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下子挣脱了。没有再看他一眼，也没有告别。我只是转过身去，强作镇定，努力寻找逃离的路。直到那时候我才发现刚才那杯水大部分都洒在身上了，左脚的鞋子也湿透了。他没有来追我，也许是因为猜到追了也没用。他只是静静地在那儿坐着，当我快要走远时，射出了最后一箭：
我耸了耸肩膀。
“你在说什么，丫头？”她小声问道，声音支离破碎地从喉咙中飘出来，充满了茫然和难以置信。
我很清楚自己的出格行为会颠覆这份舒适温馨。我也知道除了伤害自己，还会葬送其他人的一生，但那时候我已经无法阻止自己了。我下定了决心，而且意志坚定：让婚礼和公务员考试见鬼去吧，我不想再埋头在小桌子上学习打字，也不想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生子、同床共枕、同甘共苦。我要抛弃他，即使这时候刮起龙卷风，也不可能让我改变心意。
这个人是谁？他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盯着我的双眼，主动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
我害羞地伸出一只手。伸手之前我迅速地看了一眼伊格纳西奥，希望能看到他欣赏的眼神。但是我没有找到。伊格纳西奥的注意力已经回到机器上去了。拉米罗·奥利巴斯大胆地抚摸着我的手指，充满了性感的挑逗，让我毛孔紧张，两腿像夏日风中的树叶一样发抖。直到伊格纳西奥从雷特拉35打字机上收回目光，询问如何付款时，他才放开我的手。两人商定当天下午先交一半货款，另外的一半第二天上午现金交付。
我强作镇定，沉默不语，试图掩饰冒失的言语背后那份紧张不安。母亲的反应让我害怕。对她来说，伊格纳西奥几乎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儿子，他的出现填补了我们这个小家庭中男性的空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性情相似，互相理解。母亲总是特地做他爱吃的菜，给他擦鞋，为他缝补磨损破旧的衣物；他则在看到她为他精心缝制的周末弥撒服装时大加奉承，时不时地给她带蛋黄甜点，有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比我更漂亮。
我们没等太久，一位穿深色衣服大腹便便的人便出来接待了。他和善地问好，并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伊格纳西奥跟他聊了起来，告诉他我们的需求，向他索要资料、征求意见。这个店员拿出了看家本领，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性，他把店里陈列的每一款打字机的特性都介绍了一番。虽然详细、严谨、精确却单调乏味。二十分钟以后我都快无聊得睡着了，伊格纳西奥却全身心地投人其中，专注于吸收这些信息，完全忽略了我，忽略了与店员的介绍无关的一切。我决定自己到一边去转转，因为我对他们的谈话实在是—点兴趣也没有。伊格纳西奥的选择一定是最佳的，这我完全相信。而打字机对我来说，不就是键盘、回车和侧铃的组合吗？
其实我那时并没有什么宏伟的人生规划，所有的抱负都和家庭相关，无非是些家常琐事，与当时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很相配，几乎触手可及。我的世界只围绕着一些人和事缓慢地转动。在我看来，他们永恒而坚固。我的母亲，就是这个小小世界里最坚实的支柱。她是名裁缝，在一家专门为贵族定制时装的工作室上班。她经验丰富，品味高雅，但终其一生只是个劳劳碌碌领薪水的裁缝。就像其他裁缝一样，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手眼不停地进行裁剪、缝纫、比量、修改，最终将凝结着汗水和心血的衣服穿到别人身上，而当这些作品受到赞誉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出自谁人之手。关于我的父亲，我知之甚少，确切地说一无所知。他从未露过面，这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我对他没有多少好奇心。八九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冒险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他的零碎信息：他有另外一个家庭，不可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当时的我一心只想着吃完最后几勺四旬斋期间聊以充饥的豆菜饭，母亲的话就跟眼前的饭一样让我极不耐烦，囫囵吞枣地听了进去。对我来说，赶快到楼下广场上去玩比了解这个不相干的人的生活有趣多了。
“我傍晚之前来不了，我得上班。”伊格纳西奥说。他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条无形的绳子慢慢勒住了他的咽喉，不久便会让他窒息，他却浑然不觉。拉米罗几乎不需要亲手去拉紧绳子。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提货？”伊格纳西奥问。
“我是这家商店的经理。很抱歉刚才没能接待你们，当时正准备开会。”
拉米罗在等我。一看到我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马上中断了同一位雇员的交谈，拿起礼帽和华达呢大衣，向我迎来。看他来到我身边，我想告诉他我包里带着剩下的货款，伊格纳西奥让我向他问好，也许当天下午我就要开始学习打字。但他根本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甚至都没有跟我打招呼。只是在嘴里叼着一支烟，微笑着轻抚我的后背说：“我们走！”我就跟着他走了。
“就叫希拉吧，神父，您就给她取名叫希拉吧，至少比较好记。”这是我母亲作为唯一家长的最终决定。所以，我就成了希拉。
“男朋友。”我说。
年华似水，生命如梭。时尚不停在变，车间里的工作也紧随着改变。欧洲大战之后直线剪裁风行，胸衣过时了，人们开始不知羞耻地卖弄腿部。但是当快乐的二十年代结束时，服装的腰线又回到了正常位置，裙子开始变长，袖子、领口和人们的心态也都归于端庄稳重。我们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更多的变化让人应接不睱，一个接一个地，始料不及地，都赶到一起了。二十岁的时候，西班牙人民迎来了第二共和国，而我认识了伊格纳西奥。那是一个星期日，在一场乱哄哄的满是工厂女孩、坏学生和休假士兵的舞会中，他把我拉过去跳舞，逗我笑。两个星期后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还在透过大厅和办公室之间的百叶窗偷偷地观察我，我心想。他没说，但是从那探遼的眼神、稳重的嗓音里，我能清晰地感觉出来。他先来找我而不是伊格纳西奥，握手的时候把我的手捧在掌心里半天，所以我知道他一直在偷看我，看我闲逛，看我在玻璃柜门前整理自己：梳好发髻，调好衣襟，双手滑过腿面整理长筒袜。他躲在办公室里欣赏我扭动的身体和每一个动作的韵律，仔细掂量我的身形轮廓和面容线条，也一定在心里给了我一个评价。他用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研究我，这双眼睛的主人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惯于在表达愿望的同时直接命中目标。现在，他的目标就是我。我从来没有从其他男人身上接收过这样的信息，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能力对别人产生如此赤裸裸的肉欲吸引力。但是就像动物能嗅到食物或危险一样，与生倶来的本能令我感觉到，这个拉米罗·奥利巴斯，像一头狼一样，冲着我来了。
当他知道我们买打字机是为了让我练习打字时，便对这个主意大加赞赏，好像由衷地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想法。伊格纳西奥来说，他只是一个称职的专业人员，如数家珍般介绍这些机器的技术细节，以及各种付款方式的利弊。但对我来说，他像一块神秘的磁铁，散发着自信和魅力，牢牢地吸引着我，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籐动。
马努埃拉女士的时装店里，上门的顾客越来越少，订单越来越少，活计也越来越少。在艰难的挣扎与抉择中，时装店开始辞退工人。先是学徒，然后是普通裁缝，到最后只剩下马努埃拉女士、母亲和我。当我们做完因特拉格斯侯爵夫人的最后一件衣服后，无所事事地连听了六天收音机，连个敲门的魂儿都没有，马努埃拉女士不得不叹息着向我们宣布关闭时装店。
以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摩洛哥人。
我开始在大厅里转悠，想找一些可供消遣的东西。我看看墙上悬挂的广告海报，花花绿绿的，在用我看不懂的语言宣传店里的商品。我又走近橱窗，透过玻璃观察街上来往的行人，最终恹恹地回到了大厅里。
我们研究了所有可能的选择，进行了无尽的比较和计算。我不了解功能，只觉得小巧轻便的机器更合适。而伊格纳西奥不在乎体积大小，相反，他非常在意价格、分期付款和功能。我们找遍了马德里所有卖打字机的地方，在商店的橱窗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学习那些品牌的外国发音，这些发音让我想起了电影里那些遥远而富有艺术感的地方：雷明顿、皇家、安德伍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牌子，也可以选择另一个，可以在一家美国商店买，也可以在另一家德国商店买。但最终我们决定在马格尔大街的意大利品牌好利获得专卖店购置我们的机器。我们怎么可能想到，如此简单的一个决定，仅仅是往前走两到三步，跨过那个门槛，就给我们共同的未来判了死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未来的道路。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终于抬起目光，“最近时装店里没什么生意。”我补充道。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刻意去一个官僚机构待一辈子呢？”他抿了一口咖啡，问道。
还没坐稳，他就在我耳边低声说道：“昨天你走了以后，我一分钟都没停止过想你。”
“仓库理货员出去办事了，今天下午应该无法回来。恐怕明天上午才能从库房提出货来。”
她正准备穿针，我的话让她一下子呆住了，指间还捏着没有穿过去的线。
一台打字机彻底粉碎了我的命运。还记得那是意大利好利获得牌打字机，我透过商店橱窗看了它好几个星期。如今再回首，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让人难以相信一台简单的机器居然可以在短短四天之内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把已经成形的计划全盘碾作粉末。但事实就是如此，在它面前，我无能为力。
他的嗓音如此亲昵而性感，与我们周围的嘈杂格格不入。身边充斥着玻璃和陶瓷器皿与大理石台面的碰撞声，上午茶时间的闲聊声，还有侍者向吧台点餐的叫喊声。
他一边侧身让我过去，一边很自然地把手放在我的腰上，好像一辈子就在等待这一刻。他友善地向伊格纳西奥问好，把店员打发走，轻而易举地掌握了牵引整件事情方向的缰绳，这对他来说就像驯鸽人击掌让鸽子飞翔一样，小菜一碟。他像一个魔术师，头发用发蜡打理得整整齐齐，脸部轮廓鲜明，带着深深的笑意，有力的脖颈，挺拔的身躯，果断潇洒，具有男人气概。站在他旁边，我可怜的伊格纳西奥看起来好像再长一百年也长不成男子汉。
他再次缓缓向我靠近，再次用他炙热的声音烧灼着我的耳朵。
—群七嘴八舌的学生呼啦一下涌进了咖啡馆，他们的交谈和大笑打破了那个神话般的时刻，就像有人无情地戳破了五彩的肥皂泡。我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一样，一下子意识到脚下的地面没有融化，意识到我差点吮到一个陌生人的手指，意识到有一只充满渴望的手正在我左腿上一寸寸地移动，意识到我正要纵身跳进万丈深渊。这一点点幸存的清醒让我一下子跳起来，惊慌地抓起随身带的小包，把侍者送来的一杯水一饮而尽。
他的语调充满了私密和亲近，好像我们相识已久，又好像我们两个人的灵魂从生命的最初就一直在等待这次相逢。
在那个混乱动荡的时代，连剧院的包厢里都充斥着政治争吵。政府不断更迭，没念上三遍天主经就换了个朝代，我们都没有时间为失去或错过的东西惋惜。时装店被迫停工三个星期后，伊格纳西奥手捧一束紫罗兰出现在我面前，并带来了他终于被录用的消息。我们小小的婚礼计划暂时掩盖了对未来的迷茫，大家开始坐下来策划婚事。随着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上形成了很多新风气，开始流行新式世俗婚礼，但我的母亲，在灵魂深处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意识和对已经倒台的君主制乡愁般的忠诚。她鼓励我们在邻近的圣安德雷斯教堂举办一场传统的天主教婚礼。我和伊格纳西奥都接受了。我们怎么可能不接受呢？对伊格纳西奥来说，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而对我来说，母亲的愿望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实现。另外，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否定它，我对这场婚姻的实现没什么幻想，对我来说，在祭坛前由身着长袍的神父主持婚礼，或是在礼堂里的三色旗下成婚，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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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手指放到我下唇的另一端，继续轻抚着，更加缓慢，更加柔情。我背上升起一股凉气，打了个寒战，手指紧紧抓住坐椅的丝绒坐套。
献给比努埃萨·洛佩一家和阿尔瓦雷斯·莫雷诺一家，为了那些在得土安共度的岁月以及对他们的永远怀念。
一个巨大的玻璃门柜子挡住了半边墙。我看着玻璃里自己的倒影，发现有几络头发从发髻里散落了下来，便重新把它们别好，然后捏了捏两颊，让无聊到毫无生气的脸庞有点血色。接着我漫不经心地检视了番身上的衣服，当然了，那天我穿的是最好的衣裳。不管怎么说，买打字机对我们而言都是件大事。我弯身从脚踩处向上整理长筒袜，时不时抚抚裙腰、前襟和领子。然后又重新理了理头发，正面照、侧面照，细细地打量着玻璃中的另一个自己。我做着各种动作，跳了几个舞步，然后对自己笑了。厌倦了这番自我欣赏后，我又继续在大厅里游荡，无聊之极就将手放在各种家具上，在柜台与橱架间有意无意地轻轻滑过。对于此行的真正目标——打字机，我几乎没有注意，对我来说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体积。有些很庞大，有些很小巧，有些看起来很轻便，有些却很笨重。但是不管外形如何，在我眼中它们都只是一堆丝毫不能引起我任何兴趣的深色铁块。我不经意地来到一台打字机前，把手放到键盘上，然后假装在上面打我的名字：s-i-r-a，希拉，我轻声念道。
“很好听的名字。”
献给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内过去的所有居民，
“我想，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宽裕些吧。”
我很清楚，但是我假装不知道。第二天我一直等着母亲出去买东西，因为不想让她看到我如何精心打扮。如果她看到我一大早起来就打扮得这么漂亮，一定会产生怀疑，猜测我的心事。一听到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匆匆忙忙地准备起来：打了满满一盆水洗了澡，用薰衣草水擦拭身体，在火炉上加热熨斗，把唯一的真丝衬衫熨平，收回头天晚上晾在外面的长筒袜。就是前一天穿的那双，我只有这一双。我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穿上它们，生怕自己因为着急而手忙脚乱。这些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每天都重复的机械动作，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目标：拉米罗·奥利巴斯。因为他，我穿上最美的衣服，把自己熏香。为了让他看到我，闻到我，再次抚摸我，再次迷失在我的眼中。因为他，我决定就这样把头发披散着，尽情展示闪耀着光泽的过肩长发。为了让他紧紧搂住我的腰，我使劲束紧裙子的腰身直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他，一切都是因为他。
就这样，我们与教区神父约定了婚礼日期。二十四年前的六月八日，同一个神父按照圣徒祭日表给我取了希拉这个名字。萨比妮亚娜、维多利亚、高登西亚、埃拉科里亚和福尔图纳塔是根据当天的圣徒表可选的其他名字。
我步伐坚定地穿过大街小巷，消失在一片或渴望或谄媚的无耻目光里，强迫自己不去思考，不去想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也＋愿意停下来仔细辨认一下脚下的路会把我带往天堂还是地狱。我路过圣安德雷斯小教堂，穿过卡罗斯广场，经过下街角，往大广场走去。二十分钟后我已经到了太阳门，不到半小时我就到了目的地。
“还有这儿。”他又说。然后他开始抚摸我的整个嘴唇，一寸一寸，从这边的嘴角到那边的嘴角，像是和着节奏，并且越来越慢。我仿佛掉入了一口深深的井，心里有说不出的柔软。我不在乎这一切是否都是谎言，不在乎我的嘴唇上是不是真的有巧克力污渍。我顾不得旁边桌上三个大惊小怪的老头中断了交谈，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这激情澎湃的一幕，恨不得让时光倒流三十年。
我假装没听见，在嘈杂的学生中加快了脚步，很快消失在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拉米罗·奥利巴斯看了下手表。
也就是那个时候，在每天层出不穷的计划和点子里，伊格纳西奥突发奇想地让我去学习，准备参加考试，像他一样成为公务员。那个行政机构的新职位让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共和国的管理下，女性不再只围着锅台、洗衣池和家务事转，她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和男性肩并肩一起开拓自己的道路，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一些女性已经成为国会议员，共和国公开宣布了在公共生活中的两性平等，承认女性的司法权利、工作权利和参加普选的权利。尽管如此，我还是情愿回到缝纫工作中去。但是伊格纳西奥花了不到三个下午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满是布料和针脚的旧世界已经崩溃，一个新世界向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们必须适应。他可以辅导我备考，他有所有的考试大纲，有绰绰有余的实战经验，更有百折不挠的韧劲和勇气。我清楚地知道，从我们的婚礼开始，我们两个、我的母亲、外公以及将来的孩子们将组成一个家庭，而我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同伊格纳西奥一起挑起这个沉重的担子。因此我让步了，接受了这个计划。一旦做了决定，我们就只差一样东西：一台打字机，让我用来备战无论哪个部门都必考的打字科目。伊格纳西奥这些年一直用别人的机器练习，穿梭来往于各个高校充满了油脂、墨水和汗水味儿的影印室。他不希望我再重蹈覆辙，因此一心一意要添置—台属于我们自己的打字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四处询问比较，仿佛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投资。
“我说我不会跟他在一起了，妈。我爱上了别人。”
我喝了一口巧克力，避开这个问题。
“您呢，小姐？”
“这是那台打字机的另一半货款。今天下午我未婚夫会来取货的。”我边说边把一沓钞票放在大理石桌面上。
“我叫拉米罗·奥利巴斯。”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或许是因为不太习惯，从没有人这么正式地跟我打过招呼，又或许是因为我还没从他突然出现引起的惊吓中回过神来。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张口结舌，脑子里一片空白。语言，就像砂糖倒入水中，在大脑的某个角落里悄无声息地溶解了。他又捧起我的一只手，一边像前一天那样轻轻摩挲着，一边仔细观察。
我的生活就在这两个世界间转换，我越来越意识不到两者间的巨大反差。走在车来车往、一排排威严肃穆的豪宅耸立的宽敞大街上，我也跟走在自己街区的那些蛛网般的小路上一样自然。那些小巷永远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回荡着小贩的叫卖声、饿狗尖锐的吠叫声。行人也总是行色匆匆，如果你听到有人喊“泼水啦”，最好赶紧躲起来，免得被泼得满身铁锈。廉价的租赁房里住满了手工艺人、小商人、雇工和刚刚来到首都的报贩，他们令这个街区染上了乡土本色。他们中的很多人，除非不得已，不会走出这里。但我和母亲却相反，每天都一大早起来，匆匆忙忙离开，赶往祖尔巴诺街，快速投入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的日常工作中去。
“你弄脏了，我给你擦擦。”他说。
我们将会同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婚礼。有我那个无腿失明的外公，他不但身体残疾，精神也在菲律宾战争中受到重创，每天都在饭厅阳台旁的摇椅上沉默不语。有伊格纳西奥的母亲和姐妹们，她们将从乡下赶过来。有我们的对门邻居因格拉西亚、诺尔波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是社会主义者，真挚而亲密，对我们就像血脉相连的一家人。还有马努埃拉女士，为了给我制作婚纱，她重新捡起针线开始缝制最后一件作品。我们将用蛋白酥、马拉加葡萄酒和苦艾酒招待客人，也许我们会请一名社区乐师上台演奏婚礼进行曲，或者请巷子里的某位摄影师为我们拍张照片作为家庭装饰，当然暂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家，只能住在母亲这里。
“请回来找我，你知道我在哪儿！”
“我不用上班。”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出生在一九一一年夏天。同年，舞蹈家帕斯托拉·因佩里奥·卡约结婚，墨西哥歌手豪尔赫·内格莱特出生。欧洲的“美好年代”正走向没落，远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已隐约可闻。在马德里的咖啡馆里，人们读着《辩论报》和《先知报》，舞台上，拉·切里多和着流行歌曲的节奏疯狂地扭腰摆臀，点燃男人们的热情。也是那一年的夏天，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成功摆平数不胜数的情人，迎来了他第五个婚生孩子，一位公主。而执政的自由党人卡雷拉斯决不会料到，一年之后他在圣马丁书店翻阅新书时，一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用三颗子弹结束了他的性命。
我找不到理由反对，伊格纳西奥更是做梦也没想到看上去如此简单的一个提议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拉米罗·奥利巴斯把我们送到门口，亲热地跟我们告别，好像我们是这个商店接待过的最好的顾客。他左手用力拍着我未婚夫的背，右手搂住我的腰，一语双关地说：
“相信我，伊格纳西奥先生，来到好利获得西班牙专卖店是您最明智的选择。我向您保证，您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然后他转向我说，“希拉小姐，麻烦您明天中午十一点左右过来，我会在这里等您。”
“妈，我不会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的。”
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但我觉得自己从他的唇间捕捉到了一丝难以觉察的满足的微笑。
“那这个呢？我们不能直接要这个样品吗？”伊格纳西奥坚持道，他希望尽快完成这笔交易。一旦决定了购买型号，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完成其他一切的繁琐手续。
“不要走，希拉，不要生我的气。”
“所以你打算学打字？”
“很好，请跟我到这边来。”
注释：
“那您可以来交款提货吧？”他假装不经意地提议。
当了两年学徒后，马努埃拉女士和母亲一致认为，该是我学习缝纫的时候了。所以在十四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最简单的技术：做纽襻、锁边、绷线。后来又学锁扣眼、回式针迹、给衣服做褶边。我们工作时坐在小小的灯芯草椅上，弓着腰，用膝盖支撑着木板，所有正在缝制的布料就放在这些木板上。马努埃拉女士负责接待顾客、剪裁、检查和修改，我的母亲则负责量尺寸和剩下的工作：缝制衣物最精细的部分、给其他人分派任务、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管理大家的工作进程和纪律，等等。这里有六个老裁缝、四五个年轻女人和一群叽叽喳喳的学徒。这些学徒热衷说笑逗趣、交流八卦更甚于做好自己的工作。她们中有些人最终会成为出色的裁缝，而能力不足的，就一直做着那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杂务。如果谁走了，很快会有新人替上。和时装店雍容光鲜的外表和宽敞明亮的前厅比，我们工作的地方杂乱无章，当然，顾客只能去前厅。也只有马努埃拉女士和我母亲才能享用那些藏红花颜色的帐幔、桃花心木的家具和闪亮的橡木地板，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徒每天用棉抹布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只有她们能不时地享受从四扇高高的临街阳台窗户中透进来的阳光，其他人永远只能待在后方，那个冬天寒冷夏天闷热的小房间，我们的工作车间，两扇小小的窗户朝向内院，在那里，时间就像空气的呼吸一样，在轻声的哼唱和剪刀的开合声中流过。
我们的交易还得有一会儿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拉米罗·奥利巴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给我的信号。有意无意的身体接触、一个笑话、一个微笑、不时的一语双关，还有那像箭一样射中我内心的深不可测的目光。伊格纳西奥却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最后他决定购买型号为雷特拉35的便携式打字机，白色的圆形键盘，仿如雕刻的字母，优雅秀气。
“你真的想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希拉？”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我的皮肤都能感受到说话人的呼吸。我打了个寒战，几乎是跳起般转过身去。
好利获得专卖店有两个巨大的橱窗向过往行人展示和炫耀他们的商品。两个橱窗之间有一扇玻璃大门，斜对角上装饰着一根锃亮的铜杠。伊格纳西奥推开门，我们一起走了进去。门上悬挂的铃链叮当作响宣告着我们的到来，但并没有人马上出来接待。我们呆立了儿分钟，带着些许敬畏观察着屋里的陈设，却连伸手摸一摸的勇气都没有。木制家具刚上过蜡，光滑锃亮，上面摆满了奇妙的打字机，而我们将要在它们中间挑选的那一台触手可及。宽敞的陈列大厅尽头有一间办公室，从那里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
我们要的饮品来了，交谈暂时中止。他为我点了热巧克力，自己则要了一杯像夜一样浓的黑咖啡。趁他跟侍者交谈的工夫，我偷偷打量了他几眼。他穿了件不同于昨日款式的外套，里面是一件无可挑剔的衬衫。他彬彬有礼，举止斯文，带着跟我生活中的任何男人都不一样的精致优雅，与此同时，又似乎浑身都散发着男性魅力：吸烟的姿势，整理领结的动作，从口袋里掏出皮夹的样子，还有端起杯子喝咖啡的神态，都那么迷人。
“这是你的丈夫？”他指着伊格纳西奥问。
伊格纳西奥是谁？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以为他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人。一个安静的男孩，我凭直觉认为他一定会成为我的孩子们的好父亲。对于像我这样既没有稳定工作又不享受福利的女孩子来说，到了这个年龄，除了嫁人几乎没有别的选择。看看我母亲，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独自把我养大。我从来没有指望能有什么好前途。但我认为伊格纳西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避免我步母亲的后尘。我可以与他共同度过往后的岁月，而不用像她那样每天在寂寞中醒来。我对他没有令人心旌摇荡的激情，却有着厚实的爱恋，他的甜蜜柔情好比夜晚的枕头。我确信，在他身边，我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痛苦和坎坷。
“非常明智的决定！”拉米罗·奥利巴斯不遗余力地奉承伊格纳西奥的明智，就好像这是伊格纳西奥自己的决定，而不是他用炉火纯青的推销技巧暗地里操纵伊格纳西奥选择的一样。“对您未婚妻这样美丽灵巧的手指来说，这一款是最好的选择。小姐，请允许我看一下您的手指。”
他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学得很快。灵巧的手指很快就适应了针线的形状和布料的触感。量尺寸，包模成型，卷布。前襟长、胸围、裤长。袖窿、袖口、拷边。十六岁的我已经学会了分辨布料，十七岁我学会了鉴别它们的质量并据此估量能做成什么样的衣服：中国绉纱、真丝雪纺、乔其纱、法国尚蒂伊蕾丝。岁月像踩着跑步机一样前进，每年秋天制作高档呢绒大衣和春秋时装，每年春天缝制需长期穿着的轻薄衣物，达官贵人们穿着它们在坎塔布里亚的拉贡查和埃尔萨尔迪内罗度过轻松舒适的长假。我度过了十八岁，十九岁。慢慢地我开始着手高级的剪裁法，缝制衣物中最精细的部分。我学会了上领子、做翻领、设计裙摆、加工各种细节装饰。我喜欢这份工作，确切地说是很享受缝纫。马努埃拉女士和母亲有时候会征求我的意见，她们开始信任我。马努埃拉女士常常对母亲说：多洛雷斯，这丫头心灵手巧，真是块好料，要是安心做下去，他日一定错不了。母亲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忙手头的事。我也一样，照旧埋头干活。但是当我偷偷地斜眼看她时，发现她报得紧紧的嘴唇藏着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
“不不，还是我们来取吧。”我赶紧打断他。我隐隐觉得这个男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想到他有可能找到我家向母亲打听我，就感到一阵恐惧。
我以为，伊格纳西奥·蒙特斯，会是我这一生千百次散步时紧紧依偎的那个人。有他在身边，我就有安全感，也有了永久的避风港。他比我大两岁，瘦瘦的，很和蔼，机灵又温柔。个子很高，行为举止很有教养。他对我的爱，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倍增长。他的母亲是个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寡妇，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床垫下总藏着几个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他那时候住在廉价的公寓里，整天梦想着成为公务员，只要有部委招考，他就在考生之列。因为部委能给他一份维持生计的薪水，不管是国防部、内政部还是财政部。每年三千比塞塔，每月二百四十一比塞塔，为了换取这份永久的固定工资，他愿意将余生都奉献给办事处和办公室、吸墨纸、印章和墨水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着未来。但是在一场接一场的公务员考试中，他们总是固执地不肯把我的伊格纳西奥列入录取花名册。他却毫不气馁。二月份考司法部，六月份考农业部，然后再从头开始。
献给我的母亲，安娜·比努埃萨
在那些日子里，虽然他没有能力去开销巨大的地方消遣，但是为了让我快乐，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囊中羞涩的他尽所能地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装满了丝绸玩偶和桑叶的纸盒，一袋烤栗子，当然还有髙架桥下草地上的那些山盟海誓。我们一起在西园的小亭子里听乐队的演奏，一起在阳光明媚的周日清晨泛舟湖上，也从不错过任何一个有秋千和手摇风琴的狂欢晚会，没有哪个巧蒂斯舞会我们不是掐着点跳到最后一刻。多少个午后我们徜徉在比斯蒂亚斯公园，在社区电影院看过无数部电影。一杯瓦伦西亚铁栗奶茶对我们来说是奢侈，至于出租车，连想都不敢想。伊格纳西奥的柔情，虽然不昂贵，却似乎无穷无尽，我就是他的天空，他的星星，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女孩。我的头发、脸庞、眼睛，我的双手、嘴唇、声音，我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无人能及，我是他快乐的源泉。而我呢，静静地聆听他的话语，对他说一些傻话，听任他爱我。
“你的手指很粗糙。告诉我，在认识我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缝纫。”我低声说，深深地埋着头。
“我未婚夫想让我参加一些部委的录用考试，像他一样当个公务员。”我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羞愧。
那天夜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虽然脑海里盘旋着疯狂的想法，但我还有时间逃离，只要决定再也不去那家店就行。我可以跟母亲一起待在家里，和她一同收拾房间，用亚麻籽油刷地板，在广场上跟邻居们聊聊天，然后去粮食市场买半斤鹰嘴豆或一块鳕鱼。我可以等到伊格纳西奥从部里下班，然后随便编个谎话解释为什么我没去提货，比如有点头痛，或是觉得会下雨便没敢出门。吃完饭还可以小睡一会儿，继续假装身体不适。这样伊格纳西奥就会一个人去交款提货，与那个经理完成交易，带着我们的打字机回来，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们再也不会听到拉米罗·奥利巴斯的任何消息，他再也不会与我们的生活有任何交集。我会慢慢忘掉他的名字，跟伊格纳西奥一起继续波澜不惊的小日子。就好像那个人从来没有充满挑逗地抚摸过我的手指，从来没有躲在百叶窗后面几乎要用眼睛把我吃掉。这很容易，很简单。我知道。
她用能说出口的最刻薄最恶毒的话骂我，仰天长叹祈求老天开眼让我放弃那疯狂的念头，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说服我回心转意。当她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时，便跌坐在外公旁边的摇椅上，掩面痛哭。
“哦，这么说你是个时装师。”
然而时装店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意开始变得艰难而不稳定。第二共和国的成立，对我们那些生活在舒适奢华中的顾客造成了冲击。马德里变得动荡不安，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政治紧张感。富人们将他们在北方避暑的假期无限延长，希望借此躲开充满动荡和骚乱的首都。在马德里的广场上，人们高喊着“工人世界”的口号，郊区那些光膀子的无产阶级踏进城，直逼太阳门。街上的高级私人汽车越来越少，奢华的聚会也日益罕见。年老的女士们身穿丧服，念着九日祭经文，祈祷阿扎那早日倒台。人们开始习惯每到点起煤油灯的时候，空气中呼啸着的子弹声。无政府主义者烧毁了教堂，长枪党端起大得吓人的手枪。越来越多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用床单蒙上家具，遣散下人，插上门闩，奔逃国外，把他们的珠宝、现金和恐惧一起带出国界，继续拥护被流放的国王，期待着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安定的西班牙。
“这儿也脏了。”他边用沙哑的嗓音嘟嚷着，边慢慢往另一处滑动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