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弗莱达。我父亲叫她弗莱迪。他们是直系表亲，住在邻近的农场上，有段时间住在相邻的农场。一天他们在茬地里和我父亲的狗迈克一起玩。那天阳光很好，但是垄沟里的雪还没有融化。他们在冰上跺着脚，开心地听着脚下噼噼啪啪碎裂的声音。
她怎么能记得那样的事情？是她编造出来的。我父亲说。
“我没有编造。”她说。
“你编的。”
“没有。”
他们忽然听见钟鸣和哨声响起。是镇上和教堂的钟在响。工厂的汽笛声是在三英里以外的镇上吹响的。世界迸发着欢乐。迈克冲到街上，因为它确信游行要开始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天。
每周三次，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弗莱迪的名字。但她却只有名——艾尔弗莱达。印刷得像手写的一样，流畅的自来水笔的签名。“和艾尔弗莱达一起探索城镇。”这里所说的城镇不是附近的，而是她居住的南部城市。我的家人大概两三年才去一次。
现在是所有未来的六月新娘告诉我瓷器柜里她最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得告诉你们如果我是准新娘——当然我不是——我会拒绝所有带图案的餐具，尽管它们很精致，我要纯粹的珍珠白，超现代的罗森塔尔陶瓷……
美容乃身外之物，但是芳汀沙龙的面膜保证——说到新娘——让你们的肌肤像橙花一样绽放。让新娘的妈妈——还有姑妈、姨妈以及外婆——感觉她们也沐浴在青春之泉……
以她说话的方式，你永远不会想象到艾尔弗莱达会这样写作。
她也是以弗洛拉·辛普森之名在《弗洛拉·辛普森主妇》专栏撰写文章的人之一。整个乡下的人都认为他们在给专栏封面照片上那个留着灰色鬈发、面带宽容微笑的胖女人写信。但事实上——我不会说——他们信后出现的短信出自艾尔弗莱达和一个她叫作霍斯·亨利的人之手，他也写讣告。妇女管自己叫作晨星、山谷百合、绿手指、小安妮·罗尼和洗碗布女王等等。一些名字特别受欢迎，以至于要编上号——金发姑娘1，金发姑娘2，金发姑娘3。
艾尔弗莱达或霍斯·亨利会这样写：
湿疹是可怕的瘟疫，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炎热的天气里，我希望苏打粉能有所帮助。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家庭治疗，但是寻求医生的建议绝无害处。听说你的丈夫康复并能走动了，这真让人高兴。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对你们二人来说一定没什么快乐可言……
在安大略的所有小镇，弗洛拉·辛普森俱乐部的主妇们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夏季野餐会。弗洛拉·辛普森总是发来特别的贺信，解释说事务太多而不能参加大家的聚会，她不想厚此薄彼。艾尔弗莱达说大家曾经讨论过让霍斯·亨利戴上假发和枕头假胸，或者她自己装扮成巴比伦女巫（在我父母的餐桌旁，即便是她也不能正确地引用《圣经》的典故，并且说“荡妇”），烟卷上有口红印。但是，她说，不行，报纸会杀了我们。毕竟那也太庸俗了。
她总是把香烟叫烟儿。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她从桌子对面倾身过来问我：“你也想要抽根烟吗？”那时我们已经吃完了饭，弟弟妹妹都吃完离开了。父亲摇摇头。他开始卷自己的烟。
我说谢谢，然后让艾尔弗莱达给我点上，第一次在父母面前抽了烟。
他们假装认为这是在开玩笑。
“啊，看看你的女儿。”母亲对父亲说。她翻了个白眼，手拍着胸口，用造作、痛苦的声音说：“我要晕了。”
“马鞭拿出来了吗？”父亲说着，从椅子上半抬起身。
那一刻太妙了，仿佛艾尔弗莱达把我们变成了新人类。通常我母亲会说她不喜欢看女人抽烟。她没有说那不雅观，或不像淑女——只是不喜欢。当她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喜欢什么的时候，好像她不是在坦白某种烦恼，而是出于个人智慧，无懈可击甚至带有神圣的意味。当她以这种语气，同时伴随着弦外之音说话时，我特别讨厌她。
至于父亲，他就在这个房间里打过我，不是用马鞭而是他的皮带，因为我违反了妈妈的规定，伤害了她的感情，还有顶嘴。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打骂似乎只能发生在另一个宇宙里了。
我父母被艾尔弗莱达逼得很无奈——还有我——但是他们的反应如此勇敢而大度，好像我们三个——父亲母亲和我自己——在轻松、淡定的程度上都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那一刻，我看见他们——尤其是母亲——能够表现出罕见的轻松自如。
一切都是艾尔弗莱达的功劳。
艾尔弗莱达总是被看作职业女性。这让她看起来比我父母年轻，虽然我们知道她和他们年龄接近。也有人说她是城里人。这样说的时候，城市意味着她过去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也有别的意思——不仅指风格各异的建筑和人行道，还有川流不息的车辆，拥挤的人群。它意味着某种更抽象的东西，可以被一再地重复，如同蜂巢，拥挤但有序，并非一无用处或蛊惑人心，但是令人困扰，有时甚至是危机四伏。人们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这样的地方，出来的时候会感到庆幸。不过，有些人被它吸引——艾尔弗莱达在很早以前应该就是这样，我现在也是，吸着烟，试图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管它好像在我手指间变得像棒球拍那么大。
我们家缺乏经常的社交生活——人们不来家里吃饭，更不要说开派对了。也许是阶层问题。餐桌这一幕过后五年，我的公婆邀请和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来吃饭，他们无意中谈论下午的派对，那是鸡尾酒会。那是一种我在杂志故事里读到的生活。对我来说，我的婆家似乎生活在一个小说中的特权世界里。
我们家一年有两三次在饭厅餐桌上招待祖母、姑妈——父亲的姐姐们——还有她们的丈夫。轮到我们做东时，一般要排在圣诞节或感恩节，也许还有外地亲戚来访的时候。来访者总是像姑妈和她们的丈夫之类的人，一点儿都不像艾尔弗莱达。
我和母亲会提前几天为这样的聚会做准备。我们烫好新的桌布，和床上的被子一样厚，刷洗好的餐具（它们一直在橱柜里接灰），擦饭厅的椅子腿儿，做果冻沙拉、馅饼和蛋糕，还要有主菜火鸡或烤火腿，以及一碗一碗的蔬菜。要非常丰盛，多得吃不完，饭桌上的谈话大多和食物有关，夸奖它们有多美味，让他们一定要多吃点，他们说吃不下了，太饱了。然后姑父们发慈悲多吃些，姑妈们说只能再吃一点点，说不能再吃了，都快要撑爆炸了。
然后还要上甜品。
通常几乎没有什么交谈。事实上，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交谈如果超过理解的限度可能就是一种破坏，一种炫耀。母亲对这种限度的理解是不可靠的，有时她等不及别人说完，也不尊重对方就跟着说起来。当有人说：“昨天在街上看见哈雷了。”她一定会说：“你认为像哈雷那样的人真的会打光棍吗，还是他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仿佛当你提到碰见了某人，你必须得再多八卦一点，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后可能是沉默，不是吃饭的人有意不礼貌，而是他们感到不知所措。直到父亲尴尬地、间接地责备说：“好像他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
如果亲戚们不在场的话，他很可能会说“他自己”。
人们在新桌布泛起的光芒和透过新擦的窗子照进来的明媚阳光中不断地切呀、舀呀、吃呀。这样的聚餐总是在中午进行。
桌上的人都很健谈。在厨房洗刷和擦干餐具时，姑妈们会说谁长了肿瘤，谁嗓子化脓了，谁烫伤了等等。她们会讲自己的消化、肝脏、神经系统功能如何如何。提到隐秘的身体问题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合适，或者值得怀疑的，就像提到杂志上读到的东西，或一条新闻——关注并非近在手边的东西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在沙发上休息时，或到地里看看庄稼时，姑父们会传递消息说某人欠了银行大笔的钱，或者买的贵重机器还欠着钱，或者买了一头公牛干活却令人失望。
很可能是他们拘于饭桌的礼节，还有面包、黄油盘和甜品勺子等等的存在，在其他时候，他们习惯把一片馅饼直接放在用面包擦过的餐盘上。（不过，不把东西按恰当的方式摆放是一种冒犯。在他们自己家里，遇到类似的场合时，他们也要这样招待客人。）或许，吃是一回事，而说是另一回事。
艾尔弗莱达来的时候，情况完全不需要这样。会铺上好的桌布，但是不用好的餐具。母亲会费很多心思准备食物，还会担心结果令人不满——她很可能不做填料火鸡和土豆泥那一套，而是做些鸡肉沙拉，还有米饭和切小块的甜辣椒。甜品会用明胶、蛋白和打稠的奶油，要等好长时间才好，常常令我们担心，因为我们没有冰箱，要放在地窖的地上冷却。但是饭桌上绝对不会拘束和乏味。艾尔弗莱达不但吃完会接受第二份，还会自己要求。她这样做几乎是心不在焉地，也同样心不在焉地说些赞扬的话，好像食物、品尝食物是第二位的。她时刻准备和人交谈，也让其他人说话，任何你想说的事情——几乎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她总是夏天来访，通常穿着吊带式样的丝绸背心裙，露着背。她的背并不漂亮，有些小黑痣，肩膀很骨感，胸部几乎是平的。父亲总是说她吃那么多可还是那么瘦。或者颠倒事实，说她的胃口还和以前一样挑剔，但并没有阻止自己增肥。（在我们家，说胖、瘦、苍白、红润、秃头都没问题。）
她的黑头发在正面和两侧梳成卷，是现在时髦的发型。皮肤呈棕色，有细小的皱纹，嘴很大，下嘴唇特别厚，几乎垂下来，涂着厚厚的口红，在茶杯和水杯上留下印记。她张大嘴的时候——差不多总是讲话或大笑——可以看见后面的牙拔掉了。没有人会说她长得好看——任何超过二十五岁的女人在我看来都不可能漂亮了，失去了美丽的权利，也许还失去了美丽的愿望——但是她热情、有风度。父亲颇有创见地说她很有活力。
艾尔弗莱达和父亲谈论世界大事和政治。父亲读报、听收音机，他对这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很少有机会谈论。姑父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思想简单、固执，永远不信任所有的公众人物，尤其是外国人，因此大多时间他们只是在发牢骚和抱怨。祖母聋了——没有人知道她知道多少，或者对事情有什么看法，姑妈们对自己有那么多事情不知道或不需要关注而感到相当自豪。母亲做过老师，她能很轻松地从地图上指出所有欧洲的国家，但她对一切事情的理解都带有个人的疑惑，对大英帝国和皇家威严的认识更加模糊，很容易忽视并把它们都扔到垃圾堆里。
艾尔弗莱达的观点和姑父们并不是差得很远。或者看起来是。但是她不抱怨，也不听之任之，而是嘲弄地大笑，讲述总理们、美国总统、约翰·L·刘易斯和蒙特利尔市长的故事——他们都是糟糕的人物。她也讲皇家的故事，但是她把好人和坏人分开来，好人如国王、王后、漂亮的肯特公爵夫人，坏人如温莎一家、老国王艾迪，她说他患了某种疾病，想扼死妻子，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了印记，所以她总是要戴着珍珠项链。这种区分和我母亲正好巧合，但是母亲很少发表意见，所以她没有反对——尽管提到梅毒会让她畏缩。
我会意地微笑着，带着有勇无谋的镇定。
艾尔弗莱达给俄国人起了可笑的名字：米库也斯基。安可乔（乔大叔）斯基。她认为他们在蒙骗众人的眼睛，联合国是个闹剧，不起什么作用，日本将再次崛起，有机会就应该被彻底干掉。她也不信任魁北克。或者教皇。她对麦卡锡议员也有看法——她愿意站在他一边，可他是天主教徒，这是个障碍。她把教皇叫作船尾。一想到世界上的骗局和丑闻都会被揭露她就非常开心。
有时她看起来像是在故弄玄虚——在炫耀，也许是在取笑父亲。激怒他，就像他自己说的，故意激怒他。但绝不是因为她不喜欢他，或是想让他不舒服。恰恰相反，她可能是在折磨他，就像年轻女生在学校里折磨男生那样，那时，争论对双方都是一种乐趣，侮辱会被当作奉承。父亲总是用轻柔淡定的语气和她争论，不过很明显，他的目的在于刺激她。有时他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也许她是对的——因为她在报社工作，一定有他得不到的信息来源。他会说，你把我说服了，如果我明智的话，我应该感激你。而她则会说，别跟我胡扯了。
“你们两个啊。”母亲则会假装绝望，也许真的厌倦地说。艾尔弗莱达会让她去躺一会儿，说她做了这么一大桌丰盛的晚餐，该休息一下了。她和我来收拾碗碟。母亲的右胳膊会不受控制地颤抖，手指有些僵硬，她认为是过度劳累造成的。
我们在厨房干活时，艾尔弗莱达和我谈论名人——演员们，甚至是她居住城市中的一些不出名的电影演员。尽管她放低音量，有时还是会狂野地大笑，给我讲他们的不良行为，杂志上没有刊登过的隐私丑闻的传言。她提到同性恋，人造乳房，家庭三角恋爱等等——那些东西我都读到过蛛丝马迹，但在实际生活中听起来还是很玄乎，哪怕已经是三四手的故事了。
艾尔弗莱达的牙总是引起我的注意，所以在聊这些秘密事情时我有时也会走神，忘了在说什么。她前面剩下的牙齿，每颗颜色都稍有不同，没有两颗是一样的。一些坚硬的牙釉质呈暗象牙色，其他乳白色的部分微显淡紫色，银边发出游鱼般的光泽，偶尔还闪过一丝金辉。过去人们的牙齿不像现在这样结实、漂亮，除非是假牙。不过艾尔弗莱达的牙齿个性十足，有清晰的间隔，每一颗都很大。当她发出某种特别、故意的嘲笑时，牙齿似乎跳到了前排，像宫廷卫兵或快乐的持矛步兵一样。
“她的牙的确老是出问题。”姑妈们说，“记得吗，她的牙齿生了脓肿，毒性遍及全身。”
我想，她们就是那样，喜欢把艾尔弗莱达的智慧和品位抛在一边，让她的牙齿变成一个让人深表遗憾的存在。
“为什么不都拔掉，彻底解决？”她们说。
“可能她付不起那么多钱。”祖母说，令在场的人都很吃惊，有时她会语出惊人，表示她一直在听人们谈话。
了解到艾尔弗莱达日常生活的新情况，这也让我吃惊。我原来以为她很富有——至少和家里其他人相比。她住公寓——我从没有见过，但是对我来说那至少证明她过着文明的生活——她穿的衣服不是家里做的，她不穿我认识的成年妇女都穿的牛津鞋——一种用鲜艳的新式塑胶做的凉鞋。很难说我的祖母是否只是生活在过去，那时安假牙是人生中一件严肃而昂贵的事情，或者她是否真的了解我从来无法猜测到的艾尔弗莱达的生活。
当艾尔弗莱达来吃饭时，其他亲戚从来不来。她也去看我祖母，也就是她姨妈，她妈妈的姐姐。祖母不再一个人住，而是轮流住在姑妈们家，祖母住在谁家她就去谁家，而不去其他姑妈家，虽然她们和我父亲一样和她都是表亲。她也从来不和他们一起吃饭。通常她先来我们家，待上一会儿，然后为自己鼓鼓气，好像不情愿去其他亲戚家拜访似的。等她回来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她不会说对姑妈和姑父们不敬的话，当然也没有任何对我祖母不敬的话。事实上，艾尔弗莱达是这样提到我祖母的——她的声音突然严肃和忧虑起来，甚至有点儿恐惧的意味（她的血压如何，她最近去看过医生吗？医生说什么？）——这让我意识到某种不同，她询问别人时，语气总是很冷静，也许还有不太友好的拘谨。那时母亲的回答也带有类似的拘谨，父亲的声音额外凝重——可以说是一种夸张的凝重——表明大家对某些不能说的东西看法一致。
我抽烟的那天，艾尔弗莱达决心更进一步，她严肃地说：“那么，阿夏怎么样了？他还是像以前那么爱抢话吗？”
父亲悲哀地摇摇头，好像想起这个姑父的喋喋不休会让我们感到沉重。
“是的，”他说，“他还是那样。”
我说。我趁机接着说。
“好像蛔虫进了猪身上。”
“是的。”
除了那句“是的”，其他都正是我姑父曾经说过的，就在这张桌旁说的，他异常需要打破沉默，或者传播突然想到的什么重要事情。我说的时候正是带着他那种神气十足的抱怨和幼稚的庄严。
艾尔弗莱达表示赞同地大笑起来，露出快乐的牙齿。“没错，她说得一点不差。”
父亲俯到盘子上，仿佛要掩饰自己的笑，当然不是真正在掩饰，母亲摇摇头，咬着嘴唇，微笑着。我感到了胜利的得意。没有人对我进行评价，有时对我的讽刺、我的机灵也没人有任何责备。在家里，“机灵”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时的意思也许是“聪明”，而且用得非常勉强——“噢，有些方面她还是很聪明的”——或者用来表示爱出风头、寻求重视、令人讨厌。别这么聪明。
有时母亲悲哀地说：“你嘴巴好刻薄。”
有时父亲厌恶我，这种情况要更糟糕。
“是什么让你觉得有权利诋毁体面的人？”
今天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像客人一样自在地坐在桌子旁，几乎和艾尔弗莱达一样自在，由着性子炫耀自己。
但是，裂痕即将产生，也许是最后一次，艾尔弗莱达最后一次和我们吃饭。继续交换圣诞节卡片，可能还有信件——只要母亲能动笔写字——我们还能在报纸上读到艾尔弗莱达的名字，但是我不记得我住在家里的最后几年中她还来过。
可能是艾尔弗莱达问能不能带她的朋友过来，家里人说不行。如果她已经和他同居了，那算是一个理由，如果他后来和她结婚了，这个也算是一个理由。父母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母亲对不合常规的或招摇的两性关系感到恐惧——也可以说，她对任何合法婚姻不认可的性关系都感到恐惧——父亲那时对这个问题也很严肃。他也许对能掌控得住艾尔弗莱达的男人有特殊的反感。
在他们眼里，她让自己掉价了。我可以想象他们都在说，她无须那样廉价。
不过也许她根本就没有问过，她可能知道不会得到允许。早先开心来访的时候，她可能还没有男人；后来有了，她的注意力可能就彻底转移了。她可能变了一个人，后来她当然是变了许多。
或者她是担心家里有病人的那种特殊气氛，病人的病情只能继续恶化，没有康复的可能。我母亲的状况就是这样，她的各种症状混在了一起，情况急转直下，忧愁和困难变成她全部的命运。
“可怜的人。”姑母们说。
当我的母亲从一个母亲变成了家里的病人，以前家族里其他那些如此拘谨的女性却似乎获得了一些活力，应付世界的能力也有所增强。祖母自己弄了一个助听器——没有人会向她建议这种东西。一个姑父——不是阿夏，而是叫伊恩——死掉了，那个姑妈学会了开车，并在一家服装店做修改工作，也不再戴发网了。
他们来看望母亲，看到的情况总是一样——原来那个漂亮的、从来不让别人忘记她是老师的人，一个月连一个月地变得行动迟缓，四肢僵硬，讲话越来越不清晰，而且变得胡搅蛮缠，没有什么能帮助她。
他们嘱咐我好好照顾她。
“她是你母亲。”他们提醒我。
“可怜的人啊。”
艾尔弗莱达从来不会说那些话。站在他们的立场，她也许会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不来看我们对我来说没关系。我不希望人们来。我没有时间招呼他们，我变成了一个暴躁的管家婆——给地板打蜡，连擦碗布都要烫，这样做是为了远离一种耻辱（母亲的病情恶化是影响我们的唯一耻辱）。我这样做是为了显得我和父母、弟弟、妹妹在普通的房子里过着正常生活，但是一有人踏进家门看见我母亲，情况就变了，他们可怜我们。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我获得了奖学金。我不能再待在家里照看母亲和其他一切了。我去读大学了。大学在艾尔弗莱达住的城市。过了几个月她请我过去吃饭，但是我去不了，因为除了星期天，我每天晚上都在工作。我在市中心的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个图书馆都是开到九点钟。后来过了些日子，冬天的时候，艾尔弗莱达又叫我去，这次是星期天。我说不能去，因为要去听音乐会。
“啊——约会？”她问。我说是，但是当时这不是真的。我是和另一个或两三个女孩去大学礼堂，听免费的星期天音乐会，我们抱着渺小的希望，想遇到一些男生。
“那你什么时候要带他来呀，”艾尔弗莱达说，“我很想见见他。”
到了年底，我确实有人可以带去见她了，事实上我是在音乐会上遇到他的。至少，他在音乐会上见过我，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但是我绝不会带他去见艾尔弗莱达。我绝对不会带我的任何新朋友去见她。我的新朋友会说，“你读过《天使望故乡》吗？你一定要读。还有呢？”他们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协会引进的《禁忌的游戏》和《天堂的孩子》。和我交往、后来订婚的男孩带我去过音乐大厦，你在那里午休时可以听唱片。他向我介绍了古诺，因为古诺我爱上了歌剧，因为歌剧，我爱上了莫扎特。
艾尔弗莱达在我的住处留信息让我回电话，我没有回。那之后她再也没有打电话来。
她还是为报纸写东西——我偶尔看过她写的有关皇家道尔顿小雕像、进口姜饼或蜜月睡衣的狂想曲。很可能她还在回复来自弗洛拉·辛普森主妇俱乐部的信，仍然在嘲笑它们。既然我住在城市，就很少看原来对我来说是城市生活中心的报纸了——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是六十英里以外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像艾尔弗莱达和霍斯·亨利那种人的笑话和不由自主的虚伪，现在对我来说是有伤风化和枯燥无味的。
我并不担心碰上她，虽然这个城市并不大。我从来不去她在专栏里提到过的商店。我也没有理由经过报社大楼，而且她住在城南某处，离我的住处很远。
我也不认为艾尔弗莱达是那种会出现在图书馆的人。“图书馆”这个词很可能让她撇撇大嘴，戏仿出惊愕的样子，就像她过去在我们家对着书架的表情那样——那些书不是在我那个年代买的，有些是我父母小时候学校的奖品（有母亲用漂亮拘谨的字体写着婚前的名字），根本不像从商店里买来的书，而是房子里的摆设，就像窗外的树木不是植物而是扎根在地上的摆设。《弗罗斯河上的磨坊》、、《密得洛西恩监狱》。“很多大手笔写的东西，”艾尔弗莱达说，“我敢说你不会经常读的。”父亲说对，他的确没有，用不予理会的，甚至轻蔑的语气赞同她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他是在说谎，因为他有时间的时候，的确偶尔会仔细研究它们的。
对于我真正在意的东西，我希望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谎言，再也不要表现出那样的轻蔑。为了不那样做，我最好还是离过去认识的人们远点。
第二个学年结束时，我要离开大学了——我的奖学金只有两年。不要紧——反正我打算当作家。而且我要结婚了。
艾尔弗莱达听说了这事儿，又和我联系上了。
“我想你一定是太忙了，没有给我打电话，或许是没有人把我的信息转达给你。”她说。
我说也许是我一直在忙，或者是他们没有把信息转达给我。
这次我同意去看她。一次拜访不会让我承担什么，因为我将来不打算住在这个城市。我选了个星期天，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的未婚夫要去渥太华工作面试。那一天天气晴朗——是五月初的时节。我决定走着去。我从来没有去过杜达斯街以南或阿德莱德以东，所以这个城市有些部分对我是完全陌生的。北面街道能遮荫的树木刚刚长出叶子，丁香树、修剪过的山楂树、郁金香花圃都开花了，草坪像清新的地毯。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走在完全没有树荫的路上，路边的房屋离人行道还不到一臂远。这里的丁香树——到处都是丁香树——是灰色的，好像被阳光晒褪了颜色，也没有什么香气。这些街道上，房屋是窄窄的公寓建筑，只有两三层楼——有些是实用主义的装修，门边一圈砖做装饰，一些窗子拉了起来，松弛的窗帘垂到窗台上。
艾尔弗莱达住的房子不是公寓。房子的整个楼上都是她的。楼下，至少是楼下的前面部分，已经成了商店，关着门，因为是星期天。那是一家二手货商店，从肮脏的前窗可以望见很多平淡无奇的家具，堆放着一摞摞的旧餐具和其他器皿。唯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只蜂蜜桶，非常像我六七岁时带午餐去学校用的那个，有蓝天和金色的蜂巢。我能记得读了无数遍它侧面写的字：
所有纯蜂蜜都会结晶。
我不知道“结晶”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喜欢它的发音。显得很华丽和美味。
路上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我很热。我原以为艾尔弗莱达请我吃午餐不会像家里周末的晚餐那样，但在我上楼梯的时候就闻到了煮肉和蔬菜的香味。
“我以为你迷路了呢，”她在上面嚷着，“我正准备组织救援队呢。”
她没穿背心裙，穿着脖子上系有一个松垮蝴蝶结的粉色上衣，掖在棕色的褶裙里。头发不再是光滑地盘起，而是剪得很短，贴在脸周围，呈有点儿发红的深棕色。我记得她的脸是瘦削的，有夏季日晒后的颜色，现在变得丰满了，还有些松弛。抹的化妆品在皮肤上很显眼，像中午阳光下的橙粉色油彩。
但是更大的变化是她装了假牙，颜色统一，稍微填满了嘴，给她原来热切、急躁的表情增添了几分忧虑。
“啊——你发福了，”她说，“你以前多瘦呀。”
她说得对，但我不喜欢听。和出租公寓里的其他女孩一样，我吃便宜的食物——大量卡夫快餐和果酱曲奇饼。我结实的未婚夫占有欲很强，他认同我的一切，说他喜欢丰满的女人，我让他想起珍妮·罗素。我不介意他那样说，但是当人们评论我的外表时，我通常感到受到了侮辱。尤其是像艾尔弗莱达这样的人——某个在我生活中失去了重要性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没有权利评价我，或对我形成什么看法，更不要说表现出来了。
房子前面狭窄，但从前到后很长，客厅的天花板四边是斜的，窗子俯瞰着街道，过道一样的饭厅根本没有窗子，因为边上的卧室开着天窗，光线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照进没有窗户的厨房和卫生间，房间后面是镶玻璃的阳台。
倾斜的天花板让房子看起来像是临时凑合的，只是假装用作其他用途而不是卧室。不过房间里装满了正式的家具——餐厅桌椅，厨房桌椅，客厅沙发和靠椅——都适合摆在更大更适合的房间里。桌子上的小餐巾，保护沙发和椅子的靠背与扶手的白色刺绣方布，窗子上的纱帘，四周沉重的花饰垂挂——比我想象的更像姑妈的家。在饭厅墙上——不是在卫生间和卧室，而是在饭厅——挂着一幅画，是一个女孩子的剪影，穿着蓬蓬的裙子，是用粉红的绸缎丝带做的。
一条粗油毡铺在饭厅地板上，铺在从厨房到客厅的过道上。
艾尔弗莱达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
“我知道我这里的东西太多了，”她说，“可这是父母的东西，是家具，我不能扔。”
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有父母。她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她是由我祖母抚养大的，祖母是她姨妈。
“家具是我父母的。”她说，“父亲走后，你祖母把它留了下来，她说等我长大了，这些东西应该属于我，所以就这样了。我无法拒绝，她费了那么多麻烦。”
现在它又回来了——我已经忘记的艾尔弗莱达的生活。她父亲再婚。他离开农场，在铁路上找了份工作。他还有别的孩子，一家人从一个镇搬到另一个。艾尔弗莱达过去经常开玩笑地提起他有多少个孩子，他们有多么亲密，搬了多少次家。
“过来见见比尔。”她说。
比尔在阳台上。他坐在低矮的沙发或者躺椅上，上面铺着棕色花格毯子，他好像随时在等候召唤似的。毯子皱巴巴的，他一定是不久前还躺过的——百叶窗都拉到窗台的位置。屋子里的光——炎热的阳光透过雨渍的黄色窗帘——皱巴巴的毯子，褪色的、坐塌了的垫子，甚至毯子和男人拖鞋的气味，旧得破烂变形、图案模糊的拖鞋，都让我想起——还有里屋的茶杯垫、过度磨损的家具、墙上的丝带女孩——姑妈们的房子。在那里，从秘密但持续的气味，从女主人羞愧而固执的表情，你也可以发现一个邋遢男人的藏身处。
比尔站起来和我握手，不过，姑父们从来不和陌生的女孩子握手。或任何女孩子。阻止他们这样的不是无礼，只是害怕显得太正规。
他个子很高，闪光的灰色波浪发，光滑但不年轻的脸。一个英俊的人，但是不知怎么，他的姣好相貌好像被什么消磨掉了——糟糕的身体，不佳的运气，或是缺乏气概。但是他仍然带着疲惫的殷勤，向一位女性俯身弯腰，似乎暗示着这次见面对她和他都会是件愉快的事。
艾尔弗莱达把我们领到没有窗子的饭厅，大白天都开着灯。我觉得饭早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迟到耽搁了他们正常用餐。比尔端来了烤鸡和调料，艾尔弗莱达拿着蔬菜。她对比尔说：“亲爱的，你认为你盘子旁边的是什么？”这时他才想起来拿餐巾。
他话不多。他给我递肉汁，问我要芥末调料还是盐和辣椒，他随着我们的谈话，头一会儿转向艾尔弗莱达，一会儿转向我。有好几次，他在齿缝间发出微微的口哨声，颤抖的声音似乎是在表示友善和欣赏，一开始我以为那是要发表意见的前奏。但不是，艾尔弗莱达也从不为此停顿。我见过改邪归正的酒鬼就有点像他那样——可以愉快地插话，但无法继续说完，只能无助地专心倾听。我不知道比尔是不是这样——不过他身上确实带着某种失败的历史，承受过麻烦和接受过的教训的痕迹。他也带着一种能够勇敢地接纳任何错误的选择或不成功的机会的样子。
这些是速冻豌豆和胡萝卜，艾尔弗莱达说。速冻蔬菜那时还是新生事物。
“它们比罐装的要好，”她说，“几乎和新鲜的一样好。”
接着比尔做了完整的说明。他说，它们比新鲜的还要好。颜色、味道，一切都比新鲜的好。他说人们现在真是了不起，将来通过冷冻还会做什么呢。
艾尔弗莱达向前倾斜着身体，笑着。她似乎要屏住呼吸了，仿佛他是她的孩子，没有抓住扶手就迈出了一步，或者第一次独自摇晃着骑自行车。
他们有办法给鸡注射什么东西，他告诉我们，有一种新发明，让每只鸡都一样，又肥又好吃。不必再担心有长不好的鸡了。
“比尔的专业是化学。”艾尔弗莱达说。
见我没有说什么，她又补充道：“他为古德汉姆工作。”
还是没有评论。
“是酿酒公司，”她说，“古德汉姆威士忌。”
我无话可说不是因为我没有礼貌或感到厌倦（或者说不比我那时自然而然的表现更不礼貌，也不比我料想的更厌倦），而是我不明白我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几乎任何问题都行，把一个害羞的男人拉入谈话，把他从他的抽象思维中解脱出来，让他成为有一定尊严的男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艾尔弗莱达带着那么强烈的、鼓励的微笑看着他。以我和男人相处的所有经验，女人听从自己的男人，希望他成为她有理由为之自豪的人，是未来才有的。我对夫妇唯一的观察是姑父姑妈们和我的父母，那些丈夫和妻子似乎有着疏离和相敬如宾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彼此依赖。
比尔继续吃着，好像没有听见提到他的职业和雇主，接着艾尔弗莱达开始询问我的课程。她仍然在微笑，但是她的微笑和刚才不同。里面有一丝不耐烦和不愉快，好像她只是在等待我快点结束我的解释，这样她就能说——她的确说了——“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去读那些东西”。
“人生苦短。”她说，“你知道，在报社我们有时会认识那样的人。英语学位。哲学学位。你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写的东西五分钱都不值。我和你说过，是吧？”她对比尔说。比尔抬头朝她顺从地笑了。
她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那么你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她问。
当时《欲望号街车》正在多伦多的剧院上演，我告诉她我和几个朋友坐火车去看剧。
艾尔弗莱达咔嗒一下把刀叉放在盘子上。
“那种垃圾。”她叫道。她的脸探过来，满是厌恶的神情。然后她仍带有敌意的不快，镇定地说着。
“你们跑那么远的路去多伦多就是去看那种垃圾。”
我们吃完了甜品，比尔趁机说能不能失陪一下。他问艾尔弗莱达，然后轻轻地点头鞠躬问我。他回到阳台，过了一小会儿我们闻到了烟斗的味道。艾尔弗莱达看着他离开，似乎忘记了我和话剧的事。她脸上浮现出一种苦恼的温柔，以至于她站起来时，我以为她要跟着他过去呢。但是她只是去拿她的烟。
她向我伸出烟盒，我拿了一根，她故意显得开心地说：“我看你还保持着我带给你的坏习惯比较好。”她也许记起了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不需要一定来她家，和我作对没有意义。我不想争辩——我不在乎艾尔弗莱达对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看法。也不在乎她对其他任何事情的看法。
“我想那是你自己的事。”艾尔弗莱达说。“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她接着补充道，“毕竟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凭她的语气，她的意思可能是“我得接受你现在长大的事实”，或者是“很快你就要循规蹈矩地履行责任了”。
我们起身收拾碗碟。在餐桌、案台和冰箱间狭小的空间里紧挨着，我们很快进入一种不用说话的有序与和谐，擦洗，叠放，把剩下的食物拨到小容器里存放，把水池灌满热肥皂水，迅速接过没有碰过的餐具，放到饭厅碗橱铺着粗呢的抽屉里。我们把烟灰缸拿到厨房里，偶尔一本正经地拉出一根烟来提提神。女人一起干活时会有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是否可以抽烟，或最好不抽，因为烟灰可能落到干净的餐具上，或者是否桌子上的每件东西都要刷洗，不论用没用过——结果艾尔弗莱达和我彼此一致。还有，想到洗刷完后我就可以离开，这让我觉得放松和大方。我已经说过下午要去见一个朋友。
“这些餐具很漂亮。”我说。它们是奶油色的，略带黄色，有蓝花边。
“哦——都是我母亲结婚时的餐具，”艾尔弗莱达说，“那是你祖母为我做的另一件好事。她把它们都收藏了起来，直到我可以使用的时候。珍妮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在那帮人手里用不了多久。”
珍妮。那帮人。她的继母和兄弟姐妹。
“你知道，是吧？”艾尔弗莱达问，“你知道我母亲怎么了吗？”
我当然知道。她母亲因手里拿的油灯爆炸而死掉了——就是说，油灯在她手里爆炸了，她死于烧伤——我姑妈和母亲说起过这件事。关于艾尔弗莱达的父母没有什么可说的，关于艾尔弗莱达本人可说的也不多——如果不是牵扯到那场死亡。这就是她父亲离开农场的原因（总是有什么事情，不是经济上就是道德上犯了点错误）。对待煤油要万分小心，有电真是太幸运了，不论花费多少。无论如何，对于艾尔弗莱达那个年纪的孩子，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如果不是雷雨，她就不会在下午点煤油灯了。
她活过了当天晚上，第二天白天和晚上。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对她来说会更好些。
就在事故发生的当年，他们的街道通了水电，不需要再用煤油灯了。
姑妈们和我母亲对任何事很少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她们对这件事感觉一致。无论何时提到艾尔弗莱达母亲的名字，语气里的感情都一样。这个故事仿佛是她们可怕的财富，我们的家族独有，别人没有权利要求的一种永不能放手的殊荣。听她们谈论总是让我感觉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密谋在暗自进行，一种对无论是恐怖还是灾难的深情触碰。她们的声音像蠕虫在我身体里蜿蜒滑行。
依我的经验来看，男人们不是这样。男人们尽可能迅速地回避可怕的事情，一旦过去就表现出再提起或思考它们是没有用的样子。他们不想让自己不安，也不想令他人不安。
所以我认为，如果艾尔弗莱达要谈论这个，我未婚夫没来就是件好事。最好不要让他听到艾尔弗莱达母亲的事，不要让他发现我母亲、我们家亲戚的事情，或许还有一定程度的贫困。他欣赏歌剧和劳伦斯·奥利弗演的《哈姆雷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没有机会看到悲剧——悲剧的惨烈。他的父母健康、标致、富有（尽管他说他们很无聊），他似乎不必了解任何在没有阳光的环境里生活的人。生活中的失败——失去机会、健康和财富——对他来说都是疏忽，他对我的坚决支持还没有到对我乱七八糟家庭背景也宽容的地步。
“在医院里，他们不让我进去看她。”艾尔弗莱达说，至少她是用正常语调在说，没有任何特殊的虔诚，或油滑的兴奋。“是啊，如果我是他们，很可能也不会让我进去，我不知道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可能都捆成木乃伊了。如果没有，也应该是那样了。我当时不在家，我在学校。天非常黑，老师开了灯——我们学校有电灯——我们要等雷雨结束。莉莉姨妈——就是你祖母——来把我接到她家。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我以为她已经说完了，但是过了片刻，她继续说，声音好像轻松了一些，好像准备大笑似的。
“我疯狂地大叫，嚷着要见母亲。我不停地叫嚷着，最后他们无法让我停下来，你祖母就说：‘你最好还是别见她。如果你知道她现在的样子，你不会愿意见她的。你不会愿意记住她这个样子。’”
“但是你猜我说什么？我记得是这么说的。我说，但是她想要见我。她想要见我。”
然后她真的笑了，或是发出含糊轻蔑的哼声。
“我一定在想我是重要人物，是不是？她想要见我。”
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刚听到这些，就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仿佛一个陷阱被啪地关闭了，让这些话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不太清楚它们对我有什么用。我只知道它们是如何瞬间震撼了我，让我解脱，呼吸一种不同的空气，只为我准备的空气——
她想要见我。
里面有这句话的故事，我很多年后才能写出来。那时，想到是谁先把这个主意放进我头脑里的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我谢了艾尔弗莱达，说我要走了。她去叫比尔和我道别，但是回来报告说他已经睡着了。
“等他醒了一定会后悔得要踢自己的。”她说，“他见到你很开心。”
她摘下围裙，陪我一直走下外面的楼梯。楼梯下面是一条通向人行道的沙土路。沙石在我们脚下嘎吱作响，她穿着家居的薄底鞋蹒跚地走着。
“啊！老天爷呀。”她叫道，抓住我的肩膀。
“你父亲好吗？”她问。
“他很好。”
“他辛苦了。”
我说：“没办法。”
“哦，我知道。那你母亲呢？”
“她还是老样子。”
她转身朝商店窗子走去。
“你想会有谁买这些垃圾呢？看看那个蜂蜜桶。你父亲和我以前带午餐回学校用的就是那种小提桶。”
“我也是。”我说。
“真的吗？”她捏捏我的手，“告诉你的家人我很惦记他们，好吗？”
艾尔弗莱达没有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我怀疑是不是她不想见到我。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公开表示对我有意见；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是父亲知道。我回家看他时，得知艾尔弗莱达住得不远——在祖母的房子里，事实上，她继承了那座房产——我提议说我们去看她。那是在我两次婚姻中间的混乱期，我情绪高涨，刚刚解脱出来，能够和我愿意的任何人联络。
父亲说：“呵，你知道，艾尔弗莱达有点儿不开心。”
他现在管她叫艾尔弗莱达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起初我甚至想不到她会为什么伤心。父亲被迫提醒我几年前发表的那个故事。想到艾尔弗莱达会反对现在和她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我感到惊讶，甚至不耐烦，还有点儿气愤。
“那根本不是她，”我对父亲说，“我改了，我甚至没有想到她。那是一个故事人物。谁都看得出来。”
但事实上还是关于一个爆炸的煤油灯，裹尸布里的母亲，失去亲人的坚强孩子的故事。
“唉。”父亲叹息道。大体上他对我成为作家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对我所谓的故事人物还是有所保留。关于我为了个人原因终结婚姻——也就是，放纵——我为自己做的有力辩护——或许就像他本应该说的，是逃避责任。他没有这样说——这不是他该管的事了。
我问他为什么艾尔弗莱达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说：“一封信。”
一封信，但是他们住得并不远。想到要他忍受本来要我承担的疏忽甚至过失，我的确感到难过。还有就是，他和艾尔弗莱达现在似乎关系正常了。我想知道他放下了什么。他觉得要在艾尔弗莱达面前为我辩护吗，就像他要在其他人面前为我的作品辩护？他现在愿意这样做，尽管那对他从来都不容易。在他艰难的辩护中，他也许说了些刺耳的话。
因为我，给他带来了特别的困难。
我一回到家就存在着危险。那是通过他人的眼睛而非我自己的来看待我的生活的危险。看着词语像铁丝网一样不断增加，错综复杂、令人迷惑、使人不安——与丰富的产品、食物、花朵、编织的衣服，与其他女人的家庭生活背道而驰。越来越难说它到底值不值得。
也许我的麻烦是值得的，但是别人的呢？
父亲说过艾尔弗莱达现在一个人生活了。我问他比尔怎么样了。他说那些事情不归他管。但是他相信一定是尽力挽回过。
“比尔？怎么了？因为谁？”
“我觉得他有一个妻子。”
“我在艾尔弗莱达那儿见过他，我挺喜欢他的。”
“人们都喜欢他。女人都喜欢他。”
我必须认为他们的决裂与我无关。我继母曾经鼓励父亲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去打保龄球，定期去提姆霍顿家和其他夫妇一起喝咖啡、吃炸面包圈。嫁给父亲之前她独居了很长时间，她以前的很多朋友成了父亲的新朋友。他和艾尔弗莱达之间的事可能就是变化之一。对过去关系的厌倦，在我的生活中我自己非常理解，但是我不希望它发生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像我说过的，尤其是家里人的生活中。
继母比父亲去世得略早些。在幸福而短暂的婚姻后，他们被分别送往不同的墓地，躺在自己更麻烦的前任伴侣旁边。在他们还都健在的时候，艾尔弗莱达搬回了城里。她没有把房子卖掉，只是离开，把它留在那儿。父亲写信说：“那样做是很可笑的。”
父亲葬礼上来了很多人，很多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女人走过墓地的草坪，来和我说话——我起初还以为是我继母的朋友。然后我看到她只是比我大了几岁。矮胖的身材，灰金色鬈发，花色图案的夹克让她显老。
“我从你的照片上认出你，”她说，“艾尔弗莱达过去总是拿你炫耀。”
我说：“艾尔弗莱达没有去世呀？”
“没有。她还在。”女人说，接着告诉我艾尔弗莱达在多伦多北部一个镇上的疗养院里。
“我带她去的，这样就能照看她。”
现在容易看出——即使凭她的声音——她和我是一代人，我想到她可能是那个家族的人，艾尔弗莱达的同父异母妹妹，出生时艾尔弗莱达差不多已经长大了。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当然和艾尔弗莱达不同姓——她一定是结婚了。我不记得艾尔弗莱达提到她家里那边任何人的名字。
我问她艾尔弗莱达怎么样。女人说她的眼睛不好，基本失明了。肾脏也有严重问题，一周要透析两次。
“除了那些——？”她说着，笑起来。我想，对了，一定是她妹妹，因为我可以从那鲁莽、颤抖的笑声中听到类似艾尔弗莱达的声音。
“所以她不能出门。”她说，“不然我就带她来了。她还从这里订报纸，我有时读给她听。我就是在那里看到你父亲去世的消息的。”
我冲动地想，我是否应该去疗养院看她。葬礼的情绪——父亲寿终正寝在我心里涌起一种温暖、安慰、平缓的感觉，也激发了去看她的想法。但是很难实现，我丈夫——第二任丈夫——和我只在这里待两天就要飞去欧洲度假，而且我们的旅行已经推迟了。
“我不知道你去有什么收获。”女人说，“她有时好，有时不好。我甚至想她是不是故意的。比如，她会坐在那里一整天，不论别人对她说什么，她的话都一样。精力旺盛，准备恋爱。她整天就说这一句话。精力旺盛，准备恋爱。她能让人发疯。然后有些天她又能正常回答问题。”
又是那种声音和笑——这次是半隐半现——让我想起艾尔弗莱达，于是我说：“你知道我一定见过你，我记得有一次，艾尔弗莱达的继母和父亲顺路到家里来，或者只有她父亲和几个孩子——”
“噢，那不是我。”女人说，“你以为我是她妹妹格罗丽？我看起来一定很老。”
我开始说我认不太清她，这是真的。十月的下午，太阳很低，阳光直射进我的眼睛里。女人背对着太阳，所以很难看清楚她的特征或表情。
她紧张而傲慢地抖动肩膀。她说：“艾尔弗莱达是我的亲生母亲。”
哦。是母亲。
接着她向我讲了那个一定是她经常讲的故事，不是太详细，因为那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事件，还有她独自开始的一次冒险。她被安大略东部一个家庭收养；他们是她唯一知道的家人（“我很爱他们”），然后她结婚，有了孩子，在孩子长大前她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事情不是太容易，因为过去保管记录的方法和保密性都不完善（“她怀了我的事保护得十分严密”），但是几年前她找到了艾尔弗莱达。
“刚好及时。”她说，“我的意思是，需要有人来照顾她。我是最合适不过的。”
我说：“我一直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的。我认为过去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警告你，当你开始寻找时，你的出现会让人们震惊。老人是沉重的负担。不过，我想她不会介意。早些时候也许会。”
她有一种胜利的感觉，这不难理解。如果你有什么会让人吃惊的事情要告诉别人，你说了之后的确引起了震动，就要有一个恢复力量的时间。这次的情况震动如此彻底，她甚至感觉需要道歉。
“对不起，我一直讲我自己的事，没有对你父亲表示哀悼。”
我谢了她。
“艾尔弗莱达告诉我，你父亲和她有一天放学回家的事，是在高中。他们不能始终一起走，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会遭到可怕的嘲笑。如果他先出来，他会在镇外的岔路上等，如果她先出来，同样也会等他。有一天他们一起走着，听见所有的钟开始响，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我说我也听说过那个故事。
“只是我原来以为他们还都是小孩子。”
“如果是小孩子，怎么能从高中回家？”
我说我以为他们是在田野里玩耍。“我父亲的狗和他们一起。它叫迈克。”
“也许他们是有狗。也许狗是去接他们呢。我相信她给我讲的时候没有糊涂。她对和你父亲有关的事记得特别清楚。”
现在我意识到两件事情。首先，父亲出生在1902年，艾尔弗莱达也差不多。所以从高中走回家比在田野里玩的可能性更大，很奇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也许他们是说过在田野，是穿过田野走回家。也许他们从未说过是在“玩耍”。
还有，刚才对这个女人抱歉和友好的感觉，没有恶意的感觉现在都消失了。
我说：“事情会改变的。”
“没错，”女人说，“人们颠倒事实。你想知道她说了你什么话吗？”
现在。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什么？”
“她说你很聪明，但是不像你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迫使自己继续注视着这张背光的、黑暗的脸。
聪明，太聪明了，不够聪明。
我说：“就是这些？”
“她说你冷冰冰的。这可是她说的。我对你没有恶意。”
那个星期天，在艾尔弗莱达家吃过午饭，我开始一路步行回我的寄宿公寓。如果来回都是步行，我想我会走上十英里，应该能消化掉我吃的东西了。我感觉太饱了，不仅是因为食物，还有我在房子里的所见所感。拥挤的老式家具。比尔的沉默。艾尔弗莱达的爱意，像矿泥一样顽强固执，不合时宜和不可救药——在我看来——唯一的原因只在于年龄。
走了一会儿，我的胃没那么沉重了。我发誓二十四小时内不再吃东西了。我在四四方方的小城街道上朝着西北走啊走。星期天下午，除了主要的干道，没有什么车辆。有时我走的路线恰巧和公交车在这几个街区的路线一样。驶过的公交车上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多么幸运。
我说谎了，我不是要见朋友。我的朋友大多回家了。我的未婚夫要第二天才回来——他去科堡看他的父母，我从渥太华回家途中经过那里。我回到寄宿公寓时不会有人在——我不必费心地和任何人讲话或听人讲话。我无事可做。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看见一间药店开着。我进去喝了杯咖啡。是加热的，什么都没放，很苦——味道像药一样，正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感到解脱了，现在开始感到幸福了。独自一人的幸福。看着下午炎热的阳光照在人行道上，树枝开始发芽，投下稀疏的影子。听见从商店后传来的球赛的声音，是给我端咖啡的男人在听收音机。我没有想到我要写艾尔弗莱达的故事——而是想到我要做的工作，更像是从空中抓物，而不是构造故事。人群的喧嚣像沉重的心跳一样传过来，充满悲哀。可爱的正常声波，夹杂着遥远的、几乎非人性的赞同和惋惜。
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要关注的，我的生活就是要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