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年间有一落第老儒，北漂于京师。
“落第老儒”是经过多次科举考试失败的年老读书人，年龄尚未到进棺材的地步，处于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尴尬年纪。朝廷对科举考试中的年迈举子有“特奏名”照顾，落第老儒大都在四五十岁，说老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有史料记载的举子最多长达三十年未能考中，最后只好抑郁而终。像这种漂泊在京城的落第读书人不在少数，无法通过科举入仕，老儒只得剑走偏锋，另寻其他入仕途径。没才能、没背景、没钱，整个一“三无人员”，混迹京师的落魄儒生多半毫无背景，期望与当朝大员建立关系甚为艰难。然而，老儒自有妙计。
当时有一市井泼皮名叫于庆的，贫寒不立计，吃了上顿没下顿，与老儒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飞黄腾达是所有落魄之人的共同愿望，与博彩的心理一样，希冀有朝一日天上掉馅饼。
于庆到老儒这里买了一注“命运彩票”。这是天赐良机，老儒遂在他身上打起了主意，押下了下半生的赌注。一个泼皮无赖能有什么用处？何况这样的人距离仕途甚远。要知道一颗螺丝钉都有它的作用，何况一大活人。
于庆问老儒，如何才能发迹？
老儒给他彻头彻尾地分析了下原因，最后说想要发迹也很简单，但你需要改个名字。
只要能发迹显贵，对于于庆来说叫什么无所谓。老儒给他改姓丁，取名宜禄。
宜禄，翻译成现代话是“高工资、高薪水”的意思，没什么高明之处。传说三国时期有个叫秦宜禄的人，老婆杜夫人，也就是三国第一美女貂蝉。秦宜禄没本事，老婆先被领导吕布霸占，曹操打败吕布后老婆又被曹操霸占了。万难之下秦宜禄选择了离婚，后来投奔了张飞，不久又想叛逃，最后被张飞结束了憋屈的一生。文盲于庆不知上述的典故，但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却有它玄妙的地方。《宋书·百官志》载：“有苍头字宜禄。至汉，丞相府每有所关白，到阁辄传呼宜禄，以此为常。”由此可见，“宜禄”古时为“宰相仆人”的名字，预示着他的主人能够做宰相。
老儒告诉于庆，你去丁侍郎府上碰碰运气。这就是给他改名“丁宜禄”的高明之处。
丁侍郎即丁谓，时任礼部侍郎。丁侍郎中进士第四名，确实有一定的才能，得到宰相寇准的举荐，上位之后却把寇准排挤走。丁谓本人崇尚祥瑞，恰好晚年的真宗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是以平步青云。真宗封禅等大兴土木的事儿就是丁谓与王钦若撺掇的。
老儒不知从何处获悉丁侍郎好祥瑞的信息，恰有无赖于庆求拯救，遂出一石二鸟计。老儒正苦于无法与丁谓建立关系，丁谓门客众多，说句不好听的，给人家提鞋人家都嫌浪费时间。恰好有这么个愣头青，权拿他当枪使了。去丁谓府上是有风险的，却于老儒无碍，不成功，死个无赖，老儒落得为民除害的美名，成功了，老儒便能分杯羹，这就是老儒的考量。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于庆化名“丁宜禄”投奔丁谓。丁侍郎一听来者叫“丁宜禄”，饱读诗书的他眼前一亮，心想，难道这预示着自己能当宰相？暗合了丁谓崇尚祥瑞的心理，丁谓大喜，收之门下。果然，没过多久丁谓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丁宜禄承蒙丁宰相提携，老儒也得蒙引见，得到个教育口工作的官职，进入了仕途。
这是宋代笔记史料《枫窗小牍》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泼皮无赖、落第老儒，他们无法通过国家正规的科举制进入仕途，只能通过另一种制度——恩荫制。
面向全社会，宋廷确立了大致四种入仕途径：科举、国子监（太学）、举荐、荫袭。
这四种入仕途径呈现一个相互递进的关系。
首先来说科举制，它是针对贫寒子弟的入仕途径，渐渐地演变为主流途径。宋代科举在唐代基础上增加了“誊录”“弥封”等制度，使科举向“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最佳公平状态发展。诸多贫寒子弟如吕蒙正、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等皆是通过科举入仕。这是朝廷向民间开放的一种笼络人才的方式，使得万千寒士加入到帝国体制当中，冲淡以往的阀阅世族的权力。科举考试主要有进士科、明经科、武举科、医官、法律等其他诸科。此外，朝廷对耄耋之年的考生设有“特奏名”，即把那些眼瞅要入土为安的老考生放低要求再考一次，或者直接授官。太宗时有个叫赵昌国的老儒，考试时被要求一天内写二十首诗。结果他写了不到十首，水平还一般，太宗也特赐及第。宋神宗元丰年间还有个老儒在卷子上写道：臣老矣，不能写文章了，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神宗特赐食禄终身的优待。“特奏名”进一步地体现了朝廷笼络士人之态度。
对广大的贫寒子弟朝廷开设科举，对于广大官员、纳税大户子女等朝廷也照顾到了，即是国子监，宋廷公务员的孵化基地，进入该学校等于进入了仕途。国子监的监生有不满官职的可以参加进士科考试，但成绩再好也不授予状元。为了避免他们与寒门子弟抢名额，官方规定参加进士科的监生应与其他考生区分，另设考场，称为“锁厅试”，如果考不上的罚铜二十斤。还有一条致命的规定，落第的监生终生不得再参加进士科考试，直到宋仁宗嘉三年（1058年）才废除了这条规定。
科举与国子监两条主流的入仕途径，已然囊括了方方面面，然而朝廷犹觉得做得不够，又设立了举荐制度，对那些散在民间有名气的儒生给予特殊入仕名额，如种放、苏洵等。举荐，原是汉代重要的选官机制，即察举制。宋代规定官员举荐者不得超过五人，初荐者为“破白”，终荐者为“合尖”，防止结党营私。因有名额规定，所以不是至亲或者哥们儿等关系非常铁的不予举荐，每个官员都小心翼翼地保留自己的举荐权。举荐通常是朝中大员举荐颇有政治声望的官员，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如赵普举荐张齐贤、吕夷简举荐富弼、庞籍举荐司马光、文彦博举荐王安石等等。
以上三种入仕途径层层递进，譬如寒士通过主流的科举制考试入仕，磨勘升迁混得年头多了，说话有了一定的分量方能去举荐某某人，建立自己的官场网络。这样的人子女当官不愁，若不能通过科举，直接上贵族学校即可，甭管官职多大，至少在仕途内。如果升迁到了宰执、转运使阶层，荫袭等待遇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
荫袭，也就是前面落第老儒入仕的恩荫制，即父辈为国做出重大贡献，子女直接以父荫当官，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着重提到了宋代恩荫之滥觞。每逢祭天、皇帝生日、大臣致仕或去世等特殊时节，皇家会拿出名额恩荫臣子，致使恩荫成了常例，待遇优厚。如宋初名将曹彬去世，恩荫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太宗时期战神李继隆去世，恩荫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宋英宗治平年间恩荫二百人，宋神宗熙宁六年恩荫四五百人，宋徽宗政和六年恩荫一千四百六十人。有时候一次恩荫名额很多，大臣如无子嗣者则以亲属、门客、随从甚至奴婢充额，更有甚者充分发挥了宋代商业优势，直接将朝廷的优恤名额私下买卖，明码标价。如仁宗庆历年间大理评事一万贯，主簿、县尉六千贯，最低一级文官将仕郎三千两百贯。
面对恩荫入仕的巨大诱惑，仕途外的人投机钻营，想尽办法要进入仕途内，只要与当朝大员建立关系，哪怕去府上做个幕僚门客也有恩荫入仕的机会。这无疑给那些落第举子及社会闲散人员大开门径，自然个个绞尽脑汁使尽手段。
《东轩笔录》记载了宰相张齐贤的一个故事：张齐贤任江南转运使时，一日家宴中，有一奴偷银器藏在怀里，恰好被他看见，张齐贤默不作声。日后张齐贤为相时，所谓宰相门童七品官，家里的奴婢纷纷升官高就，日子好得一塌糊涂，唯独当年偷东西的那位还是奴。奴不服气地问道，我侍奉相公时间最长，凭什么他们都得了官，却偏偏把我撇下？张齐贤说我要不说你一定会怨我。当年你偷银器的事在我心里藏了三十年，不以告人。现在我为宰相，为国家选拔栋梁之才，安敢用盗贼？念你侍我最久，给你拿路费，走吧！奴震骇，恸哭拜谢而去。
不谈这则故事中的张齐贤如何品察人品，单说他们家的奴婢通过什么途径“皆得官”？是官，不是吏。官有国家正规编制，吏只是朝廷的临时工，官与吏在宋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文已述，举荐是有条件的、有利益的，且有名额限制。想来张宰相府上奴婢众多，他怎会挨个举荐？由此可见，我们有理由推测，奴婢与于庆、落第老儒他们很可能是通过获取恩荫名额入仕的。
面对恩荫的诱惑，《青箱杂记》提到宋仁宗皇年间士人往往为了入仕名额奔走呼号，时有两位士人最具代表性，一个绰号“望火马”，另一个绰号“日游神”，但凡有那么一丁点儿入仕的机会他们两位闻风即到，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朝廷遂颁布“谒禁令”。也不能怪士人投机钻营，变相世袭给很多幸运儿提供了捷径，找人托关系是一种传统，反映出走捷径似乎是人们的固有思维。寒窗苦读十年的学子到头来饥寒交迫，那些目不识丁的布衣百姓只因做了大员的奴婢而得官入仕，这让学子们情何以堪？
然而，这种恩荫名额其实只有在京师最为泛滥，所以大家扎堆开封汴梁。宋代规定：“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官员等级官阶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司”（司空、司马、司徒）的，恩荫范围才可达到异性亲属及门客随从。文散官官阶为三公三司的，最低也是宰执层次的职事官。地方省长（转运使）恩荫的范围仅为嫡系及本宗族，名额很少，通常是一人。
恩荫属于稀缺资源，谁能争取到谁就有发迹的可能，诸如泼皮于庆、落第老儒这种与朝廷大员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以其门客随从充额，这种机会只有在朝廷才有。此为很多仕途外的人员要混迹京师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