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事件，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使中美贸易摩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中美贸易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中国应该如何降低对外贸易中的障碍和风险？
◎记者：到目前为止，你对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一事的结局如何判断？你认为中海油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陈志武：我希望这次并购成功。但从目前所遇到的政治阻力看，前景还不是太乐观。这里的原因很多，有一些是中海油难以控制的。首先，许多国会议员已公开表态反对。中海油在上月底之前雇佣了一个很好的公关公司专门负责游说国会议员，这非常好。但是，对于已公开表示反对的议员来说，这些公关努力已经有些晚，难以改变他们的立场。其次，在目前美国舆论普遍一边倒地反对的情况下，还没公开表态的议员也难表示支持。这涉及到中国的海外公关问题，大家知道，过去一年里围绕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与关税问题等等已经在美国政界和社会有过许多对中国不利的辩论，在这些情绪化的辩论还没结束的时候又来个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这个107年的美国老公司，我们可以想象美国社会的反应，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有点来得太快。
◎记者：当时在联想收购IBMPC的时候，国会也有议员提出反对意见，并致信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不过最后这起并购案还是经过了审查，并已经完成。
陈志武：联想收购IBMPC和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有非常多的本质差别。首先，PC行业是夕阳行业，利润很薄，IBMPC本身多年一直在亏损。而且PC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尖端”技术含量相对很低，虽然那些政客也说那次收购涉及国家安全，但懂行的人知道IBMPC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再者，IBMPC能有的技术联想也早就有。从理论上说，外国公司到美国收购任何一个公司都会有一个正式的调查，这是一个程序问题。所以，当时大多数人也认为审查对收购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但这次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不同之处在于：第一，过去几个月美国国内、国外的媒体都在铺天盖地地在讲未来石油资源短缺的问题，做了很多不同的预测，有的预言20年以后石油资源可能就被用完了。这样给人的感觉是，石油作为一个战略资源和主要能源的品种，危机不是很久未来的危机，而是不久以后的危机，这对于天天离不开汽车的美国老百姓来说是非常要命的。而油价也配合了这种感觉，一路涨到60美元一桶。第二，在季节上来说也蛮凑巧的。7月4号是美国国庆节，也象征美国暑期度假高峰的到来。很多美国家庭都会在暑期带上全家人开车去外地度假，所以这个时候油价的高低对许多家庭来说是感受非常切身的。还有就是围绕人民币汇率、跟中国的贸易逆差的争论也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几个因素加在一起，给了国会议员操作本题目的可能性。通过中海油收购尤尼科这件事来表现他们多么为美国老百姓着想、为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着想，他们可很好地表现自己，以此来拉选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也在《纽约时报》专栏里，建议美国政府否决收购案。他一向是比较支持全球化、跨国贸易的。在面对这些政治化的运作的时候，中海油重申本次并购是纯商业行为，这样做非常好。可是，这并没能阻止其收购在美国引发一次大讨论，把中国威胁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记者：从历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目前美国这次的反应有没有针对性？是不是特别严重？
陈志武：这个不是针对中国的。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有，只不过是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人存在的同时，多数的时候有更多的人主张自由贸易。
1988年，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总统选举，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美国跟日本的贸易逆差问题几乎成为当时每一场选举辩论的主要话题。如果你去查一查那时候的新闻报道，你会发现那时候的情况和今天的中美贸易非常相似。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了十几年。到今天，因为中国的贸易地位上升，把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挤到第二位，日本应该感谢中国接替了这个位置，尽管日本跟美国的贸易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管日本跟美国有什么贸易摩擦，它们不存在软实力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没有基本价值观的差异。两个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民主选举，有一定的权力制衡和政府架构，有自由新闻媒体，在人权方面观念也没有什么分歧。
所以，把一个日本人和美国人放在一起的话，尽管可能有不同文化习俗，但在基本价值观方面，他们的思维没有太大的差别。美国和日本之间谈判贸易问题的时候，因为有相同的价值取向，会像一个圈子里的朋友一样去谈这些问题。
但是，中国在目前的制度架构不改变的情况下，中国跟美国，中国跟欧盟、中国跟日本的贸易摩擦，又加入了一个根本性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远远比当初日本跟美国的贸易摩擦要严重得多，更不好处理。
◎记者：我注意到，在美国参议员舒默提出的加征中国商品关税的议案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说，人民币汇率保持固定违反了自由市场原则，使得中国商品价格被人为地低估，所以他们要用关税来进行纠正。你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陈志武：他说的道理是对的。说到底，汇率就是一种价格。就好像苹果一样，如果市场上的苹果太多，苹果的价格就会下降；如果苹果的供给减少而需求很多，苹果的价格就会上涨。同样的道理，人民币汇率就是人民币这种货币的价格。如果市场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很多，人民币就应该升值；如果人民币供给增多而需求减少，人民币就应该贬值。如果信奉自由市场原则的话，就应该允许汇率自由浮动。
但我想美国这些议员提出的人民币汇率议案更多是出于政治需要。作为议员，他必须对他的选民负责。如果他的选民担心中国商品进口太多，影响自己的就业，他就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阻止中国的廉价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至于他相信市场原则也好，不相信市场原则也好，那是次要的，关键时候自己的利益比原则更重要，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者国家。他甚至可以不要任何理由，就说是为了保护选民的就业。当然，如果他找的理由很苍白，号召力就很有限。但如果他发现，敦促人民币升值无论从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的角度，还是从保护选民就业的角度，都是冠冕堂皇的，那他肯定要以此来争取选民的支持。
◎记者：您认为人民币汇率有没有被低估？
陈志武：我们现在的汇率大约是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这是在1994年定下来的。你可以去查一下，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的出口额已经翻了多少倍？翻了5倍以上，贸易顺差从54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320亿美元，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994年到现在从来没有调整过，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这是不应该的，出口增长特别是出口顺差的增长应该意味人民币价值的上升。
为什么呢？首先要知道市场汇率是如何决定的：当国外的企业来中国购买商品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时候，他们要把外汇换成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商品出口越多，对人民币的需求就越高，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为了进口东西，又要把人民币换外汇。进口商品越多，人民币的供给越多，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越大。最后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向的是出口和进口的差额。这个差额越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越大。过去11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但人民币的汇率却没变动。
◎记者：有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会重蹈当年日元升值的覆辙，导致泡沫经济和长时间的经济衰退，您的看法如何？
陈志武：很多人都说上世纪80年代日本因为调高汇率毁掉了它的经济，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正是因为日本政府在那之前死死顶着，不愿意让日元升值，才使得日本的资产价格、土地价格就像现在的中国房地产价格一样，一再往上涨，涨到日本皇宫在东京拥有的土地的价格比美国加州所有土地加起来的价格还高。在那种情况下，日元再也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升值。其实如果早让日元升值的话，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人把不升值的恶果，归结到最后“不得不升值”的头上，认为是升值搞垮了日本经济，这是错误的。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人民币不升值对中国经济的损害总体上远远大于它的好处。首先是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目前出口商品和工业结构普遍存在的问题：资源消耗太多；环境污染严重。现在资源消耗型的制造业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力量。换句话说，如果人民币不升值，是在变相鼓励高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制造业去继续高实际成本地扩大生产。
如果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体系，将迫使中国企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因为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上调了，这样一来，中国企业为了能够保持现在的出口份额，不得不提高资源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否则的话，他们就没办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么做短期内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与出口有关的就业会难以增长。但长期来看，国际市场的竞争不是一件坏事。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的效率会提高，使得每一个在岗工人创造的产值会更高。而那些被淘汰的企业和工人可以转入其它新兴行业。这样的话，每个就业人的收入也会有所提高。
遗憾的是，现在人民币升值问题被政治化了。有人认为，为了教训那些美国议员，我们就不能升值，别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而按照市场原则，汇率应不应该调，已经没有人去管。这种强硬姿态在一定范围内是健康的，如果过头，反而让人无法理解、觉得你不讲理。
◎记者：如果人民币汇率实现浮动，会使中美的贸易争端得到解决吗？
陈志武：应该说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样一来美国主张贸易保护的人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当然，从根本上看，中国的人口这么多，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么明显，可以为全世界提供商品的潜力还很大。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商品与服务出口还会不断扩大，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在这个过程中，贸易摩擦和投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你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做，才能降低对外贸易中的障碍和风险？
陈志武：现在中国面对着很多的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挑战，跟当年英国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面对的挑战完全是一样的。走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方面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哪里有火就到哪里去救。但是在救火的同时有必要想清楚，中国以后想要依赖的或者建立的国际秩序到底是什么样的。
首先，关于中国想要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如果光是呼吁，意义不大。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建立任何意义上的新的国际秩序，在没有世界军队，没有世界政府之前，你必须要有自己非常强的海军。在今天，除了保卫性的作用以外，陆军的意义不大。有空军也可以，但是空军没有海军的支持也很难。打个比方说，现在中国在苏丹有很多投资，但苏丹这个国家到目前来说政治都是很不稳定的，谁在5年之后掌权都是一个问号。如果中国企业在那边的投资有一天被当地新上台的革命党没收，这些企业怎么办？
其次，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应该像当年19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推动自由贸易的理念。因为中国今天面对的挑战和200年前的英国面对的挑战非常相似，那就是打开海外市场，保证生产原料的来源不受干扰。
按照这个思路，中国政府应该用自由贸易的理念来定义中国的国际政治战略。中国的领导人和发言人要在外出访问和对外发言的时候，在各种重要场合讲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中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谈论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中国20多年的经济奇迹就是打开国门、进行自由贸易的结果。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本身还有问题，例如到明年中国的平均关税才能降到10％，而西方国家的平均关税率差不多是3％左右。但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中国可以把注意力和谈论的重点放在变量上面。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举措，把关税从100%以上一步一步地降到10％，已经靠近日本了。以后我们还会在可以承受的条件下，进一步的降低关税，使中国能够更接近自由贸易的理念。
另外，我观察到，中国的领导人到国外去演讲的时候，太多的去强调中国的特色，这对改善贸易关系是不利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到朋友家拜访他，到了之后首先跟朋友讲我跟你不一样。为什么有这么多不一样？没有什么原因，我就是跟你不一样。交朋友不应该强调不一样的方面，而是应该强调共同的一面。强调中国特色过多后，只能把原来不太亲近的关系变的更糟。
◎记者：如果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不成功，我们应该从中学到什么？
陈志武：那与其说是中海油的失败，还不如说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经验的不足以及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softpower）欠缺的具体反映，也是因为中国企业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并购对美国社会的冲击太大。具体讲，对于今后要去美国做敏感性收购的企业，有必要提前几个月去国会游说，甚至在美国媒体上做些形象型广告，提前影响他们的看法。其次，就像任何新事情一样，社会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并购美国公司的规模不能一下子升得太快，那样冲击太大。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消息出来以后美国政界和舆论反应强烈，对这一点我们许多人感到很突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更多习惯于用我们的视角去理解美国，而不是以美国人的视角去理解美国。今天，我们是要去收购美国公司，收购谈判期间以及收购之后都要在那里经营运作，那么这种时候需要做的不是去评价美国社会以及其政治运作合理不合理，而更重要的是以美国人的视角去了解美国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并接受其现实，以此来融入其中并根据这种理解去选择商业策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可能去改变其他的国家，而只能是学会适应这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