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他居然请了12个雇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那么，这个小商贩究竟算不算剥削，算不算资本家呢？于是，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当时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 000公斤，赚的钱据说已过100万元了，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还尘埃未定。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小小的商贩竟能掀起如此争论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日子里，私营经济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尾巴”。
事实上，就在内地的人们为“傻子”瓜子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民营经济的火种早已在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点燃了，形形色色的“地下工厂”如杂草般蔓延。
个体工商户的简称，是指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主要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支配的一种经济方式。个体工商户有个人经营、家庭经营与个人合伙经营三种组织形式。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营工业、手工业、服务业、修理业及其他行业。由于个体工商户对债务负无限责任，所以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不一样，不具备法人资格。目前，个体户的数量在急遽减少。
在浙江温州，一艘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偷运进来，但法不责众，当地政府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这些走私货便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稍成规模的商品集贸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些前来采购包括走私货在内的大胆商贩和背着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温州人则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资料显示，到1980年前后，温州的个体工商户已经超过3 000个，在交易活跃的一些集镇相继出现了一些专业的制造作坊。到1983年前后，温州的家庭工业已有10多万户，从业人员40万人，常年有10万人奔波于全国各地，推销产品和采购原料。后来有人用“四千精神”来形容这“10万创业大军”的艰辛：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今天在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在做生意，那样一种建立在血缘、乡缘基础上的企业组织令人生畏。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从事个体商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往往是失业者、返城“知青”、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这些人被排挤在“温暖”的体制之外，为了生活被迫走上经商创业的不归路，但他们中却不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者，而且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只要有一线阳光，他们就会发疯似的拼命生长。
与在夹缝中成长的私营企业相比，同时期的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则颇有些戏剧性。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农村问题，政府开始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明确规定：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但不能搞“无米之炊”，不搞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业，不能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动力，不能破坏国家资源。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从来不缺乏智慧，他们中不乏深谙国情、嗅觉灵敏同时又有魄力、敢于实干的人，为了生存，一些头脑精明的农民早就偷偷搞起了副业。
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的简称，实际上指的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在城市的中小学校受过教育，根据“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由政府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陆续到乡村、集体场队或国营农场从事农业生产。总数估计达到1600多万。
在浙江萧山，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到处收废铁，有人要什么他就生产什么，令人惊异的是，他已经这样悄悄干了10年。1978年秋，这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汽车易耗零配件，为了打入市场，他在只准国有企业参加的行业交易会门口支起小摊，以低于国有企业20%的产品价格出售产品；1993年，他所创办的企业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在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同样早在举国上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就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日后他一手打造出了一个工业王国，甚至生产了一种以自己村名命名的香烟；1999年，这个村子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村庄。
在天津大邱庄的一片洼地上，同样是村党委书记的禹作敏也办起了自己的大工业，声名显赫一时，后来这里一度成为富甲一方的“天下第一村”。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幽灵已经安然降临中国大地，改革开放度过了充满争议的初期，历史的车轮无法再度逆转，生活中的人们都意识到世界变了，民间的力量如泉涌般四处漫流。随着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发财致富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愿望，一个物质化的年代滚滚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