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5日，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这或许又是普通而酷热的一天。
下午三点，风云突变，台风夹着大潮席卷而来。暴雨成灾，海水高潮位顶托，内河和水库的水位均超过警戒线。大半个温州城在狂风与瓢泼大雨的肆虐下损失惨重。
这是一场毫无预示的台风。而与天气一样捉摸不透的还有这个国家的时势。谁也未能想到，改革的局势在年初就急转而下。
阴与晴
在算不上是个吉利的1981年，外国媒体似乎并不看好中国的经济状况。路透社北京1981年2月18日电中有这样的判断： 中国试行比较放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必然带来像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预算赤字这样一些过去所不熟悉的问题。
民营经济的生存状况也不理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立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寒流。大环境的初步解冻与小环境依然处于冰冷状态的深层次矛盾，埋下了私营经济危机的种子。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文件口气严厉，措施细密，均被要求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进行刊登报道。
文件对于国营企业凤毛麟角、个体户俯拾皆是的温州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更为不幸的则是，决策层做出打击“投机倒把”的决定，竟然出于这样一种判断： 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新兴的私营经济正以无孔不入的姿态，与国营企业争夺有限的资源。
由此，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打击。众多在改革开放前3年事业小成的私营经济业主们被“纷纷错杀，并引发桩桩公案”。相反，与私营经济举步维艰对应的是，投资数百亿、正在建设的上海宝钢项目即使承担着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却也自然不会因为非议停下建设的节奏。
尼采说：“一个更富于阳刚之气的，再度把勇敢视为荣誉的时代亟需大批做好准备的、勇于任事的人。他们将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他们具有爽朗、忍耐、简朴、蔑视虚荣的个性。”
气候阴晴不定。也许正是温州人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支撑着他们不断在跌倒中爬起，在挫折中努力奋进，哪怕途程中碰到顽石坚硬的棱角和拦路的荆棘。紧张的空气弥漫在整个国家上空，报纸每天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整治“投机倒把”的新闻。温州人依然兴致勃勃，尝试着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感受。
包飞机的王均瑶
文工团一位年轻剧作家创作了话剧《光明行》。剧情简单却寓意深刻，讲述了三位女知青面对苛刻境遇，自谋生路而成为个体老板的故事。而后，文工团拿出3000元经费，请来导演带领一群年轻人排练上演。
话剧在温州及浙江各地上演后，万人空巷、一票难求。
大潮风起云涌，难免不令人心生茫然。中国经济的前途明明是光明的，出路也着实很多，可为什么偏偏被人为地搞得错综复杂，让人理不出头绪？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这年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
这位才华横溢的美国人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在书中大胆揣测：“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事实上，费正清明显低估了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决心。形势无法左右，个人命运却可以挑战。冰与火的两极，温州人并未被撕裂。私营经济仍然潮起潮涌，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与无孔不入的生存法则。
精彩的经济改革史是一个连续的画面，这是前赴后继的企业传递经济接力棒的结果。尽管从该年开始，一些刚有起色的小企业在政策突变中挣扎，但还是有人逆势上扬，激情燃烧。年仅15岁的王均瑶就此踏上了改变人生的“光明行”。
苍南大渔镇渔岙村，一面临海、三面环山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然避风港。每次台风来临，四面八方的船只都会在此得到庇护。42年前，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出生于此。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众多从“草根”崛起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一样，王均瑶身上带有明显的“温商印记”： 大胆而敢于创新、心思缜密且注重实践、吃苦耐劳又意志坚定。但略有不同的是，他踏实却不低调，务实又不失张扬，并不排斥与媒体接触，因其“另类”而被冠之“最开放的浙商”称号。
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但圆满的句号并不等于精彩的起跑。1981年，王均瑶被母亲送到邻居肖玉宝处拜师学艺。提着装满不干胶的手提箱，跟着师傅走南闯北“讨生活”，王均瑶年纪轻轻尝遍生活的冷暖百味。
启蒙者的梦想，总是由被启蒙者来完成。转眼一年，王均瑶“单飞”。他离开家乡，在湖南长沙一带推销五金和印刷制品，至此与肖玉宝基本失去联系。但传闻却不断通过老乡传来，“就听说他要包飞机回来了，而且他真的就这么做了。”
1989年春节前夕，疲于奔忙业务的王均瑶没能买上回家的火车票。无奈之下，与同乡商量后，大家以两倍的价格包一辆大巴回家。汽车颠簸在1200公里的蜿蜒山路上，大家都产生筋疲力尽之感。王均瑶随口感叹一句：“汽车太慢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旁边一个老乡略带嘲讽地回应道：“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好了。”“土地可以承包，汽车可以承包，为什么飞机不能承包？”王均瑶提出疑问，不料立即招来讥笑。分析当时客观形势，王均瑶确实是痴人说梦： 坐飞机是个奢侈的梦，因为机票的购买需要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证明。事实上，这个“胆大包天”且心细如发的温州人，两年后用实际行动创造了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奇迹。
1990年，温州机场正式通航，让原本只想争口气的王均瑶，觉察到民航市场不可估量的前景。在同乡的不解和质疑声中，他迅速行动，进行客户走访、市场调查，以及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工作。历时9个月的工作为王均瑶的信心埋下了铺垫。最终，这位长着娃娃脸的24岁温州青年，怀揣着身份证和温州市政府开具的证明，迈进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
可以想象，从未向民营企业开启过的中国民航系统大门，是多么壁垒森严。王均瑶在盖完100多个图章后，通过这扇紧闭的大门，开启了人生财富之旅。一架从湖南飞来的“安24”银鹰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机先河。那确实是王均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的个人形象、人生道路都改变了！如果说人生是个大舞台，那一天，作为一名演员，我面试合格，被允许登上舞台。接下来，我要努力的是把戏演得更好……”每次提及包机，王均瑶总是难掩内心的激动。
当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可能变成奇迹，这样的经历是否有训示？第一年包机为王均瑶带来20万元的利润。他一口气承包下全国400多个航班，成立全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
由此，他的名字与曝光率极高的民航业联系起来，国外新闻媒体称此举为“中国民航扩大对外开放迈出的可喜的一步，中国的私营企业将得到更健康的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更是做出极高评价：“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自食其力
1981年7月台风过后，温州持续高温一个月有余。但是，个私经济存活的环境仿佛有了好转的迹象。同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对个体经济的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规定》如同空气清新剂，荡涤了个体户合法身份周围的污浊空气——“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日后，在政策不断左右摇摆中生存并发展的个体户们，不断刺激着中国，直至促成温州的民营企业力量的苏醒，并最终以非公经济的身份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邱光和正是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浮出了水面。
在温州，邱光和也算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父亲早年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养家的重任由母亲和大他四岁的姐姐承担。家境贫寒，但父母坚持要求他读完初中和高中。
高中毕业，面对挣扎在贫困边缘的家庭，心中内疚的邱光和最终放弃高考，报名参军。他希望通过军营的磨炼闯出一条人生新路，为家庭做些什么。4年后，他退伍回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受公社委派担任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可是，40元的月工资根本无法改变家庭的困境。不甘受穷，要出人头地，厂长邱光和燃起了闯荡商海的激情。
一次在国内跑供销时，邱光和偶然发现： 温州本地最紧缺、需求量最大的彩电、电扇等商品，外地多滞销；当地供大于求的鞋和旅行席等，外地多紧俏。于是，1981年，邱光和与两个朋友一起创建了瓯海娄桥家电公司。因为三人决策意见常发生冲突，他干脆借钱买下朋友手上的股份。
邱光和做家电生意极其注重口碑，一件小事即可说明全部：
一位教师购买彩电，讨价还价。邱光和告诉她： 一台彩电利润50元不到，不要还价。这位教师接受了价格，顺便说了一句：“我们夫妻俩都是教师，经济困难，价格是低一点好一点”。邱光和听后，只收了彩电的成本价，还负责送货上门。不久，这位教师称彩电无法看到图像。邱光和就派人上门维修，发现显像管被烧坏了。为此，邱光和打报告给厂方，要求解决。厂方查明是使用不当引起，拒不赔偿。邱光和做厂方工作，希望按成本价560元提供显像管，自己负责安排人免费维修。可是，由于家庭拮据，这位教师却付不起这560元。邱光和觉得作为教师辛辛苦苦教书育人，于是帮忙垫付了这笔钱。
事后，教师夫妇写了一封感谢信投递到市消协表扬邱光和。感谢信无意间推波助澜，给邱光和做了最好的广告宣传，他很快成为温州城内口碑最好的彩电销售商。从这时开始，邱光和陆续在温州开设了80多家销售网点，家底达到千万余元，直至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席卷了他的门市部和仓库上千万存货。仅仅一夜之间，邱光和就损失了200万元。面对一片狼藉的门店，他欲哭无泪……
这一年，这个国家还是先进与落后共存，未来与传统争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断呈现，当了五年文艺兵，李涛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此后，在有限的时空中，他将自导自演一部百感交集的人生悲喜剧，折射温州30多年的时代变迁。
温州民营经济开创时期的那些可称之为杰出人物中，李涛在许多方面独一无二。他从小体弱多病，刚出生时居然不会说话，在保温箱内放置8小时后，才被医生“拍”出声音。3岁患上麻疹，注射强心针无效，医生发出死亡通知书。在用毯子和草席包裹着送往太平间的途中，保姆感觉到一丝动静，从而将李涛从死亡线上救回。
另外，与温州大多创业者出身草根不同，李涛出身于军人家庭，母亲一家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他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那个年龄的人拥有差不多的命运：“长在饥荒时期，上学在动乱岁月”。用一句既感伤又难忘的话总结，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李涛就属于这一代。
幸运的是，李涛没有被毁掉。“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别人或被别人批斗，实属常态。但是，军人父亲捍卫了这个家庭的平安，母亲祖上的家风底蕴则让李涛在更多人肆无忌惮挥霍青春，或者为温饱背井离乡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家里丰富的藏书让少年李涛受益无穷。文学的种子埋在心里，并影响一生。
1981年，凭借父亲在军队的声望，李涛进入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文化局《园柳》杂志社做编辑。满脑子浪漫主义且热血沸腾的他一边编杂志，一边自组诗社，积极探讨诗歌，自费印刷诗刊《匆匆》，办起“美学研讨班”，不定期讨论美学问题。
距离“解禁”并不长的20世纪80年代初，仍处处敏感。因《匆匆》里发表的《国库券》一诗中“蔡伦发明的纸张，大量印过红宝书，又在印着国库券”的诗句，被指责属精神污染，李涛被迫做出检讨，前途成了问题。不过，写作改写了李涛的命运。他与人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形象》出版。
写《温州形象》一书时，李涛采访了大量温州上流人物，包括各级官员。此时，他的一位国外朋友准备回温州投资3亿元，建四星级宾馆——王朝大酒店。这位朋友看中了他在温州的社会关系资源，李涛就这样走上“一入商门深似海”的人生道路。
大酒店完工后，由于一些人事矛盾和经济利益，李涛没有成为王朝的职业经理人。当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时，他选择了离开。
温州人说，他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无论是王均瑶、郑胜涛、邱光和抑或是李涛，他们都为追逐财富不断改变自己的轨迹。“藏富于民”是时代的呼声，就是这些坚韧而活跃的温州人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这个呼声。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会有明星涌现。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的温州远没有如今这般大红大紫，以苏州为代表的一干苏南城市才是当年媒体大张旗鼓宣扬的重点。
1981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他发现： 20世纪30年代曾见到过的养羊和养兔，如今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人均总收入的一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势必受到观念、体制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阻挠。因此，并非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是那么义无反顾。有人跃跃欲试，有人左顾右盼。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经过调查，费老先生写下《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虽引发诸多争议，但得到更多的是赞赏。
而温州的知名度与苏南旗鼓相当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政界、理论界和新闻界人士争先恐后地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炒热了苏南，更炒火了温州。不过，1981年的温州也绝非没有亮点，交通破冰，序幕次第拉开……翻开温州市交通局本年档案，一组数字呈现眼前： 全市载客汽车为37辆，包括三轮汽车和简易机动车在内的其他机动车为38辆，运输用拖拉机97辆；公路建设竣工里程为3.4公里，竣工公路桥为5座，公路通车里程为1887公里，年客运量为345.85万人次。全市115家市、县运输企业中，只有52家盈利，年利润总额为32.14万元；亏损企业63家，亏损总额达到113.33万元，盈亏相抵后，温州运输企业当年还亏损81.19万元。数字浓缩出温州交通内外交困的辛酸。10万销售大军走南闯北，没有铁路，没有航空，纵横的河流，“死路一条”的窘境羁绊着热血沸腾、寻求命运突破的温州人闯荡世界的步伐。对胡成中、周成建这一批甚至更早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每次出行都是对他们体力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一名玻利维亚华侨忍无可忍，干脆提笔写信给市政府领导，称坐客车简直如同运猪，车窗外尘土飞扬，车厢里黄尘弥漫。
现实不堪回首。运力与需求间的冲突尖锐到一触即发。国家公路客运国营独营的政策没有一丝松动的迹象，制约交通发展的禁令尚未废止。但是，坚冰之下，暗流早已涌动。温州人酝酿着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 引入社会力量，筹备民营运输企业——金丽温客运联合公司。此举风险极大。一封检举信随即寄到省交通厅。厅长亲自带队走访，临走时留下“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四个字留下无穷的遐想空间。既然没有直接否定，那么索性放手一搏。短时间内，凡具备经营客运线路、能力和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约而同地投入运输市场。一张桌子、一个电话、几个人，便可以雇佣车辆运输。他们长途短途齐上，甚至有人又盯上了夜间营运。
当时，夜间不得行车禁令仍在实施。为此，市交通局连续向省厅打报告，要求增开夜班车。省厅没有回音，对此温州人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沉默等于默认。于是，市交通局下发文件：“根据本市的交通运输情况，允许客运车辆24小时发车。”在没有官方说法的情况下，省级媒体对此进行正面报道。随后，浙江省内各地及广东、福建等仿效温州，夜班车开始全国流行。
三十几年来，温州民资屡闯“禁区”、北伐西进、左冲右突，在温州市道路运输业界已雄踞九分天下。可以说，温州道路运输业就是民营的道路运输业，民营规模和贡献率占据99.9%。
山雨欲来
1981年8月15日，一则关于温州的报道出现在《人民日报》。在这篇名为《活跃的温州市场》的文章中，作者万分激动地写道： 到过温州的人，都感到温州的农副产品市场和饮食服务行业非常兴旺。点心从早晨四时到深夜零点，随时可以买到；谁家如有宾客临门，生熟菜肴也随时可购；一年四季做衣不成问题；理发、修配也不犯难。
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市场冷冷清清，群众吃了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有关部门清理了“左”的影响，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流通渠道畅通了，商业网点增加了，市场活跃了……在我们国家，还有什么舆论像《人民日报》那般能真切地反映上层的态度和国家的情绪。文章的意义显而易见。这恰好说明主流媒体对温州，这个向来“惹是生非”的城市正在轰轰烈烈探寻市场经济的行为开始持“暧昧”的默许。
舆论的支持，似乎应该对商业形态处于懵懂状态的温州推进多种经济有事半功倍的效用。但是，温州，又尤其是当地私营经济的参与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承受着非议的压力，发展跌宕起伏。这其中除了社会陈旧保守的观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外，其参与者经营与管理的不规范甚至闯红灯才是外界否定他们的主要依据。
正如一扇小小天窗，在带进了清新的空气的同时，也放进了苍蝇。《活跃的温州市场》刊出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撰文《温州地区不少社队企业大肆骗钱》，揭示部分温州人所谓的“工厂”和他们的骗人手法：
1.订合同、出广告就凭书包里的一个假印章。“书包工厂”伪造温州市各部门的印章，以及各种对他们有用的印章。凭这样的假印章，骗了全国各地许多单位与个人。刻假印章招摇撞骗，在温州已成为某些人的职业。所以，按读者揭发的厂名去找，好多都是查无此厂。乐清县清北公社农副产品加工厂，经县有关部门批准后，刻了印章，但至今没有资金、厂房、设备和固定人员；印章放在书包和抽屉里，作为投机骗钱的合法招牌。
2.最近，温州市有两个人骗了7万元。起初，这两个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报告，说他们现办厂的厂房、设备、技术力量都有一定规模，请予批准。为了慎重，工商局人员到厂里察看，果真如报告中说的那样。于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不久，他们骗钱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知道受了骗。原来，骗人者事先与那个厂的领导拉好了关系，该厂同意骗人者利用他们的厂。像这样借厂行骗的事在温州并非罕见。
3.骗钱发工资。有些社队企业由于没有正式生产计划，时停、时开。开不出工人工资，就想歪门邪道。有一工厂用发假订货单的手段，骗了黑龙江省一单位的几十万元，几年不还货款。这个单位派人到温州法院申诉。经法院一查，骗钱工厂的财产早已被分光吃净，骗来的钱也分光了，无力偿还。
……
温州好些地方制造假黄连素成风。瑞安的一个公社就有30多个这样的厂。这些假药厂是未经批准的非法生产单位。他们制成的假药，以3倍、甚至5倍、8倍的利润，通过各种渠道，大搞不正之风，直接远销省外医药公司或医疗单位。瑞安县封了52个假药厂，把其中骗钱多的一个厂的负责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处理前，有人为犯罪分子开脱：“这药不是假的，因为有成本，虽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有的领导同志还替他们求情说：“社队企业没饭吃，望你们高抬贵手。”世景变迁往往让人恍若隔世。回头来审视上述文章的要义，事实上温州私营企业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非规范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市场经济的闸门如“潘多拉魔盒”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势不可挡地渗透进来，无法逆转。初始，水流很小，却相当肆意；随后，它在妥协中积蓄力量，集涓为流、轰然成势；最终，水浊水清，集建设和破坏于大成，推倒旧的秩序，新的天地以混乱无度的面貌呈现出来。在这天地之中，温州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在体制外拼命呼吸，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与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背景下高速成长。这样的地位决定了这个企业群落的草莽和灰色，使其在有些时候为了可以游刃有余的存活而不择手段。
经济学家中钟朋荣曾经谈及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自从踏上改革开放的节奏，温州形成了一个民间力量与改革勇气井喷的经济活跃地带。推陈出新、唯利是图、自强自立的精神，注定其是草根经济崛起的典型，少有国有企业，但家庭式作坊和私人工厂已成燎原之势，怎一个“活”字了得，又怎一个“乱”字了得。温州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异端”。
因此，正是《人民日报》那篇分量十足且针对性极强的文章，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些以严肃自居、看不惯温州发展模式的领导予以整顿的口舌与把柄。
几乎与此同时，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担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一下车就直奔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感觉一脚陷入了“敌占区”——到处是杂牌的小作坊和灰头土脸的农民推销员。他感觉温州已经到了非“治乱不可”的地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年底，颇具声势的检查在温州迅速开展。检查本应只是维护经济秩序的行为，可是一场经济整风的暴风雨毫无征兆地悄然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兴师问罪”的氛围愈加浓厚，1982年的温州注定无法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