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温，依然是中国主题。
世界上首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于2002年在上海开通。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上海为精心打造的线路付出代价——开通第一年即亏损2.68亿元，两年后的2004年，营业额不到1.35亿元，亏损额则上升至4.4亿元。
同样在上海，新年来临前的最后几天，上海房产界广传流言： 温州人即将撤出大上海。在煞有介事的口口相传中，小道消息变得有鼻有眼，最终如同重磅炸弹引起轩然大波。
自2001年夏天，第一波温州看房团开进上海。三年间，无数温州人裹挟数亿资本，在上海房产市场翻云覆雨，俨然成为一方财富力量。他们的到来，使上海楼市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当然他们收获了丰厚回报。而金钱只是一方面，很多时候，他们是地产商的座上宾；他们凭借不小的经济贡献，与地方政府培养了相当程度的默契与好感。
温州人愿意置业上海，上海人也乐于将楼盘卖给温州人。“温州人买楼不挑剔，少有纠纷。”一位上海售楼小姐对采访她的媒体记者说，“不像上海人精明。”她甚至比喻，“温州人买楼像农贸市场买大白菜”。与此相比，上海人抱怨： 上海的楼盘价格都是被温州人炒高的。
难以想象，没有温州投资客，上海会是怎样的景象。历史没有假如，它还在贪婪地吞噬着未来。
透支
春节过后，温州照例推出一年一度的房展会。期间，上海房产开辟专展，仍旧受到温州投资者的热烈追捧。面对火暴的场面，上海记者并没发现风言中所传的撤退迹象，反而有感 “投资热情不减”。事后看来，记者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
或许意识到泡沫经济的存在，上一年年底，政府断断续续推出政策调控房价。
政策收紧、放贷变严、舆论加剧，方方面面的迹象表明，房地产市场的春天难以长久维系，拐点即将到来。寒冬到来之前，避免损失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撤离。
温州人的上海大撤退只是冰上一角。猜测变成现实，大规模的撤退开始。温州市政府也站出来，以旁观者的姿态，叫停“炒房团”。由此，叱咤风云的温州投资客隐忍锋芒，暂时性地退出国内房地产舞台。
没有人担心温州商人的未来。这是一群对于商业拜物教式充满执著的另类，他们会为此不惜代价的努力。所以，任何事物到他们手中总能演绎出财富传奇。只要有闲钱，他们“总有炒不完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要炒什么，一切拭目以待。
国内的大规模撤退形成强烈对比，温州资本在海外房产市场依旧放肆扩张。
趋利避害的属性驱使资本流向更能产生利润的领域，国内缺口被封堵，“平的世界”总有资本发泄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
温州对外贸易合作局数据表明： 2004年，出口45.8亿美元，同比增长34.5％。民营企业出口的25.5亿美元中，一大部分外汇转向海外楼市。
这年，巴黎街头常有“温州太太团”出没，她们的任务是： 一购物，二看房。许多在美国纽约的温州人掀起炒房高潮，皇后区，有温州人购买地皮，自建房屋用于投资。温州人的目光还并不仅限于发达国家。越南、缅甸等经济落后的国家，都成为他们投资的热门之选。
从2003年末，大批温州人集体开赴越南芒街，考察投资地产。一个温州老板在当地建成的中国轻工城，温州人买走所有商铺。柬埔寨，10个温州商人中，起码有六个从事地产投资。之前发家的服装、眼镜贸易，反而成了副业。而另一个吸引温州炒房团目光的是中东迪拜。那里，基础建设大张旗鼓，房地产的春天刚刚到来。
伊拉克战争结束，中东各国经济复苏，恢复重建是共同的主题。迪拜政府大兴土木，率先放宽政策，允许外国人购买永久性不动产，房产一路狂涨。2004年初，迪拜推出“耶稣岛”别墅，叫价960万人民币，温州人闻风跟进。跟进的结果，就是狂飙式的财富增长。
淘金潮中有叶鑫。看到迪拜火热场景，只是来参观的他决定留下。他并未像大多数人炒房，而是进军建材市场。带着翻译，顶着高温，叶鑫热情兜售自家产品。做成第一单生意后，一发不可收拾，俨然成为迪拜建筑行当里颇有头脸的人物，并受到酋长接见。
除了地产，温州人盯上了煤炭和石油。
房地产上斩获颇丰的温州人，忽然感悟能源具有更强的投资性。当这一年，法国结束约200年的开采煤矿史时，气魄的温州人包揽下山西省六成的中小煤矿。数据指出，温州人用40亿元的成本，控制了8000万吨的煤炭年产量，这个数字占全国总产量的1／20。
一位太原当地人如此形容温州人无处不在的身影：“随便拦下一辆高级轿车，十有八九就是温州老板。”几年前，这样的风景难得一见。
温州人最先与煤炭产生联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
山西煤矿的井巷工程多由温州人施工。当时国内煤炭市场低迷，煤矿企业普遍不景气，类似拖欠工程款非常普遍。夸张的说法，有些矿井建成的那一天便面临破产。于是，出现以资抵债的现象： 温州施工队没有收回欠款，反而得到煤矿。但在被过度控制的市场和难以揣测的政治环境下，私人经营煤矿是件冒险的事情。早期经营煤矿的温州人，不赔本者甚少。
2002年情况扭转。国内煤炭市场全面复苏，而许多人对投资煤炭心有余悸，温州人悄无声息地承包下矿井。一年间，投资额超过30亿元，最大一笔交易过亿，最少者也不下500万。期间，地方政策大开方便之门。最极端的做法，政府以破产拍卖的方式，吸引温州游资投资下辖村办、镇办煤矿。灰色交易掺杂其中： 山西某地价值上千万元的煤矿以200万元低价转给一温州商人。
温州人投资煤矿达到鼎盛，他们是山西煤炭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结果是，近千家煤矿掌控于温州人手中，占据山西小煤矿半壁江山。在承包期内最大限度地争取利润，他们往往忽视生产安全。这恰恰为日后饱受诟病的安全事故埋下隐患，也为日后温州投资者的困局埋下伏笔。五年后，山西省长治县率先封杀“温州炒煤团”，此风刮到朔州、吕梁、晋城等地。后来，山西省颁布新政，全省2840家煤矿收归国有，温州炒煤团兵败晋城。
资本大规模进入山西煤矿的同时，有一些转向了新疆。
独特的地理优势，新疆出产的棉花质量优厚，受国际市场青睐。2003年起，大量温州商人进入新疆收购籽棉。仅阿克苏一地，就有上千名温州棉客活动，他们手中掌握的资金高达数十亿元。他们的炒作使得籽棉的收购价格一度超过每公斤8元，创历史新高，“所有温州投资者认为行业回报稳定、利润高”。可2004年，市场给这群冲动的投资者上了一课。
中国棉花价格急剧下跌，温州棉商损失惨重。可是，温州人又很快发现新疆石油储量丰富，是天然的投资场。大量棉客摇身一变石油炒家。46岁的陈文高看着油价攀升，就有了投资油品的计划。半个月时间，他承包下一口油井，更换设备、招聘员工。
其实，温州流向油品市场的资本超过50亿元，有100多人成为油井主人，还有大量的温州人经营加油站与成品油买卖。据称，仅仅数月时间，最早涉足成品油销售的黄银荣经手石油5万多吨，获利达数千万美元。更多的温州人则在酝酿“油井投资联盟”，“聚集起来形成合力”分羹“油品投资市场”。甘肃、陕西等地，频现温籍油商影子。
炒房、炒煤、炒油，温州人无利不起早。“楼市泡沫论”甚嚣尘上，且资源毕竟投入所需巨大，许多财力有限可不甘沉默的温州人忽然又想到了出租车。
温州人历来有炒车的传统。
早在10年前，温州出现第一批炒车族，其中包括王克诚，“那时候太好赚钱”，“10万元投资两年收回成本的项目一般人瞧都不瞧一眼”。他以11.5万元的价格买进一辆夏利出租车，仅仅七个月，车价飙升至38万元。
1998年，温州拍卖300辆出租车的营运权，新出租车经营权证竟以70万元的高价入市。王均瑶斥资近亿元，以平均每辆68.8万元的价格，买下百辆市区出租车经营权，让人瞠目结舌。接着，市政府以明文规定的形式确认出租车经营权的商品性。《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明确规定： 通过有偿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长期有效，属个人的，可以继承、转让；属法人的，可以转让。同时，政府适度控制出租车市场，使得车总量一直维持在3329辆，3287辆车的经营权归个人所有。另外，出租车经营权不仅可以交易，甚至可到银行抵押贷款，一辆车大多能贷到50万元，10年内分期还清。
政策大大提高出租车投资价值。漫长而不引人注目的炒车行为在温州拉开序幕。实际上，炒车的利润比炒房要高得多。50多岁的下岗工人陈安德有辆出租车，靠租金，月收入达7000元。同样价值的房子，月租金只有2000元。可见，“作为纯粹的投资，出租车租金收益远远超过炒房。”重要的是，出租车出租收益立马见效，房子需要装修，还有套牢的风险。
国家房产政策从紧，挣扎一番后，越来越多的热钱撤出楼市，投进出租车经营权的炒作。短短数月间，温州投资客炒遍温州地区所有市县，又游走江西、江苏、福建各省。
当然，战役首先从温州本土打响。
2004年4月底，业内传出消息，郊县出租车可载客到温州市区，据此，有人预测郊县出租车价格将随之抬高。
果不其然，进入5月，波澜不惊的瑞安、永嘉等市（县）出租车牌照突然经历涨价狂飙。不到两周，瑞安出租车单价从65万元暴涨到75万元；与温州市区一江之隔的永嘉，出租车行情一路大涨，从20万元升到30万元。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平阳、苍南等地。
其次，温州炒家把目光转向外地车市。有媒体注意，这年夏天，江西南昌与山西太原两地出现出租车经营权转让价格暴涨现象，背后“有温州炒车团的身影”。
然而，温州人并非百战不殆。宁德、镇江两地，温州炒车团遭遇伤痛。
温州民间游资疯狂进入宁德出租车市场。整个宁德地区的出租车主几乎清一色是温州人，司机则基本全部是当地人。车辆租金上涨，起步价面临抬高的压力。情况引起“当地管理部门的极大关注”。关注的结果是，出台干预措施，打压温州投资客。不久，温州炒车团在宁德销声匿迹。
江苏的形势也悄然变化。
2004年七八月间，许多温州人转让出租车经营权，意想不到，收购价10万元的出租车，叫价9万元，没人接手。被套牢的温州出租车投资者据说达数百人。
与炒房一样，炒车团遭受舆论谴责。有人认为，他们暗中操纵市场价格，是交通成本上涨的幕后推手。有人认为，这些人投机心理太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该大力打压。而更多的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明显地感觉到，出行价格上涨。自然，温州人或不屑一顾，或一笑置之。他们只会重复耐心地解释，“温州的民间资金太多了，总得找些出路”。幸运的是，他们总能为充满增值欲望的资金找到用武之地。
同年10月28日，温州媒体公布消息称： 温州市道路客货运输发展规划显示，根据城区面积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以及出租车需求和经营状况，预测到明年，温州市区出租车合理规模为3650辆，比目前的3329辆要多出321辆。敏感的投资者马上觉悟： 出租车放量，交易价格必波动，正是大笔吃进的机会。只4天，温州出租车平均交易价格猛跌十几万元。不少人趁机入手，大肆跟进。又是几天，行情上涨，抄底者大赚一笔，最高的一笔交易达到146万元。
炒楼、炒煤、炒棉花、炒石油再炒车，温州每年用于炒的资金，高达400亿元。各地区到温州招商，基本不会空手而归，可见曾经的温州草根们积聚的资本实力。
凡人的江湖
2004年7月初的一天，一家北京商务咨询公司千里迢迢跑到温州召开朝鲜投资说明会，场面异常热闹，挤满200多位企业家，座位坐不下，很多人站着听完介绍。
温州每周都有类似的投资贸易洽谈会，而关于朝鲜市场，这是第一次。主办方眉飞色舞的宣传，温州人动了心。7名温州企业家组成的商务考察团飞往朝鲜。此时，朝鲜国内紧缺轻工业品，政府鼓励经济免税和减税政策，庞大而饥渴的市场呈现在考察团面前。但真正决心大干一场的是曾昌飚。
8月，一个温州商人瘸着一条腿，不远万里来到朝鲜，获得平壤第一百货大楼10年的经营权。此人正是35岁的曾昌飚。对于他，朝鲜人并不熟知。这却并不妨碍故事的展开。
在温州，曾家是当地望族，除父亲做官外，曾昌飚兄妹8人全部经商。年少时，曾昌飚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逃得一死，可落下残疾。他天生好强，18岁发明国家专利。19岁，曾昌飚说服父母外出闯荡，先后辗转北京、沈阳，帮助叔叔料理生意。
觉得时机成熟，曾昌飚借了30万元，成立龙飙纺织品。当时，沈阳两家企业垄断一种紧俏的台湾面料。曾昌飚以零售价买进，以批发价出售。对此，大家认为曾昌飚必死无疑。奇怪的是，他的生意居然大见起色。原来，赔本的方式建立信誉，赢得客户，并且拿到面料的总代理。他赚得人生第一个100万元。
用这100万元，曾昌飚和几个温州老乡买下南乐郊路，筹划温州商品一条街，专营服装材料。后来，南乐郊路演化为东北最大的服装面料集散地，成百上千的外国客商慕名前来。看到市场里的外国人，曾昌飚想，为什么不把生意直接做到国外？经过分析，他从俄罗斯、韩国与朝鲜三个国家中，选择了经济最落后的朝鲜。
1997年，曾昌飚第一次到朝鲜。从丹东到平壤，整整20小时，到了那里已是晚上。供电紧张，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没有一丝令人心动的活力。更令人失望的是，朝鲜政策不明朗，对外来投资者态度晦涩。曾昌飚败兴而归，却并未死心，每年都会去朝鲜看看。
2002年，朝鲜政府大幅提高物价和工资水平，破天荒地对个体经营采取宽容政策，各种形式的承包出现，设立经济开发区，企业也自负盈亏，计划经济的影子渐渐退去。朝鲜领导人这样定性上述行为： 经济政策调整。表面上看不到任何改革的意味，其经济改革的步伐已箭在弦上，不可逆转。2003年底，朝鲜与韩国合资生产的一款小汽车有幸成为朝鲜历史上第一块大型商业广告的主角。出现在平壤街头的这块大幅广告，画面是，一名骑自行车的市民正在观看广告牌，广告牌上画有“真令人心动”的广告词和汽车商标。这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对温家宝总理抛出橄榄枝： 欢迎中国企业到朝鲜去。
曾昌飚期盼的机会终于来临。他看中位于平壤繁华地带的“第一百货大楼”。严格来讲，承包之前，那座建筑根本算不上一座百货大楼，大多数时候，里面没有什么商品。
现在，朝鲜政府抱定决心要改弦更张。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高规格地接见了来自温州的平民曾昌飚，微笑着接受了对方赠送的金蟾蜍。现场，曾昌飚对一名朝鲜官员说，“我会改变你们国家的经济”。后者瞪大了眼看着他，沉默不语。
最终，曾昌飚获得平壤第一百货大楼10年的经营权以及5%的税收优惠。他投资5000万元，装修和改造百货大楼，并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反复讲起一个中国的古老故事： 一名老汉把一头牛拴在桩上喊，大家不用付钱就能牵走它了。所有人都不相信，最后有一个小孩真的把牛给牵走。很显然，他把自己比作“那个幸运的小孩”。他梦想着，以百货大楼为切入点，在朝鲜飞黄腾达。
这年，法国影片《第13区》被引入中国。人们乐道于正义与黑暗的较量，以及主人公矫健的身手。许多人并不清楚，现实中的巴黎第13区是旅法华人聚集地，那里有欧洲极负盛名的唐人街。在法国，名声大噪的还有3区、4区的“温州街”——曾经是黑人和阿拉伯人的天下。法国《费加罗杂志》周刊以惊奇的口吻说，人们有13亿条理由对温州人产生兴趣。
引起外国人对温州人产生兴趣的最大理由是充斥全球市场的廉价产品以及它的扩张方式。对于后者，他们常常露出惊恐甚至鄙夷的神色；对于前者，外国人则既好奇又吃惊，他们搞不明白中国的产品为何那样便宜，而中国的工人们又如此好对付。那时候，800美元足以让一个农村男青年在鞋厂干上300小时，其间少有休息。在外国人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多年后，一个被许多人引用的事例就发生在这年： 一个北京人专程跑到德国法兰克福彩尔街，想给上高中的孩子挑欧产的名牌球鞋，逛遍整条街的鞋店，竟然没有找到不是中国制造的球鞋。最后，他骄傲且无奈地说：“既然都是咱中国的，何必来做搬运工。”事实上，真正让国人扬眉吐气的是联想集团把IBM公司的PC业务收入囊中。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标志性事件。
西方世界的普遍不满与恐慌随之而起。德国《明镜》周刊：“充当世界经济火车头的，是中国；像一只巨大的猩猩，吸尽西方国家工作位置的，也是中国！”毫无疑问，文章后半句在指责中国，不友好的语气中透露出不安和焦躁的情绪。而情绪迅速转化成了行动。“中国制造”经历最猛烈的一波阻击。
秋天，温州人陈九松到西班牙埃尔切，做鞋类贸易。按照当地法律，外国人没有“老板居留”，不能注册公司。灵活的陈九松用朋友的身份登记注册公司，打理生意，一面申请“老板居留”。没多久，他遇到反对华商潮流，莫名其妙成为受害者，一败涂地。事后总结，人们倾向于认为，陈九松个人经历并非偶然，而是温州人数十年疯狂扩张埋下的伏笔。
说起来，温州鞋和西班牙间的瓜葛能追溯到20世纪末。
最早进入西班牙的温州人远没有现在这么体面，他们多摆摊起家，被当地人鄙视。靠零售，慢慢攒下一笔小钱，之后想方设法巩固地盘，把生意做大。他们的确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第三方代理。
联系国内厂家，寻找国外买家，赚取不多的差价，获取微薄利润。一双普通的温州鞋，经过汽车、轮船、关税等重重关卡，到达目的地，只卖5欧元；同类的西班牙鞋至少定价8欧元。更多时候，二者之间的差价高得离谱。
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转行进入皮鞋设计制造领域，以工贸一体的方式生存。所有海外皮鞋商，没有谁能摆脱这样的发展路径。更多的温州人跑到海外，以同样的方式生存下来。
温州商人的大量涌入直接导致仓储租金上扬。一位当地商人抱怨，“中国人再待下去三个月，我们都要关门”。可中国人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他们源源不断地把皮鞋运往西班牙。大量西班牙本土鞋厂倒闭，幸存下来的企业则直接向温州下订单，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虽然价格下降，还是和温州鞋没法比。大量西班牙鞋业工人失业。西班牙媒体报道称： 2002年，埃尔切有12个鞋厂破产，2003年增加到14个，2004年7月增至26个，1000多名工人失业。
西班牙人的不满蓄势待发。有人暗中商量，要给温州人一点颜色瞧瞧。埃尔切挂出写着“把进入我们城市的鞋子货柜箱倒掉烧毁”的极富煽动性的广告牌。民怨升腾而起，矛头直指温州鞋商，西班牙行会负责人趁机火上添油，号召抵制中国鞋。当地政府态度暧昧不明，一方面信誓旦旦地保证，保护中国商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警察们“用枪顶着中国商人的脑袋”，进行突击搜查。这显然不是正常的盘查态度。
2004年9月16日，厄运落到陈九松的头上。300多名西班牙人高呼“中国人滚回去”的口号，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行进到埃尔切的中国鞋城。提前得到消息，大部分鞋商早早关门歇业，躲避风头。陈九松没有，他在等待国内订购货物。他的16个货柜被堵在路上，前途未卜。事后看来，这是悲剧的源头。当天7点左右，货物安全运到。陈九松刚松一口气，震惊的场面出现： 20多名示威者冲进鞋店，把准备好的汽油瓶扔进仓库里，刹那间，“火光冲天，空气中飘荡着厚重焦煳味”。
价值800万元的货物化为灰烬。望着滚滚黑烟，陈九松前所未有的沮丧无奈，站在身旁的亲戚早已精神崩溃。
本地警察视若无睹，任由人群肆意妄为。“精神和身体上不适应”的陈九松在西班牙华文报纸《欧华报》刊登求救信。“希望通过合理的方式，向西班牙政府交涉，帮助尽快获得政府赔偿”。当天，埃尔切再次爆发针对“中国制造”游行。
十几天后的9月27日，埃尔切街头再次出现号召示威游行的海报。令华商不安的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也出现不和谐声音。温州人聚集的仓库批发区，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公共汽车站的玻璃上明目张胆地贴满声援埃尔切的传单。最终，在中国政府抗议下，西班牙方面采取措施。大火事件逐渐平息，由此的思考并未终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 西班牙烧鞋事件是世界各地阻击“中国制造”的延续。来自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表明，截至2004年5月底，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637宗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调查。另一个佐证是，津巴布韦对中国出口的鞋类提高了1000倍的关税。欧盟开始酝酿设置进口壁垒以保护本地制鞋企业，同时对制鞋材料中的一些化学用品提高检测标准。
同年10月，杭州《都市快报》发表题为《西班牙烧鞋风波促我们反思温州发展模式》的评论文章。文章写道： 西班牙的排华事件，显示一些当地民众把温州商人视为侵略他们经济生活的外国奸商。这事件显示，中国企业若要在海外扩展市场，不能单以成本低为单一竞争条件，显然也不能不下些工夫，建立企业和品牌的公关形象。同样是中国制造，李宁牌服饰甚至成为西班牙男篮的赞助商。有人发问，如果温州鞋的品牌高端一些，会不会有这些麻烦？
对于这个问题，温州人并不是没有考虑。但日益紧迫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们做出实质性行动。未来，更大危机正在温州制造业快速蔓延。
年景难过
在温州，一些曾红火一时的制造商，明显地感觉到日子难过。周大虎抱怨，“看起来产值继续增长，利润同比已经差太多”。有同样感触的企业家有很多。一个事实是，上半年，温州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66%，原材料进价同比上涨6.35%，剪刀差达4.69个百分点。
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大规模普及，生产过剩的趋势显现，人力成本、原料价格上扬，利润下滑，制造业的春天似乎即将过去。部分专家因此提出，温州制造业的微利时代已到来。而温州企业家面前的选择，要么继续在微利行业挣扎并伤痛着；要么主动出击，开拓新兴市场；抑或放弃制造业，转而从事其他行业。
时至今日，依靠科技创新、专利发明，进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机械化大生产已被演绎极致。少数成功企业，依靠积累多年的品牌优势，才得保证赢利。多数制造商则徘徊在生死线上。
制造业日薄西山，突围在所难免。
多数温州人选择的突围方式，借助廉价优势，迅速倾销，开辟海外市场。但引起的负面影响接踵而至，温州皮鞋在西班牙的遭遇不正是最好的说明？
昆剧《班昭》唱词：“最难抛的是荣华，最难耐的是寂寞。”这一年，刘周华的企业陷入转型困扰，只不过他面临的形势并不严重。仔细梳理，大环境下小人物个人命运的起伏转折，以及从中显现的原委曲直，或许可以看到中国商业环境的变迁。
时代既然纵容一切冒险与征服，就也处处充满陷阱与禁忌。很快，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让刘周华的商业梦在狂飙中破碎。不过，越挫越勇却已无本钱的刘周华，巧舌如簧，鼓动20多名员工集资入股，凑齐300万元，组建“瓯海联运公司”，在一片混乱的运输市场中杀出血路。
到2004年，物流运输利润淡薄。刘周华转行服装批发。
经人介绍，他找到花花公子服装负责人。一见面，他把随身携带的百万现金摆在对方面前：“你们需要有诚意的代理商，我需要有品牌号召力的服装供应商。合作，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言语直白得惊人，效果却出奇的理想，他成功拿到花花公子湖北总代理权。为节省资金，他干脆在服装店角落打地铺。辛苦并没换来相应的回报。开张数月，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有人质疑，“花花公子休闲t恤是假的”。
刘周华发现问题症结所在： 店铺所在的街上卖的衣服都是仿品牌，顶级品牌到这里，自然被人怀疑是假货。于是，他以最快速度转战汉正街白马商城，短时间内将花花公子打开销路。
生意理应步入正轨，可是正装、休闲装划分的花花公子竟然开发出西服、衬衣、皮具等几十个系列。刘周华迷惑的是，武汉花花公子代理商居然冒出几十家，市场大乱，刘周华只能放弃“花花公子”，改做其他品牌。
多方联系，他拿下美国“花雨伞”代理权。这次，他变得小心谨慎，谈判时额外多了一个条件： 销售任务定高点，但一个区域只能有一个代理商。
前进的动力
多事之秋，宏观经济的骤然趋冷，2004年的确是挣扎与伤痛的一年。
温州以外，德隆、托普、科龙、健力宝败在脆弱的资金链上，轰然坍塌。此外，海信爆发“集体辞职”事件，沃尔玛拒建工会引发争议。随之相伴，一头灰白头发的海归教授郎咸平频繁亮相媒体，指手画脚中国经济。锋芒所及，引来叫好一片。只是人们分不清，叫好是在反思，还是在否定改革。
“你给了我一个江湖梦，但我却看不到江湖的边。”电影《卧虎藏龙》玉蛟龙的这句对白也许最适合于风光无限的中瑞财团与中驰财团。
短短几周，两家公司高薪招聘的总裁先后离职，企业群龙无首。
提起中瑞、中驰两大财团，温州无人不知。它们分别由若干中小企业组合，向西方垄断集团靠拢，大胆地以财团自居，聘请来两名职业经理人做总裁，向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转变。惋惜的是，所有的理想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财团组建那天起，“财团”即被“有关部门”盯上，并被盯得死死的，以防止它“非法集资”，最终“财团”变成了“房地产集团”。而集团内部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集体成员之间未真正走向联合；两位总裁也被以外人身份对待。
事实既定，外界由此感慨，温州民营企业始终在寻找解脱之道，却终究难以走出困局。
在如此般的叹息和忧虑中，温州民营经济的开局人物王均瑶因病辞世，享年38岁。接班的是35岁的王均金。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民营企业，能否顺利度过这个动荡的转折时期？一切为温州家族企业拉响警报。
人们从王均瑶的辞世看到一个时代的结束，下一个时代能否重续辉煌，不至于衰落。除了担心与焦虑，没有人知道答案。
听到王均瑶去世，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装电话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刘大源感喟之余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幸运”。如今，“大源螺丝店”变成“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单开间狭长的门面，并不起眼，但足够支撑老人安享晚年。
刘大源最好的朋友是53岁的叶建华，当年“八大王”中的“目录大王”。遗憾的是，辉煌过眼烟云，后者境遇不佳： 企业关门大吉，为图改善，偷渡国外，谋生更辛苦，只好回来，赋闲在家，专注技术。他的一项摄影显像技术2004年拿到3000元的乐清科技专利奖金。对此，叶相当满足，一副别无他求的样子。
2004年11月，温州药店叶同仁堂被告上法庭，原告北京同仁堂认为其侵犯自己商标，要求后者去掉招牌中的“堂”字。在浙江省高院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温州叶同仁堂去掉招牌中“堂”字，承诺两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承担诉讼费40万元。
一场闹剧告一段落，有远见的温州企业家纷纷反省，温州人除了肯吃苦还有什么优点？作假、仿冒、侵权，再到西班牙大火，看起来头脑灵光的他们，在2004年却处处碰壁。唯一一则关于温州的好消息是，温家宝总理特地赶到温州考察，与当地企业家长时间交谈。期间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是有好处的。”而借助修改宪法的机会，总理对民营经济的关注被转化为字句写进根本大法：“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年底温州财政数据显示，温州市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当然，老百姓对统计数据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在乎实际的东西。GDP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写照。这年，温州人吃方面的资金超过80亿元，增幅达4.6个百分点。更加专业的说法是，温州跨过了现代化的门槛，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其国民经济具备相当实力，进入活跃、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掀起鼓励创业的高潮。
政府在大学里开设指导创业的课程，把企业家请到课堂，与学生分享成功经验。校方以实际奖励的方式，支持创业。政府加大了针对青年人创业的表彰力度，其中一项奖励特别针对外来务工青年。报社编辑廖毅因此被评为“温州市十佳外来务工青年”。这是对他工作的承认，可他高兴不起来，名誉前面的“外来务工”四个字，他觉得别扭、反感和抵触。他认为，“词汇多少带有歧视”。
温州总有那么一点点不尽如人意。然而，这不正是这个城市不断前进的动力来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