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此时的中国已经度过了改革开放的20个春秋。3月19日上午10点30分，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铬基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慷慨激昂地讲了这样一段话：“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推向深入的艰巨性表露无遗。朱铬基将任满一届总理，他承诺在四年内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而在当时看来，最后一项内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攻坚战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力保人民币不贬值是当务之急。1998年初，在东南亚频频得手的游资大鳄素罗斯决定袭击与人民币关联度最高的港币，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当时正值香港爆发禽流感，全港陷入一片恐慌，正是在这样的动荡背景下，索罗斯对港币的狙击战打响。国际炒家们一天之内抛售200多亿港元，第二天炒家又抛售200亿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咬紧牙关照单全收。其后炒家继续疯狂出货，多空激战空前惨烈，恒生指数一路狂泄到6 600点，比一年前几乎下跌了10 000点，总市值蒸发2万亿港元。但香港政府很快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直接对抗。
决战之日，港府终于托市成功，股指企稳，索罗斯铩羽而归。
香港之所以能顶住国际游资的压力，自然离不开中央政府的背后支持。早在1997年10月底，世界银行在香港举办年会，索罗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俄罗斯总理丘拜斯等都受邀与会，此时的亚洲各国已是一片风雨飘摇，人民币是否贬值成为年会最敏感而重大的话题。世界银行专门为朱铬基举办了一个专场演讲会。在例行的演讲中，朱铬基郑重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此言一出，在场的亚洲各国领袖大松了一口气。《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展现了经济大国的风范。”
为了捍卫人民币不贬值，朱铬基承担了空前的风险和压力。受金融风暴影响，一向形势不错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6月份，长江流域又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 150人，直接损失2 551亿元。当时，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
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然而，朱铬基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在当时的局势下，欲扭转经济的下行趋势和消费过冷现状，唯一的出路是目光向内，启动内需。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只要把这部分消费能力释放出来，经济复苏或可迎刃而解。于是，朱铬基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催热房地产。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朱铬基一直对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出现的投机行为颇为警惕，采取了抑制发展的政策，而如今，在他看来，能够快速启动内需的，似乎只有房子了。
1998年7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福利分房政策的取消，让住房市场化的空间大大拓宽。
几乎就在同时，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则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了住房贷款有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两种还款方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特别是允许按揭贷款和取消福利分房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中国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地产热，无数财富故事在这个领域中演绎。
由于房地产业有广泛的关联度，特别对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有很大的带动性，因而也确实起到了复苏经济的作用。有经济学家日后评论说：“这个政策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改善市场需求的转折点，其效应持续10年。消费信贷刺激了家庭的住房需求，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释放着持续的投资品需求。大量的企业也就是在这之后开始进入投资扩张时期的。由于投资旺盛，整个经济对于上游基础部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为大量地处上游的国有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在朱铬基上任伊始提出的施政承诺中，“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无疑是最艰巨的一项。现实让所有人感到尴尬，据财政部的一次通报，国有企业不得不通过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该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年到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81%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发言人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所有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在发表了“地雷阵”演讲的五天后，朱铬基签署了一个看上去很疯狂的计划，中国政府同意全球胶卷业的老大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根据协议，中国胶卷业的七个企业将全部与柯达建立合资企业，柯达承诺投入10亿美元，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术带到中国，这个轰动了国际商业界的协议被称为“98协议”。
中国胶卷业是国有企业的一面镜子。与家电、饮料等行业一样，1978年之后的中国胶卷业改造也是从成套设备引进开始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各地政府争相立项，相继从柯达、富土和德国的爱克发引进了成套的彩色胶卷生产线，其中，厦门福达与柯达的引进项目投资15亿元，汕头公元与富土的项目费用更高达40亿元。在短短10年内，中国建成了七家胶卷工厂，成为世界上拥有胶卷企业最多的国家。
国营企业的所有痼疾都在胶卷业集中暴露出来：巨额的重复投资，缺乏技术消化能力，市场竞争乏术，机制僵化而管理混乱。到1993年前后，国内胶卷企业全数亏损，行业总负债超过100亿元。面对这样的局面，连治乱高手朱铬基都有点束手无策了。
柯达的计划最早萌生于1994年，这年秋天，柯达总裁在杭州西子湖畔与朱锫基见面时，突然提出了“全行业收购中国胶卷企业”的设想。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荒诞不经，这是预先没有讨论过的话题，甚至连柯达总裁的高级随从们都是第一次听说。然而，只有朱铬基不觉得异想天开，因为在他的心里，正盘算着另外一局棋。
柯达的方案是诱人的：“在中国政府改革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柯达将带来三样东西，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世界级的管理，一个是至少10亿美元的投资。”但柯达同时也要求排他性：“我们请求不要允许任何国外的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因为我们要重组现有的老企业，而他们却可以从头开始建造新的工厂。”实际上，柯达的构想正契合了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造乏术的现实，这让朱铬基在第一时间下决心冒险一试。
将一个重要的产业全数转托于一家跨国企业，在中国企业史上还是闻所未闻的做法，也是一招地地道道的“险棋”。
且不说全行业收购直接改写了传统的利益格局，这一动议本身就意味着民族胶卷产业的全军覆没。在此过程中，朱铬基始终是全行业购并的支持者，他甚至因此被人批评为引狼入室的“卖国贼”。在一次视察时，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所谓的“几个胶卷”，自然是针对柯达收购案而言的。
柯达收购案的通行，标志着中央政府的国企改革思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以1998年为分界点，此前的主题是经营机制的转变，此后则是产权的重组与清晰化。有区别的是，前者尽管成效微渺，不过，政策设计却是非常清晰的，而后者的改革，效果卓著但政策界定始终混沌不清。通过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行的“改革、改组、改造”，一场浩浩荡荡的“国退民进”运动从此拉开了大幕，并最终在几年之后完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整合，曾经步履蹒跚的大型国有企业变成了一支“无敌舰队”。
事后一个不断引起争议的话题是，在其后几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通过各种方式完成了产权革命，但由于“国退民进”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泛运动化和法制监管空缺的特点，到底有多少国有和集体企业在转制的过程中实现了巨额财富的重组，是一个永远也没有答案的谜，后来在各种财富榜上出现的富豪们相当一部分都是这场改革的最大获利者。因而，它又被人称为“最后的盛宴”。
种种迹象表明，以1998年为起点，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利益格局更复杂、冲突更激烈的新阶段，从中央决策层到思想界、企业家，每个人都感受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将把这个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带向何方而有着莫名的亢奋与迷茫。
在未来的几年里，人们日渐从“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说法中咀嚼出更多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