万通代理事务所。名字是我起的,“代理事务”有点像“三t”公司,“万通”就是路路通,能做的就是帮人办事,出书、写文章、开会,积累一点钱然后再谋发展。虽然最终没做起来,但“万通”这个名字留在了大家心里。后来自己办公司时,一说用“万通”做商号,谁也没异议,仿佛早就有这个公司了似的。

    我们没有钱,每个人便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借了一些:功权向丈母娘借了一些,王启富跟家里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老板借了一些,刘军向朋友借了几千块,易小迪拿了印刷厂的8000块,合起来三万多块钱。这些钱大都用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了,当时也只能注册成类似皮包公司一样的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人民币,拿到执照的时候还剩几百块钱。过了半年,易小迪把潘石屹找来了,做财务部经理,负责我们第一单房地产业务的销售,他的销售才能在那个时候就显现了。

    安顿了一点儿之后,功权又开始找刘军。刘军也是性情中人,虽然还不知道来了后能不能有活儿干,但也高兴地奔北京来了。

    1988年,我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通过王启富又认识了王功权,但这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王启富和易小迪与潘石屹有一些交道。1989年4月份开京丰会议,因为我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宣传部长,所以担任组委会副主任,海南北京两头跑。1989年夏天,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里打工。易小迪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家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块钱。王启富失业了一段时间,刘军不知跑哪儿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还勉强维持着。

    1991年回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厂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在准备创业期间,我和刘军跟功权谈,说必须由他当老总我们才做,因为只有他做过生意。功权答应了。有一天我和易小迪在电线杆子底下吃火锅,我们开始商量怎么筹钱,易小迪说他还能出多少钱,能有的都给。现在回想起来,易小迪是不小器、很有大局观的人。

    你与我拥有的回忆比未来的路还要长。

    1988年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体改办主任迟福林当所长,我做常务副所长。我当时档案在北京,人调到海南。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我们5万块钱、一辆车、一台电脑,我们就靠这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还给了我们1万台彩电的批文,让我们用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这样我们必须有个公司,用批文挣到钱给我们做研究。于是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经营,一部分办杂志。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另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干点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其实不是。我当时提出,选人必须选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王启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的法律;易小迪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我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易小迪的,他带着女朋友一起过来,聊过以后他就去了我们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甲壳虫乐队名曲《我们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