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沼泽地中行军，战马经常陷入沼泽而死掉。汽车也呼哧呼哧地开不动……士兵们就用身体拖拉大炮。用人力拉着装有粮食和服装的马车行进，还有马合烟草的大箱子。我看到过一个烟草箱子怎样飞落到沼泽地中，引起一片破口大骂……战士们很珍惜弹药，也很珍惜烟草……
我丈夫总是反复地对我说：“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吧！这就是史诗！史诗啊！”
——达吉扬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斯梅良斯卡娅
战前我过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爸爸是从苏芬战场上回来的，回家时右手已经少了一根手指头，我总问他：“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
战争这么快就来了，我还没怎么长大呢。明斯克居民开始疏散，我们被送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儿的集体农庄里干活。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
我很奇怪：“您考虑我什么事呀，大叔？”
“还不是这该死的小村子！都得怪这该死的小村子……”
我站在那儿莫名其妙。他又说：
“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要我们出两个人上前线，可我没人可派。本来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这倒霉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来的。或许你还是能去的吧？我这儿有两个小姑娘：你和玛丽亚·乌特金娜。”
玛丽亚是个高个子姑娘，身体已经成熟，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吗？”主席又问。
“能发给我一副裹腿吗？”我反问。
那时我们浑身衣服都烂了，我们就是想领到一些日用品！
“你真是个好姑娘，到了部队会发给你一双皮鞋穿的。”
于是我同意了。
……
我们从军列上下来时，一个魁梧的大胡子叔叔来接我们，可是谁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没问。我是这种人，不愿当积极分子，从来不干挑头的事。反正我们大家都不太喜欢这个大叔。后来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军官，真是个美男子！他劝动了我们，我们就跟他走了。等我们到了部队，在那儿又遇上了这个大胡子叔叔。他笑着说：“噢，调皮鬼们，怎么不肯跟我一块儿来呀？”
少校对我们点名，逐个询问：“你会干什么呀？”
一个姑娘回答：“我会挤牛奶。”另一个姑娘说：“我在家帮妈妈煮过土豆。”
点到我的名了：“你呢？”
“我会洗衣服！”
“我看，你是个好姑娘，要是你再会做饭的话。”
“我也会做饭。”
于是，整个白天我就做饭，到晚上再去给战士们洗洗衣服，还去站岗。当人家对我喊“哨兵！哨兵！”时，我却怎么也回答不出来，因为一点力气也没有，甚至出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
坐在卫生列车上……我记得，头一个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为离开了妈妈；第二，我睡的是上铺，那儿算是我的“小房间”，可后来堆满了行李。
您是什么年龄上前线的？
我那时正在读八年级，但没有读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线去的，卫生专列上的姑娘们全都是我这个年龄。
你们都干些什么？
我们的工作就是照料伤员，喂水、喂饭、送便壶——这些活儿全是我们干。有一个比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块儿值班，一开始她很照顾我：“如果他们要便壶，你就招呼我。”伤员们伤势严重：有的没有手臂，有的没有腿。第一天我还叫那位姑娘递便壶，可是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后来就留下我一个人值班了。于是伤员也这样喊我：“小护士，便壶！”
有一次，我把便壶递给一个伤员，可是他不接过去，我这才发现他没有手。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想象着该怎么办。我站了好几分钟，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确实应该帮助他……可是我不知道男人那个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瞧见过，甚至在训练班上也没人跟我们讲过……
——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柳毕契
我从来没有打过枪，我的任务是每天给战士们烧粥，为此我还得过一枚奖章呢。对于这枚奖章，我从来不当一回事：我又没有打过仗！我只管烧粥，烧大锅汤，搬锅灶和大桶，它们死沉死沉的……我记得，连长有一次很生气地说：“我真想开枪把这些大桶都打穿……这样劳累下去，战后你还怎么生孩子呀？”后来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开枪打穿了。结果不得不到村里又找来了一些小一点的桶。
有一天，从前沿阵地上回来了一群小战士，是让他们来休假的。可怜的小家伙们，浑身肮脏，累得不成样子，手脚都冻坏了。大家特别害怕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地区的严冬。在他们老家那儿，常常有太阳，很暖和，而这儿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他们身上暖和不起来，只能由我们来喂饭。他们自己都拿不住汤匙吃东西了……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玛莎柯夫斯卡雅
我一直给士兵们洗衣服……整个战争期间就是跟洗衣盆打交道了。我们全都是手洗，棉袄啊、套头军装啊都洗……衣物送来了，磨损得那么厉害，肮脏不堪，爬满了虱子。还有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上面溅满了血，大褂已经不是白色，而是红色的了。旧的血迹是黑色的。第一遍水是没法下手洗的，马上变成黑红色……军装没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儿，裤子没有了裤管。我们真是用泪水洗，用泪水漂啊。
要洗的军装堆积成山……还有棉袄、棉背心……我现在一想起来，胳膊还酸胀呢。冬天的棉衣很沉，上面的血迹都冻硬了。我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些情形……一座座黑色的大山在我面前……
——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
战争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我告诉你一件……
我们的通信员阿尼娅·卡布洛娃躺在草地上……一颗子弹射中了她的心脏，她要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天上飞过了一群排列成人字形的仙鹤。我们全都抬起头望向天空，阿尼娅也睁开眼睛，看着天空说了句：“真可惜，姑娘们。”她停顿了一下，又对我们笑笑，“姑娘们，我是要死了吗？”就在这时，我们的邮差克拉瓦跑来了，一边跑一边高叫着：“你不要死啊！你不能死啊！你家里来信啦……”阿尼娅并没有闭上眼睛，她一直在等待着……
我们的克拉瓦在阿尼娅身边坐下，打开了信封。这是阿尼娅的妈妈写来的一封信：“我亲爱的，心爱的女儿……”我旁边站一个医生，他说：“这真是个奇迹，奇迹啊！她居然还活着，这是违反全部医学定律的……”一直到读完了她妈妈的信……阿尼娅方才闭上了眼睛……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瓦西里耶夫娜
我的专业嘛……我的专业就是给男人理发……
那天来了一个姑娘……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给她剪发了。她有一头秀发，天生自然卷的美丽长发。指挥员进入掩蔽部说：
“给她剪个男人头。”
“但她是个女人啊。”
“不，她现在是一名军人。战后她才会重新成为一个女人。”
反正……反正只要姑娘们的头发稍稍长出来，我就在夜晚偷偷给她们卷头发。没有卷发筒，我们就用松枝，用云杉球果……嗯，至少能卷起些波浪来……
我只读过很少的书……所以无法讲得很好听……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士兵们换衣服、洗衣服、熨衣服，这就算是我们的英雄行为了吧。我们全是骑马，很少乘火车，马匹真是苦死了，也可以说，我们是一路步行到达柏林的。如果回忆我们做过的全部事业，就是这样的：我们帮助卫生员背过伤员，在德聂伯河畔搬运过炮弹，因为不能用大车运，只好捧在怀里硬是走了好多公里，我们挖过掩蔽部，我们铺设过桥梁……
我们也陷入过包围圈，我和大伙儿一样，边打边突围。我说不出自己到底杀过人还是没杀过人。反正就是一边开枪一边逃出重围，和大伙儿一样。
我觉得我记得的东西太少了。总共没有几件事情！我再想想吧……等你下次再来……
——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
我的故事很不起眼……
司务长问我：“小姑娘，你多大啦？”
“十八岁了，干吗？”
“是这样，”他说，“我们不收不够年龄的人。”
“随便您派我干什么，就是烤面包也行。”
于是他们就接受我了……
我被列入文书编制……说定了我到司令部去做这项工作……上级对我说，我们知道您战前曾经在照相馆工作，那就在我们部队负责照相吧。
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我不想给死亡者拍照，死人的照片我不能拍。我总是在士兵们休息的时候、抽烟的时候和说说笑笑的时候给他们拍照，特别是在授予奖章、勋章的时候。可惜的是当时我没有彩色胶卷，只有黑白胶卷。要是有彩色胶卷的话，在授予战斗团旗帜的时候，我就可以拍得很美很美……而今天……就常有记者到我这里来问：“您给牺牲者拍过照片吗？在战场上……”我就开始找……我很少有牺牲者的照片……如果有人死了，小伙子们都请求我：“你有他生前的照片吗？”我们去找他活着时的照片……为了看到他的微笑……
我们是工程兵……就是修建铁路、搭建浮桥、构筑掩体。前线就在旁边，我们只能在夜间挖战壕，以避免被敌人发现。
我们也做伐林工作。我那个班里基本上都是女孩子，都非常年轻。男人没有几个，因为这是非战斗部门。我们怎么伐树？所有人一起砍倒一棵树，然后把它拖走。整个班就围绕一棵树。我们手上都磨出了血淋淋的水泡……肩膀上也是血……
——卓雅·卢基亚诺夫娜·维尔什毕斯卡雅
我读完了师范学校……等拿到毕业文凭时，战争已经爆发了。既然开战了，我们也就没有毕业分配，被打发回各自老家。回到家里没过几天，就得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员会去。妈妈不放我走。不错，我那时还年轻，只有十八岁。妈说：“我送你到哥哥家里去，对别人就说你不在家。”我说不行：“我是个共青团员呀！”兵役委员会把我们集中起来，如此这般地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妇女去为前线烤面包。
活儿很重。我们共有八个大烤炉，每到一个被破坏的村镇或城市，就要把烤炉架起来。架好烤炉，又需要柴火，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面粉。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面粉袋，我们两个人一抓就扛起来了。或者是四十个战争面包放在担架上，像我这样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来。我们日日夜夜地烤面包，这几盆的面还在发酵，那几盆的面已经快做成面包了。敌人炸敌人的，我们做我们的……
——玛丽娅·谢苗诺夫娜·库拉柯娃
整整四年战争我都是在车轮上度过的……我们按照“绣锦农庄”或“科卢罗农庄”等指示牌四处奔波，在市场上征集烟草、香烟和打火石，如果没有这一切，士兵们是不能上前线的。在一个地方收购后，还要继续上路。有时我们乘汽车，有时我们坐马车，更多的就是步行，和一个或两个士兵一起。到前线战壕时，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身上扛着背着，因为不能赶着马匹，那样德国人会听到马蹄作响，所以全都压在自己身上，就像骆驼似的，而我的身材是非常瘦小的……
——叶莲娜·尼基甫洛芙娜·叶夫斯卡娅
战争开始时……我是十九岁……我住在弗拉基米尔州的穆罗姆市。1941年10月，我们一批共青团员被派去修建穆罗姆市——高尔基市——库列巴基的汽车公路。当我们从劳动第一线返回时，又被征集入伍了。
我被送到高尔基市的通信学校学习邮政信使课程。课程结束后就参加了作战部队，第六十步兵师，负责一个团的邮政信件。我亲眼看到前线的战士们收到家信后如何一边亲吻信封一边痛哭。很多官兵的亲人都被敌人杀死，或者是在敌占区度日，不能写信来。那个时候我们还以陌生的姑娘的名义写了很多信给战士们：“亲爱的兵哥哥，我是一个与你素不相识的女孩，我写信给你，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打击敌人的？你什么时候能够带着胜利勋章回家？”我们整夜整夜地坐在那儿写信……为了战争，我写了数百封这样的信……
——玛利亚·阿列克赛耶夫娜·雷姆涅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