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埃琳娜的信，便去看望她和马里恩，可她见了我显得很腼腆，而马里恩又难以相处，于是我只得早早告退。我选择的时机不对，因为那个晚上我心情极为沮丧，去后只坐了半个小时，话不投机又频频冷场。记得当我起身告辞时，埃琳娜曾来门厅，在我身边站了会儿。“你不再喜欢我了。”她这样说。
“也许是吧。”我喃喃地说，并当她的面轻轻带上了门。我的沮丧消解了一些，因为我让她感到痛苦了。可后来我躺在自己租住的小屋里，却倍加沮丧起来，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读埃琳娜的信使我心头蒙上了阴云，而看到她与马里恩住在一起更令我烦恼难过。我一向以为自己已领略够了最最苦涩的心境，然而看来我还得从头尝起，正如人们从生活中屡屡体会到的，并没有什么往日的最苦心境，不管人们曾经感觉如何痛苦，总有更难过的时候。于是我不断地回忆过去，到后来那些往昔的忧愁苦恼一经和今天我所感到的相对照，竟然令我怀恋起来了。我就这样耗尽了精力，以致早上醒来时，我感到比昨夜临睡前更疲倦困顿了。那些日子里我不断驱策自己。我开始写作了。我以孤儿院学到的龙飞凤舞般的潦草字迹涂满张张白纸，为了报复露露——要诅咒一个作家，最恶毒的莫过于说他即使报复起来也像个懦夫——我不甚连贯地在长长的篇幅中极力诋毁她。罗斯修女灌输在我灵魂中的《教理问答》此时一齐泛上心头，使我辱骂起在沙漠道尔所认识的人物，结果我不仅痛恨露露，也恨艾特尔、马里恩和埃琳娜，但我同时也厌恶自己。我从来不曾如此自怜，从来不曾如此讨厌自己，而最糟糕的是我已肯定自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了。我没有才华，没有女朋友，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能力再交女朋友，总之，我的勇气几乎已消磨殆尽，就像个八岁男孩掉在久已废弃的矿井的深深井底一样。我本以为人生就永远是这副状态了，可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将我的病态一扫而尽，我总算爬出了矿井。我超越了自我，可我并不真正清楚此中的原委。
有天晚上我干完活回到住处，发现有两个人坐在我的屋里。他们穿着浅灰色夏装，拿着帽子的手搁在膝上，那是种深褐色的草帽，帽顶四周饰着缎带。艾特尔对他们的描述并不过分——他们看起来确实像全美最佳橄榄球队的后卫和阻截队员。但如果我们采用这形象的话，我得说后卫与阻截队员之间还是有些差别的。看起来像阻截队员的那一位身材高大，四肢修长，玩起球来一定十分出色，照多萝西娅看来，此人可算个典型的杂种。我一眼就看出，要是这家伙失去控制，可够我受的。他动起手来至少不比我差，而这仅仅是开头时的情况。很明显他是个不肯服输的人物，何况他还会用其他方式格斗。到不了收场我便会领教他的胳膊肘和膝关节的厉害，以及他如何擅长以手掌根连击我的腰肾和脖颈，当然还有其他部位。看来在他的一生中他已修理过不少人了。
那后卫显得稍矮却更重些，脸相倒有些和善。他是个摔跤能手。他是那号人，在加入酒吧斗殴前会露出一副不无痛苦又颇为谦恭的笑容，随即他会抓住挨得最近的人，一下扔到房间对面去。除此之外，他们看起来都具有优秀运动员的那种灵性，那种实际的才智。
“哈喽，”我说，“你们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随即我明白这下事情糟了，因为我下班时总是精疲力竭，虽然我力求口气平淡，可一出口声调却不低。记得当时我还想到，他们来这么个带廉价家具的房间找我谈话，而不是在我过去住的带酒吧和可照出他们全身的长壁镜的高档住宅，这会造成多么巨大的不同啊。
看起来像个阻截队员的那位手中拿着一份剪报。“你的名字叫奥肖内西还是麦修内西？”他说道，一边盯着我。他注视人的样子很古怪。他不是看着我的眼睛，而是瞧着我的鼻梁，这是他玩的花招，因为这让我感到更不自在。
“前面的对。”
“海军陆战队的还是空军的？”
“空军的。”
模样像后卫的那位仍在对我微笑。
“为什么你要冒充海军陆战队上尉？”
“我从不冒充。”
“你想对我说这报纸在说谎？”
“请注意，老兄，”我说，“报纸总不会错的。”
他咕哝一声，将剪报递给了后卫。后卫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小伙子，为什么你拼写奥肖内西少一个‘h’？”他问。
“这事你得问我父亲。”
“他是个囚犯，是不是？”
“我父亲身份多得很。”我说。
“是的，”阻截队员说，“他是囚犯。”
我在床上坐了下来，因为两把椅子已由他们占了。我小心翼翼地掏出并打开一盒烟，相信自己干得不错：我的双手没有发抖。但要为他们点烟而手不抖可就非我所能了。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这天路过沙漠道尔顺便来让我招待上一小时呢，还是有什么较大的误会。“在继续谈话之前，”我说，“你们并不介意给我看一下证件吧？”
我们又坐了分把钟，那阻截队员才从他的胸袋中掏出皮夹，从中取出并递过一张看似挺重要的卡片，上面印有照片，有“特别调查人员”这几个凸出的字，并盖有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大印。此人名叫格林，哈维·格林。
“那么，你们想了解什么？”我问。
“查清某些人的某些事情，也包括你。”
“查什么事？”
“我们会提出问题，要是你说不知道，可能会有些小小的麻烦。”
“我看不出有什么麻烦。”我说。
“跟我说，小伙子，露露·梅厄丝是赤色分子吗？”后卫问。
我哈哈大笑。“要知道，我从不认识什么赤色分子，我从不涉足那样的圈子。”
“但你认识查利·艾特尔，是不是，伙计？”
“是的，我认识他。”
“艾特尔曾住在这儿，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在一起。”
我开始感到有点放心了。“那么，他可能告诉过你那些人的名字。”
“他当然说过。”格林说。
“跟我说说露露的情况，伙计。”后卫说。
“我们从不谈论政治。”
“那你们谈些什么？”格林问。
“个人的私事。”
“你和她有私下的亲密关系？”
“你难道不知道这事？”
“我们等着你提供情况。”
“我热恋过她。”我说。
格林嘴角一撇，显得十分鄙夷不屑。“你的意思是曾和她有过有伤风化的非法关系。”
“我并不那样认为。”我说。
“你认为不是那样，”格林说，“因为如果你认为是的话，像你这样的爱尔兰裔青年是不会与那些走上邪路的人交往的。”
这时我很有些害怕。这位哈维·格林，唯一与他名字相符的是他的眼睛——它们呈现一种煮沸提炼而成的绿色。我脑中顿时回忆起某位也有着这般绿色眼睛的警察，那人来到孤儿院，因为我们中有几个孩子在糖果店里偷过几个便士。那人对我盘问了半个小时，最后他逼我承认自己没说实话而整得我哭了起来。因此我精神上十分痛苦——这样说恰如其分——我很害怕再次发生那样的事。
不过，很少有警察能始终协调一致行动的，此刻那位后卫就帮了我的大忙。我猜他和格林都有点讨厌对方。不管怎么说，那后卫感兴趣的是别的事，而不是我的思想状况。“你真走运伙计，搭上一位电影明星。”他说话幽默，可也有些傲慢，那口气中透露出，他每周收入肯定有一百二十美元，而老婆孩子也一定住在城郊。“你一定觉得那些高额账单付起来很过瘾吧。”
在我所能感到的一切之外，我还觉得某种机会正在到来。令我吃惊的是我竟笑了起来，并且说：“你对个人的生活细节有很好的直觉。”
“我见得多了，因此知道你自我感觉相当不错。”后卫说。
“我可从不自我吹嘘。”
“别自吹，我们都知道电影明星是些性感缺失的女人。”后卫说。他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渐渐有些气恼。在我们说这些时，格林坐在一边，令人不快地摇着头。“你难道不觉得她们性感缺失吗？”后卫重复道。
“这事取决于男人。”我谨慎地说。
“是的，”后卫说，“那便是你的理论。”他的脸渐渐涨红了。“那就给我们谈吧，快车手，谈谈露露的情况。”而未等我担心该如何搪塞，后卫又开了口。“我听说，”他打开了话匣子，“露露……”这一说便足足两分钟。他确实没多少想象力，至少思路有点乱，因此他说个没完没了。“嗨，我敢打赌，没一个正派体面的应召女愿意和她说话。”他最后说。
我鼓足勇气，换句话说我一时不知哪来的勇气，竟斗胆说道，“如果你有话要问，我想用一下录音机。”
后卫愣住不说了。他脸上的笑容连同那急切的神情一齐消失了，他坐在那儿显出一脸困惑。我最不愿见到的便是这种表情。我一时觉得，这下肯定糟了，我走得太远了，到头来我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下巴被揍扁，锁骨上了石膏，他们会拧我的肉，让我保持足够的清醒时间，口齿不清地向警察局的速记员供认，“是的，我承认，是我酩酊大醉后从桌子上滚翻下来受伤的。”
后卫坐在椅子上往前倾着身子，他的一根手指捅着我的大腿。“我们听说你穿一件特迪·波普送你的淡紫色衬衫，”他说，“你看起来不像什么熏衣草，小子，但我猜想你喜欢熏衣草。”
“他们是什么时候把你从缉捕队提拔上来的？”我问。
格林插了进来。他盯着我两眼的中间。“这话你敢再说一遍？”他说。
我真不愿承认，可我确已有点歇斯底里了，但这种歇斯底里却有着出奇的镇定，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的情绪几乎快失去控制了，然而我的声音却格外镇定、平稳、和缓。“格林，”我说，“我在银行里还有三千美元，我会用这笔钱请一名律师。因此，如果你与一位空军飞行员过不去并有什么闪失，请想想你们的委员会在公众面前如何交代。”这话我感觉挺过瘾，我根本没提因病退役的事。
“你是个颠覆分子，变节者。”格林说。
“把这话写下来，我将控告你诽谤。”
“你就不想多谈一点？”格林说。
我想，要是我邀他下楼去决斗，我就多少像个英雄了，可我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又微微一笑。“每个人都说得很多。”我说。
于是他们动身走了——记得当时我不无惊诧地想到，也许他们也有点儿怕我——走到门口时，格林停住脚步转身对我说，“要想离开这儿，得事先通知我们。”
“行，但请先寄我一份要我这么做的书面文件。”
“就这句话，别离开这儿。”他说完便出门而去，我待了一分钟才过去锁上了门，以免他们再来惹麻烦，随后躺在床上，让自己尽量松弛下来。
因为我就是在与这种人相处之中长大的——他们的阴影笼罩了孤儿院——说到底，我知道我与他们并没有多少差别，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么不同。自从他们来这屋里，与我做那番谈话，我内心就始终紧张矛盾，可我大半赞同他们所说的一切。于是我又隐约想起多年来自己内心的那种秘密对话，我不止一个夜晚就这样躺着：尽管洗碟归来后精疲力竭又饥肠辘辘，但我开始思考了，至少我学会了怎样努力思考。而要思考，人生就得如狩猎一般，随时猎取最难捕捉的猎物——我们真实的动机，而不是表面假装的理由——因此我就非得审视自己的内心不可。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所能发现的是什么？我不过是个无名之辈，一个真孤儿院出来的冒牌爱尔兰人，没什么力气的拳击手，已丧失快速反应能力的飞行员，一名潜在的暗探，每位警察都可以在其身上一试拳脚，而最糟的是，在房事方面我也是初出茅庐——单这个念头就足以令人终止思考。这方面谁能掌握更多呢，而知之更多等于是对自己说，“要是我继续想这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最糟糕的还在于，要是我不留神，就会成为这世界上一名替死鬼，那是孤儿院出来的人可能遭遇的最坏命运。无数的人和无尽的历史，似乎都不过是添加了些替死鬼而已。当然我也想到我并不懂历史，而要是我想对外面这充满不平的世界大声疾呼，那现在该是我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了。
于是，我磕磕绊绊地干起每个人都曾以这种那种方式勉为其难的事，这过程中既有奶牛蹭栏般的优雅，也伴随往日我私下的担忧：也许我过去练拳击时头部受过太多的打击，我毕竟再也无法很好地思考了。我想到勇敢和怯懦，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得十分勇敢或十分胆怯，或各自程度有所不同；我想到诚实和欺骗，以及它们促成的人生之舞：就在我们趋近另一极端时，一则谎言就把我们拒斥了，我们因误解而茫然摸索前行，并基于以往的套话和谎言来理解自己。而且在我想起某些词时，隐隐约约觉得它们不是词，而是我的经历中一个个重要的片段，而每个人的经历对他自己来说都是重要的，我想到了这样一对对词，爱和恨，成功和失败，温暖是怎样的感觉，寒冷又是怎么回事，我躺在粗糙不平的床上，感受着痱子疼痒和心中的惊恐，谦逊而又傲慢地寻思着。我知道自己懦弱，不知道能否变得刚强。那时候我自己算是沉到了底，确实是到了底。我落到底，在其中打着滚。我看着自己，而我看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不那么可怕，越容易理解了。那时我就开始作最初的艰苦努力，来培养最难形成的习惯，以获得作家的头脑。尽管从我最初的习作还难以判断，我颇具才华抑或仅仅是个傻瓜，我仍继续写了一段日子。后来我不写了，因为我产生了许多人曾经怀有、许多人将再度萌发的念头——我就是怀着那种念头开始的——但我明白到头来一个人必然要行动，确确实实的行动。我们行动时完全是茫然无知的，可尽管无知我们必须行动，否则我们永远学不到什么，因为我们很难相信别人的话，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内心衡量所发生的一切。于是我写了一些相当拙劣的文字，随即又停笔不写了，但我知道我还会再次尝试。
这段时间两名探员一直没来信或电话，我渐渐断定这该是我离开沙漠道尔的时候了。要是我真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这一点我才不相信呢——那就听便吧。我打算去墨西哥，这个念头吸引着我，我想动用老兵安置费去墨西哥的艺术学校学一门课，或者学考古——在阳光下度过一生，那倒不错。毕竟政府得偿付我这笔费用，而人总得生活，不可能每年都有玩扑克赢一万四千美元的机会。我甚至开始琢磨起一个十分古怪的念头来。我每每想起埃琳娜，便会因上一次在马里恩住处对她的态度而愧悔。我渐而悟出，我怎样看待她的信，多少受了我无法取悦露露这件事的影响，至于究竟是谁的过错、多大的错、该归咎于谁，我将把这些问题撇在一边。在这期间埃琳娜的信渐渐对我起了作用。如同以前读艾特尔的证词一样，这封信我读了许多遍，不久我便断定自己对不起埃琳娜，我就是有那种感觉。因此我要再次去看她和马里恩，而且要是我觉得她与马里恩在一起并不舒心——我心里肯定她的境况挺糟——那么，我将对她表示愿意帮助她。她可以与我一起去墨西哥，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们一路上可以姐弟相称。虽然回头想想，我知道这最后一点我不可能十分当真。不管怎么说，我越想这事，就越喜欢这种前景，尽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准是疯了，竟想带上埃琳娜一起走。因为回想起来，我知道自己心里早已明白，人生的机遇并不是很多，而倘若埃琳娜和我选择了对方，这可不是逢场作戏。问题在于我和埃琳娜是否具有这种品德和性格，能让各人最好的素质表现出来，我对这一点有怀疑。但另一方面或许我还相当年轻，有的是机会。倘若我俩性格恰恰相反，以后也可以决定分手。但我只是反复考虑着，拖延着，并因自己专门利人的想法而自我陶醉着，以至错过了太多的时间。后来，某个晚上，在我干完活下班的时候，我从一名女侍者那儿听说了当晚马里恩和埃琳娜之间发生的事，这真是条惊人的消息。不管怎么说，我可能耽搁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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