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实质上是一个基因。我们观察伟大的时候往往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比如人们通常认为柳传志今天能做出这些成就是因为他伟大，事实正好相反，因为他有伟大的基因，今天才会变得伟大。伟大的原因恰恰是他伟大基因发育的结果。伟大之所以是个基因，因为伟大其实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和我们通常说的梦想不同。因为理想有很多，一种是社会价值的取向，这是基因。或者说是社会理想，是社会价值观的一种取向。我们经常开玩笑说，30岁不结婚人家认为你嫁不出去，你一辈子不结婚就是一种活法。这就是价值取向，社会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你如果有这个基因，你一生就照着去做，就会变得伟大了。所以一种社会价值取向会变成一种伟大的基因。
伟大这种基因也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比如宗教狂热。这种意识形态的基因根植于你内心世界，然后会引导你变成一个“疯狂”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在里面，印度的甘地怎么能成为这样呢！这个基因特别的顽强，它就能发育出“伟大”。伟大的基因也是一种情感，比如偏执地对一件事情喜欢、投入。一开始可能是种情感，比如杨惠珊，她偏执地喜欢琉璃工坊，刚开始时倾家荡产，最后变得伟大，被认为是企业家和艺术家，这种情感既不是宗教也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社会价值的观念，而只是一个偏执的喜好。伟大就埋藏在这些基因里，这些基因发育出一个东西，相当于一个导航的系统，能够正确地引导自己，比梦想更加具体、更加微观，而且更加精确。
比如柳传志曾经讲过：在早期公司内部人事矛盾激烈的时期，我就采取一个办法，让所有人车坐得更好，房子住得比我还大，钱多多地发。我全都给你了，那我剩下什么？我就剩下领导的权力，我就可以领导你！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追求他的信念，他极其执著的基因就是要做成他自己的梦想，把中间该甩掉的都甩掉。如果他没有这个强烈的成功的欲望、偏执的基因，以及这种偏执背后的社会价值取向，他不可能变得伟大。
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从来都是把大道理留给自己，小道理留给别人。一般的人都是把小道理留给自己，大道理留给别人。比如我们讲的奉献，平凡的人总是让别人奉献，自己偷偷地索取，而伟大的人真的把这当真，于是他真正地奉献，就像柳传志，我什么都不要，但是我要一个可以领导你的权力，领导组织的权力，通过领导组织的权力，我的梦想得以实现。得到更好的车更大房子的人，也就是得到车得到房子，仅此而已，最后失去了伟大的机会。所以要想成为伟大的人物或成就伟大的事业，一定得拥有这种基因，具体表现在把所有别人不信的大道理都搁在自己身上，于是你就不跟所有的人争，争即不争，不争即争。
也就是说我不争你们要的不伟大的东西，我就争一个伟大的资格，而伟大资格的前提就是我都奉献了，得到了你们都不要的扔掉的大道理，最后结果就是我永远都在你们上面。所以叫做“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好像是奉献，但我得到一个大私。我不争小利争前途，不争局部争全局，不争现在争未来。当一个人拥有未来，拥有整体，拥有管理领导的权力，就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在他手里。而普通的人只争现在不争未来，只争具体不争原则，只争一个具体角色的快乐不争整体的自由度，他就永远是个被领导的状态。所以伟大表现为领导者和所有被领导者争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要做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你争的一定是大家不争的。
比如我做企业的过程中，我对投资者会有很多承诺，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承诺可能会导致倾家荡产。普通人会考虑，总得留点过日子的钱吧。我的想法就是0和1，要么绝对的成，要么算了，中间状态没有意义。比如我们曾经有个投资者进来，他非常简单，说，你只要承诺如果这三年你能做到一个什么状态，而且现在告诉我这些话都是真的，那我就可以简单审计，即很快结束这个事情，但你要签个协议，不仅拿你的资产，而且还要用你自然人的所有财产担保，即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只要你说假话，一分钱没有，然后你还得在这干，帮我干三年。我答应了。
三年过去了，没出任何问题……但正因为这样，我在团队里就有绝对领导权。我争得了这个以后赢得了团队、投资人所有的尊重。律师写得很清楚，你的有形的股权、资产以及个人名下的包括自然人名下的财产通通都压在这上面。我看到的很多人都能够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冒险精神，但实际上，他内心有一个基因，一定要成就这个事情，这个基因在身体里不断地异化发展，到这个时候他就会往这个方面想，不会想别的。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挺难的事，要商量一下的。商量什么？原来就什么也没有，还商量什么……我住了十二年地铺；第一个房子很小，在恩济花园；第二个房子也很小……所以永远都是零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想未来，才有无限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