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7月16日，这一天的中午之前，伊戈尔·科马罗夫正坐在基赛尔尼大街上那幢大楼的办公室里，通过内部通信对讲机与他的第一私人助理通话。
“昨天我给你的那份文件你看了没有？”他问道。
“总统先生，我已经认真地看过了。我认为文章写得十分精彩。”阿科波夫回答。科马罗夫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称呼他为“总统先生”，指的是爱国武装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深信12个月之后，他肯定将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总统先生。
“谢谢你，”科马罗夫说，“请现在将那份文件还给我。”
内部通信对讲机关闭后，阿科波夫起身去他的壁式保险柜取文件。他已将保险柜的暗码牢记在脑子里，他将中心刻度盘旋转了六次，保险柜门终于打开了。他急忙在里面寻找那一份黑皮封面的文件，但是找不到。
他感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一件件、一本本地过目，全部搜寻了一遍。他的内心慢慢地开始发冷，部分恐惧，部分怀疑。他镇静了一下，鼓了鼓劲，又重新开始再一遍的搜索。他坐在地毯上，将所有文件认真分类，一件件地仔细检查，还是没有那份黑色封皮的文件。他额头开始冒汗了。那天，他安心地呆在办公室整整工作了一个上午，他十分肯定在头一天晚上离开之前，已经把所有的保密文件锁到了保险柜里。他总是这样做，已经养成了习惯。
翻过保险柜后，他又将他的书桌的抽屉翻了一遍，还是没找到。他又在书桌下面的地面上寻找，然后翻遍每一个柜橱……在下午1点之前，他敲开了伊戈尔·科马罗夫的门，进去后坦白了文件丢失的情况。
总统候选人两眼盯住他足有好几秒钟。
这位世界大多数人都认为将成为下一届俄罗斯总统的科马罗夫个性非常复杂，在非公共场合，他喜欢将自己处于极其隐秘的环境中。这与他的前任日里诺夫斯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他公开将那个已下台的前任总统看成小丑。
科马罗夫中等个头，灰色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脸面刮得很干净。他最明显的两个特点是喜欢整洁而讨厌身体接触。大多数俄罗斯政治家，善于搂肩拍背般的密切接触和酒场交际。与他们不同，科马罗夫坚持贯彻衣着整齐、言行文明的做法。他很少穿黑色卫兵服，通常总是打领带，穿双排钮扣的灰色西装。
在他这么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很少有人敢声称与他有过个人的密切接触，没有人敢冒充是他的熟人。尼基塔·伊万诺维奇·阿科波夫担任他的秘密私人秘书已有12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那种主人与忠实的仆人之间的关系。
叶利钦常常放下架子与他的工作人员交朋友，他经常与他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喝酒并打网球。但科马罗夫却不同，至今为止，他只允许一个人，即他的安全部长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直呼他的名。
然而，像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样，科马罗夫必要时也扮演变色龙的角色。面对大众媒体，偶尔需要自己屈尊去接见他们的时候，他以一名严肃的、政治家的面孔出现。而在他自己的听众面前，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阿科波夫对这种多变的工作方式赞叹不已。演讲台上的这位雄辩的政治家代表了所有人民的利益，他非常理解人民的愿望。恐惧、欲望、愤怒和偏激等心理状态。他要对这些人表现得特别亲切，显得平易近人。
在这两种个性之后，还有的第三种个性使阿科波夫惊恐不已。他身边听说过这第三种个性传闻的人，无论是工作人员、同事或士兵，都被吓得颤颤磕磕，随时准备顺从他的指挥。
在过去的10年里，尼基塔·阿科波夫曾两次目睹过科马罗夫内心的愤怒爆发而导致失控的情景。在其它一些场合，他看到的是科马罗夫如何克制情绪，并成功地平静下来的过程。
在那两次情绪失控的场合，他看到那个支配和控制他的人，那个他所追随并崇拜的人，变成了歇斯底里的魔鬼。
他将电话机、花瓶和墨水瓶愤然地投向因冒犯他而吓得浑身发抖的下人，还有一次他将一名高级黑色卫队军官降职到十分悲惨的地步。他发怒时，使用的污秽语言是阿科波夫从未听到过的；他还砸坏家具；还有一次，他用一把重重的木尺子痛打了一名伤害他的人，当时幸亏别人拉住，否则就要出人命了。
阿科波夫知道这位爱国武装联盟的主席发怒时其中一个面部的特征。科马罗夫的脸色将变得苍白，他的言行比平时更正规，更客气。但是在他的颊骨的每一边，都会激起一个鲜艳的愤怒的红点。
“尼基塔·阿科波夫，你说你把文件丢了？”
“不是丢了，总统先生。显然是放错了。”
“这份机密文件比你处理过的任何文件都重要。你已经读过了，你能理解它的重要性。”
“我确实知道它的重要性，总统先生。”
“尼基塔，这份文件只拷贝了三份，其中两份锁在我自己的保险柜里，只允许我身边最可靠的几个人有权阅读它。它是我自己亲自编写和打印的。我，伊戈尔·科马罗夫，亲自输入、打印了全部文章，而没有让秘书去做这件事。因为它是份绝密文件。”
“您很英明，总统先生。”
“正因为我把你当做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我才允许你阅读它。现在你对我说你把它搞丢了。”
“是放错地方了，暂时放错了，总统先生。”
科马罗夫正是用那一双令人难以抗拒的眼睛盯着他，那眼神可以说服怀疑论者变为合作者，或使退却的人吓一跳。他脸色苍白，两边颊骨上都激起了愤怒的红点。
“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它的？”
“昨天晚上，总统先生。我呆到很晚，以便独自专心阅读。我是8点钟离开的。”
科马罗夫点了点头。夜间值班卫兵的登记簿会证实他或否定他的说法。
“你把它带走了。不顾我的命令，你居然允许文件离开大楼。”
“没有带走，总统先生，我发誓。我把它锁在保险柜里了。我从不把秘密文件到处乱放或带走。”
“但现在它不在保险柜里，对吗？”
阿科波夫试图咽下点什么，但他没有一点口水。
“在我打电话之前，你开过几次保险柜？”
“一次都没开过，总统先生。您打电话后，我第一次开保险柜。”
“保险柜一直是锁着的吗？”
“是锁着的，像往常一样。”
“有撬柜迹象吗？”
“看起来没有，总统先生。”
“你搜查过房间吗？”
“上下左右都翻过了。我真搞不明白。”
科马罗夫思索了几分钟。在他苍白的面孔后面，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慌感。最后他给底层的警卫室打了个电话。
“封锁整个大楼。任何人不许进出。与格里申上校取得联系，叫他立即到我办公室报到。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在干什么，一个小时之内他必须到我这里来。”
他的食指离开了内部通信对讲机，他的双眼紧盯着他那面色刷白、浑身颤抖的私人助理。
“回到你的办公室去。不要与任何人接触。在那里等我的通知。”
作为一名聪慧摩登的单身女人，西莉亚·斯通早就决定，任何时候她都有权与她倾心的人一起享受人生。此时她正迷恋着一名肌肉发达的年轻人雨果·格雷。这个年轻人两个月前刚从伦敦来，比她晚来六个月。他是文化助理武官，级别与她一样高，但是比她大两岁，也是单身。
他俩每人都有一间虽然小、但很实用的房间。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住宅区位于一个肾形广场的大楼里，里面有一个院子便于停车，门口有俄国民兵站岗。即使在现代的俄国，人们都认为应该注意那些复杂的情况，但至少车辆还是受到非常完好的保存。
午饭后她开车回到索菲斯卡亚码头英国大使馆内，开始写报告，汇报她与俄国记者午餐时的谈话内容。他们的谈话大部分是关于切尔卡瑟佐夫总统前一天去世的情况，以及目前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她十分肯定地对俄罗斯记者说，英国人民将继续关注俄罗斯事态的发展，并希望他相信她。她想知道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
5点钟她开车回到了住所，先洗了个澡。稍微休息了一下后，便与雨果·格雷约好8点钟一起吃晚饭，他们打算晚饭后一起回她的房间。晚上，她不喜欢花很长时间睡觉。
到下午4点种，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已经确认丢失的文件不在大楼里。他坐在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办公室里，告诉他这一结论。四年来，这两个人已变得相互依赖，不可分离了。格里申是1994年辞去了克格勃第二总局上校的职务的。现在，他彻底失望了，自从1991年正式结束共产党统治以来，前克格勃已经变成了一个伪君子。在那之前，即1991年9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经将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机构解体，并将各个派别转交给不同的部门管理。
对外部情报部门——第一总局的总部还保留在环路以外的老地方，但是它已重新命名为对外情报局或SVR，这真是糟糕透了。
更糟糕的是格里申所工作的部门——第二总局，这个曾经负责所有内部安全、防间谍和镇压不同政见分子的机构已被阉割，重新命名为hB，并奉命减少自己的力量。
格里申蔑视这种做法。俄罗斯人民需要纪律，需要严密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纪律。而第二总局正是执行这种纪律的机构。他参与了三年的改革，希望上升到少将后就离休。一年以后他又被伊戈尔·科马罗夫任命为个人警卫的总负责人，那时他仍然是老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局成员之一。
这两个人的地位和权力同时强大起来，更好的戏还在后面。几年来，格里申为科马罗夫创建了特别忠诚的贴身警卫队伍，即黑色警卫队。这支队伍由6000名强壮的年轻人组成，由他亲自指挥。
黑色卫队的支援部队是青年战斗团，有2万人，它是爱国武装联盟的青年组织，所有团员都有坚定的信念，非常忠诚，也归他指挥。
虽然街道上最卑贱的贫民都可以用非常亲近的方式称呼科马罗夫，但那是他与俄罗斯人民同志之爱的一种体现方式。科马罗夫对他所有的部下有非常严格的礼节要求，少数非常熟悉的朋友除外。
科马罗夫问：“你敢肯定文件已不在大楼里了吗？”
“它肯定不在，伊戈尔·科马罗夫。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们实际上已将大楼翻了个底朝天。我门检查了每一个食橱、每个装有锁的橱柜、每个抽屉、每个保险柜，每个窗户和窗台都检查过了，每一寸土地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外人进入的迹象。”
“保险柜制造厂的专家刚检查过保险柜。他证实，那个保险柜没有被人撬开过的痕迹。要么是知道保险柜密码的人打开过柜子；要么是文件就根本没放进去。昨天晚上的废物已被封存，并搜查过，什么也没有发现。”
“晚上7点警犬就被放开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了。7点之后没有人进入过大楼。夜班警卫晚上6点钟换班，10分钟以后白班的警卫就离开了。阿科波夫晚上工作到8点。昨晚值班的警犬管理人已被招了进来，他发誓说昨晚一共拴了三次狗，以便加班的工作人员乘车离开大楼。阿科波夫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夜间值班记录可以确认。”
“那么以后的情况呢？”科马罗夫问道。
“人为的错误或蓄意犯罪。已经通知了那两个昨晚值班的卫兵，他们马上就到。从昨天晚上8点阿科波夫离开大楼，到今天早晨6点这段时间里是他们俩值班的。然后是白班的卫兵单独值班到大约8点钟，直至办公室工作人员上班为止。中间有两个小时。但值白班的卫兵发誓说，他们第一次巡逻时这层楼上所有的办公室门都是锁着的。在这层楼工作的每个人，包括阿科波夫证实了这一点。”
“阿纳托利，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或者阿科波夫有意或无意带走了文件，或者他就根本没有把文件锁起来，从而使夜间上班的某个人将文件偷走了。夜班工作人员都有办公室门的万能钥匙。”
“这样一来，有可能是阿科波夫吗？”
“他肯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他的私人公寓已被搜索过了。当时他在场，没有搜到什么东西。我原先认为，他有可能把文件带走，然后他把他的文件包丢了。我在国防部时遇到过这种事情，当时我负责调查，后来发现不是间谍活动，而是读职罪，犯罪人被送到集中营去了。但是，阿科波夫的公文包确实一直在用着，有三个人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他是故意犯罪了？”
“有可能。但我有个疑问。今天早晨他为什么要来这里，等着束手就擒呢？他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逃跑。我希望再详细审问他一次。”
“我批准了。”
“那以后怎么办？”
伊戈尔·科马罗夫将他的转椅转到面对窗户的位置。他沉思了一会儿。
他终于说话了：“阿科波夫一直是一个不错的私人秘书。但从今往后我不得不替换他了。现在的问题是他已看过这份文件，这份文件的内容是绝密的。如果我们限制他的活动范围或开除他，他将会产生报复心理，甚至会泄露他所知道的机密。那将是个憾事，一个极大的憾事。”
“我完全理解了。”格里申上校说。
就在这时，那两个不知所措的晚班卫兵到了，格里申下楼去审讯他们。
晚上9点，位于莫斯科城外的黑色卫队营房里夜班卫兵的住所被搜查过了，搜查结果仅是一些预料到的化妆品和色情杂志。
这两个士兵已被隔离，分别在不同的审讯室接受盘问。格里申亲自审问他们。显然他把他们吓坏了，对于他们说来，这在情理之中。见到他之前，他们早听说过他的威严了。
审讯人时，他有时会大声骂人，但对于这两个浑身冒汗的人来说，最痛苦的折磨是他坐在他们旁边，小声叙说着那些对他撒谎的人将受到种种惩罚的细节。到8点钟，他已完全掌握了前一天夜里他们当班时所发生的事情。他得知他们因迷恋电视上总统死讯的细节而没有像往常一样正规巡逻。但是，他第一次听说了清洁工的存在。
同往常一样，清洁工晚上10点被放进楼里，是通过地下通道进来的。没有任何其他人与他一起进来。要打开那三道门，这两个卫兵都要牵涉到，因为其中一名卫兵掌握着街门口那扇门的键盘暗码，而另一名卫兵掌握内门的暗码，两个人都知道中间门的暗码。
他得知，当这两个卫兵看见那个老头像往常一样向顶楼走去时，卫兵很不情愿地离开他们正在观看的电视节目，去打开那个中层办公室的门，那套至关重要的高级官员的套房。他得知，清洁工在打扫科马罗夫的房间时，有一名卫兵站在门口监视着。当那个套间卫生打扫干净之后，又重新锁上了门，那两个卫兵都回到楼下，只留下那个清洁工一人继续打扫中层楼上其它的房间。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就是这样……清洁工是一个人呆在阿科波夫的办公室的。午夜以后，清洁工比往常提前一点时间离开了办公楼。
9点钟，面色极其苍白的阿科波夫由卫兵押送离开了办公大楼。他是乘他自己的车，但是由一名黑色卫队士兵驾驶的。在车的后座上，另一名卫兵坐在失宠的秘书旁边。车没有去阿科波夫的公寓。它驶出了莫斯科城，开到了青年战斗团所在地的军营里。
到9点钟，格里申上校已经阅读完了有关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包括他们雇佣的一名叫里昂纳德·蔡塞夫的详细资料。该人63岁，是办公室的清洁工。有他的私人住址，但是他有可能已经失踪了。因为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10点钟来上班。
他一直没有出现。半夜里，格里申和另外三名黑色卫兵去查看那个老头的住所。
在那个时辰，西莉亚·斯通翻身离开了她那年轻的情人，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她伸手取了一支香烟，她很少吸烟，但此时是她享受的最佳时刻。雨果·格雷仰面躺在她的床上，继续气喘吁吁。他是一名体格十分健壮的年轻人，壁球和游泳锻炼使他的身体处于良好状态，但眼前这两个小时，却花费了他大部分的精力。
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安排，任何一个处于性饥饿状态的女人，她的胃口总超过男人的能力！这真是极其不公平的。
西莉亚·斯通在黑暗中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她再次感到了尼古丁的力量，重新爬到她情人的身上，深情地抚摸着他那深褐色的卷发。
“你究竟是怎样变成文化武官的？”她取笑他，“你又不懂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等作家的作品。”
“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格雷喃喃地说，“我应该告诉俄罗斯人关于我们的文化——莎士比亚、布龙特斯等等。”
“那就是你必须经常与站长会谈的原因吗？”
格雷急忙坐了起来，把手放在嘴边轻轻地嘘了一声示意她闭嘴，“西莉亚，这个地方有可能安装了窃听器。”
一气之下，西莉亚猛然起身去冲咖啡。她真不明白，格雷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玩笑如此吹毛求疵。不管怎样，他在大使馆所做的事情已经是一个完全公开的秘密。
当然，她说的是对的。上个月，雨果·格雷已经成为秘密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的第三名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该情报站以前的规模要比现在大的多，那是在过去那些日子比较好过的冷战高峰时期。俄罗斯目前正处于崩溃时期，它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过去90％的秘密现在已经公开了，或利用的价值很小。人们甚至知道以前的克格勃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有一名新闻官员，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可能被安插到基层的足球队里了。
但是，雨果·格雷还很年轻且敏感性很高，他认为大多数外交公寓里仍然可能安装有窃听装置。共产主义可能已消失了，但是俄罗斯的大国妄想依然十分猖狂。他的观点是对的，俄国的特务早已注意到他的行为，已经盯上他了。
命名方式很奇特的狂热大街，也许是莫斯科城里最破旧、最低劣的生活住宅区。作为共产主义成功规划的一部分，它坐落在化学战研究所的旁边，该研究所内的过滤器多如牛毛。该区居民中，人们所看到惟一狂热者是那些已被列入搬迁户的居民。
根据记录，里昂纳德·蔡塞夫与他的女儿、卡车司机女婿及他们的孩子住在大街旁一座公寓里。此时，已是午夜12点半，夏天的夜晚仍然十分炎热。驾驶那辆头部圆滑黑色柴卡车的司机，不时地将脑袋伸出窗外努力辨别街道旁那些积满污垢的街名路牌。
这家女婿的名字肯定与其他家庭成员的不同，他们不得不唤醒楼底层昏昏欲睡的邻居，打听出蔡塞夫一家住在四楼。没有电梯，这四个人只得爬上楼梯砰砰地敲门。
仍然睡意朦胧的女人打开了门，这个女人肯定是30多岁，但看起来她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格里申很有礼貌，但态度又很坚决。他手下的人迅速进屋并散开分别搜查了房间。房间里没什么可搜查的，因为它很小。实际上共两间卧室，还有一间臭烘烘的厕所和用帘子隔开一角的厨房。
这个女人刚才与她6岁的女儿睡在其中一间屋里的大床上。孩子被惊醒了，开始嚎陶大哭。她睡的床被掀翻了以防床底下藏着人。两个破烂不堪的用夹板做的柜橱被翻了个底朝天。
在另一个房间里，蔡塞夫的女儿无望地指着墙边那张她父亲睡觉的帆布床并解释说，她的丈夫到数英里以外的明斯克去了，已经走了两天了。她哭着发誓说她父亲自昨天上午以来一直没有回来。她担心，但她并没有进一步报告说她父亲已失踪。她想他也许正在公园的长板凳上睡觉呢。黑色卫队士兵在十分钟内就确认，在该房间里没有藏任何人。而且格里申坚信，这个女人如此恐慌和无知，她不会撒谎。30分钟以后，他们走了。
格里申下命令柴卡车不要返回莫斯科市中心，而是开到40英里以外，关押阿科波夫的军营。当晚的其它时间里，他亲自审问那位孤立无援的秘书。黎明之前，那个满脸泪花的人承认他肯定将那份绝密文件忘在他的书桌上了。他从前从未做过这种事情。他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忘记把它放到保险柜里。他请求饶恕。格里申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背，以示安慰他。
在营房外面他召见了他的一名心腹副手，并说道：“今天的天气将很热。我们的朋友在那儿很惨。我想黎明前如果游一次泳，可能会有利于他的状态恢复。”
然后，他开车回了莫斯科。路上他不停地思考着，假如，那份绝密文件曾被放在阿科波夫的书桌上，有可能被扔掉了，或者被清洁工偷走了。前面的推断并不能证实这一点。党总部的垃圾总要存放几天后才在监督之下销毁。昨天晚上的文件垃圾已被一张一张地详细检查过了，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这么说，肯定是清洁工拿走了。为什么一个半文盲的老头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偷文件的目的是什么呢？格里申仍然找不出答案。只有那老头能解释清楚。他会解释的。
在正常吃早饭时间之前，他已派出了2000名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装，在莫斯科各个角落里寻找一名穿着一件旧军服的老头。虽然没有他的照片，但他的特征描述得很准确，甚至包括他的三颗钢门牙。
然而这项工作并非是件容易的事，虽然有2000人在搜索，但莫斯科大街小巷中挤满了各种各样无家可归的人，其数目是士兵的十倍，所有的人都穿着破烂的衣服。如果蔡塞夫还活着，他不怀疑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检查。其中有一个人要有三颗钢门牙和一份黑色封面的文件。格里申两者都想要，他恨不得马上就得到它们。他的那些不知所措、但很顺从的黑色卫队的士兵们都身着便装，因为那天非常炎热。他们的搜索遍布了莫斯科的各个角落。
1983年12月。贾森·蒙克起身离开了他的书桌，伸了个懒腰，决定去物资供应所。他从奈洛比回来已经一个月了，他得知他的业绩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在有些情况下是特别优秀。因此，他的提升正在酝酿之中。非洲部的负责人对此很满意，但又为失去他而感到遗憾。
蒙克回来后被派去学习西班牙语，圣诞节和新年假期过后就开课。西班牙语将是他的第三国外语，但更重要的是，他将有机会进入整个拉丁美洲分部。
南美洲的面积很大，而且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作为像门罗学说描述的那样是美国的“后花园”，而且也是苏联集团瞄准的主要目标，它是苏联暴动、颠覆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对象。因此克格勃在里奥格兰德的南部有一个大的行动计划，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心阻止它。蒙克今年33岁，接手南美是他事业上一个良好的转折点。
他正在搅和杯里的咖啡，这时感觉到有人正站在桌子的对面。
“晒得好黑啊。”有个声音在说话。他抬起头来。蒙克认出了对面正朝他微笑的那个人。他赶忙起立，但那个人示意他坐着别动，正像贵族对乡下人表示友善的一种方式。
蒙克吃了一惊。他知道说话的人是作战总局的要员之一，因为曾经有人在走廊上指给他看，他是新上任的反间谍小组东南苏联分部的负责人。
使蒙克惊奇的是这个人看起来非常普通。他们俩的个头差不多，差两英寸就有六英尺高，但对方比他大9岁，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蒙克注意到他的头发上了发油，整齐地从前额根梳到脑后，浓密的小胡子覆盖了那张苍白而乏味的上半部嘴唇，有一双像猫头鹰一样的近视眼。
“在肯尼亚呆了3年多。”他解释刚才提到的晒黑的原因。
“现在，又回到寒冷的华盛顿了，是吧？”那个人说。
蒙克回答：“是的，先生。”一只散发着强烈尼古丁味道的手伸了过来。蒙克注意到这一点，以及那鼻尖上那曲曲弯弯的毛细管，一看就知道他是酒店的常客。他站起来，微微而笑。他的笑容被打字的女孩们称为“特别的红杉”。
“你肯定是……？”
“蒙克。贾森·蒙克。”
“认识你很高兴，蒙克。我叫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假如雨果·格雷的车那天上午发动起来了，许多后来死去的人就有可能活着，但世界将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汽车的发动机不听人的指挥。尽管格雷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还是没把汽车发动起来，他只好选择了那辆顺路开来的红色越野车，匆匆忙忙敲了敲车窗的玻璃。西莉亚·斯通停下车，让他搭上车。
一般情况下，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星期六是不上班的，更不用说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周六了。往日，多数人都是去森林里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但是总统的死讯突然打破了往日的平静，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工作压力，周末他们不得不也要正常上班。
他坐在她身体的旁边。她一个突然转向，车子穿过乌克兰大酒店，驶向克里姆林宫。他的脚后跟好像践踏了什么东西。他弯腰把它捡起来。
“是消息报的消息吗？”他问她。她斜眼看了一下，认出了他手中的文件。
“哦，上帝。昨天我曾打算把它当做废纸给处理了。一个发疯的老头把它扔进我的车里，差点把我的魂儿吓出来。”
“又是一张请愿书，”他说，“他们永远不会停止的。肯定又是为了签证。”他轻轻打开黑色封面，瞥了一眼标题。“不是为签证的，更像是政治类文件。”
“太好了。我是邦克斯先生，这是我拯救世界的宏图。将它交给大使就行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是要交给大使吗？”
“是的。谢谢那瓶啤酒。”
“什么啤酒？”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疯子。”
格雷阅读了标题页，然后翻阅了好几遍。他不说话了。
“它确实是政治文章，”他说，“像是某种宣言。”
“如果你想要，你就拿走吧。”西莉亚说。他们穿过了亚历山德罗维斯科花园，朝石桥行驶。
雨果·格雷打算再看一眼这个不受欢迎的礼物，然后将它扔进垃圾箱里了事。但是，回到他的办公室，又读了十几页后，仿佛发现了点什么极其重要的东西，便匆匆起身与站长会面去了。站长是一名精明的苏格兰人，他智慧超群。
站长的办公室每天都要严格地检查一遍，寻找可能被放置的窃听装置。但是，真正秘密的会议总是放在“泡沫”会议室。这个奇怪的会议室是吊在钢筋横梁上悬空的，它的四周有一个全部被空气包围的间隙。该会议室定期内外“打扫”，要保证敌对情报机构无法窃听。此时，格雷感到还不太安全，他请求换到泡沫会议室。
“完全同意，我的小伙子。”站长说。
“乔克，我不知道是否在浪费你的时间，也许是吧。对不起，但是昨天确实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老头将这个东西扔进了西莉亚·斯通的车里。您知道吗？就是那个新闻专员女孩。也许它……”
“将它扔进她的车里？”他轻声地问。
“她是这样说的。那老头猛然打开车门，将它扔进车里，请她将这东西转交给大使，然后消失了。”
站长伸出手来拿起那份黑色封面的资料，那上面有两个格雷的脚印。
“是什么样的人？”他问道。
“老头、衣衫破旧、短发。像是一个四处流浪的乞丐。当时，都快把她的魂儿吓掉了。”
“也许是一份请愿书？”
“她就是这么想的。她打算将它扔掉。但她今天早上让我搭她的车。在路上我看了一下其中部分内容。它似乎政治性很强。里面标题页上有爱国武装联盟的标志印章。看起来好像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草拟的文章。”
“我们未来的总统，奇怪！好吧，小伙子，把它交给我吧。”
“谢谢，乔克。”格雷说完，起身离开了。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鼓励上下级之间亲切地互唤各自的名字。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一种同志亲情，大家庭的亲密感，并强调内外有别的心理状态。在这个行业中，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也只有局长本人被称为“局长”或“先生”。
格雷掉头就走。当他刚要跨过门口时，又被他的上司把他叫住了，而他的手还放在门的把手上。
“小伙子，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注意。苏联时期修建的公寓楼质量很差，墙壁很薄，这些建筑物今天的现状仍然如此。今天早晨，我们第三贸易秘书的眼圈都红了，因为昨晚缺乏睡眠，幸好他的夫人还在英国。你和你那位快乐的斯通小姐下次的动作能否小点声？”
顿时，雨果·格雷的脸变得像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一样红，然后，羞答答地离开了会议室。站长先将那份黑色文件放到一边。他还有一天要忙碌的工作，大使到晚上11点钟才会召见他。他眼下很忙，此刻还顾不上看那些被街头流浪的乞丐随手塞进工作人员车里的东西。直到那天晚上，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的时候，那位间谍组织的头目才阅读了那份后来被称为黑色宣言的文件。
1984年8月，马德里1986年11月，印度驻马德里使馆搬迁新址。在此之前，它位于卡莱贝拉斯克斯大街93号一座华丽的跨世纪的建筑内。在1984年印度独立日的那天，作为惯例，印度大使馆举行了盛大招待会，款待西班牙政府的主要官员和各国外交官员。像往年一样，日子定在8月15日。
由于马德里的天气在那个月份极其炎热，而且8月份通常被政府、议会和外交官员选为假日，许多高级官员都离开了首都，由级别较低的官员代表他们去参加招待会。
从印度大使的角度看这是件憾事，但是印度的历史不能重写，因而无法改变他们的独立日。
美国人由他们的代办、第二贸易秘书贾森·蒙克作为代表。美国大使馆内中央情报局的站长也不在，蒙克又作为站里第二号人物暂时代理站长。对于蒙克来说，这一年来，日子过得不错。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六个月的西班牙语学习课程，级别也从GS-12提拔到GS-13。事实上，这种政府计划的、表示级衔高低的标签对于那些在私人企业工作的人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它是为联邦政府公务员制定的工资标准。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内，它不仅涉及工资；而且还涉及职称，与地位和升职有密切关系。更具体地说，与蒙克的好运有关的是，在一次高级军官调整时，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威廉·凯西刚任命了一名副局长（作战部）来替代约翰·斯坦。作战副局长负责局里的所有情报收集工作，因此掌管该领域中所有的特务人员。这个人就是最初发现并招募蒙克的凯里·乔丹。
学完西班牙语课程之后，蒙克最终被分配到西部欧洲，而不是拉丁美洲，而在西欧只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即西班牙。西班牙不是一个敌对的国家，而是正相反。对于一名34岁的单身CIA老军官来说，迷人的西班牙首都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了。
由于美国与西班牙盟国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CIA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对西班牙搞间谍活动，而是与西班牙的反情报机关合作，监视苏联和东欧这个充满敌意和特工的大型共同体。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蒙克就与西班牙的对内分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该局内有许多资历较深的高级军官，他们对共产主义没好感。由于用西班牙语很难发出“贾森”这个读音，他们给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取名为埃尔·鲁维奥·布隆迪，大家都很喜欢他。蒙克对人们产生了影响。
招待会很热烈，而且典型：人群三三两两从容地流动，啜饮着印度政府提供的香棋酒，酒杯在手里握十秒钟就开始变热了；人们有礼貌地进行着心不在焉的交谈。蒙克算计着自己已经为山姆大叔尽力了，正打算离开，忽然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悄悄地穿过人群，站到那位身穿深灰色西装人的后面，耐心地等待着他与一位身着丽纱的女士讲完话，在他独自一人的片刻时间，他用俄语对他说：“你好，我的朋友。后来您的儿子怎么样了？”
那个人吃了一惊，转过身来。然后他露出了笑容。
“谢谢你，”伊里奇·图尔金对他说，“他病好了。现在很健康。”
蒙克说：“我很高兴。看你的气色不错，工作肯定也很顺利。”
图尔金点点头。接受敌人送的礼物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一旦有人汇报，他将永远失去再次离开苏联的机会。但是，为了儿子他不得已，才去乞求格拉祖诺夫教授的怜悯。那位内科老医生自己也有儿子，他私下认为他的国家应该与世界上实力最强的研究单位在医学领域展开合作。他决定不去举报那位年轻的军官，并谨慎地接受了同事们对他的非凡成功的喝彩。
“是的，谢谢。但这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回答说。
蒙克说：“一起吃顿饭吧。”苏联人看起来感到震惊。蒙克举起双手做出假装投降的动作。“我允诺，无任何策反之意！”
图尔金变得从容了。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蒙克的俄语讲得如此地道，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他不可能是美国大使馆贸易部的官员。蒙克知道图尔金肯定是克格勃，也许是在反情报部门，因为他看到他能够自由地与美国人交谈。
“策反”这个词泄露了天机，美国人在开玩笑时喜欢使用这个冷战时期的词语。“策反”或“冷策反”是一个专业术语，他的意思是，一方的情报军官直率地鼓动敌对一方的情报军官倒戈。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这两个人分别来到马德里一个老住宅区里，一个叫做卡勒·库奇列罗斯磨刀街后的小巷，进入小巷不远的地方有一扇老式木宅门，进门后有台阶通往一个弓形结构的地下室，那里以前是一个可以回溯至中世纪的古老酒库。许多年来，它一直以索夫里诺斯·博廷的名义出售西班牙传统的菜肴。在这座古老的弓形结构中设有货摊，中间有餐桌，蒙克和他的客人占了其中一张餐桌。
饭菜很可口。蒙克要了一瓶红酒。出于礼貌，他们不谈行话，只谈论妻子和孩子的情况。蒙克承认他仍是单身。小尤里现在已经是小学生了，此时正在他奶奶的家里度暑假。喝完了一瓶酒，他们又要了一瓶。
蒙克开始时没意识到，虽然图尔金外表和蔼可亲，内心却极度恼怒不满。他并不是针对美国人，而是记恨那个几乎要了他儿子性命的制度。当第二瓶就快要喝完时；他突然问：“你乐于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吗？”
蒙克喃喃自问。这，是否意味着策反？这个白痴是否想招募我？
“我非常乐意为CIA工作。”他轻声说。他一边倒酒，两眼注视着酒瓶，而不是那个俄国人的表情。
“如果你遇到困难，你们的人会帮助你吗？”
蒙克的眼睛盯着倒入杯子的酒，手很平稳。
“当然了。如果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的人会来帮忙的。这是我们这个行业行为准则的一部分。”
图尔金说：“能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由环境中，为这里的人们工作肯定是一件幸事。”蒙克终于放下了酒瓶，朝桌子对面望去。他曾许诺不搞策反，但是俄国人自己主动地要被策反。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听我说，朋友。你们的制度将要发生变化。不久就要变化。我们可以帮助它转变得更快一些。尤里长大后就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
“安德罗波夫已经死了，那些从伦敦运来的药也未能救他的命。替代他的是另一位衰老的老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他站起来时必须有人搀扶。但是克里姆林宫传来消息，将出现一个较年轻的人，名叫戈尔巴乔夫。”
在那次喝咖啡时，图尔金被蒙克招募了，自那时起，他人虽然呆在克格勃中心“适当的位置”，却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蒙克很幸运，因为他的上司——情报站站长正在度假。如果站长在，他不得不将图尔金转给他人处理。而这一次是他自己将这一招募的绝密消息，通过电报密码亲自向位于兰利的上级报告的。
开始时，CIA肯定是持怀疑态度。成功策反克格勃的一个少校意味着很高的荣誉。在那个夏天的许多日子里，他们的足迹遍布了整个马德里，进行了多次相关会谈后，蒙克对那位苏联的同代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51年，图尔金出生在西伯利亚西部的鄂木斯克，他父亲是军工厂的一名工程师。18岁那年，图尔金的大学梦未能如愿，不得不参军了。人伍后分配到名义上由克格勃控制的边界卫队，在那里“被发现”后，被送到捷尔任斯基高中的反情报系学习英语。他在那里显示了他的才能。
然后，他与一个小组一起转到了享有很高声望的安德罗波夫学院学习，那里是克格勃的对外情报培训中心。像蒙克一样，他的潜力也非常大。对于那些无克格勃经验、无外语知识的人，在学院课程培训的时间一般为5年。图尔金两者均具备，他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学完了课程。毕业时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二局，它属于情报收集部门的反情报机构。当时K局的负责人是克格勃中最年轻的将军奥列格·卡卢金。
1978年，27岁时，图尔金结婚了，接着有了儿子尤里。1982年他第一次到国外奈格比任职。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渗透到肯尼亚的CIA情报站里或者在肯尼亚全国各地招募特务。由于他儿子生病，这项任务夭折了。
10月份，图尔金第一次给CIA传递情报。蒙克得到了有关克格勃已建立了一整套秘密通信系统的情报后，他亲自返回兰利汇报情况。经证实，该情报具有爆炸性价值。图尔金泄露了克格勃在西班牙的整个军事行动。为了保护提供消息的人，美国人将他们掌握的情报分散透露给西班牙，从而使西班牙人每次破获的莫斯科间谍案看起来像是一次偶然事件，或像是被西班牙人努力攻破的。每一次都是通过图尔金向克格勃反映情况，使克格勃感觉到是由于其特工本人犯了愚蠢的错误而导致被捕的。莫斯科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损失了其全部伊比利亚的军事计划。
图尔金在马德里工作的三年期间被提升为副主管，他几乎掌握了那里的所有情报信息。1987年他被调回莫斯科，一年后又担任克格勃K局在东德情报站的站长，直到1990年拆除柏林墙东德、西德统一为止。在这些年里虽然他通过秘密信件的约定存取点和联络点传递了数以百计情报信息，但是他一直坚持只接受一个人——他的朋友贾森·蒙克的领导。大多数间谍在六年里要换几个“管理员”，但是图尔金坚持他的观点，兰利只好让步了。
1986年秋天，蒙克返回兰利，奉命来到凯里·乔丹办公室。
“我看过那份资料了，”CIA新上任的副局长，作战部负责人说，“素材挺好。我们原先以为他是个双料间谍，但是他提供的有关西班牙情报的信息是绝密的。你手下的人真有水平。干得不错。”
蒙克点头表示感谢。
乔丹说：“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搞明白。我是五分钟之前才介入此事的。你的报告中对于招募战略写得很详细，但有件事情没提到。为什么他要主动被策反？”
蒙克告诉副部长他在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事情，即他儿子在奈洛比生病和沃尔特·里德提供药品的事。
乔丹最后说：“我真该打你的屁股。”他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白桦和山毛树林木一直延伸到波拖马可河，落叶已变红，树呈黄色，光彩夺目。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真不明白，局里的人真敢允许他不请示就拿走那些药品。一旦出事，你就休想再见到他了。马德里事件真是个侥幸成功。你知道拿破仑是怎样评价将军的吗？”
“不知道，先生。”
他说：“我不管他们是好是坏，我想让他们幸运。你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你很幸运。我们将把那个人调到苏联／东欧分部去，你知道吗？”
中央情报局的最高层领导是局长。他领导两个主要的分支机构：情报部和作战部。情报部由情报副局长（DDI）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将收集到的大量原始情报进行比较、分析，从中选出情报精华送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五角大楼等有关部门。
真正的情报收集工作由作战部完成，作战部由作战副局长（DDO）领导。作战部根据世界地图又分为几个分部：拉丁美洲分部。中东分部、东南亚分部等。但是从1950年至1990年40年的冷战期间，共产国际崩溃了，苏联／东欧分部就变成了主要分部。
其它分部的军官常常抱怨，尽管他们在波哥大或雅加达培养和招募了很有价值的苏联“财产”，招募之后必须从此转给苏联／东欧分部进行控制“管理”。其逻辑是被招募者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要被调回苏联。
由于苏联是主要的敌人，苏联／东欧分部就成了作战部里最有吸引力的单位。大家都努力在那里寻找位置。虽然蒙克在大学里学过俄语，而且花了许多年仔细阅读了俄文期刊，他仍然只在非洲分部工作过，然后调到了西欧。
他说：“是的，先生。”
“你想跟他一起去吗？”
蒙克的情绪激动了：“想去，先生。请批准。”
“好吧。他是被你发现和招募的，你来控制他吧。”
一周之内，蒙克就调到了苏联／东欧分部。他的任务是“操纵”克格勃的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少校。他再也没有回马德里居住，而是常在谢拉瓜达拉马的野餐地点与图尔金秘密会面，在那里他们谈论许多事情，例如戈尔巴乔夫上台，改革和公开化两手计划，开始放宽统治等。蒙克感到欣慰，因为他不仅是他的工作对象，他还把他当成朋友对待。
到1984年，中央情报局正在变成（有些人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更多地致力于文书工作，而不是单纯的情报收集工作。蒙克厌恶文书工作，认为写下来的东西有可能被偷盗或复制。苏联／东欧分部文书工作的绝密核心是有301份档案，档案中记录了每一名为山姆大叔效劳的苏联特工的详情。那年秋天，蒙克“忘记”将图尔金少校（化名Gt莱桑德）的详情记入到那301份档案中。
7月17日晚上，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秘密情报站站长乔克·麦克唐纳有个应酬，吃了顿晚饭。饭后他很快回到办公室处理一下他吃饭前记下的笔记——他总认为他的公寓有被盗的危险。他的目光最后落在那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上。他漫不经心地翻开文件，开始阅读。文件自然是用俄文书写打印的，但是他能够懂得这种文字的意义。
事实上那天夜晚他根本就没回家。午夜后他给妻子通了电话，解释了原因，然后继续读文件。文件大约有40页，分成20个分类目录。
他看的章节是关于重建一党专制的国家、恢复一系列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劳改集中营以及其它不受欢迎的内容。
他仔细阅读了关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特别是有关车臣问题的处理意见，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相关内容。
他研究了有关俄罗斯为缓和西部边界局势将与波兰达成的不侵犯和约，以及重新再征服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苏联南部共和国，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达维亚。
他还读了有关重建核武器兵工厂，并将周围敌人当做目标的段落。读到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和所有其它宗教派别的命运的描述时，他停住了。
根据这份宣言，那些正缩在战地营房里感到丢脸的士兵们将重新武装起来，并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重新征战。被征服土地上的奴隶将为俄罗斯主人生产粮食。莫斯科将委派帝国管理人员对外部领土上的少数民族实施控制。国家治安将由黑色卫队来维持，该队伍人数将增加到20万人。他们还将特别处理那些反社会的自由分子、记者。牧师、同性恋者和犹太人。
该文件还解开了一个长期困惑麦克唐纳和其他人的谜，即爱国武装联盟源源不断的竞选资金来源。
在1990年后的一个时期，俄罗斯的黑社会由那些十恶不赦的地痞流氓拼凑而成。早些时候，那伙人为了争夺地盘相互残杀，街上常常可以看见他们的尸体。自从1995年以来，他们一直推行联合政策。到1999年为止，从俄罗斯西部边界到乌拉尔山脉范围内有四家大的犯罪财团，其中，以位于莫斯科的多尔戈鲁基为首。如果他面前这份文件反映的是真实的情况，那么资助爱国武装联盟的正是这些财团，他们是在为他们的未来铺路，铲除所有其它帮派，并为他们自己树立霸权地位。
早上5点时，乔克·麦克唐纳已经将该文件读了五遍，他终于合上了这本黑色宣言。他坐在椅子里，身子后仰，双眼注视着天花板。虽然很久之前他就戒烟了，但是，现在他很想再吸一口。
最后他起身，将文件锁在保险柜里，走出了大使馆。他走在人行道上，此时已是黎明时刻，他的目光停留在河对面克里姆林宫的墙上，在那座墙脚下，有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头早已等了48个小时，面对着英国大使馆，他望眼欲穿。
一般情况下，间谍组织的首脑都不信教，但是单从外表和职业观察往往产生错觉。在苏格兰高地的贵族们信仰罗马天主教有着悠久的历史。1745年有伯爵身份的人召集他们的善男信女，为捍卫天主教查理王子的旗帜而战，一年以后他们在卡洛登沼池，被乔治二世的三儿子——坎伯兰的新教徒汉诺威公爵消灭了。
站长来自传统的宗教中心。他的父亲是来自麦克唐纳家族，但是他的母亲是洛瓦特弗雷泽的子孙，他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他开始步行了。先沿着河堤走到下一座桥——博利绍伊莫斯特桥，然后穿过桥向圣巴西尔大教堂走去。他绕过洋葱头一样的圆顶建筑物群，穿过正在苏醒的市中心，朝着新广场的方向，然后再次向左拐。
离开新广场，他看到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前，清晨第一批人群开始排队。在广场后面就有一个这样的厨房，那里曾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
许多国外慈善组织参与救济俄罗斯难民活动，联合国从官方的角度提供支援；正如早先向罗马尼亚的孤儿院和波斯尼亚难民提供援助那样，西方也对俄罗斯贫民慷慨解囊。但是该项任务很艰巨，因为农村的贫民朝着首都蜂拥而来，民兵将他们围追堵截驱赶走后，同一批人或其他人会再一次出现。
难民们站在黎明前的暗光下，白发苍苍，衣衫褴楼，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自从波将金时代以来，俄罗斯的小农阶级没什么变化，他们像老黄牛一样勤恳地干活，默默地忍受。7月下旬天气还很热，对人们的生存还没造成太大的威胁。但是在寒冷的天气来临时，会怎么样呢？俄罗斯冬季那刺骨的寒风……今年1月份的天气很冷，但明年会好吗？想到这些，乔克·麦克唐纳摇摇头，继续前进。
他沿路来到卢比扬卡广场，过去叫捷尔任斯基广场。几十年来这里一直矗立着铁腕费利克斯的塑像，他是列宁时代最初的专政机器——契卡（“俄肃反委员会”的俄语缩略语）的创始人。广场的后面矗立着深灰和赭色的大厦，被称为莫斯科的中心，也是克格勃的总部。
古老的克格勃大楼后面是臭名远扬的卢比扬卡监狱，在那里无数的犯人被逼供直至执行死刑。监狱后面有两条大街——大卢比扬卡和小卢比扬卡。他选择了第二条街。小卢比扬卡街的中段正是圣路易斯教堂，有许多外交人员和为数不多的俄罗斯天主教徒中的一些人去那里做礼拜。
他身后200码远的视线之外的地方（因为有克格勃大楼的遮挡看不见），许多流浪者正在杰茨基米尔大型玩具店或少儿中心的大门口睡觉。
两名身穿牛仔裤、黑皮夹克的彪形大汉走到商店门口，开始逐个翻腾正在睡觉的流浪者。其中有一个人身穿老式军服，翻领上别了几颗肮脏的纪念章。那两个人紧张起来，他们再一次弯腰查看，然后将那个人从睡梦中唤醒。
“你是叫蔡塞夫吗？”其中一个人厉声问他。那老头点点头。另外一个人迅速从他的外衣口袋里掏出移动电话，快速地按下一串数字，然后开始通话。5分钟内，便有一辆摩斯卡维奇汽车突然转向停在路边。那两个人强行将老头架在中间，将他扔进车的后面，他们也挤进了那辆车。那老头在上车之前，他前边的不锈钢门牙闪烁了一下，好像要说些什么。
那辆车绕着广场急速行驶，开到那座曾经是全俄保险公司，后来变成了恐怖组织机构的灰色大楼后面，咆哮着驶过小卢比扬卡街，将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身影留在了人行道上。
在一名昏昏欲睡的教堂守门人的引导下，麦克唐纳进了教堂，走到走廊的末端，跪在圣坛前。他抬头向上看，十字架上钉死的耶稣基督向下看。他开始祷告了。
基督徒的祷告词是非常秘密的，但是他的祷告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我请求您让它成为伪造物吧。因为如果它是真的，一个巨大的黑色魔鬼将降临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