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约有6000人，但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只有大约100人，陈志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2006年2月，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上榜的10位经济学家中，陈志武教授名列其中。
◎记者：中国的老百姓都觉得经济学家是高深莫测的，包括您今天坐在我对面之前，我都一直在心里面描摹您神奇的模样，您平时的生活跟普通老百姓有区别吗？
陈志武：没区别，我从来也不觉得我不是普通老百姓。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背景很一般。我没有权力，惟一可以做的就是作一些学术研究。我觉得，作学术研究的人能够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去体验生活，感受社会，对人和社会的研究才会更确切、更扎实；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有各个方面的情感，有各个方面的欲望，才是正常的。
◎记者：可能很多人都在想，您这样一位能站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出身名门，或者是书香门第，实际上您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呢？
陈志武：我家在农村，我从小是在湖南茶陵长大的。当然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是觉得一个人的经历要是能够丰富多彩的话，对于研究社会、研究经济、研究人、研究文化等不同学科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记者：您觉得您的经历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吗？
陈志武：我觉得是很丰富多彩的。当然可能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因为要我回过头来看的话，从小在农村长大，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每天要下地劳动，或者是上山砍柴，因为我们湖南的农村，尤其是那个时候，不烧煤，也不烧别的，就是烧木柴，所以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也就是1978、1979年，差不多只要一有时间，一回到家要么是下地干活，要么是上山砍柴。当然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我1986年去美国以后，就去耶鲁读书。有时在纽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么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柴走着，这些年的变化还真是蛮大的。
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很后怕，因为当时确确实实有许多事情不知道。我报考耶鲁的时候，选的是金融学科，我说这个金融是什么？在连任何一点基本信息也没有的情况之下，是我自己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从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再到美国求学，从攻读计算机、系统工程再到转学金融，当年的陈志武仅是中国众多留学生中的普通一员。但这些普通的经历，却最终熏陶出了一个全球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而陈志武先生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生活，依然感慨良多。
陈志武：为什么我现在在研究金融的时候，让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每天能够多花1块钱，可以给我带来的享受、用来改善我的生活，以及整个人的幸福感，跟今天我多花1000块钱，甚至5000块钱相比，要高很多。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金融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怕不去管那个金融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能够帮助企业融资多少，把这些抛开不管，对于改善一个人的生活来说，这个意义也是非常大的。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那个时候能够通过一些金融工具，把我未来收入预期的一部分变现到1979年、1983年、1982年的时候去花的话，那么对于我整个一辈子的幸福感来说，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是不是？
但是正因为在中国社会，即使到今天，金融、证券还是非常不发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就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就是您最能够花钱、最想花钱、通过花钱得到的享受和好处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恰恰是你最没钱的时候。而等你四五十岁了，你终于把过去的收入累积起来了，有钱了，收入又比较高的时候，年纪又越来越大了，所以这是你最不想花钱、通过花钱得到的享受最低的时候，这样的话，这种在金融、证券不发达的情况之下，一个人没办法去利用这种金融工具，把一辈子的整个消费和收入作一个更加平滑的互相补充的安排，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非常不利于每个人一辈子整体幸福最大化的一种状况。
1990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陈志武开始了教育生涯，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任教。与一般做学问的学者不同的是，陈志武还以所学作投资。在潜心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陈志武与朋友1998年一起创立了美国价值引擎公司。
◎记者：刚开始做公司时就很顺利吗？
陈志武：我做第一个公司应该说不是太成功，但那个公司还在。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大概从1997年、1998年开始做起，那个公司在互联网高峰的时候，到2001年为止，大概就花掉了六七百万美元。
◎记者：这个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公司？
陈志武：最初，我们是想为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提供分析股票和控制风险的这样一些软件和数据库，但是后来发现做这个蛮艰难的。所以到了1999年的时候转型，就想针对股民大众在美国提供这样一些分析工具。结果正好2000年互联网泡沫开始破裂了，到后来，资金的来源就比较紧张，接着就裁员了很多人，所以到最后的话就四五个人一直到现在。
◎记者：一直做到现在。这个公司现在有盈利吗？
陈志武：现在有一点点盈利，但不是太多，很艰难。所以我2001年开始就做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公司盈利比较多，这是个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个对冲基金相对而言是我做的两次创业里面比较成功的一个。
2001年陈志武创立华尔街Zebra对冲基金公司，并担任Zebra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Zebra基金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9？11”之后众多华尔街基金公司风雨飘摇的日子而不倒，这其中95%的操作，都是依靠陈志武研究出的数理模型来实现的。
◎记者：您出于什么考虑创建了这样一个公司？
陈志武：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年关于资本市场的研究，不管是股市，还是债权市场、期券市场、期货市场，到最后我还是蛮有兴趣把这些不同的理论投入到实践中，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通过创办一个公司，来感受企业家、不同企业里面的管理层，他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和这些事物的挑战是什么。这样一来，可以反过来让我对于经济学、对金融这些研究的问题有一些更深的认识。
◎记者：可能做公司跟单独研究出来的模型并不太一样，因为它一方面要有对于市场、对于数据的了解，另一方面，它又要对于个体的人，包括你的客户，还有企业本身的人都有一个管理，您觉得这两方面有没有冲突？
陈志武：那当然有很多冲突。比如说像我们在学术界，研究金融经济学理论的话，特别是关于资本市场这一块，往往会忽视掉委托代理关系。
对于经济行为，对于金融机构，包括投资的和管理层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什么样的扭曲，这方面以前的研究并不是太多。所以通过我自己做这些事以后，我就感觉到，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在现实社会和现实经济中起到的作用、产生的影响是无所不及的。所以这个问题，委托代理关系在经济学，特别是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中间，受到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远远比实际要求的要低得多。
因为我们刚做对冲基金的时候，是所谓市场中心的对冲，也就是说，在美国股市上面，我没有做多，没有做空。而且我们是每买进1块钱的股票，就要做空另外1块钱的股票，所以这样可以通过组合两边买多或者卖空的这些股票，通过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组合，使这两边的风险互相对冲掉。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不管整个股市的大盘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上涨还是下跌，我们对冲基金的业绩都应该往上涨。就是不管市场怎样，我们都应该赚钱，这是我们最初追求的目标。
◎记者：当您跟客户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角色从一个学者转换出来了吗？
陈志武：多数时候，我觉得不需要作太多的转换。因为我们管理这些基金的方式，完全是根据我们研究的这些数理模型来做的。所以我们去解释这些数理模型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学术的背景，或者不能把作学术的视角放上来的话，很难去做这种说服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角色并没有什么冲突。因为我的方法决定了是要靠非常强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背景才可以这样做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去做庄，或者觉得我们能判断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未来的风云走向，我们不需要作这些判断，而且我们都是根据这些模型来帮助我们作这些判断。
陈志武在学者和商人之间游刃有余的同时，从2001年开始，渐渐地在国内声名鹊起，陈志武开始对中国的房地产、人民币升值、民间金融、城乡差距等几乎所有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陈志武用其广博的知识，引用各国历史数据进行综合比较，用严谨的理论体系进行深刻分析。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他的名字被中国的金融界和学术界广泛提及。
◎记者：有没有印象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称您为经济学家？
陈志武：这个真的想不起来，这个可能主要是在国内。因为在美国，没有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这样的一个差别，英文里面都叫Economist。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在读研究生之后，人家基本上也可以说我是一个economist（经济学家），或者说financialeconomist（金融经济学家）。
◎记者：有一个流传的版本，就是说在2001年7月份的时候，您是在飞机上看到一本杂志，所以才决定要回到中国来研究中国的模式，是这么回事吗？
陈志武：对。那个杂志让我看到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有很多的现象、有很多的数据对于作经济学的资本市场研究的人来说，应该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8年，在我看来，一直在经历着三个大的转型。第一个大的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个大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个大的转型是从一个封闭社会向一个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的历史上，不同的国家曾经经历过这三种转型中间的一种或者两种，但同时在这三个大的方面都正在发生转型的，这样的经历确实不是太多。所以我觉得过去二十几年方方面面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甚至包括中国政治和文化的那些变化，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都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实验室、一个数据库，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整个与人、社会和经济相关的一些学科，有一些根本性的认识，并丰富人类整个的知识库。
◎记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您的理论和认同了您的模式，大概是什么时间？
陈志武：这个可能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候，大概1995年到1999年之间，那个时候作了一些研究，并越来越多地在这样一些主流的、最好的学报上发表，这个时候，搞经济学，特别搞金融学方面的人，知道我的越来越多了，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等。
◎记者：然后在回国研究中国经济模式的时候，您也在不停地发表文章和评论。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陈志武：第一篇文章应该是2001年12月份在《新财富》上发表的。当时写的应该是关于一个证券侵权诉讼的案例。所以现在想起来，2001年12月份开始一直到2002年，写的多数中文文章在《新财富》、《财经》等上面刊登。现在可以说，像《新财富》和《财经》，他们所代表的水平，实际上比很多经济学的专业学报都要高得多，所以这就可以告诉你，专业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水平到底有多高，根据这个就可以作一个很简单的判断。
陈志武从纯学术研究的职业生涯转入对中国问题、法律问题的研究。在短短几年当中，陈志武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提出解决之道，成为华人经济学家当中一种独特的声音。2004年8月10日，国内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科龙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格林柯尔系的掌门人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由此引发持续至今的“郎顾之争”。而之后，陈志武发表了多篇文章回应郎咸平，针对“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发表了诸多看法。
◎记者：您在国内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跟国内经济学家们的交往密切吗？
陈志武：对，非常多。
◎记者：跟郎咸平先生关系怎么样？
陈志武：跟他现在没什么来往。
◎记者：为什么？以前有来往？
陈志武：以前有来往。因为两年前开始，关于“国退民进”等一些问题，对于他分析和研究的这些现象，我基本上非常地认同。就是说，这个现象在中国各行各业，任何一个领域，都是非常广泛地存在的。现在大家都说学术腐败、医疗腐败等，连这两个任何社会里面最不应该腐败、最应该清白的领域，都开始这么大规模腐败的话，不管是国退民进的过程，还是任何别的牵扯经济利益的过程，中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所以我跟郎咸平最大的差别在于，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认识上的根本分歧。
我会更多地觉得你去抓的这些人，当然其中很多人是应该要被问责、应该要被处罚、要被判刑的，但这些是问题的表面，并不是问题的根本。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最根本的还在于在制度架构上面作一些根本性的调整。换句话说，如果整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不透明的，也没有任何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其他的人民代表机构正规地推出相应的法律或者法规，然后通过媒体和这些权力机构直接作这些监督和问责的话，那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你要被提供了这么多空子而不钻，才不理性，是不是。
关于这场交锋，郎咸平认为国退民进有问题，因为出现了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对此，陈志武进行了系统的反驳：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到底有什么不同？国有持股是否是世界普遍现象？民企是否不如国企？对于这次争论中的关键问题，陈志武认为，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您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疏远一个人吗？
陈志武：观点的不同本身不会疏远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在湖南长大的中国人，我实际上不希望任何人利用这种情绪，一时的情绪，或者利用这样的一些机会，为了个人名声的上涨，而去没有原则地作一些煽情或者是这种操纵的运作。比如说他因为这个就觉得要重新把信心放在建设改善国有企业上面，而不是认识到国有企业中那些根本的问题。
◎记者：因为是根源问题。
陈志武：对。所以尤其对于他这样的，花了这么多年时间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学者来说，他不应该看不到那些权力和利益冲突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对可靠的独立的司法架构和独立的监管架构的话，那么最后是很难指望公司治理能够有任何意义的改善的。
◎记者：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客观，而且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感吗？
陈志武：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他当时做的这些事，过分地煽动民意来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我觉得对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记者：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对于肩负的这种社会责任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志武：应该体现在根据你自己最客观的判断，没有保留、没有受个人私利的影响，向大众、向社会表述出来。
◎记者：作为被评选出来的十大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您觉得作为华人经济学家来说，对于中国所肩负的这种责任又是什么？ 陈志武：对中国所肩负的责任，首先是要把一些以往误导性的基本观念和理念作一下梳理。换句话说，因为我们以前对关于金融、关于剥削、关于高利贷、关于市场交易到底是不是能够创造价值、关于商业交易、关于商人到底是不是除了赚钱还能给社会带来什么等，对这些基本的理念要作一个全方位的梳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会给中国社会今天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消除掉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为中国社会未来的持续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目前，陈志武先生把大部分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的问题上。“什么制度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陈志武研究、关注的问题，也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作为普通民众很容易就看到各位经济学家和学者们研究出来的结论、数据和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所作研究的这个结果对于整个社会进程的推动作用。可否请您讲一下这个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志武：我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关于高利贷的问题，这个在今天的误解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以往我们会说，高利贷是剥削，是一件坏事，那么既然如此，放高利贷的人肯定就是坏人，所以要被打倒，是不是？但是我作的一些研究和收集的数据，包括晚清的和民国时期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哪个省对放贷的人越敌意，越不友善，哪个省的借贷利率就越高。因为说到底，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他要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放出去给别人使用，他都会想一想，如果周围的人把不还债的人抬得很高，把去讨债的人打得很低，我为什么要把钱借给别人去花、给放贷出去？所以大家越是想要打击高利贷，打击放高利贷的人，整个社会里面愿意把钱贷出去的人就越少，资金的供给就越少。这样一来，使得剩下的、愿意放贷出去的资金，它所要求的利息就会越高。打击高利贷、打击放贷人的直接结果，不仅不会把利息给降下来，反而把高利贷变得更高。今天这个误导性的认识，实际上对于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根本性的障碍。
◎记者：做什么您都会去想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看来您是对新事物有非常强烈好奇心的一个人，今后会不会尝试除了学者、经济学家之外的其他角色呢？
陈志武：就目前我能想像的，不太会，因为我太喜欢做学问了。每天要是能够有一个新的认识，不管对于人、对于社会，也不管对于经济，还是对于历史，任何一天，如果能够在我自己的理解上有一个新的长进，我就觉得那一天是很幸福的。所以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连续很多天都没有什么新的认识，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觉得日子实在是太枯燥了。
◎记者：您对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陈志武：更多地了解历史、了解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家庭、文化、人们的偏好等，这是我对我自己最大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