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思肖，原名不详，是南宋末年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文人。“思肖”从“赵（趙）”，表示怀念赵宋故国的意思。他并未像文天祥、陆秀夫那样壮烈殉国，而是以著书立传的方式继续反元斗争，代表作品《心史》，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社会的等级为“十色”，分别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同时期的谢枋得《叠山集》也有此记载，与郑思肖的《心史》大致相同，略有出入，第八等为娼。不管怎么说，文人知识分子在哪个改朝换代的年头都不招统治阶级待见。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文人？他们有什么作用？
但凡提到文人便会联想到知识分子，两者同属一个阶级，在不同历史时代下的叫法不同。根据《汉语词典》对“文人”的解释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书人”来看，文人属于知识分子中的高层人士。古代中国的读书人是社会的重要阶层，秦汉以前统治阶级为天子、诸侯、大夫、士，读书人算狗尿苔长在金銮殿上，大小是个贵族。秦汉以后，士人沦为了平民，士、农、工、商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士的地位高于其他阶层。
文人的概念比较好理解，但凡具有文化水平的，不说学富五车、经天纬地，最起码会写个作文或者编个顺口溜，若能弄出秀句广为流传，则为不朽了。《左传》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儒家思想里“三不朽”的概念。立德居第一位，中国乃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行修养，若能弄出“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之类道德故事令后世传唱，则是不朽。立功，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个一般不好搞。相对来说立言较为容易，如今网络工具极为发达，立言谁都可以，但能否成为不朽言论，只有交给时间去检验了。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文人的三大目标，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三个最高目标一直存在于每个中国文人的心中。立言的前提是要有本著作摆着，文人年龄越大这方面的心情越迫切，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或学问，要给自己一个盖棺论定。所以，退休的官员因立言的情结作祟，自费出书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有“三不朽”的概念，所以文人身上具有诸多毛病。
民谚“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在历史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耶律楚材对汉儒文人曾有过经典的定论。
蒙古以武力征服世界，并不重视文治。铁木真西征以后，“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建议把汉人全杀光，将中国本部当作天然牧场，此建议遭到了耶律楚材的坚决反对。到了元太宗窝阔台时对文人成见挺大，在他们眼中文人之乎者也的，工作能力不如工匠来得实惠，也不会编筐、造兵器，他们有什么用呢？中原大国竟然有读书这一门职业存在，对于人人劳动的蒙古人来说甚是稀奇。耶律楚材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这番话概括出了文人的核心作用，那就是守江山。元代统治者或许不清楚“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总是看文人不顺眼。儒臣与工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只是工种不同，一个制作器具，一个治理天下。
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改旗易帜的大历史时代，大刀阔斧远比笔头子起作用，文臣儒士的作用在乱世显现不出来。帝国需要发展或者出现社会危机的时候，文臣的作用体现得最为具体，譬如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即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正轨，滑向崩溃的边缘。通常此际，总会有思想觉醒的知识分子跳出来，试图以改革之方式将积弊已深的社会拉回原点，引向统治阶级意识中的理想之路。诸如春秋管仲改革、秦之商鞅变法、楚国吴起变法、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宋代熙宁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清末戊戌变法等等。王朝崩溃前夕，通常由文人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既倒，文官士大夫阶层拯救失败后，才会有其他阶层或武装夺权或起义反抗，继而改朝换代，历史的发展通常沿着这一规律前进。
由此可见，文人从狭义方面来讲是那些唧唧歪歪吟诗作对的知识分子，从广义上来讲他们是智慧阶层，能够左右历史的进程，同时文化与物质的创造和承传也是由他们来完成的。社会如果缺少了文人知识分子，那么我们也就离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不远了。儒家思想强调“学而优则仕”，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文人指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身奋斗目标。问题又来了，文人究竟能不能做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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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