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坐在书房里，两眼盯着手中那封信。她五官的线条十分清晰——颧骨的位置靠上，鼻型高而尖，眉毛高挑而整齐，两限清亮而对称。秀气的嘴唇紧闭着。表情就象她坐的姿势那样图滞，她仔细看着海因列希·克罗森的信，就象一个经济学家审查一份列满统计数据的报告；而这些数据似乎和以往公认的数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诺勒站在书房另一头的一扇弧形的窗户前。窗外是他们家贝德福山间别墅后面的一片草地和花园。那儿有几片矮小灌木丛，上面蒙着一些麻布片。气温很低。晨霜凝聚在草地上，使绿色和灰白色双驳相间。
赫克洛夫特的目光从窗外转移到他母亲身上，竭力掩盖他内心的惊恐情绪。他一想起昨夜的事就不禁发抖，但眼下他得极力控制自己。他不能让母亲看出，他正在经受着恐怖的袭击。他暗忖母亲这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当看到她曾一度爱过、以后却非常鄙视的那个男人用蓝墨水写的信以后，她心里会有什么感触呢？不管她心里有什么想法，只要她不愿说出来，那就永远是她自己的秘密；因为爱新这个人，历来只说出她愿意说的心事。
她似乎觉察到他的凝视，抬头看了他一眼；但很快又低下头去，继续考虑那封信。她的手极其迅速地掠一下落到脸上的一绺头发。她的头发已经灰白了。
诺勒无所事事，向书桌走去，看看架上的书，又瞧瞧墙上的照片，他想，房子的摆设体现房主人的桌性。这儿的一切，典雅又别致，可无形之中仍然流露出主人强烈好动的性格。
墙上的照片，都是男男女女骑马、打猎，在风雨中扬帆驾船、在高山中沿雷等等画面。在这间妇道人家的房间里，确确实实蓄蕴着一股伟丈夫的气息。这就是他母亲的书房。当她要独自静坐沉思的时候，她就到这个“圣殿”中来。不过，这样布置出的书房，如果给一个男人使用，也并非不适宜。
他在书桌前的皮椅上坐下。拿出了金色的柯力勃里牌打火机，这是一个月前，他公寓里的一位年轻女房客，在临搬走前送给他的纪念品。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他的手又颤抖了，他只好使劲攥住手中的打火机。
爱新的目光仍看着信，却漫不经心地说：“抽烟是个很坏的毛病。我以为你会戒了它。”
“我想戒，试了几回没成。”
“这样的话马克·吐温早说过了。别拣他的现成话说，自己想新词。”
赫克洛夫特坐在椅上，局促而狼狈。他找话题说，“你已经把信看了几遍了，有什么想法？”
爱新把信放到桌上，说：“我说不上有什么想法，这信的笔迹和口气都是他的，可以断定是他写的。还是那么自负，甚至在忏悔中也还是如此。”
“那么，你也觉得他是在忏悔了？”
“有这个意思，至少从现象看来，他是如此。还有不少情况我得弄清楚。关于这一桩非同寻常的救济善举，我还有一堆疑问，这项安排太不可思议了。”
“妈，如果一个人提出一个质疑，那就会勾起他人提出另一个质疑；日内瓦方面是不欢迎这样的。”
“他们不欢迎又怎么着？尽管你只是掐头去尾地向我谈日内瓦的情况，我还是听明白这么一点：他们要你为这件事拿出至少半年、甚至远多于半年的时间，对吗？”
诺勒又感到很窘。他决定先不把日内瓦大银行的那份文书给母亲看。如果她坚持要看，他随时拿出来还不晚。如果她不坚持，最好是不让她看。她应当知道得越少越好。他不能让狼穴的人伤害她。为此她越少卷到这件事中来越好。他非常清楚，不让爱新过问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便说：“我并不是不愿意把重要的过程都告诉你。”
“我没说你不愿意。我是说，你把事情的过程省略去太多了。你提到了日内瓦银行的一个董事，却不说出他的姓名。你说到文书上规定的条件，却只把条件告诉我一半。那两家长嗣的名字，你也不肯说。你有好多事都没说清。”
“我不说清，也是为了你好。”
“你这样做，真是对我太仁义了！不过，你既然把克罗森的信拿给我看了，却又不肯把全部事情向我讲清，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信不过我，小看我吗？”
“我既配不上称为仁义，也不是小看你。”赫克洛夫特向前探起身子说。“与这件事有关的人，都希望你在过去和这笔款没有任何瓜葛。你既看过这封信，就必然清楚这件事的干系有多大；它牵涉到的人是数以千万计，牵涉到的钱财则数以亿计。现在尚无法预断，将来是否会有人出来追究你和这笔款的关系。因为你留经是克罗森的妻子，你曾经告试过他。他不听从你的告诫，因而你和他决裂了。以后他终于认识到你的告诫是真理。因此，他才着手去到处授刮别人的钱财，存入日内瓦银行，作为他自己赎罪之用。这事必然会招致某种人的忌恨。这种人今天可能还有活着的。他们会因此要来谋杀你的。我不愿你受到他们的谋害。”
爱新从椅子上站起来，漫步走到房间另一头的凸窗跟前。她一面走，一面拖着长声一再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日内瓦那些人所关注的，是否也正是这一点呢？”
“不是日内瓦的那些人：而是日内瓦的那个人。他在话里没明说，但言外之意确实表示对这一点非常关注。”
“我不相信这会是他唯一关注的一点。”
“当然不是。”
“那么，我可不可以替他说出他所关注的其他问题呢？”
诺勒楞住了。虽说他很少——除非在极个别的时候——低估过母亲的洞察力；可是，历来只要她抢先说出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念头，他就会感到手足无措似的。他嗫嚅说：“我觉得他所关注的其他问题也并不神秘。”
爱新在窗边转过身采，看着他，说：“你觉得是这样？”
“其实那些问题在信中都提到了。如果社会公众知道这笔巨款是怎么聚敛起来的。那就会有人要从法律上对它进行追究，或且还要向国际法庭提出退赔要求。”
爱新的目光投向别处，说道：“你这才说到点上了。把这一点点穿了，这事情也就不神秘了。我很奇怪，日内瓦这个人怎么就敢让你把这件事透露给我呢？”
她这些话使诺勒大为不安。他怔怔地靠在持背上，半晌才说：“那么，你真想要采取某种行动了？”
她仍看着窗外，回答说：“我很想。你要知道，一个人很难放弃对仇人进行报复的念头。尽管仇人的伤害反而使这个人交了好运．可他还是不会放弃报夙怨的念头的。苍天有眼，我——咱母子俩——在那以后是转好运了。从地狱般的日子变成了我做梦也没敢想的好日子。”
诺勒说：“你是说爸给咱母子带来了好日子？”
爱新转过脸来，看着他说：“对。你爸为了保护我们母子俩，付出的代价你是想象不到的。我算是天字第一号的大糊涂虫了。可是他收留了我，还有你——一个糊涂虫的孩子。他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爱，他还让我们母子能重见天日，昂起头做人。他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我们对他还报以爱。”
“你还报他以爱了。”
“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这样做一天。你的继父理查德·赫克洛夫特才真正是我理想中的完人，而起初我却错把克罗森当成这种完人。我过去真是大错特错了……海因列希虽已毙命多年，但这并没使我减轻对他的仇恨。我是要报复的。”
诺勒不让自己的激动表现出来。他得设法使母亲放弃报复的念头；否则，狼穴的幸存者肯定会暗害她。他平静地说；“你要报复，就只能对你记忆中的他进行报复；而不应该对写这封忏悔信的他进行报复。也许，你最初在他身上看到过的那些高贵品质，最终并未丧失，而且到头来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你倒是挺会宽慰人的。”
“我觉得我说的是实在话。写这封信的人，并非言不由衷。他在受自己良心的折磨。”
“他折磨的人够多的了，他自己也该受一受折磨。他是我见到的心地最最残忍的人。可是，从表面看，他却完全是另一种人，显得那么有抱负。到头来我才知道他有的是什么抱负！”
诺勒打断她的话说：“妈，他后来转变了。你就是促成他转变的一个因素。到了他一生的后期，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致力于赎回他既往的罪孽。他在信上说，‘有罪就该赎罪’。你不妨想一想，他们三个人是怎么想方设法来赎罪的啊！”
“我没有忘记这一点，也理解这一点，我也没忘记他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我还能想象出，他用什么样的表情来说这些话；不过，他只是在年轻的时候才说过那些话。那时候他有远大抱负，身边还有一个非常年轻而且狂放不羁的女孩子跟着他。”说到这里，爱新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朗声地问诺勒：“你把他的信给我看是什么意思？你把全部这些信件、文书带回来是什么用意？”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已下了决心照他信上的要求做：也就是说，我要关闭我的公司，出门在外面跑一段时间，最后还得在瑞士工作几个月。日内瓦的那个人说过，我若不向你说明这些情况，你是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他担心你早晚会听到些风言风语，我如不事先向你说明，说不定你就会做出一些冒失的事情来。”
爱新接口问道：“你怕我会做出有损于你的冒失事情吗？”
“我担心是这样。日内瓦那个人觉得你不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他说，你对往事是不可能忘怀的。他原话是，‘永不可磨灭地刻在’你的脑海中。”
她也随声说：“是‘永不可磨灭’！”
“他的意见是：这笔巨款有受法律追究的可能的。所以，最好是遵照信上提的办法来处置它；也就是说，拿它来赎罪。”
“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是对的。要能按照信上的办法去做当然好。这个罪早就该赎了。不过，照我过去的体会，凡是和海因列希沾边的事，到头来，不是毫无价值，就是荒谬绝伦。”爱新突然收住话头，脸上表情也突然紧张了，接着她又说：“只有你，虽是他儿子，但是个例外。还有日内瓦这件事，大概也可以算是个例外。”
诺勒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母亲跟前，搂住她的肩膀，使她靠在他身上。他说：“日内瓦那个人说，你这个人不可思议。你真是这样的。”
爱新猛地将身体向后一闪，问道：“你说我什么？‘不可思议’？”
“对！”
她轻声地说：“他准是恩斯特·曼弗拉第。”
诺勒问道：“你认识他？”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么说，他现在还活着？”
诺勒不直接答复她的问话，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是他说你‘不可思议’？”
“那是在一个暑天的下午。在柏林。他当时也在那儿。是他帮咱们母子俩逃出柏林的。他把咱俩送上飞机，还给了我钱。唉！”她推开儿子的双手，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然后定到书桌前，她又说：“就在那天下午，在飞机上，他说我‘不可思议’。当时他说，德国人会跟踪找我的，也就是要跟踪找我和你的。他还说，他要尽他的力量救我。他教我遇害该怎么办，见人该怎么说话。一个不起眼的银行小职员，在那天下午竟成了我的大救星。一转眼，就这么多年了……”
诺勒看着母亲，感到惊异之至。他问道，“这些往事他怎么一个字也不提起，一个字也不告诉我呀？”
爱新转过脸来，但并没看着她的儿子。她目光茫然。她此刻在回忆着一些诺勒所不知道的往事。然后她叹口气说；“我想，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自己来发现他是谁。他不是个不看债户就瞎要账的人。现在再说克罗森的事。我现在丝毫没有消除对他这项安排的疑问。我今天也没有给你许任何愿，如果今后我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事先定会早早通知你。不过，在今天，我还不打算干预你们这些行动。”
“你还留了个后手！是不是？”
“我现在这种态度，对你们就已经够照顾的了。你要知道，那些往事实在是‘永不可磨灭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不过，你答应眼下不妨害我们的行动，对吗？”
“我说话算数。我不轻易许诺别人什么，我既许了，就不反悔。”
“将来在什么情况下，你就要干预我们的行动呢？”
“比方说吧，如果你失踪了。”
“我会始终和你保持联系的。”
爱新看着儿子走出书房。几分钟前，她脸上的表情还是那么紧张、严峻，现在松弛下来了。她薄薄的嘴唇上露出一丝微笑，她的大眼睛虽还现出沉思的神情，可是却流露出一股静谧的心安理得和充分自信的光芒。
她伸手拿起书桌上的电话，单拨了一下‘零’这个号码。几秒钟后，她对着话筒说，“海底电话接线员，我想给瑞士日内瓦挂个长途。”
诺勒要关闭赫克洛夫特建筑工程公司，就得找一个站得住脚的业务方面的口实。他还得使某些人不至于向他提出有关公司关闭原因方面的实质性问题，因为狼穴的幸存者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妖魔，他们往往容易把人这一类实质性问题的人，看成是企图对克罗森的理想进行干预的人物。为了避免这一点，他就得合法地隐遁……但是，既要隐遁，就谈不上合法二字；所以，实际上只不过是为隐遁找一个似是而非、貌似合法的理由罢了。“貌似合法”，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既然如此，那就找桑姆·布诺凡托拉先生吧！
倒不是说桑姆做过不规矩的事情，或没有合法的身分。他完全是个正人君子，而且在建筑行业中他还是有数的几个最好的工程师之一。不过，由于他一向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从不喜欢有所羁绊。年已五旬却仍四海为家，孑然一身。在纽约市最北部的沛朗克斯行政区，特拉蒙路上，有一所纽约市立学院，他就是从那儿毕业的。他曾觉得自己和南美温馨的气候非常投缘。在军队的工程兵部门里服务了一个短时期之后，他深感到在美国国境以外别有天地，更为理想的是到凯斯河以南的那些地方去。他谋生的途径，就是找到一个资金雄厚的大建设项目以后，在它下属的某项具体工程里，好好干下去。
诺勒接通了给桑姆·布诺凡托拉的电话。
在电话里，桑姆兴奋地大声嚷道：“诺勒，别来无恙吗？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有四、五年了吧？你现在枪法练得怎样啦？”
“自从几年前跟你一起破杀戒以来，至今我再也没摸过枪；但愿今后也别再摸它。你的近况如何、”
“有几位大财东想在这里火化几麻袋钞票，我不过替他们划几根火柴罢了。你是想到我这里找点活干？”
“不是想找活干，而是想找你帮个忙。”
“帮什么忙？”
“我为些私事要离开美国好几个月。我想给自己找一个离开纽约的借口。一个不引起人们疑心的借口。桑姆，现在我有这么个主意，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忙？”
“你说吧，如果咱们俩能谈得妥的话，我一定帮忙。”
他们俩当然谈得妥，因为诺勒出的主意并不乖谬。
当时有一种惯例，美国建筑商在国外进行的某些大型的长期建设工程，往往要从美国国内聘请一些建筑师去当顾问；这些工程的投资者，只花钱使用这种顾问工程师的技术和经验，而从不在工程的蓝图或图纸上标出他们的姓氏。在有些国度里，如不雇佣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当地人会认为有失体面。然而，历来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论在业务水平还是在经验方面，都不能胜任那种大工程。所以，在这种国度里施工的美国建筑商，特别需要采用上述这种惯例；也就是说，得从美国国内募聘高级工程专家，来修改当地土著工程人员所设计的图纸，并从头至尾监督整个工程的施工。
诺勒在电话里问道：“你能不能替我出出主意？你看我应该说去哪一个国家当顾问工程师为妥？”
“那好说，有六、七个不发达国家，随你挑。你说非洲或南美的国家都可以；甚至说我这里的某些岛屿，也就是安提列斯群岛或格林纳达群岛也可以。现在各国的建筑商，正向这些国度和地区蜂拥而去，而那里居民的民族自尊心又特别强，所以，在那儿进行营建的美商，往往都是私下悄悄地从国内用重金聘人去当顾问建筑师。”
诺勒说：“你听我说，桑姆，我不是想找个当顾问工程师的差事，而是要找一个从美国隐退的口实。也就是说，我想找个肯给我当挡风墙的建筑商。他要肯替我圆谎。一旦我离开纽约后，即使我并没有到他那里去当顾问工程师，他也可以向别人说我去了。你能替我找到这么个人选吗？”
“你干脆就找我得了。我今年几乎整年都逗留在这里。说不定明年还在这里。这座旅馆签好了以后，还有两个小船坞和一个标准的游艇俱乐部等着我去盖哩。诺勒，咱们一言为定了，你就吩咐吧。”
“你肯答应？那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我猜你也正希望我答应，对吗？关于我这里的情况，我可以详细告诉你，以便于你拿我作防空洞。你也不妨把你将来的行踪告诉我．以便万一你的那帮上层社会的好友们有事要我转告时，我就可以随时和你联系。”
到了星期三，赫克洛夫特就替他的秘书和两个绘图员找好了新的工作，打发他们走了。这件事办得很顺利，因为这三个人工作上一向表现不错。
前些时候，他曾把投标的图纸交给了十四处招标部门去审查。现在，他向这些部门的业务负责人一一打电话，说明要撤回自己的图纸。在这个交涉过程中，他发现有八处工程已经决定采用他设计的图纸了。有八处了！如果这十四处工程都采用了他设计的图纸，这笔收入就相当于他前五年全部进益的总和。
不过，眼前摆着的却是二百万美元呀！这笔巨款总是萦回于他的脑际。而且，即便这笔款不萦回于他的脑际，也还有狼穴事件幸存者的影子盘旋于他的脑际。
他专门通知他在纽约住所门房负责接电话的人说：“赫克洛夫特建筑公司，由于目前全力以赴承包了一项大规模的海外工程，因而暂时不再接洽国内业务。倘因事欲与该公司联系者，请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
此外，诺勒留下了下述地址：“荷属安提列斯群岛邮局转库拉索岛桑姆·布诺凡托拉有限公司信箱”，以搪塞好事者对他的下落问题提出的询问。如果其中某些人还要坚持知道诺勒新地址的电话号码，则可把桑姆的号码告诉他们。
诺勒答应每星期都和桑姆通一次电话，而且也和他纽约住所门房接电话的人通一次话。
到了星期五早晨，他却又犹豫开了。他觉得现在仿佛是把自己从一个精心修筑的花园中撵出来，放逐到一个陌生的森林中去。
他突然想起了在他房间里发现的那封三十年前的狂人写的信：
“对于你来说，而今尔后，一切全变样了。一切全不会再象过去那样了。”
他想，如果找不着泰波尔的孩子们，如果他们已经死了，空余一座荒冢在巴西，则又如何？他们是五年前从里约热内卢失踪的。他究竟凭什么线索能找到他们？如果他最终找不到他们，那么狼穴的幸存者们，会不会因此而对他进行惩罚呢？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到害怕。
他边想边走，到了第七十三号街和三号大马路的交叉口，他安慰自己说，光是害怕没有用，得想些办法来对付这个局面。
于是他想：他可以拿着日内瓦的文书去向政府当局报告，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而且把有关彼得·鲍德温、恩斯特·曼弗拉第以及守门人杰克等三人的丧命情况，统统向当局说明。他还可以把三十年前克罗森如何从纳粹德国的税收和国库中，聚敛这笔巨款的情况，一一揭露出来；这样来赢取世界上成千上万人对他的感激和同情，使他们愿意奋起保卫他的生命安全。
这个办法是最稳妥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和克罗森这项善举的意义相比，他个人安全与否，稳妥与否，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现在不应该先考虑他自己的安全问题。应该想到那个在三十年前就受自己良心谴责的人的痛苦。那个人应该成为他眼前一切行动的推动力。
于是，他招呼了一辆出租小汽车。这时，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古怪的念头——其实，这个念头在他的灵魂深处早已模模糊糊地出现过，只不过他始终没有加以正视罢了。这个念头就是：他之所以要把自己从精心修筑的花园中撵出来，放逐到一个陌生的森林中去，那纯粹是为了“代人受过”。
他是把别人犯下的罪责揽到了自己身上，他是代海因列希·克罗森受过。
因为“有罪就该赎罪！”
他坐进汽车，对司机说：“到六百三十五号街。”
这是巴西驻纽约的领事馆的地址。
他下决心开始寻找泰波尔的后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