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街的雪堤太高了，以至在邮电局前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之间，削出了一道拱门。有人拍照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这样人们就可以剪下来寄给住在英国、澳大利亚或多伦多等气候没有那么分明的地方的亲戚和朋友。邮电局的红砖钟楼矗立在雪地上，两个妇女站在拱门下，表明这是真的。两个女人都在邮电局工作，穿着没系扣子的外套。一个是弗恩，母亲的房客。
母亲把图片剪下来，因为有弗恩，她还说我应该保存起来，以后给我的孩子们看。
“他们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了，”她说，“到他们那时候，就都是用机器清雪了。人们或许会住在温度可控的透明的屋顶下。不再会有季节的变化了。”
她是怎么搜集到关于未来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呢？她期待将来像诸伯利这样的城市会被水泥的蘑菇式柱子和屋顶代替；移动的航线带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乡间永远地被条条交错的宽阔公路覆盖。没有任何东西和我们今天一样，没有炒锅、发夹、印刷的书页或自来水笔。我的母亲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她说到我的孩子也让我惊异，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追求的是荣耀，走在诸伯利大街上像流亡者或侦探一样，不清楚名誉会从何方降临，或者何时，只是从骨子里深信它一定会来。母亲曾经和我一样确信，是我的同盟，但是现在我不再和她谈论这个了；她轻率，她的期望太庸俗，太明显。
弗恩在报纸上，双手卖弄风情地竖起漂亮的外套领子，她那天穿它去上班纯属幸运。“我穿那件外套像西瓜一样圆滚滚的。”
张伯伦先生，和她一起看着，捏了捏她戴手镯的手腕上部。
“漂亮的外壳，漂亮的老西瓜。”
“别这么恶毒，”弗恩说，“我是认真的。”对她这么高大的女人来说，她的声音过于细小，可怜，让人有占便宜的念头，但最终总是让步于幽默。母亲与生活斗争形成的品质——敏锐，精明，决断，挑剔——在弗恩身上似乎都成了反面，她唠叨抱怨，动作懒散，漠然和蔼。她皮肤黝黑，不是橄榄色而是泥土的灰暗，有硬币大小的棕色斑点，就像阳光照耀的树下斑驳的土地。她的牙齿是方形的，白但有些突出，之间有缝隙。这两个无甚魅力的特点，让她看起来无赖而俗气。
她穿着红宝石颜色的缎子晨衣，华丽的袍子，她坐下时，肚子和大腿根部特别突出，显出果实的形状。她每个星期天早上都穿着它，坐在我们的饭厅抽烟，喝茶，直到去教堂做礼拜。衣服在膝盖处分开，现出附着的浅色人造纤维——一件睡衣。睡衣是我无法忍受的衣服，因为它们在人睡觉时随着人的体形贴在身上，还让你的两腿之间没有遮盖。内奥米和我小几岁的时候，经常画有令人吃惊的生殖器的男女，肥胖的女人，长着针一般竖起的阴毛，就像箭猪的背。穿着睡衣让人无法不意识到这可耻的一团，宽长裤可以体面地将之隐藏和包裹起来。母亲星期天早餐前穿着宽大条纹的睡裤，褪色的铁锈色晨衣，带有缨穗的带子，拖鞋是羊毛护套，鞋底是缝上去的那一类。
尽管两人很不同，弗恩和母亲还是朋友。母亲重视人们在世界上的经验，接触任何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最终在诸伯利引起怀疑的任何建议。弗恩不总是在邮电局工作。她曾经在皇家音乐学校学习声乐。现在在联合教堂唱诗班，复活节唱《我知道我的救主还活着》，婚礼上唱《因为》、《答应我》和《伊甸园上空的声音》。星期六下午，邮电局关门，母亲和她会听美国大都会歌剧的广播。母亲有一本关于歌剧的书。她会拿出来跟着看故事情节，辨认配有翻译的咏叹调。她问弗恩问题，但弗恩不像你想象的知道那么多，她甚至连她们在听哪一部都搞不清楚。但是有时候，她向前倾斜着，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不是为了放松，而是留心地支撑着身体，不顾忌地唱着外语歌词。“都——达——都，达，都，达，都都——”她声音里的力度和严肃总是令人惊奇。她不觉得难为情，释放着她在生活中并不在意的宏大的夸张情感。
“你打算唱歌剧吗？”我问。
“不。我只想在邮电局工作。哦，我想，又不想。工作，训练。我没有这个野心，我想这是我的问题。我总是愿意过得开心些。”她星期六下午穿便装，凉鞋露出胖墩墩的涂了指甲油的脚趾。她把烟灰点到了突出的好像怀了孕的肚子上。“抽烟弄坏了我的嗓子。”她沉思地说。
弗恩的演唱风格尽管令人羡慕，在诸伯利却被认为和炫耀差不了多少，有时孩子们会在街上学她尖声或颤声唱歌。母亲认为这是迫害。她从一点儿迹象上就能构想出这种情况：搜出开陆军剩余物资商店的犹太人夫妇，或洗衣店里矮小的不爱讲话的中国人。她带着令人不知所措的同情以及大声、缓慢而友好的姿态。他们不知道怎样对待她。弗恩没有受到迫害，我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的老姑妈们，父亲的姑妈们，会奇怪地提到她的名字，似乎她的名字里面有个核，她们要吮吸然后吐出来。内奥米的确告诉过我，“弗恩生过一个孩子。”
“她从来没有。”我无意识地反驳道。
“她生过。她十九岁时生的。所以她被赶出了音乐学校。”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妈说的。”
内奥米的妈妈到处都有密探给她提供情报，生育的情况，临死的伴侣。在她的护士工作中，从一家到另一家，她像水下真空管一样吸取着别人得不到的新闻。我觉得我要和内奥米争辩，因为弗恩是我们家的房客，内奥米总是说我们家里人的坏话。（“你妈妈是无神论者。”她带着恶意说。我会说：“不，她不是，她是不可知论者。”在我有理有据地解释的过程中，内奥米只会反复地说：“半斤八两，有何区别。”）我不能报复，因为过分敏感或怯懦，尽管内奥米自己的爸爸属于某种奇怪的不名誉的宗教派系，不戴假牙，在城里到处乱转，散布着预言。
弗恩在旁边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报纸杂志上的婴儿照片，说：“哇，是不是很可爱啊？”然后仔细观察她，看是否有瞬间自责的表情和母性的渴望，好像某一天她真的会被说服，痛哭流涕，挥动双臂，在滑石粉或粗滤肉类广告边捶胸顿足。
而且，内奥米说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什么都干了，就像他们已经结了婚似的。
起初是张伯伦先生介绍弗恩来我们家住的。我们从他母亲那儿租的房子。她现在失明了，卧病在床，已经在瓦瓦那什郡医院住了两年多了。弗恩的母亲也在那里；事实上，就是在那里，他们在探视时认识了对方。那时她在蓝河邮电局工作。张伯伦先生在诸伯利无线电台工作，住在同一座大楼的小公寓里，不想费事找房子。母亲把他当作“弗恩的朋友”提到他，用一种澄清的语调，仿佛强调“朋友”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更多的含意。
“他们喜欢待在一起，”她说，“他们不在乎闲话。”
闲话意味着绯闻，意味着粗俗行为，意味着性。
我想从母亲那里试探出内奥米所说的情况。
“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也该结婚了。”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谁说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没人对我说过这话。是内奥米说的，对吧？”
内奥米在我们家不太受欢迎，我在她家也是。我们都有携带着玷污的遗传的嫌疑——我这边是无神论；内奥米家是婚前性行为。
“这个城市坏思想到处蔓延，从来不让人安静。”
“如果弗恩·道夫提不是个好女人，”母亲富有逻辑地下结论说，“你认为我会让她住在我们家吗？”
今年是我们高中的第一年，内奥米和我几乎每天都会谈到性，腔调一致，这样就从来不致越过某个尺度。这是一种下流、轻蔑、狂热而好奇的腔调。一年前我们曾想象自己是情感的牺牲品；现在我们成了旁观者，至多是冷漠愉快的实验者。我们有一本书，是内奥米在她妈妈放了樟脑球的嫁妆箱的毯子下面发现的。
最初的接触要小心，我们大声读出，尤其是如果男性性器官比较大。凡士林是有效的润滑剂。
“我更喜欢黄油。更有味儿。”
怀孕后期可以经常用大腿间性交。
“你的意思是人们那时候也还要做？”
有时如果女方太胖，可以用后位。
“弗恩，”内奥米说，“他就是这样和弗恩做的。她相当胖。”
“哦！这本书让我恶心。”
我们读到，男性性器官勃起可以达到十四英寸长。内奥米吐出口香糖，用手撮着，越拉越长，然后提着一端在空中晃动。
“张伯伦先生，破纪录的人！”
那之后每次她来我家，如果张伯伦先生也在的话，如果我们碰巧又在嚼口香糖时，我们中的一个或我们两个，就把它拿出来，这样撮长，然后无知地晃动，直到大人注意到，直到张伯伦先生说“你们找到玩的了”。母亲会说：“停，很脏的。”（她是指口香糖。）我们观察张伯伦先生和弗恩，看有没有激情、荒唐、渴望的表情，或手放在裙子上这样的迹象。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实际上，我对他们的维护超过了我的希望。因为我和内奥米一样喜欢想象他们咕哝下流话，在叮当响的床上翻滚（在客舱里，内奥米说，每次他们去杜伯敦看湖景的时候）。在我想来，厌恶并不排除娱乐，它们事实上不可分割。
张伯伦先生，阿尔特·张伯伦，在诸伯利电台播新闻。他也播报所有严肃认真的消息。他有一副很专业的好嗓子，像黑巧克力一样受欢迎，在本地殡仪馆赞助的节目《纪念》中，伴随着星期天下午的管风琴音乐而汩汩流淌。有时他请弗恩在广播中唱圣歌——《我惊叹，当我游荡》——还有圣歌之外的忧郁的歌——《当完美的一天结束》。上诸伯利电台不是件难事；我自己就朗读过一首滑稽诗，在星期六早上的青年聚会上；内奥米弹奏过钢琴曲《圣玛利亚的钟声》。每次打开收音机，都有可能听到你认识的人的声音，或至少在点歌者名单中提到你认识的人的名字。（“我们下面播放一首歌，送给卡尔·奥蒂斯夫妇二十八周年结婚纪念，是他们的儿子乔治和儿媳埃特，还有他们的三个孙辈子女，洛林、马克和洛伊斯，以及住在波特菲尔德路的奥蒂斯夫人的妹妹比尔·唐雷太太点播的。”）我也打过电话给班尼叔叔四十岁生日点歌；母亲不想她的名字被提到。她更喜欢收听多伦多电台，有大都会歌剧，没有广告的新闻，还有知识测验，她和四个绅士比赛，从他们的声音判断，他们都留着小而尖的胡子。
张伯伦先生也要播广告，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介绍十字药店的维克牌滴鼻剂、布伦瑞克酒店的星期天晚餐、处理死牲畜的李威克父子。“死的家畜怎样了，士兵？”弗恩会这样和他打招呼，他会轻轻拍一下她的屁股。“我会告诉他们你需要他们的服务！”“我看你比我更需要。”弗恩并无恶意地说。然后他会一下子坐到椅子上，笑着感谢母亲为他斟茶。浅蓝绿色的眼睛里没有表情，只是颜色，如此漂亮，让人想用来做衣服。他总是很疲倦的样子。
张伯伦先生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剪得很整齐，灰白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精致，他的身材与衣着很相配，似乎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所以他应该一直以来都是以衬衫、领带和西服来示人。在男人之中，他对我来说显得很奇怪。即使是班尼叔叔，身材瘦削，胸部狭窄，气管受损，他行动的样子或方式中，都预示着暴力倾向或可能性，会带来混乱的东西；父亲也有这种倾向，虽然他的方式很温和。但是，在烟灰缸上轻敲着烟卷的张伯伦先生，却是参加过战争的，在坦克部队服过役。如果他来看我们——实际上是看弗恩，虽然他不会很快表现出来——父亲也在家的话，父亲会问他打仗的事情。不过很清楚，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父亲认为战争是全面的计划，细分成有目的的战役，不管成不成功。张伯伦先生把战争看成是一堆故事，没有特别的方向。他讲故事只是为了好笑。
比如他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参加行动时，情况有多么混乱。一些坦克撞进了一片树林，掉了头，朝德军会来的反方向驶去了。所以它们最初的枪是朝自己的一辆坦克放的。
“把它打爆了！”他快乐地说，没有一丝遗憾。
“坦克里面有士兵吗？”
他看着我，显出嘲笑的吃惊表情，我说什么时，他总是这样看着我；你一定认为我在他面前是倒立的。“喔，如果有也不奇怪！”
“那么——他们被杀死了吗？”
“他们出事了。我当然没有再看见他们。噗！”
“被自己的人杀死，多么恐怖。”母亲说，很愤慨但是没有平常那么自信。
“战争中那样的事情偶尔会发生。”父亲安静而严肃地说，仿佛在反对对此表现出任何女性的天真无知。张伯伦先生只是笑笑。继续讲战争最后一天的行动。他们摧毁了户外厨房，把枪里最后的子弹都朝它猛烈地射了出去。
“听起来像一群孩子，”弗恩说，“好像你们还没有大到能参战的程度。你们只不过是傻乐一番。”
“是我一直追求的，不是吗？开心。”
一次他讲在佛罗伦萨的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意大利打仗。但是母亲坐直了身体，在椅子上惊动了一下，因为专注而微微颤抖。
“你在佛罗伦萨？”
“是的，夫人。”张伯伦先生毫无热情地说。
“佛罗伦萨，你在佛罗伦萨？”母亲重复着，迷惑而开心。我略微知道一点儿她的感觉，但是希望她不要暴露太多。“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说，“呵，我当然知道是意大利，但似乎很不可思议——”她的意思是我们谈论的这个意大利，战争发生的意大利，就是历史上的罗马教皇、梅第奇、列奥纳多所在的地方。先驰品牌，柏木，但丁所在的地方。
奇怪的是，以她对未来的热情来看，她应该不会对过去这么兴奋。她冲到前屋，拿回百科全书的艺术与建筑增刊，里面满是雕塑、绘画和建筑，大多是在阴霾清凉的博物馆式的灰色光线中拍摄的。
“看！”她把书放在桌上，在他面前翻开。“这就是你的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你去看过吗？”
一个裸体的男子。他那大理石的东西挂在他身上，任由人们观看，就像一瓣下垂的百合花。除了我那坚定天真得可怕的母亲，谁还会把这个给一个男人看，给我们大家看呢？弗恩鼓着嘴，努力克制着才没有笑出来。
“我没有见过。没有。那里到处都是雕像。著名的这个，著名的那个。没有办法回避。”
我看得出不该和他谈论这类话题。但是母亲还在继续。
“那么你一定见过青铜门了？华丽壮观的青铜门？艺术家花了整整一生制作它们。看，在这里。他叫什么来着——基伯堤。对，是基伯堤。他花了整个一生的时间。”
张伯伦先生说有些见过，有些没有。他非常耐心地看着书，然后说他不怎么喜欢意大利。
“啊，意大利，也许那没有什么问题。是意大利人。”
“你认为他们很颓废是吗？”母亲遗憾地说。
“颓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不在乎。在意大利的街上我碰到过一个人走上来，主动说要把女儿卖给我。这种事经常发生。”
“他们要卖掉女儿干吗？”我说，做出我擅长的鲁莽简单的天真表情。“做奴隶吗？”
“说是这样。”母亲合上书，放弃了米开朗基罗和青铜门。
“比黛尔大不了多少，”张伯伦先生带着厌恶的语气说，这对他来说有点儿虚伪，“有些还没有她这么大。”
“她们早熟，”弗恩说，“热带地区的人。”
“黛尔。把这本书放回去。”母亲声音里的警觉像抬起的翅膀扑哧了一下。
其实，我听见了。我没有回到餐厅而是上楼去脱掉了衣服。我穿上了母亲的黑色人造丝晨衣，有粉红和白色的花点缀着。一件她从来不穿的不实用的礼物。在她房间里，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挑战地看着三向镜中的自己。我把布料拉下肩膀，束在胸前，刚好可以塞进宽的空圣代冰淇淋锥型纸卷。我把梳妆台旁边的灯打开；柔和温暖的光穿过奶油糖果色的玻璃支架，在我的皮肤上投下光泽。我看着自己高而圆滑的额头，粉色有雀斑的皮肤，我的脸像鸡蛋一样天真无辜，眼睛在努力改变着，让我变得狡黠和呈奶油色，把我浅棕色的灌木丛般的头发，变成金色而不是泥土色的丰富的波浪。张伯伦先生的声音在我头脑里回响，“比黛尔大不了多少”，这声音作用在我身上，像人造丝抚摩着我的皮肤，包围着我，让我感觉到危险和渴望。我想着那些佛罗伦萨的女孩，罗马的女孩，男人可以买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胳膊下的黑色意大利毛发。嘴角有点儿黑。热带地区的人早熟。罗马天主教徒们。一个男人花钱和你做那事儿。他会说些什么话呢？是他脱掉你的衣服，还是会等你自己脱？他脱下裤子，还是只拉开拉链，把东西对着你？这是一个过渡期，可能的、已知的和正常的行为，与神奇的、兽性的行为之间的桥梁，我无法想象的行为。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
诸伯利城里有一家妓院，里面有三个妓女。也就是说，如果算上老板娘迈克奎德太太才三个人；她至少有六十岁了。它在主街北端，一个长满蜀葵和蒲公英的院子里，在B. A. 加油站旁边。阳光好的日子，两个年轻些的女人有时会出来坐在帆布椅子上。内奥米和我去那里转过几回，曾经看见过她们一次。她们穿着印花裙子和拖鞋，光着白色的大腿。一个在读《明星周报》。内奥米说她的名字叫佩吉，那天夜里在同性恋舞厅男厕所里，她被说服同意给一排站着的男人服务。这可能吗？（我在其他时候听过这个故事，只是换成了迈克奎德太太本人在表演或忍受这种壮举，而且也不是在同性恋舞厅，而是在蓝猫头鹰咖啡店的后墙。）我希望多了解一下这个佩吉，而不只是报纸上方那个柔软的老鼠皮般的棕色卷毛形成的鸟巢；我希望能看见她的脸。我的确期待着什么——堕落的愚蠢闪念，像沼气般散发出来。我有点儿惊奇，她竟然读报，上面的文字对她和我们其他人竟会有相同的意义，她也像普通人类一样吃喝。我认为她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机能，进入一种完全堕落的状态，与圣徒处于相反的一极，但同样孤立，不可知。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普通——《明星周报》，有点缀的窗帘拉着，妓院窗子的铁罐里有天竺葵在充满希望地生长，对我来说都成了蓄意的急不可待的圈套——日常生活的表象伸展开来，覆盖着如此无耻、如此强烈的爆发的欲望。
我隔着凉凉的人造丝揉我的臀骨。如果我生在意大利，我的肉体应该已经派上用场了，它会充满淤青，老于世故。那不会是我的错。想到卖淫，不是我的错，它让我有片刻感到厌烦；一个宁静诱惑的想法，因为它是决定性的，排除了野心和焦虑。
那之后，我构想了几个犹豫的残缺的白日梦片段。我想象张伯伦先生看见我穿着母亲的黑花晨衣，露出肩膀，就像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一样。然后，我打算让衣服滑落，让他看见我的裸体。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他一般与我们一同待在房子里的人都得打发掉。打发母亲去卖百科全书；把弟弟赶到农场上去。而且还必须是在暑假，我不用上学。弗恩在邮电局上班，还没有回来。在狂热静止的一天，我会在午后的闷热里走下楼梯，只穿着晨衣。我到水槽那儿喝水，没有看见张伯伦先生就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然后——什么？一条奇怪的狗，只为这个场合被引进到我们的房子，它会扑向我，拉下我的晨衣。我会转身，恰巧刮到椅子上的钉子，使衣服整个滑落到脚上。关键是要显得像一个意外；我不能刻意，当然他也不必。我的梦在暴露的时刻停止了。事实上，它往往没有进展到那么远，而是徘徊在初步的细节上，让它们凝固下来。被看到裸体的片刻无法凝固，它是一道突如其来的光。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张伯伦先生的反应，我从来没有清晰地想象过他。他的在场很重要，但总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梦的角落，他没有特征，但很强大，然后像蓝色日光灯般嘶嘶作响着消失。
我们下楼梯从他的门旁经过时，被内奥米的爸爸看到了。
“你们两个年轻女士进来待会儿，随便坐。”
现在是春天，多风的昏黄傍晚。他在自己房间的圆铁炉子上烧垃圾，炎热而发臭。他洗了袜子和内衣，挂在墙边的绳子上。内奥米和她妈妈对待他很随便。妈妈不在时，比如现在，内奥米就会开一罐意大利面，倒在盘子里给他做晚餐。我会说：“难道你不加热吗？”她说：“干吗要费事呢？反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在他的房间地板上，有一堆堆的印刷小册子，我猜想和他的宗教有关。有时内奥米要把它们带到邮电局。她接受了妈妈的暗示，很蔑视他的信仰。“除了预言还是预言，”她说，“他们已经预言了世界末日三次了。”
我们坐在床边上，床上没有床单，只是粗糙肮脏的毛毯，他坐在对面的摇椅上。他已经很老了。内奥米的妈妈嫁给他之前做过他的护士。他的话语间通常有很长的停顿，在那期间他也不会忽略你，而是用淡淡的眼睛盯着你的额头，好像他期待从那里找到他剩下的思想。
“《圣经》说，”他亲切而没有必要地讲着，以一种明知存在异议却故意视而不见的态度。他打开一本大开本的《圣经》，已经标出了地方，开始用尖厉衰老的声音读起来，间杂着奇怪的停顿和困难的断句。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愚拙的对聪明的人说，请分点油给我们，
结果当然是——现在我记得以前听过这些——聪明的童女不会分油给她们，担心自己不够，愚蠢的童女不得不自己出去买油，结果错过了新郎，被关在外面。我总是想，这个我不大喜欢的寓言，和谨慎精明、有备无患之类的有关。但是我可以看出，内奥米的爸爸相信它是关于性的。我斜眼看内奥米，想捕捉到她嘴角略微吸进的动作，意识到这个话题时她总是会做出这种滑稽的表情，但是她看起来固执而悲惨，被我秘密享受的东西弄得十分厌倦——诗一般的流畅词汇，古典风格的表达。对聪明的人说；迟延；新郎来了。这些让她不舒服，她甚至不喜欢“童女”这个词。
他没有牙的嘴闭着。像婴儿一样狡猾而恰当。
“现在就到这吧。到时候想一想。这是给年轻女孩的教训。”
“老笨蛋。”内奥米在楼梯上说。
“我为他——感到难过。”
她戳了一下我的腰。
“快点儿，我们出去。他会找到别的东西。读《圣经》读到眼睛掉出来。活该。”
我们跑到外面，来到曼森街。这些长长的轻松的傍晚，我们逛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我们徘徊着经过莱森戏院、蓝猫头鹰咖啡馆、台球房。我们坐在纪念碑旁边的长椅子上，如果有车对着我们按喇叭，我们就会挥挥手。我们稚嫩的青涩，我们裸露大腿的愚蠢，让他们沮丧，他们就继续行驶，在车窗里嘲笑我们。我们走进市政厅的女厕所——潮湿的门，湿漉漉的水泥墙，含氨的难闻的气味——还有门上没头脑的坏女孩写下的她们的名字，我们写下了班上两个霸道女王的名字——玛乔里·考茨和格温·蒙迪。我们用口红写，在下面画上小小的猥亵的形象。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憎恨那些女孩吗，我们对她们从来都是巴结奉承、笑脸相迎的吗？不是。是。我们恨她们的免疫力，缺乏好奇心的好教养，任何让她们宽厚快乐地飘浮在诸伯利生活表面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会让她们飘向妇女社团，和远方更繁荣地区的医生或律师订婚，结婚。我们恨她们只是因为永远想象不到她们会进市政厅的女厕所。
做完这些我们就跑掉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犯了罪。
我们彼此壮着胆。在路灯下安静地走着，像面巾纸裁出的花一样苍白，走过没有灯光的窗子，希望世界在看我们，我们很大胆。
“假装你有脑残。大胆些。”
一下子我就脱了臼，耷拉着脑袋，翻着眼睛，开始说些无法理解的话，断断续续地唠叨。
“扮傻子。遇到谁都不要紧，别停下。大胆些。”
我们遇到了老库伯先生，瘦长，威严，穿得很漂亮。他停下来，敲着拐杖，表示反对。
“这是什么表演？”
“痉挛，先生，”内奥米忧伤地说，“她总是这样。”
拿穷人、无助的人和生病的人取乐。糟糕的品位，无情，快乐。
我们去了废弃的公园，那是一片三角地带，高大的西洋杉让它显得过于阴暗，不适合孩子玩耍，也不吸引散步的人们。诸伯利的人为什么还要来看更多的草、土地和树木，而城四周到处都是同样的东西？他们会到闹市区去，去看商店，在双层人行道上见面，感受活跃的希望。内奥米和我独自爬上大西洋杉，树皮刮破了我们的膝盖，像小时候一样我们毫无必要地尖叫着，看见树枝分开，露出倾斜的土地。我们握紧手吊在树枝上，用脚踝倒挂在树上；我们假装是狒狒，颠三倒四，叽里呱啦地说话。我们感觉整个城市在我们下面，张着大口，准备大吃一惊。
传来这个季节特有的喧闹声。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跳绳，清晰、认真地唱着歌。
孔雀在叫。我们从树上下来，去看孔雀，经过公园，经过一条破旧的没有名字的通向河的街道。孔雀是一个叫作波克·蔡尔兹的人养的，他开垃圾车。这条街没有人行道。我们沿着小池塘走，软软的泥闪着光。波克·蔡尔兹的房子后有谷仓，用来喂家禽。房子和谷仓都没有粉刷。
孔雀在光秃的橡树下走来走去。我们怎么会一连几个春天都忽略了它们？
雌孔雀不太显眼，它们的院子颜色暗淡。但是雄孔雀从不令人失望。奇异的理想的颜色，胸脯、喉咙和脖子是蓝色的，较深的羽毛像墨渍，或者热带水下的柔软植物。有一只开了屏，展示出眼睛般的环形图案，染色的绸缎。高贵而愚蠢的小脑袋。寒冷春天的光耀，诸伯利的奇观。
喧闹声又开始了，不是孔雀中发出来的。我们抬眼看去，马上看到了——一只白孔雀，从树上，尾巴全部展开，穿过树枝飘落，仿佛水漫过石头。纯白色，纯粹的恩赐。原来是它躲在上面，发出疯狂、责骂、杂乱的叫声。
“它们在呼唤异性。”内奥米说。
“猫叫春。”我说，想起了农场的事情。“公猫和它们交配时，它们狂叫。”
“你就不会狂叫吗？”内奥米说。
我们要走了，波克·蔡尔兹出现在孔雀群中，快步走来，摇晃着。他的脚趾都截掉了，我们知道，那是很久以前他还没有加入浸礼会时，喝醉了回不了家，躺在壕沟里冻坏的。“晚上好，小伙子们！”他对我们喊着，他老是这样打招呼，开玩笑。你们好，小伙子们！你们好，姑娘们！他从垃圾卡车的驾驶室里，一路叫着，不管天冷天热，从没有人回答他。我们跑开了。
张伯伦先生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前。
“我们进去吧，”内奥米说，“我想看看他在对老弗恩做什么。”
什么也没有。在饭厅，弗恩在试穿带花的雪纺绸裙子，母亲帮她为多娜·卡灵的婚礼做的，到时她要表演独唱。母亲斜坐在缝纫机前的椅子上，弗恩在她前面转动着，像一把半开的大阳伞。
张伯伦先生在喝真正的酒，威士忌加水。他开车去波特菲尔德买威士忌，诸伯利没有威士忌。我又骄傲又羞耻地让内奥米看餐具柜上的瓶子，那是从来不会在她家出现的东西。母亲原谅他喝酒，因为他打过仗。
“两位可爱的女士来啦，”张伯伦先生虚伪地说，“充满春天的气息和优雅。带来外面的新鲜空气。”
“给我们点儿喝的。”我说，在内奥米面前炫耀。但是他笑了，把手放在杯子上。
“你们得先说说去了哪里。”
“我们去波克·蔡尔兹那儿看孔雀了。”
“去看孔雀。去看美丽的孔雀。”张伯伦先生唱着。
“给我们喝一杯。”
“黛尔，规矩点儿。”母亲嘴里都是别针。
“我只是想尝尝看是什么味道的。”
“那我不能白给你喝。我没看见你给我做什么把戏。我没看见你坐直身体，像乖巧的小狗一样请求。”
“我可以做海豹。你想看我装海豹吗？”
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我从来不担心做不到，或者模仿得不完美；我从不害怕让任何人把我当成傻瓜。我甚至在学校也做过，在少年红十字会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这奇异的笑声如此让人安慰，让人宽恕，以至于我可以永远模仿海豹。
我跪下，把胳膊肘放在两侧，手像鳍一样摆动，同时叫着，我的叫声美妙而刺耳。我是从玛丽·马丁的一部老电影里学的，她在绿松石池塘边唱歌，海豹们用叫声与她合唱。
张伯伦先生慢慢低下杯子，靠近我的嘴，但是每次我停止叫就抽回去。我跪在他的椅子旁边。弗恩背对着我，她的胳膊抬起；母亲的头被遮住了，她在缝弗恩的腰部。内奥米看过海豹模仿很多次了，对做衣服更感兴趣，她在看弗恩和母亲。张伯伦先生终于让我的嘴唇碰到了杯子边缘，他一只手拿着。另一只做了别人都看不见的事情。他隔着我潮湿的上衣，摸我的腋下，然后摸进我无袖长衣的袖口。他隔着棉布，快速而用力地摸我的乳房。把柔软的肉都撮起，摊平。然后一下子缩回手去。就像打了一巴掌，让我刺痛。
“是什么味道？”内奥米后来问我。
“像小便。”
“你没有尝过尿吧。”她狡猾而令人迷惑地看了我一眼，她总是能察觉秘密。
我本想告诉她，但是没有，我缩了回去。如果告诉了她，就要再现整个场面。
“怎样？开始时他的手是怎么放的？他是怎么伸到你的衣服里的？他摸还是拧，还是又摸又拧？用手指还是用手掌？像这样吗？”
城里有一个牙医，费潘先生，聋子图书馆员的哥哥，据说他给女孩子看后牙时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内奥米和我从他的窗前经过时会大声说：“难道不想和费潘医生约个时间吗？菲利·费潘医生。他是个细致周到的人。”我和张伯伦先生就是那样，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希望制造出丑闻，计划让他落入圈套，可那不是我想要的。
“太漂亮了。”内奥米说，听起来有些疲倦。
“什么？”
“孔雀。树上的。”
听她把“漂亮”这个词用在那种东西上面，我很吃惊，还有点儿生气，我必须让她记得这个，因为我习惯于让她以某种方式行事，意识到某些东西，没有别的。我已经想到要跑回家写一首关于孔雀的诗。她也想到这个几乎就是一种冒犯；我从来不让她或任何人进入我心里的那个角落。
上楼睡觉时我真的开始写我的诗了。
朦胧的夜晚，是什么在树上鸣叫？
是孔雀的歌喉，还是冬天的幽灵？
这是我最满意的部分。
我也想到了张伯伦先生，他的手迥异于他以前用他的眼睛、声音、笑声和故事表现出的关于自己的一切。它就像一个信号，在将会被人明白的地方发出。粗鲁的骚扰，那么自信而强制，毫无情趣。
下次他来时，我给他提供了机会，当他在黑暗的厅里穿套鞋时，我靠近他站着。每次我在等信号时总能等到。他不会拧一下胳膊，拍拍胳膊或搂搂肩膀，带着父亲或同志式的友好。他直接摸乳房，屁股，大腿上部，像闪电一样野蛮。这是我期待的性接触——疯狂的闪念，对体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梦幻般的、无情的傲慢入侵。我已经放弃了对法兰克·威尔士的感情所滋养起来的爱的理念、安慰和温柔，那一切似乎都苍白无力，异常幼稚。我将认可秘密的性冒犯，脱离了仁慈，超出了人的善意。
我不是打算尝试性。闪电的一击不一定要有什么结果，而是通向下一次闪电。
尽管如此，当张伯伦对我按喇叭时，我的膝盖还是感觉发软。他在离学校半个街区处等我。内奥米没和我在一起。她患了扁桃体炎。
“你的女朋友呢？”
“她病了。”
“真可惜。想搭车回家吗？”
在车上我开始发抖。舌头干，整张嘴都干得说不出话来。这就是欲望吗？想知道，又害怕知道，因此苦恼？和他单独在一起，没有人或环境的保护，一切都不同了。他会干什么呢，大白天的，在他的车座上？
他没有靠近我。他也没有开向河水街，而是镇静地沿着不同的小街行驶，避开冬天留下的凹坑。
“如果我请求你，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好吧。”
“你认为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把车停在乳品店后，在刚发芽的苦黄绿色的栗子树下。就在这儿？
“你能进弗恩的房间吗？家里没有人时你能进她的房间吗？”
我的思路慢慢从强奸的预想中转回来。
“你可以进她的房间帮我做点儿调查看看她有什么东西。我会感兴趣的东西。你觉得怎样？什么会让我感兴趣？”
“什么？”
“信。”他的语调突然降低了，煞有介事地，被他可以看到但我无法认清的事实所苦恼。“看看她有没有旧信。可能在她的抽屉里，柜橱里。很可能是放在一个旧盒子里什么的。绑成一捆，女人都是那样的。”
“谁的信？”
“我写的。你以为呢？你不必读，看看签名就行了。有些时候了，纸张可能发黄了。我不知道。用钢笔写的，我记得是，应该还看得清楚。看。我给你一份我笔迹的样板，会有帮助。”他从手套格层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道：黛尔是个坏女孩。
我把它夹在我的拉丁语书里。
“别让弗恩看见，她会认出我的笔迹。还有你妈妈。她会好奇我写了什么。她会大吃一惊的，是不是？”
他开车送我回家。我想在河水街口下车，他说不好。“那样好像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那么你怎么通知我呢？星期天晚上好吗？我来吃晚饭，我会问你作业做了没有。如果你找到了，就说做完了。如果找了，没有找到，就说没有做完。如果有什么原因你没有机会看，就说你不记得留了作业。”
他让我重复：“做完意思是找到，没做完是没有发现，忘了做是没有机会找。”这种操练真让我耻辱；我的好记性是众所周知的。
“好吧。加油。”别人从外边看不见，他把拳头捶在我大腿上，很疼。我把自己和书拖下车，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大腿还在刺痛着。我拿出信封看他写的字。黛尔是个坏女孩。张伯伦先生毫不费力地就看出我身上隐藏的背叛，以及可耻的淫荡，等待被利用。当他摸我的乳房时他就知道我不会叫的，他知道我不会告诉母亲，现在他知道我不会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弗恩，而是会照他吩咐监视她。他发现我的真正自我了吗？确实，我在学校摆弄量角器和圆规的单调无聊中，曾用拉丁文写下句子（搭起帐篷，秘密地杀掉敌军马匹之后，野蛮人首领维钦托利准备第二天开战），并且始终意识到自己的恶习像春天的麦苗一样蓬勃，我的身体被摸过的地方有看不见的创伤。穿着蓝色连背心的背带裤，打完排球，用香皂洗得几乎要掉了皮，我望着女厕所的镜子，诡秘地对着自己红润的脸笑，想着我被怎样的邪恶所诱惑，我多么善于欺骗。
星期六早上，母亲到农场去做清洁，我进了弗恩的房间。我从容地四处张望，看着她枕头上的考拉熊、梳妆台上撒落的粉、干了的去味剂瓶子、止痛药膏、晚霜、旧口红、已经封住的指甲油瓶。一个穿着有很多层花边裙子的女士画像，像是披了很多围巾似的，很可能是她妈妈，抱着一个胖小孩，应该是弗恩。仔细看看，能确定是她，蝴蝶袖子，拿着一束玫瑰，头上一层层的鬈发。镜子上贴着的快照，边缘卷曲。张伯伦先生戴着时髦漂亮的草帽，白裤子，看着镜头，仿佛他比它懂得更多。弗恩不像现在这么臃肿，不过也很胖，穿着短裤，坐在度假森林的原木上。张伯伦先生和弗恩穿着整齐——她胸前有花饰——一个陌生城市的街头摄影，走在去向电影院的门口，那里正在上映《起锚》。邮电局员工在杜伯敦公园野餐，天上多云，弗恩开心地穿着休闲裤，拿着棒球拍。
我没有找到任何信件。我翻遍了橱架上的抽屉，床底，甚至衣服箱。我的确找到了三捆纸，用橡皮筋扎着。
一捆是连锁信，和同一首诗的很多抄本，用铅笔或钢笔，以不同的笔迹写成，还有打字和影印的。
这个祈祷已经环游世界六次了。是一个威特岛的千里眼在梦中见到而写下来的。抄写六遍寄给六个朋友，然后抄写附件的祷告寄给名单上前六个人。如果你没有打破这个连锁，收到这封信的六天后你就会收到世界各地的祷告的抄本，它们会带给你祝福和好运。如果打破了连锁，收到信起的六个月后你就会遭遇悲哀和不幸。不要打破连锁，不要省略结尾的秘语。这个祈祷会把幸福带到世界各地。
治愈他（她）的烦恼，祝福他（她）的心，
第二捆是模糊不清的印刷品，有隐约的灰色插图，我开始以为是有弯管子的灌肠袋，读了上面的文字才知道是男女人体解剖的横截面，带着阴道环、棉塞、避孕套之类的东西（这些名词我听都没听说过）。看着这些插图我感到震惊和一种强烈的不安，于是我开始读起来。我读到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农妇发现自己怀了第九个小孩，冲到马车下自杀了；读到妇女在家里死于怀孕或生产，死于用可怕的帽针、毛衣针、空气泡做的流产。我读了或跳读了人口增长的统计数据，各个国家通过的支持或反对人口控制的法律，因宣传计划生育被抓进监狱的妇女。然后还有使用各种避孕用具的指导方法。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有一章是讲这些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读全，困惑于“病历和各种性交”这一部分内容。现在我所读到的关于泡沫和明胶，甚至“阴道”这个词的使用，都使整件事显得繁琐，让人联系起膏药、绷带和医院，让我感觉就像在医生那里不得不脱衣服一样讨厌、荒谬和无助。
第三捆是打字的诗。有的有标题，“自制的柠檬汁”，“卡车司机妻子的悔恨”。
可你总是不在家或者酩酊大醉。
（只要把你的大东西放在我里面就行了！）
我很吃惊，竟然有成人会知道，或还记得这些话。贪婪的句子，粗短的词汇，无耻的形式，激起情欲，像煤油喷到篝火上。但是它们是重复的，详细的；机械的努力需要设计谋划才能被感知，让它们进展艰难；它们单调得让人困惑。但是这些词汇本身还是闪现出力量，尤其是“性交”，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在篱笆或人行道上看见过。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它的插入会是粗暴的，催眠一般的炫耀。
当他问我有没有完成作业时，我说没有。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碰我。可是星期一我从学校出来时，发现他在等我。
“你的女朋友还在生病吗？太糟糕了。不过也好。不是吗？”
“什么？”
“鸟很好。树木很好。你和我去兜风，帮我做些调查都很好。”他的语调显得幼稚。对他来说，邪恶从来不会堂而皇之。他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做什么事都可以，任何事情，就像开玩笑一样，拿所有的庄严和内疚，世界上所有有道德有情感的人开玩笑，那些“严肃对待自己”的人。那是他让人无法忍受的一面。他的笑容令人反感，自鸣得意，在不负责任的深渊上伸展，甚至更糟。可是这些没有让我犹豫和他一起出来，做他心里想做的事。他的道德对我不重要；甚至有必要让它变坏。
弗恩肮脏的文字带来的兴奋完全控制了我。
“你仔细看了吗？”他的声音显得很平常。
“是的。”
“什么都没找到？你翻了所有的抽屉了吗？我是说她梳妆台的抽屉。帽子盒，衣箱？看了柜橱了吗？”
“我找遍了所有地方。”我庄重地说。
“她一定是扔掉了。”
“我想她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多愁善感？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小姑娘。”
我们开出了城。在四号高速公路上向南开，然后在第一个叉路拐下来。“今天早上天气不错。”张伯伦先生说。“哦，对不起，是下午。美妙的天气。”我向窗外望着；他的存在，他的声音，对我们一起要做的事情的强烈预感改变了我熟悉的乡间风景。有一两年，我带着隐秘而强烈的兴奋看着树木、田野和风景。某些情绪下，某些日子里，从一簇草、一条围栏、一个石堆，我可以感觉到这样纯粹的无限的情感，就像我盼望的那样，接受到和上帝相关联的暗示。我和任何人一起的时候都无法做到这点，当然，现在和张伯伦先生一起，我看到整个自然都被贬低了，变得疯狂而色情。现在是一年最为丰茂蓬勃的季节，沟壑里长满雏菊、云兰和毛茛；山谷里满是不知名的淡淡的金色灌木丛，和高处小溪的闪光。我把这一切当作一个巨大的藏身处，开垦的田野像是无耻的床垫。小路，灌木丛中的开阔地，草间被牛躺过压倒的地方，对我来说特别具有急切的诱惑力，像某些话语或压力一样。
“开到这里，希望不会碰到你妈妈。”
我觉得没有可能。母亲和我现在处在不同的现实中。
张伯伦先生开下小路，很快就到了尽头，一片被灌木丛占领的田地。停车，我悬浮其中的声音和运动的暖流的消失，让我一惊。事件就要变成真的了。
“我们到小河那边去吧。”
我们分头从驾驶室两侧下了车。我跟着他，走下山楂树间的一个斜坡，树在开花，发出酵母的味道。这里经常有人走，草上扔着烟盒、啤酒瓶、方块形口香糖盒。小树和灌木包围着我们。
“为什么不在这里停一下呢？”张伯伦先生很实际地说，“河边太潮了。”
小河边这个半阴凉的地方让我感到寒冷，我急切地想知道什么事情会降临到我身上，我腿间的热度和舞动的麻痒感觉麻木了，仿佛一块冰被放在了那里。张伯伦先生解开上衣，松了皮带，然后拉开拉链。他伸手进去分开里面遮挡的什么东西，然后说：“嘘！”
并不像大卫雕像的那个大理石的东西，它直接从他前面支出来，和我在书上读到的一样。它有一个像头似的东西，像蘑菇，颜色红紫。和手指脚趾的丰富表现力或者只是和胳膊肘或膝盖相比，它都显得又迟钝又笨拙。但是对我来说它并不可怕，尽管我认为张伯伦先生可能想要吓唬我。他站在那儿，表情专注，手拉着裤子展示着。那家伙猥亵而蠢笨，颜色像伤口一样丑陋，让我觉得脆弱、可笑和幼稚，像长着突出的长鼻子的动物，奇形怪状的单纯样子反而是善意的保障。（和通常意义上的美相反。）它没有唤起我的兴奋。它似乎和我毫不相干。
他还在看着我，笑着，他把手放在上面开始上下抽动，不是太用力，不失控而有节奏。他的脸变得柔和；眼睛还盯着我，变得湿润。渐渐地，几乎是实验性地，他加快了手抽动的速度，节奏也没有那么平滑流畅了。他蜷缩着，笑容展开，嘴唇拉到牙齿后，眼睛向上翻。他的呼吸急促而颤抖，现在他的手疯狂地动着，呻吟，痉挛，仿佛临死的痛苦挣扎。他弯腰时，脸还对着我，像棍子上插着的面具，盲目而摇摆。那些声音从他的嘴里不情愿地发出，人处于绝境的声音，同时又戏剧化，不真实。事实上，在静静的花枝的环绕中，整个表演似乎是被迫的，怪异而意料之中地夸张，像印度舞蹈。我读过人体处在极度喜悦中会仿佛妖魔缠身，但是那些表情和这里进行的可怕的愚昧努力和故意的狂乱完全不同。如果他没有尽快达到他想要的程度，我想他可能会死掉。但是，这时他发出一种新的呻吟，最绝望最强烈的呻吟；颤抖着，好像有人敲了他的喉咙。这呻吟奇异地平息下来，变成安静的感恩的呜咽，这时有东西喷射出来，真正的稍带白色的东西，精液，溅到我的裙摆上。他直起身，颤抖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快速把它塞进裤子里。他拿出手绢，先擦他的手，再擦我的裙子。
“你真走运，呵？”他对我笑着，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
这样的骚乱后，这样的展示后，一个男人怎么能把手绢放回口袋，检查好拉链，就开始向回走——脸仍然红着，眼睛还在充血——按我们来的原路返回？
我们在车上坐了一会儿，他恢复过来，准备启动车子前只说了一句话。
“没见过，是吧？”他说。
风景是高潮后的，遥远而没有任何意义。张伯伦先生可能也感觉有点儿发愁，或者担心，因为进城后他让我蹲在车子里，然后绕路把我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那条路靠近火车站。不过，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我两腿之间，这感觉更像他的风格，仿佛在检验椰子的声响。
这是张伯伦先生的告别场面，我本应该猜到的。下午回到家我发现弗恩坐在餐桌旁，准备吃晚饭，母亲从厨房的叫声，压过了马铃薯捣碎机的噪音。
“别管人们说什么。你没有结婚。没有订婚。不关他们的事儿。你的生活由你做主。”
“想看我的小情书吗？”弗恩把信放在我鼻子底下扇动着。
亲爱的弗恩，因为我无法控制的情况，我今晚要开着我的庞蒂克离开去西边。世上还有很多我没有见识过的东西，没有意义把自己封闭在这里。我可能会从加利福尼亚或阿拉斯加给你寄明信片，谁知道呢？做个好女孩，就像你一直以来一样，继续舔邮票，熏蒸气拆封邮件，你可能发现百元大钞呢。妈妈去世时我会回来，但是时间不会长。再见，阿尔特。
和黛尔是个坏女孩出自同一只手。
“私拆他人邮件是弥天大罪。”母亲说着走了进来。“我认为他说的不明智。”
她搅拌着罐装胡萝卜、马铃薯泥和肉馅糕。不论什么季节，我们中午都要饱餐一顿。
“不管怎样，看来它没有影响我的胃口。”弗恩叹息着说。她倒了番茄酱。“我本来可以拥有他，很早以前，如果我愿意的话。他甚至写信谈到结婚的事。我本该保留那些信，我本可以说他违背诺言。”
“好在你没有，”母亲精神十足地说，“不然现在你会在哪里呀？”
“没有什么？说他违背诺言还是嫁给他？”
“嫁给他。违背诺言是对妇女的贬低。”
“啊，我没有结婚的危险。”
“你有你的歌唱。你有你的生活情趣。”
“我通常过得太开心了。我了解婚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手。”
弗恩说玩得开心是指去湖滨亭跳舞，去杜伯敦的帝豪酒店喝酒吃饭，星期六晚上从一家客栈被赶到另一家客栈。母亲试图理解这样的开心，但是不行，就像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在集市上开车，下车，呕吐，然后再上车。
弗恩不是个爱伤感的人，尽管她了解歌剧。她表现出来的感觉是，离开的总是男人，而且最好是在你开始厌倦他们之前离开。不过她变得很健谈；她从来不能安静下来。
“和阿尔特以前一样糟糕，”吃晚饭时，她对欧文说，“他不会碰黄色的菜。他小时候他妈妈就应该打他。我过去经常这么说。”
“你的身材和阿尔特正好相反，”她对我父亲说，“问题是他身长腿短，做衣服要去杜伯敦的兰森裁缝店，那是唯一适合他的地方。”
“只有一次我看见他发脾气。在湖滨亭跳舞时，一个家伙请我跳，我站起来，因为无法拒绝，他把脸放低，就在我脖子上狂吻，仿佛我是巧克力糖霜似的！阿尔特对他说，如果你想要流口水，别弄在我女朋友身上，我自己还要她呢！然后用力把他推走了。他是那么做的！”
当我走进房间，她和母亲的谈话会出现不自然的、等待的安静。母亲带着困惑而坚定的同情心，以及悲惨的表情倾听着。她能怎样呢？弗恩是她的好朋友，也许是唯一的。但是也有些事情她认为自己不该听。她可能想念张伯伦先生。
“他对待你很卑鄙。”她对弗恩说，但是弗恩耸着肩暧昧地笑了。“他是那样。我看人从来没有错过。不过尽管如此，听他们试图读广播新闻时我还是想起他。”
现在诸伯利的电台还没有找到一个像张伯伦先生那么好的播音员，能不慌不忙地读出很多俄罗斯名字。电台有一个人，在《纪念》那档节目中，播放《耶稣，人类渴望的欢乐》时把巴赫叫成巴兹，这让母亲忍无可忍。
我本想告诉内奥米张伯伦先生的事，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病好后她瘦了十五磅，对生活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了。她的直爽坦白和矮胖的身材一同消失了。语言也纯净了。勇敢的精神泯灭了。对自己慎重起来。她坐在树下裙子摊开，看着我们打排球，不断地摸额头，看自己有没有发烧。她甚至对张伯伦先生离开的事实漠不关心，只关注自己和自己的病情。她体温升到一百零五度。所有关于性方面的粗野话题都从她的谈话中消失了，显然也从她的头脑中消失了，虽然她很多次谈到沃利斯医生，在她生病时，他是怎么用海绵擦拭她的腿，而她为暴露在他面前感到怎样的无助。
所以我没有把张伯伦先生的事编成恐怖却滑稽的故事，并从中得到释放。我不知道该拿这件事怎么办。我无法让他回到原来的角色，不能让他扮演我白日梦中头脑简单至极、活泼、热心、谦和的淫棍了。我对单纯的堕落的看法减弱了。也许只有在白日梦中陷阱门才会那么甜蜜轻松地打开，让身体没有思想没有身份地投入彼此，自我放纵，沉迷于疯狂和淫荡。相反，张伯伦先生让我明白，人们有很多要忍受的东西——不能克服的肉体，要压榨出狂喜和心醉神迷，还有所有固执的迷惑和自我的阴暗曲折。
六月，联合教堂后的草坪上举行一年一度的草莓大餐。弗恩穿着母亲帮她做的花雪纺绸裙子到场。现在裙子的腰部看起来很紧。自从张伯伦先生离开，她就胖了起来，所以她现在不只是柔和圆润，而是真的胖了，像蒸好的布丁一样膨胀了，有斑点的皮肤不再阴暗而是舒展发光。
她拍着自己的肚子。“不管怎样人们不会说我憔悴了。要是胀开了线可就丢丑了。”
我们听见她的高跟鞋走下人行道。夜晚茂盛阴暗又安静的树下，声音传到很远。联合教堂里人们聚会的喧闹甚至冲到我们的台阶前。母亲不希望戴着帽子穿着夏天的薄裙子去参加聚会吗？她的不可知论和善于交际与诸伯利格格不入，这里的社交和宗教生活是合一的，一致的。弗恩叫她去。“你是成员。你不是说结婚时就加入了吗？”
“那时我的思想还没有形成。现在我是伪善者。不是信徒。”
“你觉得他们都是吗？”
我在阳台上读《凯旋门》，从图书馆借的。图书馆有人捐了钱，购买了不少新书，多数是沃利斯太太，医生的妻子推荐的，她有大学学位，但是市议会也许不重视她。有人投诉，人们说应该把钱留给贝拉·费潘，但是只有一本书——《广告商》——从书架上被撤下来了。我先读过。母亲拿起来读了几页，很不满意。
“我从来没想到这样利用印刷文字的。”
“是关于广告业的。多腐败啊。”
“恐怕这还不是唯一腐败的事情。恐怕明天连怎么上厕所都要写了，为什么把这个漏掉了呢？在《赛拉斯·马纳》里可没有那些东西。经典作家都不写那些。他们是好作家，他们不需要。”
我已经不读原来喜欢的那些书了，《克丽丝汀·拉夫兰斯达忒》，历史小说。我现在读现代的书了。萨默赛特·毛姆，南希·米特福德。我读到有头衔的富人们对诸伯利上层社会的人——药商、牙医、店主——不屑一顾。我知道了诸如巴仑西亚伽、夏帕瑞丽这类的名字。我了解了喝的东西。威士忌和苏打水。杜松子酒和滋补剂。沁扎诺牌苦艾酒，汤姆利乔酒，金万利橙酒。我了解了伦敦、巴黎、新加坡的旅店、街道和饭店的名字。那些书中提到人们上床，人们总是做爱，但是没有具体细致的描述，不管我母亲怎么想。一本书把性交比喻成穿过火车隧道（假设你是整列火车），然后冲进高高的山间草地，神圣美丽，感觉你仿佛在天上。书上总是把它比喻成别的东西，从来不直截了当。
“你不能在那里读，”母亲说，“你不能在那么暗的光线下读书。过来台阶这边。”
我便过去，但是她根本不想读书，只要我给她做伴。
“看，丁香花变色了。我们很快就要去农场了。”
我们院子前面的人行道旁，紫色的丁香花变得像清洁布一样柔软，暗淡，锈迹斑斑。远处的路也是尘土飞扬，野黑莓树丛在木板圈起来的工厂前长着，木板上还可以辨认出大而褪色的虚荣的字母：蒙迪钢琴。
“我为弗恩难过，”母亲说，“我为她的生活难过。”
她难过而隐秘的语调让我警觉。
“也许今天晚上她会找到一个新男朋友。”
“你什么意思？她不会去找新男朋友的。她已经受够了。她打算唱《你将去何方》。她嗓子还是很好听。”
“她胖了。”
母亲用她那严肃、充满希望和训斥的语调对我说。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变了。是的。我们需要自己努力实现这种改变。到现在女人所有的一切都和男人有联系。我们所有的一切。和家畜一样没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真的。当他的热情消耗掉那奇异的力量，他会拥抱你，比他的狗亲近一些，比他的马珍贵一些。丁尼生写的。过去是这样。虽然你希望有小孩。”
她对我的了解就仅限于此。
“但是我希望你会用你的脑筋。动脑筋。不要被迷惑。一旦你犯了错误，受到迷惑——被一个男人，你的生活就不再是你的了。你就会负上重担，女人总是这样。”
“现在有人口控制了。”我提醒她，她吃惊地看着我，虽然是她自己公开写信给诸伯利《先驱导报》，提倡“避孕器具应该发给瓦瓦那什的妇女，帮助她们防止家庭人口增加”，这让我们家人很尴尬。学校的男生对我大叫：“嘿，你妈妈什么时候发避孕器具呀？”
“那还不够，虽然很方便，但宗教是最大的阻碍，仿佛它就是一切，可以缓和人世间的痛苦。我说的是自尊。自尊。”
我不是太明白，或者即使我真的明白了，我还是决定反抗它。我会抗拒一切她那么热切、固执、充满希望地告诉我的东西。她对我生活的关注，我需要并视为理所当然，可我不能容忍它表现出来。我还感觉这和她给其他女人、女孩的建议没有什么两样，她认为作为女性就是要受到伤害的，需要一定的谨慎、严肃和自我保护，而男人可以出去，尝试各种经历，摆脱他们不需要的，然后志得意满地回来。甚至不用考虑，我就决定了我也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