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对外开放一下子加大了力度。
中央在全国批准建立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开放沿边、沿江和省会城市。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初现雏形。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夹杂着意识形态争论，以及中外间交锋的故事不断上演。
如同战役
新事物层出不穷，旧事物终将被雨打风吹去。
奥拓开始在街道上抛头露面，菲亚特显得寒酸过时。当时，一部名为《喂，菲亚特》故事讲述20世纪80年代，温州青年丁志方借高利贷购置菲亚特汽车，成为全市第一个个体出租车司机，几经挫折，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走出低谷。菲亚特不仅是温州人的谋生手段，也成为蓬勃发展的温州民营经济的象征之一。的电视片正在温州城热播，却也阻挡不了菲亚特被淘汰的命运。
1994年年初开始，菲亚特陆续退市。10月，市政府发布通告，限定市区菲亚特在1996年12月26日前全部报废更新。就这样，在大街小巷中穿梭数年的菲亚特以这种戏剧化结局收场。
历史滚滚而来，一切障碍终被碾成碎渣，和时间一起，飘散在记忆深处。多年后，行走在温州的街道，或许还能听到一些老人这样拦出租车：“喂，菲亚特！”个中滋味，百转千回。
奥拓对菲亚特的胜利显然是新老事物更替的一个罕见侧面，更多的危机和挑战，正由外部而来。是年，中国引进奥斯卡影片《亡命天涯》。40岁的哈里森福特亡命逃生的经历，悄悄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创造了2500万元的票房纪录，让国人第一次惊呼“狼来了”。
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显示出坚硬无情的一面。人们怀着对旧事物的留恋，投身于新事物引起的躁动之中，欢欣雀跃之情溢于言表。
事物潜滋暗长，风暴开始在角落里悄悄酝酿。
潮起潮落，兴衰更替绵绵不绝。
制造产品—物欲吸引—消费渴求—市场扩张—新品上市。按照这样的流程，经济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市场经济蕴藏的力量潜移默化，中国人在消费和满足中张望，进而制造出更大的空间。没有丝毫悬念，新空间将被新产品占领。
对外国公司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1994年，福特汽车公司在中国建立若干汽车零部件的转包厂。而此前，德国大众已在上海和长春两地设立合资企业。
变化不仅仅是这些，美国饮料巨头也盯上了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2月，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别与中国轻工业部签署合同。前者计划两年内把对中国的投资追加到5亿美元。后者表示，今后7年将在中国投资3.5亿美元，将中国销售额增加一倍。
中国的年轻人中间刮起“可乐”风暴。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可口可乐是前卫时尚的象征，更“派”一些。北京著名商城“蓝鸟大厦”的冷饮机旁，常常会排起购买可口可乐的长队。
一听可口可乐价格为3.6元，带有蜂蜜味的健力宝价格为3.5元。可价格显然不是主要因素。一位“每天吃饭时都喝可口可乐”的小伙子认为，冰镇可乐很提神，“任何国产饮料都无法与之匹敌”。
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在1993年。重庆“天府可乐”公司被 “百事可乐”正式收编。这个曾登上人民大会堂国宴席的饮料公司一度被作为中国饮料业的希望，它的没落让人欷歔不已。这年，两大可乐巨头在中国大肆扩张，先后收购8家饮料公司，销售量达到创纪录的70万吨，占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20%。
外国公司大行其道，步步紧逼，中国本土企业面临挑战。《中国经济新闻》一篇报道中用悲观的语调写道：“能与外国公司竞争的中国饮料公司的数目十分令人失望。除了出类拔萃的健力宝外，余下的只有一家新的‘海南椰子汁’公司。”
然而，健力宝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公司总经理李经纬不止一次呼吁：“我们需要政府提供优惠贷款，以便扩大生产、改良技术和开拓新的市场。政府还必须对外国公司适当控制。”
李经纬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本土企业家的心声。随着国际资本大举进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发力，各个行业的本土公司都面临空前挑战。然而，政府急于进入关贸总协定，显然不会制定限制性政策。
当然，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1994年初，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李经纬们忧心忡忡，可贸易壁垒性政策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对外贸易交流中，中国公司需要学习的仍有很多，政府更愿意本土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而非一味地提供温室。
有前瞻的企业人其实早已开始自我充实。北京，北大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1995年迎来首批MBA学员。青岛，带领海尔走到第10个年头的张瑞敏提出“OEC”（日清日高）管理方法。如今看来，这当属“中国式管理”的最原始结晶。
中央政府在为建立巩固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而忙碌，外来者则跑马圈地。世界融合大势所趋，竞争与交锋不可避免。除了奋起反抗，中国的企业家们别无选择。
中外企业的竞争自然会波及温州。温州人，在交锋中吃尽苦头。
冬天渐行渐远，人们心中的寒意并未散去。莫名的压力扑面而来，所有人绷起神经。命运无法逾越，可结果敲定之前，无人轻言放弃。
过完春节，一位个体户到民航售票处购买去广州的机票。售票员告知票已售完，他不假思索地说，“那我买到杭州再转”。“杭州机票也没了。”“那干脆买到北京吧。”售票小姐吃惊了：“你到广州为何要绕这么大的圈子，经济上合算吗？”个体户说：“我们做生意图的就是快，快就能赚钱。买机票多花几个钱无所谓。”
大背景下的小插曲总是能凸显鲜明的意义。温州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曾经制造出无限荣光，但正如肆无忌惮的野草，疯长之后总会被无情摧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温州民营企业家草根式的崛起引起了国外竞争对手的恐慌。
太平洋浩瀚缥缈，彼岸正在密谋。
温州个体户仍旧奔波不已，只是在冰冷的国家意志面前，所有奔劳都注定徒劳。他们像扑向悬崖峭壁的海浪，一次次积攒起力量，猛烈地冲击过后，总会洒下粉身碎骨的希望。一波接一波，收效甚微，但慷慨激昂不减，反而多出些许悲壮。
前几年，质优价廉的温州打火机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节节上升。以著名打火机厂商ZIPPO为首的美国企业多次掀起针对性的反倾销诉讼，都无果而终。但1994年这一年，温州打火机业将遭遇一场蓄谋已久的伏击。美国政府悍然推出旨在维护本国打火机生产商利益的CR法案，试图将在美国市场攻城略地的温州打火机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每年因儿童玩耍一次性打火机而引发火灾，造成数千万美元损失。美国市场上95%的一次性打火机出自温州。ZIPPO以此为契机，积极游说国内相关立法机构，最终促成CR法案的出台。
CR法案全称为“Cance Law”，意为“防止儿童开启法案”。该法案以保护儿童为由，要求凡进口价格低于2美元的打火机必须通过安全装置、标签、测试、认证、货物储藏等一系列检验才能进入美国市场，以防5周岁以下的孩童开启。
温州出口到美国的打火机的价格多在1美元左右，未设任何安全装置。美国人意图明显，就是要将风头日盛的温州打火机永远挡在大洋彼岸。
法案一经通过，温州人措手不及。由于不了解该法规的具体要求，一些企业盲目闯关，致使货柜被美国海关扣押、退货或没收，甚至被处罚款。以黄发静的公司为例，其对美销量转瞬下降七成，而更多的打火机生产商因此一蹶不振，只留得心中一片孤寂。
反攻
灾难中，有人倒下，有人崛起。
CR法案击碎了无数温州打火机生产商的雄心，并不能泯灭温州人的壮志。昔日风光四下飘零，踏着同乡们支离破碎的梦想，一部分温州人走上复兴之路。
他们姿态万千，熠熠生辉。悲情，可不伤感；细碎，却足以震撼人心。
游走在飞扬与落寞之间，习惯了浴火重生的温州人，再一次重整旗鼓，铿锵前行。而林光的故事则是其中最不能错过的一节。
9年前的1985年，林光的身份是温州市某医院的一名中医，他只身赴美，做了两年医生后在餐馆打工。没过多久，他托朋友从温州进小商品，在街边摆摊谋生。摊位上最抢手的商品便是温州打火机。
等到小有积蓄，林光成立美国幸运贸易公司，专营温州打火机。物美价廉的温州打火机深受美国普通消费者欢迎。林光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把温州打火机卖到美国的人”。
CR法案颁布后，林光的生意同样遭受重创。但他迎接挑战，“国际贸易自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如果谁要参加并想取胜，就得创造条件遵守和适应这个规则，否则只能被市场淘汰出局”。此后3年，林光投身于新技术的研发当中，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加重型防儿童开启装置”，获美国专利保护。
然而，林光并未靠此谋取个人私利，而是与温州打火机企业无偿共享。从此，温州打火机生产商跨越CR法案的障碍，重新占领美国打火机市场半壁江山。
迷茫一晃而过，繁荣与没落此起彼伏。日后，尽管游戏规则变幻无穷，温州人逐渐在初始的被动中，变得游刃有余。
国外，打火机制造者们鱼跃龙门，这是温州人在中外贸易战中获得的最宝贵财富。温州本土，一位“下海”公务员偶然间悟得“真金不怕火炼”，开始创业，且意气风发。
1994年4月8日上午，市人民中路翡翠大楼106号张灯结彩。“安信”实木地板商店开业，主人名叫卢伟光。几天前，他还是市渔船检验局的一名公务员。在那里，他当差六年。后来回忆，他说，简直是“误入歧途”。
卢的父亲经营游戏机生意。14年前首次把日本任天堂游戏机引入国内，卢家一夜致富。但卢父不愿儿子重走老路。卢伟光却相当执拗。偶然的机会，他听见父亲与香港客商讨论建材生意，便产生经营地板的想法。
1994年，地板价格不低于每平方米200元人民币，最高能达到每平方米1200元。卢伟光顶着家人压力，辞职出来，借了30万元，租下一间28平方米的店面，进来第一批地板。开业当天上午10点，卢伟光迎来第一位客人。年轻人进店逛来逛去，又看又摸，“你的地板到底好不好啊，以前有没有人买过？”
急于开张的卢伟光脱口而出：“耐磨不怕烫。”小伙子较起真来：“我正装修房子，你拿块板让我烫两分钟，如果不坏，我就买。”
进货时，厂家说过地板不怕烫之类的话，卢伟光并没有亲自尝试。“不试的话我就没机会”。他递上一块地板，“烫吧！”
年轻人燃起一支香烟，耐心地在地板上烫起来。10厘米左右的香烟一点点地变短。两分钟后，地板安然无恙。最后，卢伟光以每平方米270元的价格卖出18平方米地板，净赚1000多元。从此，卢伟光“整个人精神起来”，对地板行业充满信心。全国5000多家木地板经销商，“安信”不过是其中普通一员。不过，卢伟光最终把“安信”培育成中国地板业的老大。
2009年8月25日，《温州商报》刊出一篇名为《安信地板15倍重金寻找第一位顾客》的文章。卢伟光解释：“我们做出行动，寻找第一单客户，把以前他买地板花的钱，经过15年，以15倍返给他，表示对客户的尊重和感激。”
志在必得的后继者卢伟光已经突破重重阻隔，在国际地板市场上呼风唤雨，俨然一方人物。今后他将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必然和偶然之间，引人入胜。
即使为人熟知的成就与1994相距甚远，可所有后来的故事都在这年埋下伏笔。
这一年，南存辉不再为在美国市场受阻而发愁。就在几个月前，他刚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38家企业收入麾下。正泰集团横空出世，强力进入美国市场，瞬间艳惊四座。
然而，正泰与外商施奈德的交锋才拉开序幕，将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延续不止。
年中，全球最大的电力与控制企业施奈德派商务代表访问正泰。南存辉派专车到永强机场，以最高规格礼遇迎接不速之客。参观完正泰总部和公司生产线，施奈德商务代表郑重提出，以现金方式收购正泰80%的股权。
南存辉不容权力旁落，严词拒绝对方提议。此后数十年，施奈德和正泰上演“蝶恋花”。奈何“落花有情、流水无意”，合资谈判都以正泰拒绝告终。每次谈判破裂，施奈德便会以正泰产品侵权为名发起诉讼，借机索要巨额赔偿。
12年间，施奈德起诉正泰多达24次。南存辉始终隐忍不发。“谈归谈，打归打”，在和施奈德的纠缠中，正泰和南存辉都在成长。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南存辉也越发感到人才的重要性。家族企业的局限性严重限制了人才才能的发挥。1998年，南存辉在正泰集团内部掀起股份制改革。
通过推行股权配送制度，南存辉一方面弱化家族控股权，另一方面把空出来的股份配送给最优秀的人才。几乎一夜之间，陡然生出数十位百万富翁，多是南氏家族外的企业员工。正泰面貌焕然一新。股东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存辉个人股份骤降至20%。但“正泰”活力大增，发展迅猛。南存辉坦陈：“分享不是慷慨，对创业者来说，分享是一种明智。”
分水岭
1994年7月1日，《公司法》出世。这部酝酿5年之久的法律对公司设立、组织结构以及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旨在建立中国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4个月后，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朱镕基总理指出，现代企业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我们要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进行各种形式的探索，不是要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股份制公司，更不是要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上市公司。
朱总理的这番话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1994年年初《日本工业新闻》上刊登的一篇针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评论。那篇文章用前瞻性的眼光预测：“中国将迎来重大转机的1994年”。当时即有人断言，《公司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将成为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变化声名昭著，首先发生在企业名称上。之前，中国企业多以“厂”命名，生产味十足而商业化不足。《公司法》颁布实施，新成立的企业统称“公司”，企业法人代表为“经理”。
从厂到公司，从厂长到经理，名称的改变只是宏大转机的直观化表现。伴随着种种细微变化，中国企业的名称、组织结构、功能以及权利和义务，发生一系列实质性的提升。无可否认，《公司法》的出台，打开了中国企业现代化进程的大门。
变化透彻肌理，事情的发端却起始于细微。
1994年下半年，公司以庞大纷杂的姿态出现。新生事物欢欣雀跃，仿佛未来无限美好。人们看不到出路，可时刻感受着激励，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公司的运作当中。有正确、有错误，有激进、有落伍，大河奔流，人们在各自的领域奔忙，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周成建筹集400万元，在国内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商标美特斯·邦威。他以20万元的年薪，聘请职业经理人洪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两人策划制作了一件10米长的巨大风衣，引来新闻媒体疯狂追逐。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把这件风衣和周成建双双搬上银屏，亮相达8分钟之久。
与此同时，温州服装市场经历着行业重组。
为追求规模效益，许多生产商结盟，组建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打造自有品牌。温州1000多家西装厂中，年轻的“威丽斯”西服公司脱颖而出。几个月前，该公司生产的“威丽斯”牌西服刚刚在国际优质商品博览会上拿到金奖。
这家公司的老板正是两年前到温州大学自费深造的郑元忠。在温大求学期间，他与本书第一作者结为“要好的朋友”。在前者邀请下，本书第一作者辞去教职，担任“威丽斯”公司首任总经理。年底，“威丽斯”实现利润1500万元。
西装市场竞争加剧，看不到希望的郑兴涛则转行卖起内衣。他投入10万元启动资金，在五马街高公桥开设了温州第一家品牌内衣专卖店，经销台湾“百利安”内衣。生意并不好做，但郑兴涛“对这个行业充满信心”。他注册成立安安内衣贸易公司，投入重金，在广场路开设第二家内衣专卖店，不时在温州电视台投入广告，“希望能增加品牌影响力”。
其他行业，同样几多欢喜几多愁。
月兔空调厂顺风顺水，乃至温州市委书记张友余亲自为他们做广告，在自己专车后挡风玻璃上打上醒目的“温州月兔空调”广告字样。
月兔空调声名鹊起，温州家具市场也显山露水。许多温州家具厂商都和“富得宝”家具董事长林潘武有相同感觉：“订单多得根本做不完”。
而小有名气的奥康则步入家族企业的固有困境。王家人与钱家人矛盾重重、摩擦不断，王振滔、钱金波最终分开单干。双方亲戚一片叫好，王振滔却高兴不起来。分家之后，皮鞋厂元气大伤，“几乎是半做半停”，前后持续三四个月。那段时间，王振滔常常感到喘不过气来，他迫切希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事实上，种种利好消息总是表面与肤浅。外来商业势力的入侵，支撑温州的乡镇企业十余年发展的草根模式已不足以提供长久动力。缺少资金、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等现代企业生产要素，温州民营经济的“夹缝工业”其实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
不只是温州，在中外经济的交锋下，整个中国经济都需要作出调整。早在1994年年初《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再次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高速增长，但整体形势不容乐观。”而法国《费加罗报》认为：“经过几年的高增长，北京政府试图把经济增长速度降到10％，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力图放慢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唯一国家。 除此之外，中国应该效仿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保护很多效率不高的农民和城市产业，直至现代工业吸收掉这部分劳动力。”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诺曼麦克雷认为：“这才是中国的未来”。
实际上，温州市政府正在如此行事。
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也随即展开。这项名为“一村一品”的活动中，温州市政府提出： 每个村都集中生产一种产品，在每个村形成一种专业市场。
口号一经提出，响应者云集影从，顷刻间，温州乡间建立起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约500处。为打开销路，10万温州人遍布全国各地，推销温州小商品。这些离开温州的人是幸运的，也是痛苦的。他们躲过一劫，却为死难的同乡亲朋欲哭无泪。
1994年8月21日晚10点半，台风登陆温州龙湾区海城街道。当远在玉环的坎门站阵风突破50m/s时，狂风早夹杂着暴雨倾泻进浙南大地。“FRED携带着茫茫海潮将万物吞噬的时候，一切皆成枉然”。台风造成的损失骇人听闻： 损坏房屋84万间，倒塌17万间；淹没农田9.8万公顷， 4.6万公顷稻禾颗粒无收；冲毁堤塘760公里；工矿企业停产6万多家，直接经济损失达95亿元。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台风中死亡千余人。整个温州城一片汪洋。
灾难像则寓言，如同整个时代，裹挟着急躁的情绪轰隆而过，许多人来不及看清方向便投身进去，激荡出更大的波澜。日后追忆过往，妄自感慨。
旧大陆与新革命
所有人都急不可待，理智变得如此稀缺。大环境如此，25岁的温州青年吴伟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今后6年，他将徘徊于犹豫中，苦苦奋进。
前一年，经营机电生意的父亲被骗千万，公司一蹶不振。吴家上下沉浸在阴云当中。一天，吴伟在一本叫做《太阳月亮》的香港杂志上看到中国首家性用品商店在北京开张。国人观念逐渐开放，对性的好奇转化成巨大的市场。保健品行业蕴藏巨大潜力，但政策限制，性产品经营处于灰色地带。
这不是交锋却胜似交锋，一场思想与意识、新与旧的交锋。
出于生意人的敏感，吴伟决定赴京考察，其父亲吴振旺、二弟吴辉及其女友随行。
北京白塔寺附近，四人转了许久，终于找到那家商店。严格意义上，它还不能算作商店： 不过是一家药店在一个柜台里摆放了几个没有厂牌、没有批文的自慰器。尽管如此，这些产品很畅销，每月能给药店带来4000元的收益。
1994年底，“亚当夏娃”保健品公司成立。专卖店开张第一天引起轰动，作为温州首家性用品商店，生意红火。一年后，吴伟开设多家分店，申请得到国家药监局的生产批文和销售批文，可谓名正言顺。
吴伟春风得意，准备把产品铺到全国药店，找到中国医药集团寻求合作。“我们非常看好国药的销售网络，那么庞大，效果一定不错。”结果出乎意料，“货铺下去后，一点动静也没有”。吴伟隐约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几经调查，找到原因： 性观念保守，买卖双方都羞于启齿。
市场巨大，产品却陷入滞销困境。一年下来，吴伟损失惨重。为了找到市场突破口，他一度想出很多办法。但是按照政策规定，性保健品既不能做广告，也不能搞促销。吴伟手段频出，都收效甚微。6年间，“亚当夏娃”保健品公司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好几次，吴伟想关门了事，最终还是没有放弃。当初为一纸批文，他曾耗费无数心血，何况批文全国只此两张，丢弃了实在可惜。
中国与外界心照不宣地互动着，而在这喧嚣与哗动的商业场中，吴伟是这一年最孤独的一个。但他一直在想，再忍两年，说不定就会春暖花开。
到了秋天，《报刊文摘》注意到发生在温州校园的一个细节： 从温州市区的几所小学校了解到，一些家庭比较富裕的学生，在同学之间的交往上已使用上名片，而且种类繁多。瓦市小学一位林姓学生，名片上除标有校名、姓名、住址、班级以外，还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父亲的手提机、传呼机号码和父亲的职务标上。一部分温州人变得热切而急躁。财富的鼓动下，他们不再含蓄，而是以正大光明甚至骄傲自得的面貌示人。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发生在三亚的一桩杀人劫财案件证实了这点。
某个傍晚，32岁温州老板程某驾驶本田2.0小轿车外出办事。行驶到凤凰镇后遭遇歹徒劫持。被抢走身上3000多元现金、一枚金戒指和一部BP机等财物后，程某最终被歹徒用尼龙绳勒死，其尸体被丢弃在凤凰镇海坡工地海滩上的草丛内。
视角切回年初。1994年3月份，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认真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动力，发展与改革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而保持社会稳定则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诚如斯言，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相得益彰的社会环境。而市场经济大潮下的社会如同“校园名片”一样，早已聒噪絮烦。在这样的环境下，稳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主题。
这年，中国城市的电影院中热播一部名为的影片。电影让人无所顾忌地大笑或流泪，“可大喜大悲过后，总觉得活着真是不容易”。个人命运随波逐流，被历史牵引。命如蝼蚁般的个人，只能产生枉自兴叹的生命之痛。
岁末，作家叶永烈回故乡温州探亲。“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叶永烈感到一丝陌生，除市中心旧城区之外，他已“不识故乡路”！变化就在交锋中迅速发生，身处其中的温州人感觉不到，只是更大的变化还将席卷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