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清高的背后即是注重名节，实乃因为对仕途晋升及福利待遇没指望了，才来了这么一首“田园将芜胡不归”，展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其实不是这样的，出仕做官是文人的终极目标，宋代官方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等，文人最终目的还是为功名利禄，正所谓“天下熙攘利来利往”是也。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做过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大司马在和平年代相当于宰相，战时类似天下兵马大元帅，为朝廷一品大员。陶渊明祖上十分显赫，然而一代不如一代。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到了陶渊明这辈儿家道中落，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骆驼毕竟死了，马还健康地奔驰着。诗作可见陶渊明年轻时曾立下过“大济苍生”恢复祖上荣光之志，随着仕途不断地受挫，志向日渐消弭，也就萌生了退隐的念头。
陶渊明先是任江州祭酒，以“不堪吏职”为由辞职了，翻译过来说得好听是政治黑暗，说得难听是嫌官小。起复后先后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祭酒、参军不是什么大官，类似参政军务，没实权。直到陶渊明四十一岁时才当上了彭泽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当时上峰主管前来检查工作，吏员提醒陶县长如何如何招待，陶县长火往上蹿，怒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将官场比喻“尘网”，自己喻为“羁鸟”、“池鱼”，退隐田园喻为出了“樊笼”。
通过他的仕途经历不难想象，眼瞅年过半百才做到县令级别的小官，面对曾祖父的无限荣光，他一定不甘心，但在现实面前又无能为力，所以隐居不仕也是无可奈何之选择吧！读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不知不觉流露出了陶渊明对官场的爱恨交加。他想做高官成就一番事业，又不愿意去招待上级，既不能适应官场，只能被淘汰。《归去来兮辞》全文读过会有种酸涩的感觉，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假装欢天喜地地回家。如果陶渊明能在官场上混下去，为什么结尾又道出了“乐夫天命复奚疑”此等认命的心声？戳穿所谓性格豁达的伪面具，露出假装清高的嘴脸和想干又混不下去、不想干又想着的矛盾心态。
陶渊明生前并不出名，刘勰著中对他只字未提，钟嵘著《诗品》仅仅将他的田园诗作列为“中品”，真正开创田园诗派的人是谢灵运。
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要么祸起萧墙，要么两国对杀。二十二岁的谢灵运出仕做官，在豫州刺史刘毅麾下任记室参军，不是多大干部，但得有个过程。很不凑巧豫州刺史刘毅造反了，出兵讨伐南宋武帝的刘裕，兵败自杀了。东晋内部的军阀自相残杀，谢灵运并未受到影响，反而返京任秘书丞。经过十年的混日子生涯，三十二岁的谢灵运任中书侍郎。中书省是帝国最高行政机构，长官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谢灵运做的中书侍郎，相当于北宋时期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仅仅过了四年，刘裕代东晋自立，创建了南宋王朝。
南宋文帝刘义隆时期的元嘉之治算得上一段黄金岁月。相对和平的年代，谢灵运顿扫魏晋玄言诗，开创了田园诗派。谢灵运的家世背景是陶渊明无法相比的，他是淝水之战主帅谢玄之孙，东晋的豪门望族。刘禹锡《乌衣巷》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中国的两大望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有着世家的底子，谢灵运在文坛上举足轻重。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体制下，谢灵运做官并不难，难的是能做多大的官。
南宋王朝建立后，谢灵运高歌猛进的仕途忽然遭到了打击，由公爵降为侯爵，任太子左卫率。新一轮的政局动荡，优胜劣汰，谢灵运参与南宋皇权交接斗争，站错了队伍，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任职。谢灵运觉得没什么意思，遂辞职不干。六年后，文帝刘义隆诛杀权臣徐羡之等人，为了拉拢世家大族，名声在外的谢灵运应诏回到京城任秘书监。这个职位说白了就是御用文人，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有你是五八，没你照样四十。谢灵运世家出身，特别热衷政治，然而不谙为官之道，对近在咫尺的政治锋芒置若罔闻，尤其动不动耍一耍文人的臭脾气。在京城不受重视的日子不好过，谢灵运深感压抑，多称病不朝，与三五成群的诗人文友满京城溜达。最后干脆给皇帝来点颜色看看，辞职了。
谢灵运原以为闹闹情绪会引起皇帝的重视，就好像小孩子淘气无非要吸引大人的注意。谢灵运有着文人通病，譬如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等等。说得最狂的那句是：“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享一斗。”在各种文人通病的混杂驱使下，谢灵运渐渐得罪了皇帝。他这么一闹情绪，皇帝刘义隆长出了一口气，烦人的玩意儿终于滚蛋了，一纸诏书免职归家。
经过官场的第二次打击，谢灵运应有所省悟，然而他闲职在家的日子里却优游自若，终日呼朋引类，一出门随从多达两百余人。会稽太守看不惯这帮自诩清高的文人士大夫，诬陷他“决湖造田”，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谢灵运上疏申辩。文帝刘义隆因爱其才未予追究，反而给他起复升了官，任临川内史。任内谢灵运依旧不作为，诗人性格大发，风景区成了他的办公室。上峰要治其罪，谢灵运不服气，兴兵拒捕，麻烦大了。谢灵运被捕后竟然写了一首诗诽谤朝廷，将南宋比作暴秦，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为故国复仇，无疑这种危险的言论加重了他的罪行，被判流放广州。刚到广州就有人告发他谋反，文帝下诏，就地正法，一代文豪就这么死了。
谢灵运一直在闹情绪耍小脾气，旨在吸引上峰注意，然后重视他，希望能够获得实权职位。可是他每一次闹情绪都把自己推进了雷池，只会作死，不会保命，这个太危险了。世家出身也好，才高八斗也罢，帝王领导眼里他们不过如同一幅画，雅兴来的时候细心观瞧，毫无兴致时扔到一边。统治阶级对这帮文人看得很透，因为文人通病的存在，让他们作诗可以，让他们做事不可以。陶渊明是想做官不可得，谢灵运是有官做不珍惜，所以他的命运要比陶渊明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