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在诗人北岛的记忆中，1958年的春天他一直在兴奋地打麻雀。
“1958年春季，几乎所有的北京市民都投入到打麻雀的战役中。学校放假，我在我家阳台上从早到晚敲着破脸盆和空饼干桶。整整三天三夜，全北京陷入疯狂，摇旗呐喊，惊天动地，日夜不停。我的嗓子哑了，眼睛红了，手臂又酸又疼。但对一个还不到九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他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狂欢。由于麻雀无处落脚，最后因疲惫饥渴坠地而死。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与8岁的北岛一样，整天在草地上敲铜盆的还有写出过、、三部曲的著名作家巴金，他满头大汗地驱赶树上的麻雀，还认真地写下了压韵的新诗：“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
麻雀之所以成为“全民公敌”，是因为人们认定它是吃粮食的罪魁祸首。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以《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为题报道说，“从19日清晨五时许，首都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至，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报道最后说，“傍晚之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畜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一个国家首都的300万人，一起精神抖擞地打麻雀，这大概算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这一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第二年开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被害虫吃光，人们才停止了杀麻雀行动。
让人叹息的是，在“惊天动地”的1958年，全民杀麻雀还不是最最荒唐的事情。
毛泽东提出15年超过英国的重要指标，是用钢产量来计算的——他因此发明了“钢铁元帅”一词，将成语“纲举目张”改成“钢举目张”。在莫斯科期间，他与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兰特和高兰交谈，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现在的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而按计划，中国再过15年可达到4000万吨。据此，他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公开表示，中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达到1000万到1500万吨钢，15年后，可以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钢。
15年超过英国，这已经是一个让全世界都十分吃惊的超赶目标了，可是仅仅4个月后，这个时间表缩短到了7年，又过了2个月，更是缩短到了2年。这就是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故事。它的赶超经过是这样的：
先是从政治的高度，“统一”了思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曾多次表达对经济冒进的担忧，周恩来要求各地领导“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陈云则警告“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他还直接点名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在南宁会议上，周、陈等人都做了检讨。从此，党内再无人敢提反冒进。
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首次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在此前，国家经委已经完成了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规划，工业总产值拟定为643.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4.6％，其中钢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9.2％。在大跃进口号的鼓励下，经委在4月份紧急做出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将指标大幅度提高了，工业产值提高为903.8亿元，增长33％，钢为700万吨，增长35.5％。
可是，这本帐还是不能让人满意，接着就有了第三本帐，钢的指标被定在了1070万吨，相当于要增长一倍。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要求“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这样的要求就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帐，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帐，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帐了，上欲鼓之，下则逐之，鼓逐之下，自然便风起云涌。
毛泽东好象很着迷于这样的数字游戏，4月15日，他踌躇满志地写道，“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5月7日，他在人大会议上发言，提出我们的钢铁生产发展速度要超过苏联过去的速度。5月18日，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明确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后来这两句话就被响亮地缩称为“赶英超美”。
经济指标写在纸上，挂在嘴上是一回事，要落成事实却是另一回事。要让钢的产量一年翻一番，仅仅依靠中央企业是难以做到的，在反右派和大跃进的亢奋氛围中，谁也不敢提反对和质疑的意见，于是经委的专家们只好再动脑筋，经济列车被强行提速。很快，一份《让中小型工厂遍地开花的一些设想》递交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了。这份文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一是凡蕴藏有煤炭资源的县份，每县根据情况至少建设一个小煤窑，一座小水泥窑，一个小的炼油厂，一个小的电站等，建设这些小型的基本工业，全部投资不过740万－2165万元，而它们建成后一年的生产总值，可以超过400万元，大约两至三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二是那些有铁矿资源的县份，可以至少建设一座年产400－500吨的小高炉，投资只要8000到1万元，两月建成，半年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三是那些有铜矿的县份，还可以至少建设一座年产30吨的小铜矿，投资只需8000元，半年可以建成。此外，有些县份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农副业原料资源，建设小榨油厂、小制糖厂、小造纸厂、小纺织厂等为农村副业加工的小型工厂。总之，有什么资源就办什么工业，每一个县都不应该有空白。
按照这样的思路，各地马上出现了大办工业的热潮。4月30日的《人民日报》，在《全民办工业，厂矿遍城乡》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了各地的景象，江西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起工厂5000多个，平均每天约有170个工厂建成；云南3个月来新建成的中小型厂矿2068个，全省100多个县已大部分建成电力、炼铁、农机和农产品加工等10个以上的小型厂矿；西北各省的地方工业投资总额比去年增加90％。辽宁、河南、浙江和广东四省，新建中小型厂矿1.5万个。
这样的“人民战争”景象，自然让人产生无穷的联想。6月18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泽东说，对，就按这么办。三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产钢计划》，提出明年的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能争取八九千万吨。同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现场响起猛烈而持久的掌声和欢呼声。
仅仅又了一天，赶超时间再次缩短。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汇报提纲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他修改了汇报提纲的标题，正题改成《两年超过英国》，副题是《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的报告》。
在决策层，也有人对这样的目标心怀存疑。薛暮桥回忆，有一次，他与经委副主任宋劭文一起去见陈云，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的一些看法，陈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7月31日，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毛泽东告诉他，中国今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2500到3000万吨。赫氏搞过技术，对大工业建设有经验，中国的工业基础还是苏联帮着搞起来的，有多大家底，自然瞒不过他。听说钢产量一年要翻番，当然不太相信，他用外交辞令回答说，“中国同志提出来的计划，我们相信大概可以完成。”说完这句话，再无下文，怎么完成，有什么条件，具体情况怎样，他也不再问及。
随同他来访的还有苏联援华专家团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在一次宴会期间，陈云在私下交谈中问这位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阿氏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当宴会结束，阿氏与薄一波走在一起，给出了明确的意见，“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薄一波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阿氏苦笑着说，“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的”。
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后，8月17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到北戴河集体避暑，在这里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经委拿出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钢产量只完成了370万吨，离1070万吨的指标差距很大。毛泽东很焦急，他特别强调，钢铁指标是政治任务，少一吨都不行！他做出了八点指示，其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任务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撤职留任、留党查看、撤职及开除党籍处分。他还命令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马上赶来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
8月25日，工业书记会议开幕，薄一波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几天后的30日下午，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以及鞍钢、武钢、太钢等几家大钢厂的党委书记，去毛泽东住所，向他当面担保。
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说可以。又问武汉、太原、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市委书记、工业书记，行不行？回答都是，行。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答，“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答，“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10个环节，我们树了10面红旗，只要10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问到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薄一波，薄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主意，“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说，这是个好主意。
尽管所有大将都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还是有点不放心，毕竟只剩下四个月，任务才完成三分之一。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提醒在场各位，“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同工业书记们谈话后，毛泽东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把王鹤寿和袁宝华找来谈了一次，他说，“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袁、王两人当即把数字细细算了一遍，从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能生产多少，所有的生产能力还都打了折扣。这样一路细算下来，连谨慎的陈云也觉得，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9月1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四天后又发表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
就这样，一个全民炼钢的高潮被掀起了。全国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很多人把家里的铁锅、铁盆、铁门把等都捐献了出来，倒进火红的炉膛中。从当年的报纸中，仍能读出那份难以想像的狂热景象。
8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很抒情的小特写：月光下，一片叮当之声。我一口气穿过了几条大街和小巷，看到家家都在敲碎碗片。我问一位老大爷，“你敲这干吗？”老大爷回答说，“做耐火砖呀！”说罢用手指指月光下的红字标语，一字一字地念道：“全党全民动手大办钢铁工业！”老大爷接着说，“我们泰州市计划要造300个高炉，20天内就要全部出铁呢！造高炉就要耐火砖，现在我们每家计划要交6斤碎碗片敲成的细粉，可单是前四天我就敲了20斤。我和我的小孙子要争取交60斤呢！”老大爷停了一会，转过脸来问：“小牛你能保证吗？”在旁边筛粉的小牛，大声喊着说，“爷爷，能保证！”
9月28日的《工人日报》报道，“鞍钢二钢厂发射高产卫星，九座平炉一日炼出7030吨钢”，他们的经验是“工人们在溶化时间冒着高温往炉里吹压缩空气，用大铁梆来回搅动提高温度。”该厂的钢水罐只有20个，一班出九炉钢，需要27个罐，修罐工人在“出钢就有罐”的口号下，勇敢地跳进火红的钢罐里去，防热服被烤的冒烟，鞋底被烧的直响，汗水直流，不顾一切的进行抢修，使修罐时间由一小时缩短到二十多分钟，保证了平炉生产。鞍钢经理袁振还写了一首“有胆就有产”的诗歌：“人有多大的胆，钢就有多大的产；二炼钢有那么些胆大包天的好汉，又放了个卫星上天；同志们，有了六千就不愁七千，有了七千就一定会来八千，有八千就一定会来一万……”当时，中国人对苏联造出了人造卫星十分羡慕，于是就把高产的典型都称为“放卫星”。
《光明日报》报道了教育界的炼钢热潮，10月4日的报道称，开封师范学院和河南医学院两校停课炼钢，日夜鏖战，仅用24小时就炼出优质钢17吨，一个叫闻传烈的教授把自己家里烧饭用的破煤火炉来抬出来支援炼钢，别人说他年纪大，冬天还要烤火，他坚决地说，“烤火是小事，炼钢才是大事。”23日，该报报道四川农学院的师生在“分秒必争，斤两必抓”的口号下，对本单位和自己家里的东西，进行了翻箱倒柜的清理，一周时间里捐献了“废铁铜”12吨半。26日，又报道洛阳市西工区的12个小学联合起来办了一个红领巾钢铁厂，有三个化铁炉、十个铁水包、十四个小型土法炼钢炉和两个0.5公尺的转炉，可日产钢40吨，有4700多个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参加了炼钢工作。小学生半天学习，半天炼钢，从七岁到九岁的低年级学生参加拾废铁、挖掏铁砂、捡木柴和拾缸瓦片等劳动，十四五岁的参加砂型、配料、机械管理、吹氧等劳动，年纪更大一些的就抬铁水包、锻造、搪炉子等。14岁的少先队员白春祥还当上了吹氧炼钢车间的副主任。
10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广西鹿寨县放出了全国最大的生铁卫星。这个县在一天内生产出生铁20.7243万吨，另产烧结铁28.8139万吨，这个产量等于今年国家分配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年任务。为了放出这样大的高产卫星，全县涌上前线的“钢铁野战军”有11万人，同时还得到了邻近四个县的2.7万人的大力支援。它的主要经验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把小炼铁窑改成大窑，并广泛利用旧的砖瓦窑、石灰窑、炮楼、碉堡等来炼铁。
10月31日的《天津日报》报道，该市河东医院建成了一个小土炉，在欢腾的锣鼓声中，150多位白衣战士展开了一场夺钢的激烈战斗，年轻的女护士们组成了钢铁运输队，她们从十多里地远的地方一夜之间就运来了20多吨废铁。医生们在炼钢炉边忙个不停，有的用铁钎伸入炉里搅拌，有的用大锤锻打，留在科室的人一有空闲就放下听诊器，拿起20多斤重的大锤去砸钢。
后世的人们，读到这里，也许你在笑，但是，你的眼里也许带着泪。
12月5日，《人民日报》传来喜讯，大炼钢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11月底，全国钢产量已达到969万吨，1070万吨宏伟目标的实现已指日可待，山西、河南、山东、湖南等省份已提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1959年1月，冶金部宣布，在全民炼钢的伟大运动中，钢产量达到创记录的1108万吨，超额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无比沉重的事实。
首先，1108万吨钢中，有相当比例是靠土法上马的小高炉炼出来的，其中300多万吨是毫无用处的废钢。一份材料显示，小高炉炼出的900多万吨生铁，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0.2％标准的，有40％到50％，这些生铁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
其次，全民炼钢不但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一个个机关、厂矿、学校都搭起炼铁炉。有人回忆河南省大炼钢铁的场面：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为了炼铁，山上的树全砍光了，群众家里的铁锅进了炼铁炉，正当收获季节，9000万青壮劳力上山炼铁，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庄稼却无暇收割而烂在地里。最终，小高炉炼出来的却是根本不能用的“海绵铁”。
其三，片面强调“小土群”——小高炉、土法炼钢和群众运动，宣称“愈土愈好”、“以土为主”。武汉钢铁厂置现代化设备不用，也在厂区遍设小土群，追求产量“大跃进”。所有的大钢铁厂拼命提高产量，不顾质量，不顾设备的加速损耗和能源消耗。为了图快图省，有的厂房建设连地基也没有打好，就匆匆上马炼铁炼钢。一些年产5万吨的炼钢车间也用砖木结构，甚至连勘察设计的基本程序都不顾了，画张草图就敢上马，工人不经任何培训，一窝蜂上岗。仅在下半年，建筑工程系统就因事故死亡435人。
其四，因为全民炼钢，使得劳动力空前紧张，从8月份开始，各地迅猛从农村招人进城，到年底，全国企业和国家机关职工人数达到4532万人，比上一年末整整多了2082万人，其中，从农村招收的人数就为1104万人。城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粮食供应立刻严峻起来，而农村的生产力则同时在下降，这成为后来发生大饥荒的起因之一。
盲目的乐观和激进战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中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除了钢铁之外，其他所有行业也都提出了大跃进的目标，机械部门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平均每年递增50％，铁道部门提出要“全民办铁路”，未来五年修铁路三万公里。1958年，仅中央和省一级的建设性投资就达235亿元，比上一年猛增87％，几乎是“一五”计划的一半，全年建成的大中型厂矿项目就达700个，平均12小时就有一个，地方的中小型工厂更如雨后春笋。因为投资效率极其低下，稍稍积蓄起来的国力被无端消耗掉了一大半，从而造成财政上的紧张。
这一年的9月，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顾准，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参加了大规模的土法炼铁运动。在十年后的一份交代材料中，他描述道，“我对土法炼铁根本没有信心，有一位青年同志到石家庄去学习地下炼铁炉，回来后传授大家照石家庄的炉式挖炉，他说了炉的式样、挖法以后，我追问尺寸大小，详细规格，他答复得不详尽，而且说差一点不要紧之类以后，我就大发脾气，说这怎么能算是传授先进方式云云。其实，我这不是对这位同志发脾气，而是对全民炼铁这一根本方针发脾气。还有一次，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抬焦炭，我大发牢骚，说什么劳动中创造一点什么东西是极愉快的，可是这种劳动却根本无益。我明明知道全民炼钢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决策，具有极其伟大的政治意义，我却用算经济帐来代替政治帐……”
在无比荒唐的1958年，无论是全民杀麻雀还是全民炼钢，都还不是荒唐的全部。当工业领域自乱阵脚、忙成一团的时候，在广袤的中国农村，5亿中国农民正在干三件事情：大炼钢铁、“放粮食卫星”和抱着免费吃饭的幻想集体迈进人民公社。
大炼钢铁的景象，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大江南北树起了上百万个小高炉，人们把山上的树都砍光，把家里的铁锅砸烂了扔进火炉里，昼夜奔忙，然后在欢呼声中，炼出一炉炉没有任何用处的“海绵铁”。
“放卫星”则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新发明。在大跃进的氛围中，粮食和棉花指标也当然水涨船高，1957年，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棉花3280万担，一开始，1958年的粮食指标初定为3920亿斤，棉花3500万担，当钢铁指标翻番之后，粮食指标也马上涨到8000亿斤，棉花则窜上6700万担，都比上一年增了一倍多。
如果说，1070万吨钢指标还可以通过全民总动员的办法勉强“完成”——尽管炼出来的是废钢，至少还有东西堆在那里，那么，粮食指标就只能靠作假来“完成”了。
早在1957年12月25日，第一个“高产典型”就出现了，《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汕头区的澄海县宣布实现了亩产1257斤。几天后，河北省沧县声称，他们那里的亩产达到了1500斤。到了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新闻的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但在1958年发生的事实正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并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可见，钱文对决策者的影响。）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7月12日，与遂平县邻近的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宣布小麦高产7320斤，足足比嵖岈山的“卫星”高出一倍多，一时震惊全国。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这样栩栩如生地描写道：这二亩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1486200株，密得老鼠也钻不进地。最大的麦穗有130粒，一般的麦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麦穗也有50粒左右。这二亩小麦是6月18日收割，7月1日过秤入仓。参加这次收割、打场、扬场、过秤的还有中共城关镇委、西平县党政负责同志。为了进一步核实产量，中共河南省委又指示西平县委和城关镇委复查。最后证明高额丰产完全属实。
三十年后，当事人回忆了真实的情况——
当西平邻近的遂平县放出了小麦亩产3520斤的“卫星”后，信阳地委书记（西平时属信阳地区，今属驻马店市）对西平县委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根据地委领导的指示，西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数字的问题。会上，县委领导要各农业社自报产量。一开始报了亩产200斤，县委领导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又相继报出了400斤、600斤、800斤，但仍离遂平的3520斤相差太大，一直没有得到县委领导的认可。县委书记反复介绍了遂平小麦亩产3520斤的高产“经验”，并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尽管如此，各农业社仍然不敢再往高报。于是，县委领导就采取个别鼓动的办法，召开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动员这两个社报产量。开始时，猛进社只报了300斤，县委领导坐在一旁不吭气。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一看气氛不对，就不断地将产量往高报，猛进社一下报出了亩产7201斤。这时，和平社所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立即鼓动和平社再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社社长报出了7320斤。这样，座谈会才算结束。
紧接着，和平农业社开始找亩产7320斤的“依据”，办法是按小麦的颗数、穗数、粒数进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麦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颗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亩地有1486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560多斤。随后，和平社组织全社壮劳力，套了两辆大车，从全社12个生产队拉来了14640斤麦子（平均每亩7320斤），全部拉到那块“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验收”。随后，《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报道了和平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国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3个月之久，以至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专门来信，要求中国有关方面介绍西平县小麦“丰产”的经验。历史的悲剧在于，就是这个连续创造了全国粮食高产记录的河南信阳，在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饿死上百万人，成为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和平农业社没有风光多久，很久就有新的“卫星”超过了它，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达到了15361斤。“卫星”放得那么高，连毛泽东也想看个究竟。
8月4日到13日，他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视察，所到之地，省级、县级及农业社干部都汇报说，粮食亩产正在成倍、成十倍地增长。安国县的县委书记报告人均产粮有4000斤，山东历城一个农业社主任汇报说，过去一亩只能产两三百斤，现在达到亩产2万斤，明年要争取4万斤。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着这些汇报，他还戴上草帽，亲自到丰收的农田去查看。站在麦穗摇荡的田野里，眼前的种种景象在告诉他，中国的粮食难题真的解决了。
在河北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今年全县夏收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千斤。毛泽东问：“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旁边有人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张国忠很憨厚地回答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就是在这样的对答中，毛泽东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新冒出来的问题：“粮食多了怎么办？”
就当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湖北麻城县又放出了颗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该县的建国一社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成为“天下第一田”。一个叫于建澄的新华社记者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四个小孩子站在密密层层的稻谷上，脸上洋溢着纯真无邪的欢笑，配图文字曰，“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马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此照广为流传，日后被称为“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
很多年后，当事人是这样回忆的——建国一社选了一块面积为1.016亩的稻田，先深翻了1尺5寸，然后施了大量的底肥：陈墙土300担，塘泥1000担，水粪30担，石膏6斤，石灰30斤。在禾苗移来时，又施了豆饼180斤，硫酸氨70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草木灰240斤。移栽的那天，全社动员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将另外8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用门板或梯子抬着，运到这块试验田中，移栽在一起。由于移并过来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风，据说把鸡蛋随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滚动也不会掉下去。为了使禾苗不至于沤烂，他们就用细长的竹竿把禾苗一蔸一蔸地分开，又用喷雾器喷射井里的凉水，还派人到县城借来一台鼓风机，日夜不停地给禾苗鼓风。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它马上成为1958年最出名、最响彻云天的一个口号。这篇社论配发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人写回来的信。信中写道：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当“大胆”成为“大产”的惟一条件，再大的“卫星”都不再让人吃惊了。9月18日，一颗终结式“大卫星”把这场闹剧终于推到了最高潮。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布，他们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13.0434万斤10两4钱的高产新纪录（当时1斤为16两）。
9月3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3.5万亿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远远高于预计的8000亿斤，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12月份，北京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与会者一致同意减少耕地，多种一些观赏植物，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写道：“过去人们经常忧患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他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后来的核实，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实际为4000亿斤，比上一年增加了2.5%，因为大炼钢铁，还有400到600亿斤的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回。这个收成是不错的，但无论如何，远远没有宣布的那么多。）
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放卫星”，都离不开制度性的变化。正是在1958年，一个前所未见的农村基层组织——人民公社诞生了，它在未来的二十年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起伏。人民公社的出现，既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试验，同时，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尝试建设一个人人平等、一切财产公有的社会，是无数中国精英分子的梦想，师范生时期的毛泽东就曾幻想在岳麓山下建一个类似的社区。早在1949年建国前后，全国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被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农民，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各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们的规模都很小，一般为二十、三十户为一社。1955年，毛泽东在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合作社的规模亮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进入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随着大炼钢铁和粮食高产运动的风起云涌，各地农村组织“大兵团作战”，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按军事化的编制进行“共产主义大协作”。3月20日，河南封丘县向中央报告，该县的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很振奋地写下《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认定大集体化的农村组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新发明。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为题，报道了福建闽侯县把城门、下洋、龙江3个乡合并为1个乡、把2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个社的消息，将之作为重要经验向全国推广。这以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辽宁于5月下半月，即将9272个社合并为1461个社，基本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约2000户左右，最大的为18000多户。紧接着，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也相继完成并社。河南由38286个社合并为2700多个社，平均每社4000户左右；北京郊区农村，由原来的1680个社合并为218个社，平均每社1600户。
5月19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发言中形象地描述了主要领导者心目中的农村组织形态，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公社这个名称，出自于欧洲中世纪，专指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1824年前后，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洲购置土地成立“欧文公社”，两千多人组成一个生产和消费的组织，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在公社内部，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为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每个人可在公社仓库领取必需的物品。史上最著名的公社当属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在合并大社的运动中，初期的叫法五花八门，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人民公社”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它的首倡人便是当年发明了“四大家族”一词的党内理论家陈伯达，他此时的身份是《红旗》总编辑。陈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说，新出现的农村基层组织“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据各种材料显示，最早形成了公社体制的基层典型，便是因为“放卫星”而名震全国的河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它第一个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公社模式，毛泽东曾赞扬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是第二个。而第一家公开使用“人民公社”名称的，则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间是8月1日。到1958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社变成了2.65万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根据人民公社的章程，农村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都归公有，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和私有的牲畜、林木等，仅可保留小量的、供自己食用的家禽。农民实行集体劳动，早上排着队、唱着歌一起去农田，晚上再一起回家，报酬实行工资（工分）制，粮食实行供给制，公社还实行全民武装，青壮年都被编成民兵，接受军事训练。
农民之所以愿意把土地和财产全部上缴、兴高采烈地加入公社，除了对集体经济的信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得到承诺，从此将可以“放开肚子吃饭。”8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的特写，新闻是这样写道：前些天，我到郊区去。在李二嫂家里一坐半天，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总也不见她做饭。我想，大概拉起家常来，忘记做饭了。一会，她要我去吃饭，我开玩笑说，“你让我去吃什么呀！”我这一说，李二嫂笑开了，她一口气向我介绍了农村办“公共食堂”的新鲜事儿。
据李二嫂的描述，公社办起了一个大食堂，农民从此将不需要自己做饭了，而且吃饭吃到饱，还不需要钱。到1958年底，全国出现了345万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90％以上，“大锅饭”一词由此而生。江苏省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还传唱出了一首民歌，“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一直开到四年后的1961年。
如果说，1956年的私营企业上缴意味着城市私人资本的彻底消亡，那么，人民公社的诞生，则表明农村私人资本——特别是土地私有化的终结。事实上，从经济治理角度来看，当统购统销政策被确定下来后，土地的重新国有化便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人民公社制度延续了二十多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短缺经济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一制度一直到1982年底才彻底解体。
值得记取一笔的是，在1958年，因大炼钢铁和搞人民公社，各地农村出现了一大批社队企业，它们制造并修理农耕必需的各种农具，这些设备极其简陋、制造水平极其低下的工业作坊日后将成为乡镇企业的最早胚胎。
在经济史上，1958年是一个虚假的、带有强烈自残倾向的年份，它让后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当时发生的景象无法理解和充满了惊悚感。对高成长的迷恋以及致命的自负，使得全国上下都陷入了空前的疯魔，理性被激情屏蔽，幻觉成为真实。当所有的“假想敌”都被消灭或压制之后，缺乏约束和制衡的最高权力，最终成为伤害自身的、最尖锐的武器。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事实：在过去的十年里，饱受百年战乱之苦的中国终于获得了和平与稳定，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建构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并因此通过“举国战略”，建成了规模化的产业体系，集聚了一定的国家财富，中国经济在亚洲重新崛起。然而，到了1958年，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一切的秩序全部打乱推翻，国力财力和人力被平白消耗，国民经济从此陷入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系统性紊乱。这种景象的产生根源，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命题，一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们不断的研究与反思。
除了发生在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种种荒唐事件之外，在一向以严谨科学为立命之本的科研界也非常不幸地出现了无比浮夸的景象，它似乎意味着更让人绝望的人文堕落。
早在2月份，中国科学院就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的“大跃进”。会上，院长郭沫若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2月21日的《光明日报》引用科学家钱学森话说，“我相信理想的、极乐的世界于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
很快，耀眼的“科研卫星”从各个地方放了出来。
5月下旬，中科院北京地区共青团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传出“捷报”，青年科学家们创制的产品有七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11项是以往没有研制过的。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首都科学界向党汇报成果，许多研究项目超过英美水平。”其中，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对于半导体晶体管的研究成果，是目前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它比美国的同类产品还要高，更值得骄傲的是，这个成果是研究所在20天内突击完成的。化学所研究出了“尼龙9”，而国外还没有正式生产。地质所对于岩石分析、钶钽铁矿分析、独居石分析、锂云母分析等研究成果以及远距离操纵，自动化研究所的无触地远距离信号设备、脉冲频率制远测设备“也大大超过了英美水平”。同日，中科院机关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各研究单位共向大会献出研究成果300余项，“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
过了12天，《光明日报》报道说，科学院北京地区研究单位完成1000项研究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这些成果中，有应用物理所的半导体晶体管、晶粒取向矽钢片，化学所为研究海水淡化而研制的离子交换机，原子能所的钳工万能机、金属三级油扩散真空抽气机等。
在首都科学家们的鼓励下，其他城市的科研机构当然也不甘落后。8月8日，上海举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地方工业、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共60个单位参展，共展出实物、图片、图表2600多件，“其中440多项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其余更多是国内或上海首创的”。参加展览的单位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跃进计划，如煤炭变珠宝，废气变黄金，陶瓷像钢铁坚硬，钢铁像陶瓷耐高温，做到肿瘤低头，高血压让路。
在科研单位拼命大放“卫星”的同时，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让人咋舌。中国最重要、最著名的高校——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仅仅半个月之后，北大的科研成果就突然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而1952年至1956年4年间，北大订出的科研项目只有100项，1956年至1957年也只有400项。可这3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这种耻辱性的记录让这家有着光荣传统的大学蒙羞。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很快，中国的“科研卫星”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南开大学的科研进展也很神速。8月10日开始，南开党委领导4000多名师生，掀起大搞科学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2000多个科研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南开师生提出了“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号，从11日至25日，共完成研究工作165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功属于全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30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19种，世界独创的2种。
7月上旬，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组织中科院生物学部、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与来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30多位种田能手举行丰产座谈会。会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够高的亩产指标。指标是按照当时盛行的“两本帐”、“三本账”制订的：小麦1.5万斤、2万斤、3万斤；水稻2万斤、3万斤、4万斤；甘薯15万斤、20万斤、26万斤；籽棉3千斤、4千斤、6千斤。
可是，等到丰产座谈会一召开，听了种田能手的报告后，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先前准备公开的三项指标显然大大落后于农民兄弟，于是，他们只得临时修改自己的指标，提出“第一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籽棉1万斤。而生物学部与农科院间也展开了挑战赛，生物学部的指标是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籽棉2万斤。
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就在这次丰产座谈会开过不久，毛泽东在徐水等地视察，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很快，它被当成最高指示传达给了中国科学院。中科院党组将此作为第一紧急任务，组织全国最顶级的科学家进行攻关，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大连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专家们纷纷献计献策，研究出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众多方法。
可笑而可悲的正是，就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为粮食转化日夜鏖战的时候，一场黑色的大饥荒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