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陈宝琛《感春》1895年。
1892年2月4日的《纽约时报》登了一则新闻称，“大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进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
初读至此，人人以为大清帝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其实，被报纸信誓旦旦地认定为“最大变化”的是一则花边新闻：20岁的光绪皇帝开始学英语了。从这一年的一月开始，每天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皇帝学英语，这件事情还以诏书的方式告知全国。美国记者的逻辑推演是：皇帝屈尊学英语之后，3000年的“老规矩”就会被放弃，国家制度就将被改变，接下来，“大清国就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耐心等待这种漫长的理性演进。很快，它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猛地瞪大了充血的眼睛。
1894年7月，清朝与日本因朝鲜问题爆发战事，因为这一年是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这两个在20多年前同时进行近代化改革的东方国家，决定当面较量。
据《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当时清朝的海军能够排到世界海军实力的第八位，而日本海军则是第十六位。双方舰队中的不少中层指挥者，都是西方军事学校毕业的同学。而在陆军方面，日本的陆军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兴建，不超过10万人。可是，战事从一开始就呈现一边倒的局面，7月开战，中方先是败于平壤，清军狂奔五百里，将朝鲜全境让于日军。继而，在黄海的海战中失利。从9月到11月，战火延烧到本土，82营数万清军仅三天就丢失鸭绿江防线，接着再失重镇旅顺口。1895年1月，中日海军的主力在威海卫一带决战，仅短短十余日，战事便以中方完败告终，主将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甲午惨败，清王朝被迫签署《马关条约》，赔偿惊天巨款，并割让台湾。日本获赔白银2.6亿两，加上掳获的战利品和现金，合银3.4亿两，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的6.4倍。日本得此巨款，竟一时间不知如何使用，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两，我国全部收入只有几千万两。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4亿两白银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此笔巨资被大量用于修筑铁路，发展航运、造船和机械制造，明显提高了交通和工业水平，中日国力从此越拉越大。另外一件重要的变革是，日本利用甲午赔款进行了币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美等国相继采用金本位，银价不断下跌，导致银本位国家货币贬值和汇率不稳，这也是当时的两大“白银帝国”——中国与印度衰落的一大原因。所以日本也想建立金本位，但苦于资金不足，一直没能如愿。甲午赔款一举解决了资金问题，为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财政基础。日本学者寺岛一夫在《日本货币制度论》中说：金本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环，能与其他列强角逐世界市场的金融标志”。
《马关条约》是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的，双方谈判时，李鸿章坐的凳子竟比日本人都要矮半截。后有国人至此游览，莫不视之为“第一伤心地”。据基督教广学会《万国公报》报道，签约之际，日本首相、明治维新主将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曾有一番对话，两人各主国政，多年相识，堪称老友，伊藤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言下之意颇有炫耀日本“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李鸿章不知就里地答曰，“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伊藤说，“十年前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李鸿章喃喃无以应答。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当夜吐血。
正如伊藤所讽，清帝国的制度滞后已是天下共见，可惜统治者一直未肯直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尽管还经历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不过，最后的尊严仍未丧失，甲午战败却是半个世纪以来，帝国遭遇到的最大失败，而且是最具耻辱性的失败。统治者从此自信心丧失殆尽，因背负巨额赔款，政府的独立财政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帝国上下，则莫不瞠然，始时莫名惊讶，继而悲愤激狂。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败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国初年最杰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尝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后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国思想史》中认为，“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
便是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各自做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1895年4月，《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后，举国激愤，人人思变，雪耻强国之声陡然放大。时值十八省1300多名举子在京会试，37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在一夜之间赶写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强烈要求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是为震惊天下的“公车上书”。
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中国进入了一段维新变法的时期。自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替代以中高级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中国改革的新主流。
康有为的上书得到了光绪的积极回应，他和弟子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先后进入中央核心，成为朝廷最炙手可热的新潮人物。他们向皇帝提出了众多激进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设现代化军队、提高税收、发展国家银行系统、建立铁路网络、成立现代邮政系统，以及建立培训学校来提高农业品质等等，这些设想与洋务派在理念上基本一脉相承。为了向全社会推广维新理想，康、梁等人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南等地出版了《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和《湘报》，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在这以前，全国各地的茶馆大都贴着一张纸条“莫谈国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他主编的《上海新报》上评论说，“整个中国，书籍生意大幅增长，连印刷机都跟不上这步伐，中国终于苏醒了。”连一些洋务派大员也加入到了维新的行列，湖广总督张之洞甚至加入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还公开认捐5000两，并担任上海分会的会长。
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尽管是一群赶考的意气书生，不过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书籍却是由一个买办写成的，他就是十多年前写过《救时揭要》和《易言》的郑观应。
郑观应在过去的十年里，一边忙着为盛宣怀打理各地的实业事务，一边还在完善着他的变革思想。1894年春夏，就当甲午海战开打的前后，他刊印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他自称，“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在这部书中，他继续呼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提出创办新式银行、平等中外税收、收回海关权、铸造简便通货等等切实可行的措施。他更大胆地提出向日本学习，“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这种务实气魄绝非寻常书生可比。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比十年前更为清晰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内容包括实行立宪、设立议院、进行公开选举，他坚定地写道，“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
《盛世危言》一经刊印后，很快洛阳纸贵。一些朝廷官员将之向皇帝献进，光绪看后大为赞赏，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散发给大臣阅看。经过皇帝的推荐，此书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政类畅销书，英文的《新闻日报》刊文说，一些地方的考试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内容作为考题。该书在当时对国之青年的影响非常之大，很多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交谈中就说，“由于父亲只准读孔孟经书和会计之类的书籍，所以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他偷读的书中就有《盛世危言》，此书读毕“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除了《盛世危言》之外，另一本很轰动的维新书籍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严复是福建侯官人，早年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公派到英国留学，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十分赞赏。1898年，他翻译出版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写于五年前的一本著作《进化与伦理》，并定名为《天演论》，该书所提出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理论应合了当时救亡图存的国民情绪。）
同样是在1894年前后，就当康有为、郑观应相继名闻天下的时候，还有一位热血的广东书生也写了一份变革信函致于李鸿章，他就是后来被国民党尊为“国父”的孙文（他在流亡海外时，曾用化名“中山樵”，因此又叫孙中山）。
孙文跟郑观应一样，也是广东香山人——后来这个县因此更名为中山县（市）。他出身贫寒，早年随母远渡重洋在夏威夷的教会学校读书，后回香港学医，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1894年4月，就在中日战事将起之际，孙文写出洋洋八千言的《上李傅相书》，六月专赴天津向李鸿章投书。在这封信中，年轻的孙医生对发展农、工、商、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写道，“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鸿文既成，需托人推荐，孙文找到了香山同乡郑观应，郑的老家雍陌乡与孙的老家翠亨村相去仅仅30里。郑写函给盛宣怀，请他转达，在推荐信中，郑观应写道，“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盛宣怀接到信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的别号）六个字，就转了出去。
史料显示，李鸿章对孙医生的投书毫无反应。一种很大的可能是，正为国际纠纷忙得焦头烂额的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份信，当时的投书青年岂止百千人，孙文所论也颇宏大而无具体方策，淹没其中，不足为怪。而对志向高远的孙医生来说，这却是奇耻大辱，他自此决意告别改良，投诸暴力，以血腥革命的激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就在投书后的四个月，他赴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895年底，他发动“广州起义”，计划尚未正式启动便被镇压，多人被处死，他则被通缉，流亡海外。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还是在1894年。7月，中日开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已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头也没有抬过一下，好像眼前视若无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便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人让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1853-1926）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好象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其震撼效应难以形容。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最远还去过朝鲜，当状元时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在一篇晚年自叙中，他回顾说，“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当时，日本商人获准在上海开办纱厂、丝厂，张謇颇有与之争利的意思，而且江苏一带是丝绸之乡，纺布织纱古有传统。他联络了南通当地的六个布庄老板、木材商和典当行商人作为合伙人，商定办一个2万锭的纱厂。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是实际上却很窘迫。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垫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大官巨贾在背后支持。在官职上，他也不过是一个虚衔的翰林院编修，没有什么公权力可以利用。于是，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他拟订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他打算以2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完成认购。
然而，尽管投资回报颇是诱人，而且张謇还有一个显赫无比的状元光环，但是，募股却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不信任，还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他去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获，还把囊中的钱都化了个精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了南通。张謇连寺庙、道观的钱都想到了，有时凑不了100两一股，就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一年半下来，那6个一开始跟着他玩的商人也先后跑了几个，到1896年底，办厂的钱才筹了不到8万两。这时候，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帮了大忙。他提出，国营的南洋纺织局有2万多锭积压已久的纱机没有用处，可以将这些设备折成官股，与张謇搞一个“官商合办”。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需花去6000两。走投无路的张謇聊胜于无，硬是咬牙接下这堆机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为50万两，其中，2万官锭折价官股25万两，他再另筹25万两社会资金。
就在这种时候，他还上了一回盛宣怀的当。作为江苏同乡，神通广大的盛答应帮他筹资金，两人还一本正经地亲笔签了一份《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的合同，有当时名士郑孝胥、何眉生做见证人。谁知合同一签，盛觉得油水不大，就开始甩手不管。张謇写了很多封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盛宣怀却是一两银子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的言而无信，并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终于又过了一年半，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算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千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张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经商天才。在大生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两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这个会上讨论解决。有趣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平常饭菜二荤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不得超过这个标准。《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在当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管理水准。
由史料可见，张謇办厂，惟一沾了点政策便宜的是，他在南通注册了“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纺厂”的专利权，算是有了一点垄断的优势，不过这在当时也是很通行的做法。（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机器织布局时，就要求“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开平矿务局开办时，他也规定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除此之外，大生的壮大几乎全凭商业上的运作。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印刷用纸，办复新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打造，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百年后视之，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当时的英国人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推张殿撰之意，凡由外洋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比张謇小一辈的天津实业家范旭东后来感慨不已地说：“南方的张季直先生（张謇字季直），在科举施毒那种环境之下，他举办的工业，居然顾虑到原料与制造的调和，运输，推销，兼筹并重，确是特色。”
张謇办厂，另外一个大的贡献是“绅督商办”，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相比，这是晚清企业的一大进步模式。
作为股份制的大生纱厂，股本中有一半是那堆英国纱机折算过来的官股，所以在一开始它也被称为是“官商合办”，不过终张謇一生，他都没有让官府的手伸到企业里来过，数十年中，官股从来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涉厂务。身为“总理”，张謇本人虽也是股东之一，但股金不过区区2千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他在大生的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靠股份，而是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和治理才干，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负责全权办厂，这是他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官替代不了他，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张謇另外一个伟大的地方是，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权威，将企业一点点地据为己有，这在当年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中，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在大生事业中，他尽管也有被“神化”的时刻，但是，却始终受到股东的监督，特别是在经营窘迫的晚期，他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股东会的指责和压力。
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我们称之为“士商”或“绅商”，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渐成时尚。
在晚清，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主要有四类人组成，一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二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广的民间商人——代表人物是后面将重点讲及的无锡荣宗敬兄弟，四就是张謇式的士绅商人。中国学者马敏认为：“在官与商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双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们往往上通官府，下达工商，即所谓‘通工商之邮’，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媒介，担负起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的双重使命。”主编《剑桥中国史》的哈佛学者费正清在谈及“张謇现象”时指出，19世纪末，其实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像张謇等士绅文人，在甲午战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张謇经商在当时确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两年后，苏州另外一位状元公陆润庠也宣布下海创办纱厂，还有一位咸丰朝的老状元、已经官居礼部尚书的孙家鼐则命他的两个儿子孙多森、孙多鑫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这些状元公的行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士商阶层的陡然出现，因其思想、资本与政治资源的多重组合，很快将成为影响中国变革进程的一大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的社会动荡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对日战争的惨败，让洋务派颜面扫地，李鸿章落到“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住进了京郊虎头峰下的贤良寺。有很多史家认为，甲午战争后，一路曲折的洋务运动便已宣告终结。不过，从事实来看，1895年之后，洋务事业反倒进入到了一个高潮期，之前因意识形态争论而搁浅或迟滞的各项工程都得到了迅猛的推进。
甲午以后，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已非二十多年前可比。铁路、工厂影响风水之说终成笑谈。
1896年11月，《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保守的大清国正在觉醒。”该报记者在江苏省的镇江采访了一家新建的丝厂，那里安装了最新型的机器设备，还新树了一个高达90英尺的烟囱，“烟囱对清国人的封建迷信是个重大打击，是对所谓风水观念的极大挑战。此前，清国民众是多么崇尚迷信和风水呀！毫无疑问，现在他们连句抗议的话都没有说。”
据学者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的四年中，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万两以上的厂矿共62家，资本总额1246.5万两白银，远远超过甲午前二十余年的总数，从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设厂数超过甲午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资数则超过15.5倍。
在民间投资大热的同时，国营事业也屡有重大突破。在这期间，一直在实业一线操盘的盛宣怀成了最耀眼的人物，他所经手的项目几乎全部关乎国脉。
1896年5月，盛宣怀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招去接手当时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张香帅的官本官办实在撑不下去了。一开始，他想到的是交给洋商承办，这当然又是一种典型的官家思维。盛宣怀得悉后，再三去电请缨，力陈“铁政属洋商，力大流弊亦远，属华商，力小收效亦远。”最后，香帅被说动了。
盛宣怀接手铁厂后，当即邀请郑观应担任总办。
郑观应与盛宣怀互相欣赏，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是当世最杰出的实业家，在胸怀抱负、思想高度、战略眼光和经营能力上可谓一时瑜亮。不过，他们在官督商办的理念上却始终格格不入，郑信仰民本主义，对官商体制从来深有不满，十多年前唐廷枢、徐润在招商局的下场更是寒透了他的心。可是，他对盛又有知遇之心，也很想借盛的官府背景和强势力量振兴国家实业。这种矛盾心态纠缠了他的一生。对于接管汉阳铁厂，他曾十分犹豫，最后决定“义务出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总理汉阳铁厂，当时声明系当义务，不领薪水。不过欲为整顿，以救危局，而慰知己耳。”
虽然不领薪水，办起事来却是当仁不让。郑观应一上任后，就宣布招募民股，充足股本。同时，他将化铁炉改建在铁矿产地大冶，大大降低了铁砂长途运输的成本。接着在生产改进上，他提出“觅焦炭，选人才”是拯救铁厂的两大当务之急。汉阳铁的问题是价高质差，英美工厂的生铁每吨生产成本为15两，汉阳厂需25两，而其关键就在于原材料焦炭的紧缺以及提炼技术落后。为了解决焦炭问题，他派人在较近的江西、湖南等地勘探煤矿，最终选定用最近的萍乡焦炭，“自行设局买煤炼焦”。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他还建成由萍乡到湘潭、株洲180里的铁路。解决了原料供应问题后，他对炼铁技术再做创新，聘用高水平的英国工程师，还专设学堂，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双管齐下，仅仅一年，汉阳铁厂的生产很快起死回生。
在他的战略调整下，汉冶萍（汉阳、大冶和萍乡）形成了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体，在中国工业史上地位显赫。
在郑观应十分利落地解决了资本不足、焦炭价高及质量低劣等诸多难题后，接下来就该盛宣怀出手了，他要解决的是产品的销路问题。
在当时，钢铁生产出来主要用途有两个，一是生产枪炮，用汉阳铁造成的步枪史称“汉阳造”，在后来五十年里一直是中国陆军最重要的基本装备，几乎每战必有，无役不与。二就是建造铁路。
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从朝廷到地方才开始痛切地认识到铁路之重要。当时，全国铁路才有360余公里，相比而言，美国是18.2万公里，英国是2.1万公里，法国是2.5万公里，连小小的日本岛国，也有3300公里。铁路在当年对经济之重要程度，宛若今天的互联网。在十九、二十世纪相交的二十多年里，伦敦和纽约两大股票交易所中的公司证券差不多都和铁路有关，美国经济史专家威廉·罗伊甚至认为，铁路公司塑造了公司化美国的早期历史，“简而言之，公司体制结构就是铁路体制结构。”
铁路的原材料就是钢铁。盛宣怀接手汉阳厂，与张之洞达成的第一个约定就是，如果在湖广境内修铁路，就一定要用汉阳厂的铁轨。张对此十分认同，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当今时势日急，富强大计，首以铁路为第一要图。”那么，举朝之内，谁堪担当？张一言以蔽之曰，“今欲招商承办铁路，似惟该员堪以胜任。”该员，盛宣怀也。
郑观应对此也观若洞烛，他对盛说，“铁路不归我公接办，铁厂事宜即退手。”他还观察到当时的一个现象，各地官员们非常乐于采购国外公司的铁轨，表面上的堂皇理由是外货质量好，实质则另有猫腻，“盖购于洋行，则用钱浮冒，一切皆可隐密，购于华官，则恐一旦漏泄，有碍局员左右辈之自私自利。”可叹的是，郑观应描写的这种景象，百年以降仍未杜绝。
盛宣怀自然深知其中关键，他积极自请出任卢汉铁路公司督办，接着又千方百计成为粤汉铁路督办，1896年9月，也就是接管汉阳厂的四个月后，光绪皇帝准奏筹建中国铁路总公司，盛宣怀为督办，授少常寺少卿，并享有专折奏事之特权。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奏章就是，请求“嗣后凡有官办钢铁料件，一律向鄂厂（也就是汉阳铁厂）定购，不得再购外洋之物。”也就是说，把“轨由厂出”定成了国家政策。有一回，他听说广西开建镇南关至百色的铁路，将用法国造的铁轨，他急电张之洞请予阻止，硬是把这单生意揽了下来。
其后十年，盛宣怀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注在修路一事。当时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是距京城10余公里的卢沟桥（40年后，此地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湖北汉口的卢汉铁路，盛宣怀在谈修路困难时称，“有三难，一无款，必资洋债，一无料，必购洋货，一无人，必募洋匠……风气初开，处处挚肘。”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是之前三十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二十年（1911年－1931年）所修铁路的总数。
靠“轨由厂出”的垄断政策，盛宣怀打通了钢铁厂与铁路公司的产业链，但是，他还碰到了另外一个大难题，那就是修铁路的钱从哪里来。
在这一点上，赋闲在家的恩公李鸿章给他的建议是，“洋债不及洋股容易”。当时，几乎所有的洋行和外资银行都对铁路事宜垂涎三尺，如要招募股份，可以说马上会被踏破门槛。然而，盛则表示万万不可。在他看来，当时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敌意的世界，在国力赢弱之时，铁路权很可能被洋股控制，到时候，“俄请筑路东三省，英请筑路滇、川、西藏，法请筑路两粤，毗连疆域，初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若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他对李鸿章表示，宁可借钱也不能出让股份，唯有这样，主权才不会外泄。尽管困难陡增，不过，“唯有坚忍，力持得步进步，渐图成效。”
作为“国企大当家”，盛宣怀对外国资本的警惕十分强烈——谁料，十多年后，他竟因修路事宜被国人“误读”为“卖国求利”，最终导致帝国的覆灭，其情曲折，令人百年感慨。1897年，也是洋务派名士的容闳提出用法国资金修筑天津至江苏镇江的津镇线，盛得知后，“恐以后各路事权均属外人，无一路可以自主”，因此急电朝廷，百般阻扰。容闳是曾国藩时代就已成名的人物，为盛宣怀数十年好友，此议且得到李鸿章认同，盛仍不惜翻脸，直言反对。
洋股不得入，郑观应给他的建议是，创办新式银行。他在信函中说，“银行为百业总枢，籍以维持铁厂、铁路大局，万不可迟。”盛宣怀马上依计而行，他给内阁大学士、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写信说：“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就在出任铁路总公司督办的一个月后，他又乘光绪皇帝召见的机会，提出开办银行。
此议很快准奏。1896年11月，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获准成立，盛宣怀受命出任督办。他招募上海、南洋等地的十多个民间商人入股得300万两，朝廷入100万两，银行章程均以英国汇丰银行为蓝本。通商银行成立之际，一度代行了中央银行之职责——清政府正式的央行（户部银行，1908年更名为大清银行）要到1905年才成立，负责铸币及发行货币，其利润当然丰厚，盛宣怀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得意地说，“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5月，在上海外滩6号开业，实收资本金250万两，100万两来自盛宣怀主管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78万两来自李鸿章等官员投资，其余为商股。民国后，日渐衰落，1934年，该行在上海各大银行中排名第15位。1935年，被国民政府收编，1949年，新政府接管，1952年公私合营。）
建铁厂、修铁路、办银行，盛宣怀在1896年前后一口气干成三件大事，而且产业垄断、混业经营、上下游通吃，自然成就为当时最显赫的大实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