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类看不清前路时，往往喜欢回溯历史，在时间纵轴上定位当下的处境。
放纵的代价
2001年2月18日，温州人兴致盎然地带着温州鞋走进中央电视台大名鼎鼎的《实话实说》。本期节目的话题叫：“新鞋子旧鞋子”。
这该是温州鞋名扬中国的一次最好的契机。残酷的是，当着千万电视观众，温州人像是坐在了“被告席”。他们得到的不是主持人崔永元的褒奖，而是话里藏针的讽刺： 崔永元：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数字不太相信，说温州产的皮鞋每年有10亿只。我算了算，如果有10亿只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脚下都应该有一只鞋是温州出产的。那我就在现场做个调查好不好？
观众甲：我原来买过温州的鞋，可是穿了也就没有几天吧，20来天就没了，就坏了。
崔永元：天天穿着它爬香山是吧？
观众甲：不是，因为我喜欢活动。我喜欢跳舞，我觉得那鞋样子挺好看的。结果跳了几场舞就完了。
崔永元：我跟您说，您是幸运的。我听说过这样的事，下着雨，穿着温州鞋走，后来，人还在继续走，鞋底不走了。您好，是哪儿的鞋？
观众乙：我这鞋是上海的。温州鞋我没穿过。听说温州鞋不好，我就从来不穿。
崔永元：问问这位小伙子，穿过温州鞋吗？
观众丙：穿过。就是不好，穿穿就坏了，断底开胶。
崔永元：那以后还会不会再买温州鞋？
观众丙：再买就傻了。
……
到现场的温州人有王振滔，面对主持人的“挑衅”和观众的指责他尴尬而欲言又止。
节目播出，面对汗颜、震惊、且耿耿于怀的温州人，崔永元说：“我去过温州，也穿过温州的坏鞋。十几家单位组成中央记者团到温州采访，每人发一双鞋，特好看。我的鞋是第3天坏的，其他人没多久也都坏了，没一个穿出温州。直到做节目前，我对温州鞋还是这个想法，就是差。除了鞋差，温州也没其他什么好东西。”事后，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席武高汉概括了两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请神容易送神难。”武高汉说：“温州不得不为自己当年的放纵付出长久的代价。”
这次温州鞋的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吗？
假如记忆足够深刻，14年前的夏天，那把火带给温州人的触目惊心理应阴云未散。
温州制鞋自古皆有传统。明清时期，“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黏胶皮，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制造者均为温州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全市皮鞋产量2400万双，占全国一成。
只要是非政府主导的市场热点从来都有温州的参与。而价格低廉、款式新颖，温州鞋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1986年，温州来福门从几家鞋店快速发展为全国最大的皮鞋专业市场。四面八方的商人小贩云集此地，长期包住旅馆，各大小皮鞋作坊生产的皮鞋都被他们收购。从来福门出发，收购的温州鞋被肩挑背扛，运往全国各地。
看到身边的亲戚朋友个个赚得钵满盆满，每个温州人都想挤进队伍。这也是英雄辈出的时期，吉尔达鞋业已故董事长余阿寿、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浙江莱丽斯鞋业董事长诸建平等企业家腾笼换鸟，迅速壮大。
低层次的价格血拼、无技术含量的简单复制，把单纯盈利当作经营目的，温州鞋如脱缰野马般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过后，泡沫终被“吹炸”。很快有人发现上了温州鞋的当。投诉的声音愈来愈高，讨伐者无不义愤填膺。
温州市长三天两头会收到莫名其妙的邮包，里面是一双双温州产的破皮鞋。《经济日报》也不知用多少版面刊登读者来信，几乎全是指责温州鞋“是糨糊黏起来的，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的责骂铺天盖地。各城市开始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东北一些大商场门口甚至贴出这样的告示： 对温州鞋质量投诉，本地消费者协会不予受理。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1987年8月8日。
杭州武林门广场，一场大火将5000多双从南京、上海、湖北等地查抄的温州鞋烧成灰烬。导火索，据说源自商业部部长胡平的女儿在武汉商场买了一双新皮鞋。一天后鞋底脱胶。女儿的抱怨让主管商业的部长胡平大发雷霆。新华社记者报道此事，商业系统的打假活动拉开序幕。
这是一次地震般的袭击，事态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武林门火烧温州鞋直接导致温州制造危机蔓延，信誉崩溃。八月之后，柳市的劣质低压电器、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和残次手表……纷纷在镁光灯下原形毕露。永嘉瓯北一个小镇，甚至因假冒伪劣问题被各地媒体曝光5000多次。
温州人累积的声誉须臾间被打得七零八落，温州货声名狼藉。以至于多年后，朱镕基考察山西太原商贸城，当陪同人员告之商贸城内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是由温州人操办的，跨出车门的朱总理脱口而出：“温州的假冒伪劣商品很出名。”
紧接着，饶有兴致的朱镕基向众人讲述了一则插曲： 他率团访问日本。隆重的国宴上，随同的一位中方高级官员肚子一胀，“啪”的一声撑断了皮带。皮带上面赫然印着“浙江温州”。那位官员惊出一身冷汗。
温州鞋臭名远扬，而为之辩护者也不在少数，海螺集团的邵奇星便是其中一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时，这位死不认输的温州人当着李瑞环的面阐释他的理论逻辑。
那天，李瑞环来到海螺集团样品室，拿起一双皮鞋里外摁摁、拧拧： 我这次是带着一个怎么看温州皮鞋质量的疑问来的。现在社会上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也有的说温州皮鞋价格便宜，更新换代快，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邵奇星应声作答：“产品质量肯定要保证。不过这里有一个价格和价值对等的问题。温州皮鞋才20来元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比较低，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是另一回事了。”听完邵的回答，李瑞环沉吟片刻：“我大概听懂了你的意思。”然后，再也不语。
邵奇星的理论仿佛道出事实而能自圆其说，可那终归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与之前摇摆不定的政策倾斜相比，这场事关质量的拷问所造成的冲击显得更为沉重和深远。在质量上栽了跟头，对每个温州人都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洗刷的耻辱。温州经济，迎来了政策之外的致命挑战。温州鞋四面楚歌，如过街老鼠。许多制鞋企业应声倒闭，勉强存活的，则改换门庭打出上海牌、广东牌，做贴牌销售。
武汉电视台一则报道——《武汉市民脚踏30万温州纸皮鞋》，拉开了湖北省大清洗温州鞋的序幕。一天傍晚，工商局执法队员突如其来，没有任何理由，查抄了王振滔柜台里价值20多万元的货。他根本阻止不了，即使不断声称“皮鞋是真材实料”。
让王振滔愤慨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在长江边租了条船，以5元一双的低价，限量人均一双处理他代理的温州鞋。销售现场，武汉市民的队伍从码头一直延伸到市区的公路上，场面几近失控。痛心不已的他怨气难平： 我的鞋是假冒伪劣，那么可以集中销毁，但公开销售，说明鞋没有问题。他与工商部门打起了“民告官”的官司。经过半年的行政诉讼，王振滔获得2000元的赔偿，相当于损失总额的1％。
无妄之灾让王振滔两年的积累损失殆尽。
从头再来，温州鞋人人喊打，偌大的市场已无立锥之地。他萌生了自建皮鞋厂的想法。筹集3万元资金，以住房为厂房，请了几位手艺不错的制鞋师傅，精心做鞋。
当时全国正在申办奥运会，王振滔将企业命名为“永嘉县奥林皮鞋厂”，意为： 发扬奥林匹克精神，艰苦创业。他注册商标时，被告知“奥林”属国际公有，不能作为企业商标进行注册。工商人员提出建议： 不如将“奥林”改为“奥康”，即发扬奥运精神，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第一批皮鞋问世，王振滔带着皮鞋重返武汉。一连半个月，皮鞋无人问津。王振滔急中生智，在柜台前贴出告示称，奥康皮鞋经久耐穿，在保质期6个月内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一位男顾客试探性地买了一双。王振滔立刻要求他留下姓名和通讯地址，并告诉他，他将是奥康皮鞋永远的荣誉顾客。奥康将来做大，他将永远免费穿奥康皮鞋。
温州鞋在“假冒伪劣皮鞋”的清理门户声中被围得水泄不通，王振滔却用奥康为温州皮鞋重见天日凿开了一条细缝。这桩离奇的新闻，传播出去后引来武汉媒体争相报道，奥康无意间名声大振，4000双皮鞋，10天内被闻讯而来的市民一购而空。
温州，这扇无法躲避八面来风的窗口，总会带来错综复杂的思考。透过大火，是温州制造在金钱的炼狱中翻滚重铸，在阵痛中洗礼、召唤、蜕变与塑就。这也便是温州鞋先抑后扬的路径。后来，在与崔永元对话中，王振滔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这把火，就没有最初的逆风起航。”
知耻后勇
不管怎么辩解，武林广场的那把火都是温州人心中的刺痛。每每谈及此，他们目光躲闪，声调都会降低半截。
一片嘘声中，温州各界加入了“质量”兴温州的卧薪尝胆。市委、市政府对假冒伪劣实行了严厉的釜底抽薪。他们在全国最先树起以“质量立市”为支点的二次创业大旗，制定出全国第一部有关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他们强调： 各级政府所辖行政区如出现面大量广的质量问题，将追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三个层次主要负责人的共同责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被查获者，一次重罚，再次则逐出业主队伍，只准打工，不准在温州注册任何企业。
大火也推动了“温州制造”从杂乱无章的绿林军向正规军迈进。有一大堆资料证明温州人知耻而后勇的成效，最醒目的当属郑秀康的“康奈”入选中国驰名商标。
有据可考，郑秀康是最早萌发商标意识的温州商人之一。就在大火燃烧那天，距离他成立鸿盛皮鞋厂、注册鸿盛商标已经整整三年。鸿盛皮鞋很快打进了杭州、上海皮鞋市场。
大火过后，上海商场都撤下鸿盛皮鞋。一家商场的负责人告诉郑秀康：“不是你的鞋不好，而是你的出身不好，现在谁还敢要温州鞋？”鸿盛皮鞋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痛定思痛，郑秀康第一次奋力抬头寻找方向。
“什么时候温州鞋敢打‘温州制造’，温州鞋就彻底翻身。”郑秀康开始走访调研全国的市场。然而，一抬头，他看到了温州鞋的差距。他找人托关系，来到意大利，亲眼看着一双双工艺精湛的皮鞋在流水线上制造出来，他震惊了。
在温州鞋处于最低谷时，郑秀康“自寻死路”，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酝酿机械化生产皮鞋。他和公司副总经理周金淼，把商标名称定为“康奈”，取意为“健康发展，其奈我何”——只要我们好好做生意，别人对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两人共同设计了一个人头像商标，希望温州人将头抬起来。
依靠手工作坊积累的原始资金，在一条100多万元的机械化生产流水线前显得杯水车薪。郑秀康说动亲朋好友。他们没有现金，只有将家里的房产、地契交到了郑秀康手里，“摞起来足足有一尺厚”。
这是一群人破釜沉舟的举动，而举动的回报是：
1993年，郑秀康在央视上打广告： 穿康奈，好气派。温州人多不理解。结果，竞争者的孩子回家都念康奈的广告。这些老板气得打孩子的耳光。到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广告在创牌中的作用。
同年下半年，北京王府井、西单商场，上海第一百货等打出横幅，欢迎中国十大鞋王进店。康奈成为第一家进驻全国商场的温州皮鞋；
1996年，康奈为温州鞋获取了第一个“真皮鞋王”的桂冠；
1999年，康奈获得浙江鞋业第一块“中国驰名商标”的金牌；
2001年，康奈在世界时尚之都巴黎开专卖店。《经济日报》发表专题报道： 康奈品牌在法国巴黎叫响；
2001年6月，郑秀康亲赴意大利罗马为康奈专卖店剪彩……
大火烧尽了一些人的信心，也点燃了一些人的勇气。事件之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温州人除了王振滔与郑秀康，还有想找回温州制造辉煌的吴志泽。
温州诸多民营企业家创业的经历惊人雷同。不知纯属巧合还是定律使然？尽管如此，那种几乎来自复制的记忆与感受依然让人感慨不已。而吴志泽最初的创业故事就与温州最常见的版本如出一辙。
吴志泽高中毕业，同大多数温州人一起，靠着推销发卡、表壳、纽扣等小商品走上经商之路。
1980年，温州涌现出几万家服装个体户和服装作坊，全国服装商人都奔向温州。吴志泽和做服装出身的弟弟趁势加入服装大军。温州服装企业密密麻麻，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作坊。兄弟两人边累积财富，边招收工人，小作坊逐步变成工厂。
与温州其他服装作坊和工厂不同，吴志泽起步就高人一等。他并不局限于将眼光放在简单的成衣制作上，而是品出了服装的品牌力量。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标概念模糊而微弱。哪怕是在温州，几乎所有的服装企业都是自己生产，仿或者直接盗用外国人的商标。因为自己没有商标，什么流行温州人就挂什么服装的牌子。于是，大家都生产梦特娇、啄木鸟、鳄鱼。他们对这些品牌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比如知道梦特娇就是一朵花而已的地步。
1987年，国家成立工商局，对知识产权市场进行规范。这触动了吴志泽的神经。他下意识觉得也应该有自己的商标，“人家可以做我为什么不可以做，我也注册一个”。出于本能的想法，吴志泽在温州工商局登记注册了当地第一个服装商标——嘉利士。
商标注册的效果立竿见影。
在武汉，由于“武林门大火”，对温州产品管理严格起来。但凡没有商标的服装全被清理出了武汉，嘉利士“因祸得福”占据了武汉整个属于温州服装的市场份额。
条条大道
“属虎的上山，属龙的下海”，这是1987年初流行于湖北的一句口号；“八闽齐念‘山海经’，向绿（山）蓝（海）两大‘银行’要财富”，这是年中福建提出的战略；“当晚划定，半夜就干”，这是1987年广东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罕有的快节奏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一种对空间的开拓渴望，成为全国民营企业大潮涌起的推动力。但是，源于简单空间占有欲望的推动，带着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恰在这时，市场介入了。它以巧妙的拉力，把兴办民营企业的浪潮带动起来，一经与市场结合，便由一般的空间扩张，转向目的性极强的商品性生产。这种新的趋势，在市场开放得较早、发育较为充分的东南部沿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可惜，一场大火给了蓄势待发的温州致命的打击，尤其给那些想要寻求突破的温州人平白增添了无形而厚重的障碍。很多人隐姓埋名，刻意淡化温州痕迹，远走他乡。这是无奈之举，也是求生的策略。
罗云远去了武汉，计划卖鞋和服装的他不得不临时做起了五金生意。他依靠温州货源优势，从亲戚朋友那里赊货批发。可他不敢打出温州货的招牌，而且进来的货，罗云远总是低于进价卖。进价7毛的灯泡，卖6毛8，从而招揽了一批客源。
一年下来，罗云远赔了两三万元，但客户却增长很快。同时，他先从厂家拿货，然后再付钱给厂家，资金周转也非常灵活。大火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消除，罗云远调整了策略，说服了老客户，把价格提到正常水平。
离开温州的还有黄良明，目的地是重庆。
为了立足重庆，做眼镜生意的黄良明出门一般都揣着两包烟，一包是4块多的红塔山，用来招待他人；另一包是自己抽的1块多的山城。正是借助这4元一包的红塔山，他疏通了人脉，也占领了市场。
温州人自豪地说：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罗云远、黄良明异乡谋生，折射出温州人“随岸赋形”的灵动与韧性。大火让温州的财源元气大伤，与其拘泥于方寸之间，留下来束手束脚，不如走出去换种方式为温州正名。
假如没有这场大火，1987年理应是温州私营经济动力强劲、突飞猛进的一年。在势如破竹的官方力量及坚忍不拔的民间势力的推动下，中国民营经济环境越来越趋向坦途。天堂的大门正徐徐打开。
逃不开的争议
最可笑的事情同样也在这年发生。
温州小五金市场，硝烟四起。烽火连天时，有人标新立异。瓯海娄桥个体企业曙光五金厂，为了提高身价，擅自更名为“温州市娄桥曙光五金厂”。有意思的是，五金厂印了2000份《告客户书》，详细开列了“有奖订货”名目，陆续发给北京、河北、山东等省市的纺织、机械行业的一些小厂，拉拢客户，推销产品。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奖促销简直司空见惯。倒霉的是，那时人的思想是多么的保守、迂腐与呆板，就连一向脑袋活络的温州人也跳不出思维局限的圈子。
曙光五金厂的“创新之举”未能得到外界认可。《经济日报》闻风而动，一篇批评文章标题醒目：“靠金钱拉客户终非正道凭信誉办企业才是根本”。瓯海县长陈荣看到公开稿后，当天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宣布： 吊销该厂的营业执照，全县通报，加强对个体工商企业的管理工作，坚决取缔非法经营，引导他们走健康发展的道路。在此之后，《经济日报》又登文表示： 本报2月18日批评浙江瓯海县娄桥曙光五金厂搞“有奖订货”后，各地反应强烈。不少读者给本报写信肯定这一报道，有的还寄来材料，希望报纸对那些经营思想不端正的企业继续予以揭露和批评。不符合社会主义经营原则的做法，在我们国家是不许可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端正经营思想，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搞好售后服务，才能获得发展，歪门邪道是走不通的。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能像瓯海区人民政府那样，对经营思想不端正的企业进行严肃处理。温州每一寸进步、每一个冲破即有藩篱的尝试，即使只是营销上的小小变通，在特殊时代也会被拔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第一个迈出变革步伐的人，总是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接受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但无论成败，先行者都为打破思想的牢笼凿开了一条缝。一旦裂缝开了，就会放进满屋子的阳光。
从最初的起点到而今的落点，如果我们跳跃式地扫视温州民营经济的昨天和今天，就会发现最值得还原与审视的，应当是中间那段跋涉的历程。而之所以说这一年的温州的天要比以往明朗，完全在于挂户经营政策的出台。
放在今天，也许根本无法领略到当初决策者的英明。而在那时，这项政策是多么的伟大。
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可民营企业不但生产经营受种种限制，安全性和稳定性也缺乏保障，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温州家庭作坊风起云涌时，具体而迫切的困难摆在他们的面前，概括起来有四难： 第一难，供销员走遍全国，出门必须携带证件，但他们不是任何机关、企业的工作人员，到哪领取证件？第二难，走到外地住旅店，既无介绍信，又没工作证，如何住店？第三难，做成生意不能不开发票，发票从哪来？公章由谁盖？第四难，做成生意之后，对方汇款，银行账号哪来？
与之相比，国营与集体企业相当抢手。有多少人趋之若鹜，削尖脑袋往国营企业里钻，又有多少人想背靠大树乘凉！黯淡很久的民营企业家们，虽不至于再彷徨不可终日，但终日游走于政策的边缘，社会总还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们。如有方式可以与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挂靠，戴上名正言顺的“红帽子”，地位必是新旧两重天。
特殊的环境往往造就特殊的对策。权宜之计悄然在温州诞生： 私营企业找国营或集体单位挂靠。此举一出，为经营者减少了大量不必要的麻烦。然而，当端端正正的“红帽子”戴在头上，福祸由此而生。管理学家艾学蛟在《生死劫》一书中是这样评价此举的：“好看好用的红帽子是烧红的炭火，在民营企业不受认可的漫漫长冬，它雪中送炭；但炭架得并不牢固，稍有不慎，就会火盆倾倒，烫热的火炭会滚落到取暖者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1987年，柳市发生了一件经济案件案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经济日报》1987年11月19日《一起引人注目的贪污案——温州地区乐清县胡金春、包秀余贪污案庭审实录》有详尽记录。。一家“红帽子企业”的两个合伙人分掉了8.6万元利润。他们因此被刑事拘留，以贪污罪判刑。名为集体，实为私人合伙。这样挂户经营的企业在温州约有10万。当时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国家、集体、个人三种企业性质。显然，温州人的“企业制度创新”超越了法律的界限。
矛盾交到董朝才手里，他的一举一动将决定温州脆弱的新经济组织的前景。好在他态度鲜明： 个人合伙企业不能被当作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旋即，法院宣告涉案人无罪释放。
1987年8月18日，在董朝才的决策下，一份中国首创，合法、合情、合理的地方法规《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应运而生。规定指出：
挂户经营是家庭工业户和购销员，因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和不具备在银行开户立账条件，为开拓其销售业务渠道，挂靠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的户头，以该企业的名义从事多方经营活动的特殊的经营方式……挂靠企业要支持和帮助挂户者疏通、开拓生产经营渠道，推销产品，采购原材料，提供经济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并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指导或者监督，切实履行经济合同。规定从制度的角度有力地保护了温州私营经济的合法性。“红帽子”戴得有理有据，经营者由此有了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就在全国其他地方因为“红帽子”造成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让国家领导人极为关注时，下一年温州民营企业注册户比1987年增加了3倍，“股份合作”这种企业形式在瑞安、乐清等地达到一半以上的比例。
杂乱乐章
参差多态的经济激浪杂影斑驳。温州模式先抑后扬，温州制造先扬后抑，这依旧是一波三折、褒贬不一的一年。
1987年11月，中国卖出的第一台移动手机来自NEC，广东中海集团董事长徐峰成为第一位消费者，号码是吉利的901088。这个需要用一辆丰田农夫车的价格才能换来的“砖头”机，价值为2万元人民币，很长时间里是金钱、地位和特权的象征。时间长了，人们将“砖头”机叫做“大哥大”。
这实在是贴切的名字，属于躁动的暴发年代，对财富的追求和炫耀达到鼎盛的年代。两手七八个金戒指的人比比皆是。但这根本不算什么，因为还有做得更出色的温州人。在那里，有派头的人请客，必上两道汤，一道海鲜大盆中飘浮一只由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10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温州人，就用这样原始的方式表达着对财富的炫耀。所以，无需遮掩，温州矛盾交叠、令人困惑的现象还有很多，多样化经济中并非全是一片瑰色：
一些私营企业无法再简陋的厂房，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和机器，粉尘迷眼，怪味刺鼻。
一些12至16岁的学龄儿童，为赚钱终日从事着紧张、单调和机械的手工劳动。
一艘舟山渔轮在东海翻沉，33名渔民丧生，原因是船上黏接板缝所用的桐油是假的，假桐油产于瑞安家庭作坊。
市区一幢“敬老楼”，一层开商店，二层为文化娱乐室，三层放菩萨供人们烧香拜佛。
24辆摩托车开道、上百人披麻戴孝，身穿白制服的管乐队吹奏着与哀乐大相径庭的乐曲： 《十五的月亮》、《妈妈的吻》……棺材由马车拉着，上面放着基督教的十字架。
苍南两户毗邻家庭，各自大门对联高悬，一边：“致富全靠三中全会，幸福不忘一号文件”；横批：“知识万能”。另一边：“钱如东海浩大无边，利如潮头滚滚而来”；横批：“上帝赐福”。
新兴的“农民城”龙港，人们集资建学校、游艺场、电影院，同时也建庙宇，而更多地方“最好的房子是神庙，最差的房子是学校”。
金权交易虽查无实据，但“钱能通神”却是不争的事实。乐清一位专业大户对《人民日报》记者说：“这不奇怪，我们私下互惠互利，天知地知。”
先富起来的人互相竞争，内容越来越丰富，最后竟然比起谁家祖坟和阴宅壮观。《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记载： 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是成百上千的坟墓……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一个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从观察椅子坟轻易得出结论： 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气派。这场造坟运动甚至成为《华尔街日报》和合众国际社报道的话题。《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说： 中国农民在富裕起来后花在建墓立碑和烧香拜佛方面的钱增加了。温州的青山由于堆起了一座座坟头正在变成白色。造一座新坟所花的费用可能相当于2700美元，这在中国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合众国际社则报道： 温州四周的山坡上现在布满了白色的马蹄形坟头。这是宗教和封建迷信复活的佐证，受到北京的严厉批评。
透过非驴非马、纷乱驳杂的经济现象，隐喻的现实似乎在告诉我们： 先进与落后共生，富裕与贫穷同存，文明与愚昧结伴；不同信仰交织，多种需求重叠。先富起来的私营业主成为一切现实的始作俑者。而这，就是温州现状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