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年间，宰相宋庠在任期间毫无建树，不承想衙内犯事儿被包拯抓住把柄，弹劾罢相，下了地方工作。宋庠知扬州，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宋庠很郁闷，大家不说是同事那也算是文友，宋庠与弟弟宋祁时称“二宋”，仅次于文坛领袖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大小算个腕儿。于是他给梅尧臣送去了两只大鹅，希望得到他的回赠，上路心里也有个平衡。
梅尧臣一直在地方工作，五十岁时始得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名头响亮，但不是实权官职。在京城过得比较清苦，喝酒狎妓通常是欧阳修埋单。收到前宰相给的大鹅，梅尧臣没什么可回赠的，来了文人那一套——赠诗：“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走，从教养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把前宰相一通埋汰，惹得宋庠老大不高兴。
文人士大夫之间赠诗，属于应情应景必须要会的一套，否则你就不是士大夫，同事们会瞧不起你的。士大夫说来话长，简言之读书人称为“士”，岁数大了就叫“老儒”。光读书没做过官，只能叫“士人”。做过官没读过圣贤书的如武官、医官，也不叫士大夫。得是既读书又做官又有一定的文学造诣与政绩的，才是名至实归的士大夫。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全是士大夫出身，读过书、做过官、文学造诣深厚、有一定政绩。
宋代最著名的士大夫互赠诗，应属欧阳修与王安石。欧阳修年长王安石十四岁，欧阳修为文坛领袖之际，王安石刚刚崭露头角，两人神交十余年，仁宗皇年终于在京城见了面。时年四十七岁的欧阳修无法掩饰对后生王安石的欣赏，宴会上诗兴大发，当即写下《赠王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答赠《奉酬永叔见赠》：“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这是两位文坛泰斗的一次面对面碰撞。赠诗如同两个业务员见面互赠名片，只是表面的东西。当然有的士大夫诗文写得非常好，赶上个年节假日能充当金银细软赠送给同事或领导，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许洞就干过“卖诗”的事儿。
许洞文武双全，可惜一生仕途落拓，仅做到了乌江主簿的低微位置。许洞喜欢喝酒，欠了一屁股酒债没钱还。酒家催债，许洞说再赊几斤，而后喝得酩酊大醉，提笔在墙壁上写下数百言诗句。不明真相围观的群众惊呼有才，就有人出钱买他的诗文。许洞当即卖了诗文，还了店家的酒钱。许洞有个外甥名气很大，就是北宋著名科学家、研究宋史的重要资料《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宋仁宗景年间，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余靖等人被诬为“朋党”坐贬，这场政治斗争意义深远，少壮派向老宰相吕夷简发起进攻，但终究不是对手，四人被贬出京。其时著名书法家蔡襄为四人鸣不平，写了一首《不肖诗》，人人争相传写。书商发现了这一商机，竟然把蔡襄的诗刻印成书投向市场，具体挣了多少钱不清楚，但“颇获厚利”，应该不在少数（《渑水燕谈录》）。
赠诗文属于士大夫之间的一种关系交流，算是“雅贿”的一种。尤其文坛上有一定名望和造诣的官员，写得好的确价值千金，省了不少人情钱。赶上哪位领导摆寿宴，直接送诗了事。没有文学才能的人，想要维护或与领导建立关系，只好大出血了。
《归田录》载吕蒙正为相时，有个士人向他献礼，想走后门求得一官半职。士人献上古玩，是面镜子，相当神奇，据说能照两百里，反射面和映照面十分广阔。故事中未提到镜子价值几何，推想应不菲。宋代的铜镜以消耗多少铜计算，每两铜400文。从出土的宋代铜镜来看，手掌大小的镜子重在300克左右，大一点的三斤左右。士人给的铜镜是古玩，所以价值自然比其他铜镜高，可能是他的传家宝，拿出来换个仕途明朗。没想到被吕蒙正拒绝了，他说我脸不过碟子那么大，这镜子能照两百里，给我有何用？
宋仁宗时还有给大员送礼失败的，《梦溪笔谈》载孙甫官至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有人给孙长官送礼，一个砚台，价值三十贯。孙甫就问什么砚台这么贵，送礼的说砚台以石质润泽为上品，这砚台呵口气就有水流出来。孙长官当即说道，一天呵出一担水，也不过才值三个大钱，我要它有什么用？孙长官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拒收了礼物。当时普通砚台的市场价在百文左右，相比其他砚台，送给孙甫的不算贵，一千贯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