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地区的政商关系，我讲一个故事。我4年前去台湾，台湾建筑工会的理事长坐车来接我，从台北接到台中，用的是辆面包车。我当时琢磨，一般都应该小车接的，怎么用面包车接？但是确实那车开得很顺，一路猛跑，没遇到任何麻烦。在路上，我忍不住就问他，“为什么跑这么快，不怕抄牌吗？”他笑着说，车是“立法委员”的车（他们家一亲戚是“立法委员”），车前头有一个牌子，这车没人敢拦，但“立法委员”都是为老百姓做事的，不能配备豪华轿车，所以一般都是面包车，有时候选举也要用。所以，“立法委员”有很大的特殊性，“立法委员”跟企业家之间有一种“认养”关系。他说在台湾，一个企业家要认养一些“立法委员”。认养费大概得2000万台币（约合500万人民币），就像我们现在认养孩子一样，认养以后，这些人会在“立法院”里面替你说话。“立法委员”通常会有一些豁免权，就像我们的人大代表有司法豁免权一样。
我对此颇为好奇，就跟他讨论很多有关选举的事情。他讲到，在台湾，他很忙，有几次大陆开会，我们邀请他了，他没来，为什么呢？他说他要参加选举，选举时，一方面他必须在场，因为他兼了大概有几十个商会、理事会的头衔，他为什么要兼这么多呢？他说，兼得越多参加的活动越多，这些团体的选票就在我手里，那些政治家就得求我。选举的时候。他们就来跟我吃饭，如果我要支持他，那我就把这些理事会，底下这么多社团都动员起来投票。
另外一次我们在台中吃饭的时候，他公司有一个餐厅，他让我坐在主位上，他说，陈水扁曾经到他这儿来募捐，就坐在这个位置吃饭。陈水扁为了竞选，会专门跑过来跟他吃饭、照相，因为他代表这么多社团。最近我也老问到一些台湾的企业家，他们在选举期间会怎样应对。他们一般采取两种态度，很有趣。一种是必须要参与，必须要压赌，比如说马英九和谢长廷，前者是国民党，后者是民进党，他说我都得压，压了以后呢，还得让对方都感觉到，我只是支持你、压你，而对竞争对手，我没有压。他说这个就很难，难在实际都压了，但是明确告诉对方你就压了一个。
实际上，竞选的候选人心里也明白，知道企业很难，所以大家就这么磨叽着走，互相都心知肚明，不捅破这一层。所以他说，大概每一次选“总统”，一个人总得压个三四百万。另一种态度就是躲，躲选举。因为选举太多，有“立法院”选举、市长选举，还有“总统”选举，都要赌，负担太重，所以一些台湾企业家一到选举的季节就出国，或者“生病”，躲起来，躲摊派。台湾在选举上企业怎样把钱给政治家，有一套游戏规则（潜规则），不像日本、美国都有法律明确规定通过什么渠道、怎么给。所以他们都是私下里给，表面上有一些限制，但私下里给的非常多。这些政治领导人，拿了这些钱，又去通过地方角头（角头就是地方实力人物，或者黑社会大哥）帮他来选。这是台湾目前企业界跟政治家相处的一种关系方式。
但即便认养和压赌，政治人物也很难面面俱到、一切都摆得平。我见到另外一个台湾的大家族的老板，他说，他们家处理的方法，就是四个兄弟，每人压一头，一个兄弟压民进党，天天跟民进党混，不跟国民党混；一个兄弟压国民党，天天只跟国民党混；一个是专压大陆的；还有一个压美国，在美国留洋，然后在美国做事。他们家现在如鱼得水，而且四兄弟都很专业化。我见的就是压大陆的，守着大陆已经快20年了，倒也真的顺风顺水。
所以，在这种政商关系下，企业界实际上很烦恼，是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这些故事说明台湾的政商关系事实上已经由威权统治时由政权来分配资源和决定企业的行为模式，改变成为政权、企业的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三方面共同来游戏和分配这些资源。这就是台湾人均GDP在15000美元左右时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