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过了好久才习惯战争状态的……
有一次，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有个伤员动脉出血不止，我以前哪里见过这般情景啊：血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我正要跑去喊医生，可是那伤员却对我大喝了一声：“你要到哪儿去？哪儿去啊？还不快帮我用皮带扎上！”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还有一件让我想起来就心疼的事情。有一个男孩，一个七岁的男孩，没有了妈妈，他妈妈被打死了。这孩子就坐在大路边上，守在死去的妈妈身边。他还不知道妈妈已经没有了，他还在等妈妈醒过来，他想跟妈妈要吃的……
我们的团长没有丢下这个孩子。他把男孩拉到自己身边说：“好儿子，你的妈妈没有了，但你会有很多爸爸的。”从此这个男孩就和我们在一起，在军队里长大，就像是全团战友的儿子。他当时七岁，负责给我们的转盘自动枪装填子弹。
等您离开我家之后，我丈夫一定会骂我一通。他不喜欢我谈论这些，不喜欢我谈论战争。他没上过战场，是个年轻人，年龄比我小，我们俩没有孩子。我心里一直记着那个男孩，他本来可以做我的儿子……
战争过去之后呀，我瞧着什么都觉得怜悯……不但怜悯人，还怜悯公鸡，怜悯狗狗，现在我完全受不了看到别人吃苦。我在医院工作时，病人们都很喜欢我，说我心肠好。我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从来连一个苹果都不会卖，连一个野果都不会卖，我把它们全都分掉了，分给别人，从战争到今天，我只剩下了这个，就是一颗怜悯的心……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同志被捕。一连几天我们都会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能不能忍受住严刑拷打？如果他们受不住酷刑，那么新的一批逮捕就会开始。过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敌人要处死他们。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到现场去，看看今天敌人要绞死哪些同志。我在大街上走着，看着敌人在准备绞索。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有好多词能够表达当时的心情，只有一个词是不恰当的，就是勇敢。需要有多强大的心灵力量，才能够保持住沉默，不流泪水地从旁边经过啊。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当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我早已明白和预感到了一切。敌人把我投入监牢，用皮靴、鞭子拷打我。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修指甲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同时把所有指甲都插进钢针……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我立刻昏了过去。我甚至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只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了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这是在我吐口水到一个刽子手脸上的时候，那个坏蛋是年轻还是年老我不记得了。他们把我全身剥得一丝不挂，这家伙还上前来抓住我的乳房，我只能往他脸上吐口水，没有别的能力了。我吐在他的脸上，他们就把我按在电椅上……
从那时起我就一点都碰不得电器。我一直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按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一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治疗科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大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最后，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另外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这样的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谈论爱情，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微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多少已经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也没有眼泪。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已经什么人都不去想了……
我们被关在囚车里走了很久，也记不清车走了几个小时，反正我是与人生永别了……汽车停下来，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因为被折磨得太厉害，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敌人把我们扔下车，就像扔口袋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和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柱子似的。但那个德国军官看到这个情景，就跳了过去，一把从母亲手中抢走了孩子……您知道，当时人们正在排队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铁制的水龙头上。孩子的脑浆当场就流了出来，是像牛奶一样的颜色……我看到那位妈妈顿时昏倒了，我是医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
我们每天被押着去干活，都要在城里走过，穿过熟悉的街道。有一次下囚车，正好是在一个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叫：“妈妈，妈咪！”我抬起头：只见达莎大婶站在那边，我的小女儿从人行道上跑了过来。她们是偶然到马路上来看见我的。女儿飞快地跑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来。您想想，边上就是狼狗，它们是受过专门训练、专往人身上扑的。可是这回，连一条狼狗都没有动。平时要是有谁过来，它们早就扑上来撕你的衣服了，它们就是为此而受训的。可是这回，它们全都一动不动。女儿扑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哭，只是说：“好女儿，娜塔申卡，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别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备队和狼狗都站在旁边，可是谁也没碰她一下……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我女儿五岁就开始读祈祷文，而不是读诗歌。达莎阿姨教她必须祈祷，她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我们活下来。
1944年2月13日，我被送去服法西斯的苦役，被投入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
那年春天，正好是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我也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
我还获得过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
战后我返回了家乡。我还记得踏上祖国土地第一站的情景……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亲吻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我记得我当时穿着一件白色长衫，我趴倒在地上亲吻着，捧起一把土贴在胸前……我当时想的是，我怎么还能和祖国分开呢？怎么还能和亲爱的土地分开呢？……
回到了明斯克，丈夫不在家里，女儿在达莎大婶家。得知丈夫被内务部逮捕了，关在监狱里，我马上就赶过去，到了那儿才听说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说：“你丈夫是个叛徒。”实际上我是和丈夫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一直是两人相伴，他是个勇敢而诚实的人。我知道一定有人诬告他、诽谤他、中伤他。我回答说：“不，我丈夫不可能叛变。我相信他，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调查人员就像神经错乱似的对我说：“闭嘴，你这个法国妓女！给我闭嘴！”那时候对所有人都会产生怀疑：只要你在占领区生活过、被俘过，或者曾经被送往德国，被关过法西斯集中营。他们就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活了下来？为什么没有死？甚至连死者也会被怀疑，连牺牲者都会被怀疑。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们曾经进行的艰苦斗争，为了胜利我们牺牲了一切。现在我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但是斯大林还是不相信人民。祖国就是这样感谢我们的，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血……
我四处奔波申诉，写信给所有部门。半年后丈夫总算获释，但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断了，一个肾脏被打坏了……他在纳粹的监狱里曾经被打坏了脑袋，打断了手臂，他在法西斯监狱里白了头，1945年他又在内务部的监狱里被打成了残废。我护理他好多年，把他从疾病中拉扯出来。可是我什么反对意见都不能说，他就是不愿意听……他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这不过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胜利了，这就是根本的一点。当然，我对丈夫总是坚信不疑的。
我没有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
该怎样对孩子解释啊？如何给孩子解释死亡是什么呢？……
我带着儿子在街上走，到处都是死人——躺在马路这边和那边。我一边走一边给儿子讲童话小红帽的故事，而周围全是死人。当时我们是离开逃亡的难民群回到我母亲那儿去，因为我拿儿子没办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天。那年他才五岁，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块儿，吃了一年多苦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了？我们住在地下室里，每当有人从街上走过，我们会看到一双双大皮靴。有一次，儿子不知为什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但一看到窗外有一双大皮靴，就失声尖叫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法西斯们曾用皮靴踢过他……
不过，这反应很快就在他身上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晚上回到家里，突然抬头问我：“妈妈，爸爸是什么样子啊？”
我就给他解释说：“爸爸啊，他是面孔白净的美男子，他在军队里打仗。”
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我儿子哭着跑回家来说：“那里没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没有白面孔的……”
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们全是年轻小伙子，面孔晒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从战场上回来时已成了残废，而且也不再是年轻人了，他变成了一个老头。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儿子已经认定他的父亲是个白面孔的美男子，可是回来的却是个老头，一个病人。儿子好长时间不承认他是爸爸，也不知道怎样称呼他。我只好想法让他们父子俩彼此亲近起来。
丈夫下班回家经常很晚，我就问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季玛急坏了，说：“我的好爸爸到哪儿去了？”
丈夫打过六年仗（还参加过对日战争），确实是跟儿子生疏了，跟这个家生疏了。
每次我给儿子买了东西，总要对他说：“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他惦记着你……”
后来他们就相处好了……
——娜杰日达·维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
那就说说我的故事吧……
我从1929年起就在铁路上工作，当火车副司机。当时在苏联各地还没有一个女司机，这正是我的梦想。机务段领导很无奈：“一个姑娘家，却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儿。”我还真就梦醒成真了。1931年，我开创了咱们国家的先例，成了第一个火车女司机。您大概不信，当年我开火车时，每到一个车站都有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呵，姑娘家开火车了。”
当时我们机务段的火车头正好在放气，就是在修理，我就和丈夫轮流开一个车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就做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他出车，我就带孩子，要是我出车，他就待在家里。那一天丈夫正好回家来，轮到我去出车。早晨醒来时，我听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声鼎沸。我打开收音机一听：“战争爆发了！”
我赶忙叫醒丈夫：“廖尼亚，快起来！战争爆发了……快起来，打仗了！”
他跑到机务段去，回来时已经是泪流满面：“战争！战争爆发了！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怎么办啊？该把孩子送到哪儿去呢？
上面把我和孩子撤到了后方，撤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我们分到一套两间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没有那样的住宅。儿子也上了幼儿园，一切安适，人们对我都非常好。还用说吗，我是女火车司机，又是全国第一个……可是您大概不相信，我在那儿没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这怎么行？人人都在保卫祖国，而我却蹲在家里？！
有一天我丈夫来了，他问我：“怎么，玛露霞，你还打算待在后方吗？”
“不，”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当时，上面组织了一支为前线服务的特别预备纵队。我和丈夫都申请加入了这支队伍。丈夫是司机长，我是司机。一连四年我们都住在闷罐子车里，儿子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我身边度过了整个战争，甚至连一只猫也没见过。有一次他在基辅郊外弄到一只小猫，那时我们的机车正好遭到猛烈轰炸。有五架敌机向我们袭击，他却还抱着那只小猫：“基萨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兴，我在这里谁都看不到，你就和我坐在一起吧，让我亲亲你。”真是个孩子，只有孩子才这么天真……他在睡觉时还说梦话：“妈咪啊，我们现在有了一只小猫咪，我们现在有真正的家了。”你不会想到这些，也不会写这个吧？……可别放弃这段，一定要写一写这只小猫……
我们常常遭到轰炸和机枪扫射，敌机专门瞄准车头打，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打死司机，毁掉机车头。飞机进行低空俯冲，向机车和闷罐子车厢扫射，而我的儿子就待在车厢里。每次敌机轰炸扫射，我最担心的就是儿子。没法形容……轰炸时我只好把他从车厢转到机车里，放在身边。我紧紧抱着他，贴在心口上：“让同一块弹片把我们娘儿俩都打死好了。”难道想死就死得了吗？您瞧，我们偏偏活下来了。你一定要写这些……
火车头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青春，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现在还想开火车呢，可是人家不让我开了，嫌我老了……
在战争中带个孩子是多么可怕，又是多么愚蠢啊……瞧瞧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住在儿子家里，他是医生，而且是主任医生。我们的住房不大，但我哪儿也不想去，从来不领旅游证……没法描述……我就是不能离开儿子，不能离开孙子，哪怕离开一天我都会害怕。我儿子也是哪儿都不去，他工作快二十五年了，从来都没有外出旅游过。工作单位的所有人都奇怪得很：他怎么一次都没申请过旅游证呢？“妈咪，和你在一起我最舒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儿媳妇也是这样。没法描述……我们甚至连别墅也没有，就因为我们连分开几天都做不到。我是一刻也不能没有他们的。
如果谁参加过战争，他就会明白，分开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哪怕只是一天……
——玛利亚·亚历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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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