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追求既不远又不近，既不完全属于私人又不能完全国有，那就是股份制，使出资人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数得过来的，如果对这个东西作个理论化的解释，我们称之为“资本社会化”。
IBM有几万家股东，通用、微软都有上万家的股东，但是不管怎样，都是有边界的，数得过来的。这种情况下，企业治理结构就比较好，投资人可以监督经理人，经理人也会对投资人负责，所有人都是劳有所得。资本有股息，资金有利息，劳动有报酬，管理者有人力资本的回报。这就是和钱的距离适中，人人劳有所得，这是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公司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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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冯仑演讲文稿《在当代中国办企业的一些理性认识》
背景分析
在冯仑此前的概念中，企业要么是国有的，要么是私人老板的。在冯仑那一拨从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出来的人中，脑子里的概念就是要变成私人老板。但是万通走过7年时，冯仑认为要资本社会化，也就是钱不要离自己太远，也不要离自己太近。
一家企业如果离钱太远，像国有企业，全民所有，13亿人都有份，等于谁都没份。你投入太多精力，结果赚的钱和自己的业绩、个人生活都没关系，干多干少一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无所谓。
而企业家和钱的关系，如果太近了，像纯私人企业，容易导致心胸狭隘，盲目投资，家族管理，不能应变，排挤人才。这时候，花钱就像割自己的肉，这也不好。
冯仑坦率地说，1993～2000年，万通在资本上基本没有作为，无论是具体的资本结构，还是在资本市场上的借力发力，都无积极的作为。因此，欲提升万通整体的实力，资本的革命是当务之急。这既符合资本结构或股东结构的良性调整的需要，也预示着已调至良性状态的主营业务需要尽快驶入资本市场，加速前进。1995年，当万通将“资本社会化”作为一条原则来坚持并借以推动“公司专业化”和“经理职业化”时，冯仑就已经意识到资本结构本身对公司发展和治理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万通在行动和操作上迟疑了。
行动指南
一家好企业，如果脱离外部资本和资本市场，就会失去持久而快速发展的动能，也会失去衡量得失的客观标准。当资本社会化的时候，制度的制衡保证了企业的战略决策从0与1的博弈变成了1与2的博弈，也就是说，从生存还是死亡的博弈转变成好一点还是更好的选择上。因此，资本私有化不是潮流，资本社会化才是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