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位警察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是如此地震惊，以致他们没能很快反应过来。他们受过的训练和以前的经历都不习惯于这种民事对抗。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大群人受到了攻击和侮辱。他们呼喊了一阵子然后想到了该做什么。
那位未受伤的警察离开在现场的鼻子被打破的同事，朝派出所走去。他们未配备个人的移动电话，因为他们习惯于使用车载电话向总部报告。向群众求借电话时，对方都耸耸肩。民主德国的劳动人民家里没有电话。
那位汽车被撞坏了的党员询问他能否离去，但立即被“破鼻子”的警察用枪指着遭到了拘留。“破鼻子”怀疑这些人都有可能参与了这场阴谋。
他的同事正行走在北上去耶拿的路上，这时候他看见迎面驶来了一辆瓦特堡牌轿车，于是挥手让它停下来（也是用枪指着），并命令司机直接送他去耶拿市中心的派出所。往前行驶了1英里后，他们看到一辆巡逻警车朝他们迎面而来。瓦特堡车内的那位民警拼命地挥手让他的同事们停车，并把发生的事情解释了一下。他们使用巡逻车上的电话，向所里解释了这桩罪行的性质，并被告知立即向警察局报告。同时，后援警车也纷纷被派往撞车现场。
向耶拿市中心的无线电话报告记录的时间为12点35分。这次通话也被很远的国境对面哈尔茨山区高山上的一座英国监听站记录到了。这个监听站的代号为阿基米德。
下午1点钟，洛塔尔，赫尔曼已经回到了他在布拉赫的办公室，他发现隔壁楼里的联邦情报局弹道技术室来电话找过他，于是他回了一个电话。弹道技术室邻近军械库和射击场，他们做事情时很聪明，在向一名特工配发一支随身枪械时，不但记录枪支的系列号和领用人的签名，还把两颗子弹试射进一只密封的容器内，然后取出子弹并保存起来。
对那位技术员来说，最理想的是能从科隆的尸体身上取得实际的子弹，但他根据子弹的照片也能完成这项工作。所有具有来复线的枪管都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在发射一颗子弹时，每一条枪管会把细小的被称为“膛线”的抓痕留在射出的子弹上。膛线如同指纹。那位技术员把他仍然保留着的10年前签发的一支瓦尔特PPK手枪的那两颗子弹与他得到的照片进行了比较，至于这支枪的使用人他是一无所知的。
“完全符合吗？我明白了。谢谢你！”赫尔曼说。他又打电话给指纹部门。联邦情报局除了存有引起他们注意的一些人的指纹之外，还留有其自己职员的全套指纹。他从指纹部门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又拿起了电话听筒。没有其他办法了，这事只得向总局长本人汇报了。
接下去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最困难的一次会见。总局长十分注重他的机构的工作效率和自身形象，并且这两方面在波恩政府机构中和在西方情报界中是有名气的。赫尔曼带来的消息如同给了总局长当头一棒。他玩味着“丢失”子弹的留样和莫伦茨的指纹样本的主意，但很快就把它排除了。莫伦茨迟早会被警方抓获，而且弹道技术人员会被法庭传去作证，那会使丑闻变得更为糟糕。
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只对总理办公室负责，而且总局长明白，迟早，很可能更早些，他将在那里得到丑闻的消息。
“去找到他，”他命令赫尔曼，“快点去找到他，并把那些带子拿回来。”当赫尔曼转身要离去时，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总局长补充了一句话。
“赫尔曼博士，英国人有一句谚语，我现在推荐给你。‘不要杀生，但不必费心地保留活口’。”
他是用英语说出这句谚语的。赫尔曼博士听懂了这话的意思，但还是吃了一惊。在联邦情报局的生涯中，这是他所接到过的最明白的提示。他拨了一个电话给人事处的档案科。
“把我们的一位职员——布鲁诺·莫伦茨的履历表送过来。”他下达了命令。
下午2点钟，山姆·麦克里迪仍逗留在山坡上。自早上7点钟起，他和约翰逊一直待在山上。虽然他怀疑在魏玛郊外的第一次碰头已经放弃了，莫伦茨现在也应该可以过来了。但他没有来。麦克里迪又看了一遍时间表：12点会面，12点10分离开，驱车行驶1小时45分钟——莫伦茨应该随时会出现。他又举起望远镜去察看国境对面那条遥远的道路上的动静。
约翰逊正在看阅他从法兰肯瓦尔德加油站带来的一份当地报纸，这时候他的电话轻轻地振响了。他拿起话筒听了听就交给了麦克里迪。
“是政府通讯总局，”他说，“他们要与你说话。”
那是麦克里迪的一个朋友，从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所在地切尔特南打来的电话。
“听着，山姆，”那个声音说，“我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离你不远的地方突然间无线电联络频繁起来了。也许你应该打电话去问阿基米德。他们那边比我们知道得更详细。”
通话结束了。
“给我接阿基米德，”麦克里迪对约翰逊说，“接东德科的值班员。”约翰逊开始在号码板上按键。
在5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通过驻扎在莱茵河的英军，在距漂亮、古老的小城戈斯拉尔不远的哈尔茨山区，购买了高山上一栋破旧的古堡。哈尔茨是覆盖着密林的一块高地，东德的国境线从该地区婉蜒曲折穿行而过。
施劳斯·洛文斯泰因城堡经英国人重新整修过后，对外声称是军乐队搞文艺活动的一个休养所。事实似乎果真如此，因为从古堡里经常传出由录音机和功率放大器播放出来的音乐声。当然，这是一种假象。在翻修屋顶时，来自切尔特南的工程技术人员安装了非常先进的天线。虽然当地的一些西德要人偶尔也被邀请去那里参加一场真正的音乐会，并由军乐团飞到那里去演出，但洛文斯泰因古城堡实际上是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一个通讯分站，其代号为阿基米德。它的工作是监听国境对面东德人和苏联人的无线电通讯。这个监听站利用了高山的优势，接收质量非常满意。
“是的，我们刚刚把监听到的内容传给了切尔特南总部，”当麦克里迪报出他自己的身份之后，那位值班员说，“他们说你也许会直接来电话询问。”
麦克里迪解释了几分钟，当他放下电话时，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耶拿地区的警察发疯了。”他告诉约翰逊。“显然在耶拿南郊发生了一次车祸。一辆西德轿车，牌子不清楚，撞上了一辆特拉巴特小汽车。那个西德人动手殴打前去处理事故的一位东德民警，并驾车走了，是驾走了那辆警车。就这么回事，当然，他也许不是我们的人。”约翰逊看上去是赞同这种说法，但他并不比麦克里迪更为相信。
“那我们怎么办？”他问。
麦克里迪一屁股坐在吉普车的尾板上，并用双手抱住了头。
“我们等待。”他说，“我们没其他事情可做。如有新的情况，阿基米德会打电话来的。”
这个时候，那辆黑色的宝马车正由警察驾往耶拿市警察局。没人想到过指纹——他们知道他们要抓的人是谁。那位破了鼻梁的警察已被包扎起来，并在作详细的汇报，他的同事也一样。特拉巴特汽车司机已被拘留，正在接受盘问，十几名旁观者也一样。警察局长的办公桌上放着那本汉斯·格劳伯的护照，是被“破鼻子”警察掉落在街上后又被捡起来的。其他刑警搜查了公文箱和旅行袋内的每一件物品。蔡斯的国外销售部经理被传唤过来了，他争辩说从来没听说过汉斯·格劳伯，但没错，他是曾经与西德维尔茨堡的BKI公司做过生意。面对放在他面前的伪造出来的邀请书上他的签名时，他声称该签名看上去像是他的签名但实际上不是。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因为护照是西德人，所以警察局长打了一个例行的电话给当地的国家安全局。10分钟后，对方回电了：我们要求用平板车把那辆轿车运到我们在爱尔福特的主车库，他们说。不要在轿车里到处留下指纹。从车上拿下来的所有物品也要送过来，还有证人的陈述也全要，现在就要。
这位警察局长知道谁是真正负责的。当国安局下达命令时，你只得服从。下午4点30分，那辆黑色的宝马被用一辆平板挂车运到了在爱尔福特的国家安全局车库，国安局的车辆技工开始工作。警察局长不得不承认国家安全局是对的。这事件似乎没有意义。那个西德人很可能因酒后驾驶而被处以重金罚款；而现在他将面临着坐牢。他为什么要逃跑呢？不管国安局要从汽车里寻找什么，他的工作是去找到那个人。他命令附近的每一辆警车和每一名巡警都要睁大眼睛寻找格劳伯和那辆被偷走的警车。对两者的描述用无线电通知了至耶拿北边的阿波尔达和西边的魏玛的所有最基层单位。没有在媒体上发布新闻以寻求公众的协助。但那些无线电通讯全被阿基米德听到了。
下午4点钟，赫尔曼打电话给科隆的迪特·奥斯特。他没告诉他技术室的测试对比结果，甚至也没告诉头天夜晚从约翰·普林茨那里得到的东西。奥斯特没有必要知道。
“我要你去会见莫伦茨夫人，你亲自去。”他说，“你已经派了一名女特工与她待在一起，对吗？好的，让她继续留在那里。如果警察去查访莫伦茨夫人，不要去阻止，但要让我知道。努力从她那里挖出各种线索，如他会去哪里、任何度假屋、任何女朋友的公寓、任何亲戚的家里等等任何落脚点。派遣所有职员去探查她提供给你的线索。任何情况都要向我报告。”
“除了他的老婆、儿子和女儿，他在德国没有任何亲戚。”奥斯特说。他也看过了莫伦茨的人事档案。“我相信他的女儿是一个嬉皮士，居住在杜塞尔多夫一座抢占的住房里。我也派人去那里查访一下，以备万一。”
“好的。”赫尔曼说完就放下了电话。根据他在莫伦茨档案里看到的某一项内容，他发了一封加密的急电给在英国伦敦贝尔格莱夫广场西德大使馆内的联邦情报局特工沃尔夫冈·菲特策乌。
5点钟时，放在越野吉普车尾板上的那部电话机鸣叫起来。麦克里迪拿起听筒。他以为这次是伦敦或阿基米德来电。那声音很轻、很细，好像说话人的喉咙被塞住了。
“山姆，是你吗，山姆？”
麦克里迪的心抽紧了。
“是的，”他厉声说，“是我。”
“对不起，山姆。对不起。我把事情搞糟了……”
“你没事吧？”麦克里迪急切地说。莫伦茨正在浪费致命的时间。
“完了。是的，完了。我完了，山姆。我并不想杀死她的。我爱过她，山姆。我爱过她……”
麦克里迪啪地一声搁下电话，切断了通讯。没人能从东德的街头电话亭里打电话到西德。东德人与西德的所有电话联络都是禁止的。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东德莱比锡地区保持着一座安全房，里面有一名卧底的东德人在为伦敦工作。从东德国内拨打那个号码，通过一台设备可经由人造卫星接通西德。
但这种电话只能打4秒钟，不能延长，以防东德人采用三角法测定发话源并确定那座安全房的位置。莫伦茨已经嘀嘀咕咕地说了9秒钟。虽然麦克里迪不知道，但东德国家安全局的监听站在通讯切断时已经确定了是在莱比锡地区。再通话6秒钟他们就能确定那座安全房及其户主。莫伦茨曾被告知过只有在紧急情况时才能简短使用那个号码。
“他已经精神崩溃了，”约翰逊说，“彻底崩溃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像孩子一样在哭。”麦克里迪厉声说，“他已经神志混乱了。向我诉说我不知道的事情。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并不想杀死她的’？”
约翰逊显得若有所思。
“他是从科隆过来的吧？”
“这你是知道的。”
实际上约翰逊不知道这个。他只知道从科隆机场的假日旅馆把麦克里迪接上车。他从来没见过神秘鬼魂。没有必要知道。他取出那份当地报纸，指点着头版上的第二条报道。那是资深的刑事记者冈特·布劳恩为科隆的报纸所写的一篇报道，被由拜罗伊特出版的（北巴伐利亚快报）所转载。该报道的标题是：（应召女郎和嫖客在爱巢双双饮弹身亡）。
麦克里迪读了一遍，放下报纸，遥望着北方。“啊，布鲁诺，我可怜的朋友，你到底干下了什么呀？”
5分钟后，阿基米德来电话了。
“我们听到了那个消息，”值班员说，“所以我设想，大家也这样设想。对不起，他完了，对不对？”
“有什么最新消息？”山姆问。
“他们在使用汉斯·格劳伯的名字，”阿基米德方面说，“在图林根南部已经张开天罗地网在捕捉他。酒后驾车、袭击民警、偷走警车。他自己的那辆汽车是黑色宝马，对吗？他们把它弄到了在爱尔福特的国家安全局车库里。好像他的其他装备也被转交给了国安局。”
“车祸确切地发生在什么时候？”山姆问道。那位值班员与旁边的其他人商量了一下。
“首先打电话向耶拿警方报告的是一辆过路的巡逻车。说话人显然是那个没遭到殴打的民警。他说了一句‘5分钟之前’，这句话记录的时间是12点35分。”
“谢谢你。”麦克里迪说。
8点钟，在爱尔福特的车库里，其中一名技工发现了电瓶底下的那个空盒。其他三名技工与他一起把宝马彻底拆卸开来了。汽车的座椅和内装潢摆得满地都是，轮子拆下来了，轮胎剥开来了。只有车架仍然留着，那个空盒就是在车架上被发现的。那名技术员通知了国家安全局一位穿便衣的少校。他们两人检查了那个空盒，少校点点头。
“一辆间谍车呢！”他说。检查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虽然工作量已经不大了。少校上楼去报告在东柏林总部的国家安全局。他知道应该打电话向谁报告；电话直接打给了国安局二处，即反间谍处。反间谍处处长奥托·福斯上校亲自接管这个案子。他的第一道命令是，与案件有关的一切物品必须一件不留地全部送到东柏林；他的第二道命令是，自那辆宝马进入东德起，所有见过该汽车或车主的人员，从萨勒河畔的国境边防警官开始，全都要被带来接受详细盘问。以后，这些人中还会包括黑熊旅馆的服务员、在高速公路上曾经并驾齐驱欣赏过该宝马车的巡警，尤其是造成了第一次碰头失败的那两位巡警，以及那两个被偷走了巡逻车的警官。福斯下达的第三道命令是，绝对终止用无线电或非保密电话线路提及这件事情。下达三道命令之后，他提起内线电话，接通了六处，即国境和机场检查处。
上午10点钟，阿基米德最后一次打电话给麦克里迪。
“恐怕事情已经结束了。”那位值班员说，“不，他们还没抓住他，但他们会的。好像他们在爱尔福特的车库里发现了什么东西。爱尔福特与东柏林之间无线电联络频繁，都是加密的。空中的直接通话已经完全停止了。哦，还有，国境线上的所有检查站全面加强了警戒，岗哨已经加倍，边境上的探照灯在加班工作。就这些，对不起。”
即使在他所站立的山坡上，麦克里迪也能看到，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从东德出境地的汽车大灯已经很少了，间隔也延长了。他们肯定在1英里之外处在弧光灯照耀下对每一辆出境的轿车和卡车进行彻底的搜查，直至连老鼠也休想逃出去。
10点30分时，英国秘密情报局的蒂莫西·爱德华兹打来了电话。
“听着，我们都很遗憾，但这事已经结束了。”他说，“立即返回伦敦，山姆。”
“他们还没抓住他，我应该留在这里。我也许能够提供帮助。事情还没结束。”
“不要争辩了。”爱德华兹坚持说，“我们这里有事情要商量。那件包裹的丢失也是要讨论的重要事项之一。我们的美国表兄们很不高兴，至少可以这么说。请在明天上午搭第一班飞机从慕尼黑或法兰克福飞过来，哪里早就从哪里出发。”
法兰克福去伦敦的航班更早些。约翰逊驱车连夜把他送到机场，然后驾着吉普车和装备返回了波恩。麦克里迪在法兰克福机场的谢拉顿宾馆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上午乘坐赴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早班飞机，因为有一个小时的时差，降落时才刚过早上8点钟。丹尼斯·冈特来机场接他，并驾车把他直接送到世纪大厦。他在汽车里看阅了无线电截听的资料。
星期四那天，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姬少校很早就起床了，由于缺少健身设备，她在克格勃兵营她自己的房间里做了一会儿健美体操。她知道她的航班要到中午才能起飞，但她仍想再去一下在东柏林的克格勃总部，最后一次查核她在追猎的那个人的行踪。
她知道他已经于头天晚上从爱尔福特由一个车队护送着回到了波茨坦，并已经在那里的军官宿舍里过了一夜。他们两人都将在中午搭乘同一架飞机返回莫斯科。即使在这架军用飞机上，他也将坐在前舱的贵宾席上，而她则以庞大的苏联驻东德使馆内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速记员身份搭乘飞机。他们在飞机上将不会碰面，他甚至根本不会去注意她，但只要他们一进入苏联领空，他就会被监视起来。
8点钟，她走进距使馆半英里的克格勃总部大楼，步入了通讯室。他们会帮她打电话到波茨坦，以确认航班时间没有变化。在等待消息时，她倒了一杯咖啡，并与一位年轻的中尉坐在同一张桌子旁。中尉显然已经累了，因为他哈欠连天。
“一夜没睡吧？”她问。
“是啊，值夜班呢。那些‘克劳特’们整夜都在忙碌。”
他没去称呼她的军衔，因为她穿着便装，而克劳特这个词是对东德人的不太客气的称呼。苏联人全都这么称呼东德人。
“为什么呀？”她问。
“哦，他们截获了一辆西德轿车，并发现了车上的一个秘密部位。认为这是他们的敌对间谍所使用的。”
“在这里，柏林吗？”
“不，在南方的耶拿。”
“耶拿？耶拿在什么地方？”
“对不起，亲爱的，我下班了，我要去睡觉了。”
她甜甜一笑，打开钱包，晃了晃她那红色封面的身份卡。中尉停住了哈欠，他的脸色变白了。第三总局的一名少校是很厉害的。他在餐厅一面墙上的地图上指给了她看。她让他离开后，凝视着那张地图。茨维考、格拉、耶拿、魏玛、爱尔福特……全在一条线上，在她所追踪的那个人的车队经过的一条线上。昨天……爱尔福特，而耶拿只相距14英里。太近了，实在太近了。
10分钟后，一名苏联少校向她介绍了东德人正在忙碌的事情。
“现在由他们的国家安全局二处在管。”他说，“处长是福斯上校。奥托·福斯。他在亲自抓这个事件。”
她借用了他办公室里的电话，报出自己的官阶，在东德国家安全局总部与福斯上校定下了一次会面。时间为上午10点钟。
伦敦时间上午9点钟，在世纪大厦局长办公室底下一层的那间会议室里，麦克里迪坐进了会议桌旁边的一把椅子里。中央情报局驻伦敦将工克劳迪亚·斯图尔特坐在他对面，正用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从兰利（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在地）飞到伦敦准备亲自来接取（苏军作战计划书）的克利斯·阿普尔亚德，一边抽着烟一边凝视着天花板。他的态度似乎暗示着：这是英国伦的事情。你们把事情搞砸了，你们要负责解决好。蒂莫西·爱德华兹坐到了桌子的上首，一副仲裁员的模样。会议只有一项未经说出来的议程：损失估算。损失的限度，如果可能的话，要放到以后讨论。谁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全都已经读过了无线电截听的资料和形势分析报告。
“好吧，”爱德华兹说，“看来你那个神秘鬼魂已在接缝处爆裂了，并把任务给搞砸了。我们现在来看看是否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你到底为什么要派他去，山姆？”克劳迪亚激怒地问。
“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想完成这项任务。”麦克里迪说，“因为你们自己无法去完成。因为这是一件紧急任务。因为我被排除在外了。因为潘克拉丁坚持要会见我。因为神秘鬼魂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替代人物。因为他同意去。”
“可现在出现的情况是，”阿普尔亚德拖长声音说，“他已经杀死了他的娼妓女朋友，神经已经到了极限。难道你一点都没察觉吗？”
“没有。他显得紧张，但能控制得住。紧张是正常的。他没有告诉我关于他个人的糟糕事情，而且我也不是超人。”
“事情的麻烦在于，”克劳迪亚说，“他已经见过了潘克拉丁。当东德国安局抓住他后，他会招出来的。我们已经损失了潘克拉丁，还有他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受审时天知道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呢。”
“潘克拉丁现在在哪里？”爱德华兹问。
“根据他的日程时间，现在他差不多正在登上由波茨坦去莫斯科的一架军用飞机。”
“你们能与他接头并给他发一个警告吗？”
“不行，该死的。当他降落以后，他要休假一个星期，与部队里的战友一起住在乡间。我们只能等他回到莫斯科以后才能给他发去一个紧急警告暗号，如果他还能返回莫斯科的话。”
“那本战争计划书呢？”爱德华兹问。
“我认为神秘鬼魂已经得到了，在他的身上。”麦克里迪说。他吸引了他们的关注。阿普尔亚德停止了抽烟。
“为什么？”
“时间。”麦克里迪说，“碰头是在12点钟。假定他是12点20分离开那个路边停车处，撞车发生在12点30分，经过了10分钟行车，而且是在耶拿另一边的5英里处。我认为，假如他把那本手册藏匿到了电瓶下的空盒里，即使以他那种状态，他也只不过是酒后驾驶违章，在牢里蹲上一夜，付掉罚款就没事了。警察是不大可能对那辆汽车进行彻底搜查的。
“如果那本手册在宝马车里，那么我认为截听到的警察无线电通话中应该有某些兴高采烈、如获至宝的那样腔调。国家安全局也会在10分钟内接到通知了，而不是两个小时之后。所以我认为他把那件东西带在身上，也许放在西装里边。那就是为什么他不能去派出所。因为验血时要脱去他的西装，所以他逃跑了。”
会议室寂静了好几分钟。
“那就回过头来谈谈神秘鬼魂吧！”爱德华兹说。即使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个特工的真名，但他们更愿意称呼他的行动代号。“他肯定是在某个地方。他会去哪里呢？他在附近有朋友吗？一座安全屋？还是什么地方？”
麦克里迪摇摇头。
“在东柏林有一座安全房。他很早就知道了。我已经去试探过了，没有联系。在南部地区，他没人认识，从来没到过那里。”
“他会不会躲进了山林中？”克劳迪亚问。
“那里不是山地。不像哈尔茨有许多浓密的森林。那地方是开阔的农田、城镇、村庄和农场……”
“对于一个神经崩溃了的中年流亡者来说，是无处可以藏身的。”阿普尔亚德评论说。
“那我们就失去他了。”克劳迪亚说，“他、战争计划书和潘克拉丁，我们全都失去了。”
“恐怕是这样，”爱德华兹说，“人民警察将采用饱和战术，每一条街巷都会被设置路障检查，无处藏身，我担心他们到中午就可能抓住他了。”
在这种忧郁的气氛中，会议结束了。当美国人走了之后，爱德华兹叫住了已经走到门边的麦克里迪。
“山姆，我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不要放弃，好吗？我已经与切尔特南的东德科打了招呼，让他们加强监听力量，而且一有消息就通知你。当东德人抓住神秘鬼魂时——他们肯定能抓住的，要立即向我报告。我们总得安抚一下我们的表兄吧，虽然天知道该怎么去安抚他们。”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麦克里迪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似地一屁股坐进了椅子里。他搞去电话机上的听筒，目光凝视着墙壁。
假如他会喝酒，他就会伸手去拿酒瓶；假如他在多年前没有戒烟，他就会伸手去拿烟盒。
他知道他已经失败了。无论他们对他施加了多大的压力，但最后是他决定派遣莫伦茨。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已经丢了那本战争计划书，很可能会暴露潘克拉丁。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是，他已经把一位朋友送过去让人家抓住、受审和处死，因为他当时没有注意到现在看起来是十分明显的警告信号：莫伦茨处于那种状态是决不能去执行那种任务的。莫伦茨去了是因为不想回绝他的朋友山姆·麦克里迪。
这位骗术大师现在才知道，在他以后的日子里，在半夜三更辗转难眠的时候，他的眼前将会出现在那个旅馆房间中布鲁诺·莫伦茨那张迟缓的脸面……
他试图去除他的负罪感，转而去思考当一个人经历了神经彻底崩溃之后他的思维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那种现象。布鲁诺·莫伦茨的现状如何？他会对他的处境做出何种反应？符合逻辑的反应还是疯狂的反应？他打电话给局里的咨询心理学家——一位有名气的开业神经科医生。他的电话追踪到了阿兰·卡尔博士在温波尔街的诊所里。卡尔博士说上午他很忙，但愿意与麦克里迪一起吃午饭并提供一次特别咨询。麦克里迪定下了1点钟在蒙特卡姆饭店的饭局。
上午10点整，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妮少校走进位于东柏林诺曼纳大街22号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并被引到了二处，即反间谍处占用的四楼楼层，福斯上校正等待着她。他让她坐在他独用的办公室里一把面对他的办公桌的椅子上。他自己落座后要了咖啡。当服务员离去后，他彬彬有礼地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少校同志？”
他对在他认为是忙得焦头烂额的一天里会有人来访而颇感奇怪。但接待来访的要求来自于负责克格勃总部的那位将军，而福斯上校清楚地明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到底是谁说了算。
“你在处理耶拿地区的一个案子。”瓦纳芙斯卡娅说，“一名西德间谍撞车后抛下自己的汽车逃走了。你能否告诉我到目前为止的详细情况？”
福斯补充上了这位俄罗斯女士所不了解的那部分情况。
“我们假设，”当他补充完时，瓦纳芙斯卡娅说，“那个叫格劳伯的间谍是来收取或递交某一件东西……在那辆汽车里或秘密盒子里是否发现了他试图要带进来或带出去的任何东西？”
“没有，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他的所有个人证件仅仅是他的身份掩护。车上的盒子是空的。如果他把某件东西带了进来。那么他已经递交出去了。如果想把某件东西带出去，那么他还没有收取到，或者仍留在他的身上。”
“有可能，是的。我们在审问他的时候就会知道。我能否问一下你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
瓦纳芙斯卡娅仔细地斟酌着词句。
“我在负责的一个案子，碰巧，有可能与你这个案子有重叠之处。”
奥托·福斯虽然在脸上没有显露出任何表情，但他的内心却在思考着。这么说来，这位漂亮的苏联女侦察员是在怀疑那个西德人跑到东部来是要与一个俄罗斯人接头，而不是一个东德叛徒。有意思。
“上校，你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克劳伯是来进行碰面接头或者只是来到一个死信箱里交接东西？”
“我们相信他来这里是进行一次碰面接头。”福斯说，“虽然车祸发生在昨天下午12点30分，但他实际上是前天，星期二中午11点钟入境的。假如他仅仅是为了把一件包裹放进一只死信箱或从中取出来，那是用不了24小时时间的。他完全可以在星期二夜晚完成。事实是，他前天晚上在耶拿的黑熊旅馆住了一宿。我们相信他来这里是要进行一次当面交接。”
瓦纳芙斯卡娅的心跳加快了。一次当面交接，在耶拿－魏玛地区的某个地点，很可能是一条公路沿线，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她在追踪的那个人所旅行的同一条道路。他来碰面接头的是你，你这个狗杂种。
“你们是否已经确认了格劳伯的身份？”她问道，“那肯定不是他的真名。”
福斯隐藏着他胜利的喜悦，他打开一份卷宗，递给她一张画像。那是在耶拿的两位警察、在魏玛西郊协助格劳怕拧紧螺帽的两位巡警和黑熊旅馆的员工帮助下画出来的一张图像。这张图画得很好。福斯又一言不发地递给她一张大照片。两者很像。
“他的名字叫莫伦茨，”福斯说，“布鲁诺·莫伦茨。是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的一名职业情报官。”
瓦纳芙斯卡妮感到奇怪。这么说来，这是西德搞的一次行动了。原来她一直怀疑她的猎物是在为中央情报局或英国人工作。
“你们把他抓住了吗？”
“没有，少校。我承认，我也对于迟迟未能抓获归案而感到奇怪。但我们会抓住他的。那辆遭抛弃的警车已在昨天夜晚被发现了。发来的报告说，汽车的油箱已被穿孔。在被偷走之后，车子只开了10至15分钟。发现的地点是在这里，耶拿北郊的阿波尔达附近。所以，我们的人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有份完整的描述：身材高大粗壮、灰头发、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风雨衣。他没有身份证件，说话带莱茵兰口音，身体状况不佳。他看上去呆头呆脑，与众不同。”
“到时候我要参加审讯。”瓦纳芙斯卡娅说。她并不是一个易受惊吓的人。审讯场面她已经见得多了。
“如果这是一份来自克格勃的要求，那么我当然是会同意的。”
“克格勃会提出这种要求的。”瓦纳芙斯卡娅说。
“那就不要走远，少校。我们会抓住他的，很可能在中午时。”
瓦纳芙斯卡姬少校返回克格勃大楼，取消了她从波茨坦搭乘飞机的计划，并用一条保密线路与谢利平将军取得了联系。将军同意了。
中午12点，一架安东诺夫32型苏联空军运输机从波茨坦升空，开始飞向莫斯科。潘克拉丁将军和其他返回莫斯科的陆军和空军高级军官都在飞机上。一些低级军官坐在堆放着邮袋的后舱。同机返回的没有那位穿着深色西服的来自使馆的“女秘书”。
在吃西瓜和餐前的小吃时、心理学专家卡尔博士说：“他将会处于一种我们称之为分裂、没落或神游的状态。”
他已经仔细听取了麦克里迪对于一位显然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神经分裂的无名氏人士的描述。他没被告知，也没去打听那人所执行的是什么任务，或者这种分裂是在哪里发生的，只知道是在一处敌对领土上。餐桌上的空盘子撤走了，比目鱼上来了，鱼骨已被剔除。
“与什么相分裂？”
“当然是与现实！”卡尔博士说，“这是这类综合病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在他最后崩溃之前，他也许已经显示出自欺欺人的迹象。”
他是如何自我欺骗的呢？麦克里迪沉思着。真的认为一个漂亮的妓女会爱上他？而且在杀了两个人之后能逍遥法外？
“神游的意思，”卡尔博士继续说，一边用叉子叉起一片比目鱼，“是逃避。逃避现实，尤其是严酷的、令人不愉快的现实。我认为你那个人现在的状况很不好。”
“他具体会做些什么？”麦克里迪问，“他会到什么地方去？”
“他会去一个避难圣所，某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某一个他可以躲藏的地方，某一个能抛开所有问题、没人会去打扰他的地方。他也许甚至会返回孩子般的状态。以前我有过一位病人，被问题难倒了，就爬到床上，把身体像胎儿般地缩成一团，还把一只大拇指舍进嘴里，赖在那里不肯下来。童年，你明白的，安全、保险，没有烦恼问题。顺便说一下，这鱼味道很好。好的，再来一点葡萄酒……谢谢。”
能躲起来当然很好，麦克里迪想，可是布鲁诺·莫伦茨没有避难圣所可去。他在汉堡出生、长大，在柏林、慕尼黑和科隆工作过，他在耶拿或魏玛地区应该没有藏身之处。他又添加了葡萄酒，并问道：“假定他没有避难圣地可去呢？”
“那样的话，恐怕他只能糊里糊涂地到处徘徊，无法帮助自己。根据我的经验，假如他有一处目的地，他是能够理智地到达那里；如果没有一个目的地……”心理医生耸耸肩，“他们就会抓住他。很可能现在已经抓住了。至迟是晚上。”
但是他们没有抓住他。整个下午，东德国安局二处处长福斯上校的怒火和挫折感开始加大。时间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快接近30个小时；在阿波尔达－耶拿－魏玛地区，警察和国安局反间特工队已经在街头巷尾和路障检查处布下了天罗地网；但这个身材高大、步履蹒跚、精神错乱、目的地不明的西德人似乎奇迹般地蒸发了。
整个晚上，福斯在诺曼纳大街的办公室里踱着步；瓦纳芙斯卡娅坐在克格勃兵营单身女宿舍内的行军床床沿边；英国通讯工程师们弓着背坐在施劳斯·洛文斯泰因古堡和切尔特南的无线电设备前；麦克里迪在世纪大厦内的办公室里一杯接一杯喝着咖啡，但是……布鲁诺·莫伦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