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詹姆士大街、皮卡迪利大街和蓓尔美尔大街上俱乐部里的先生们来说，8月不是一个好月份。8月是假期的日子，在这个月份里，大多数会员都希望与家人一起外出。在这个月里，有一半的会员都在乡村和国外度假。
许多俱乐部都关门了，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离开首都的会员们，不得不在奇怪的环境里与他人一起凑合着睡觉，为数不多的几家仍在营业的俱乐部，却成了那些已关门俱乐部的会员们喝酒和吃饭的地方。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怀特俱乐部又开张了，亨利·库姆斯爵士就是在这里，他邀请了一位比他大15岁的人共进午餐。许多人都在秘密情报局局长这个职位上工作过，今天邀请的这个人就是其中一位前任局长。
奈杰尔·欧文爵士今年74岁，他解甲归田已经15载了。这前10年，他像以前离任的其他人一样，过的是“城市生活”；他成功地利用了对世界的体验，对权力渠道的了解以及他的天赋，获得了一系列管理者的职位。从而为他的老年生活，储备了足够的资金。
就在吃午饭那天的四年前，他彻底退休了，回到了位于多塞特郡波贝克岛上斯沃尼奇附近的家乡，他在那里读书、写字、沿着天然秀丽的海岸散步、俯瞰英吉利海峡，偶尔乘火车回伦敦看看他的老朋友。他的朋友中，有些是过去的老朋友，有些是年轻的新朋友。他仍然是那么充满生机，积极向上。看他那双睿智的蓝眼睛，温和目光里隐藏了一个像剃须刀一样锋利的大脑。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所有会见者都彬彬有礼，这种传统的礼仪掩盖了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这种意志有时会变得冷酷无情。虽然，他们之间年龄差距很大，亨利·库姆斯却对他非常了解。他俩都来自传统的研究俄罗斯的部门。欧文退休后，秘密情报局分成了两个部分，东方分部和一个阿拉伯分部，亨利·库姆斯上台后又重新恢复到原来的一个部门。那时，他们已经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奈杰尔·欧文当局长时，库姆斯在柏林工作干得非常出色，他与克格勃的东德情报网，甚至与该网的间谍头目马库斯·沃尔夫斗智斗勇。
欧文同意在熙熙攘攘的楼下酒吧间里与朋友聊聊天。但是，他像平常人一样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以前的下属要邀请他，他乘火车从多塞特赶到多雾的伦敦不会只为吃一顿午饭吧。直到他们换到楼上的一个雅间，在一张靠窗的可以俯瞰詹姆士大街的桌子旁就座时，库姆斯才提到了邀请他吃午饭的真实意图。
“俄罗斯正在发生一件事情。”他说。
“应该说是很多事情，都是坏事，我从报纸上知道的。”欧文说。库姆斯开口笑了，他知道他的老上级的消息来源，远不止那些晨报。
“我不打算细说，”他说，“这地点和时间都不允许我细说，我只讲个大概。”
“当然可以。”欧文说。
库姆斯不紧不慢地把过去六周以来在莫斯科和伦敦发生的事情大概叙述了一遍。特别提到了伦敦。
“他们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已经决定了，”他说，“事件必须按照他们所定的方向发展，虽然这样做很可惜。几天前我们尊敬的外交部长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或许，你认为我还能做什么事情，能使查尔斯王子街里的官吏们重新振作起来，我担心你过高估计了我的能力。”奈杰尔爵士说，“我年事已高，而且已经退休了。正像有位诗人所写的那样，所有的竞赛都到头了！所有的热情都耗尽了！”
“我想让你看两份文件，”库姆斯说，“其中一份，是我们根据所发生的事情写的详细报告，报告从一个勇敢、但却愚蠢的老头从科马罗夫的私人秘书的书桌上偷走了一份文件说起。您可以亲自作出判断，看看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那份黑色宣言无疑是真实的。”
“另一份是什么？”
“另一份正是黑色宣言的原稿！”
“谢谢你的信任。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两份文件呢？”
“把它们带回家，把两份文件都看一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他们把拌有果酱的米饭布了吃完后，服务员便把餐具拿走了。亨利·库姆斯要了两杯咖啡和两杯俱乐部自制的佳酿——博尔德葡萄酒。
“假如我同意你们的观点，肯定了那份宣言的可怕性和真实性，然后怎么办呢？”
“奈杰尔，我刚才还在考虑着，下一周要你去美国，会见的是哪些人？……”
“亨利，你不应该打听这件事情！”
库姆斯轻视地耸了耸肩，但是他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他的午饭起作用了。顾问委员会将召开会议，欧文将参加会议！
“用由来已久的话说，到处都有我的间谍。”
“我离休以后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很高兴，”欧文说，“好吧。如果我到美国去见到一些人，又会怎么样呢？”
“你自己决定吧！如果你认为这些文件应该被抛弃，你就把它们烧成灰好了；如果，你认为它们应该随着你跨越大西洋……你看着办吧！”
“天啊，太有意思了。”
库姆斯从他的文件包里掏出了一包密封好的文件，递给了欧文。欧文把它放进自己的包里。包里还有他刚在约翰刘易斯买的一些东西，他为欧文太太买了一些织物，老夫人喜欢在冬天的晚上，摆弄些针线，缝缝被褥。
他们在大厅分了手，奈杰尔·欧文爵士乘了一辆出租车到火车站，再乘火车赶回多塞特。
1989年9月，兰利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返回华盛顿工作了。他已经为克格勃当了7年的间谍了，这种令人惊奇的间谍生涯至少还要持续4年半。
他发财了，金钱滚滚而来，他用了50万美元的现金购买了一栋房子和一辆崭新的美洲虎轿车，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他整整一年的薪金收入才5万美元，然而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奇怪的现象。
尽管罗马已经并入了西欧站的工作范围，他在罗马时还是一直负责苏联方面的工作。因为他本身仍在关键的苏联／东欧分部保留着职务。从克格勃的角度来说，他保留的这个职务很重要，因为他可以再次有机会接触那301份档案。
对他来说，这方面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米尔顿·比尔登刚调回到兰利，他监督阿富汗的反苏情报工作。
作为苏联／东欧分部新的负责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摆脱埃姆斯。但像他的许多前任一样，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失败了。
肯·马格卢，那个典型的官僚，已经上升为非作战部门的人事主管。他对人事的分配和任职影响很大。他和埃姆斯很快就恢复了碰杯共饮的友情，埃姆斯现在有能力提供最好的酒。马格卢将埃姆斯留在了苏联／东欧分部，从而挫败了比尔登的企图。在这期间，CIA已经把大多数秘密档案储存为电子文档，将核心秘密委托给了世上所发明的最不可靠的机器。埃姆斯在罗马时已经自学了计算机。现在他所需要的只是输入密码；一旦有密码，他不离开书桌就能接近那301份档案。再也不需要把大量的文件袋装进购物塑料兜里了。他再也不需要人工提取文件，并为所提取的文件签字了。
马格卢首先为他的伙伴在苏联分部的对外作战部门安插了一个职务，任命他为对欧情报部的负责人。但是该部门仅负责管理苏联境外或苏联集团的外部特工，并不包括正在东柏林负责克格勃K分部的斯巴达战士莱桑德和苏联莫斯科国防部内的猎手猎户星座，也不包括在莫斯科前沿阵地的哲人特尔斐，以及第四个，那个想着飞跃大西洋的化名为飞马星座的特工，此人正在莫斯科与乌拉尔之间的一个秘密核研究所工作。
埃姆斯很快就利用职权调查了贾森·蒙克，但是贾森·蒙克现在是GS-15，比他的职位高，他仍然停留在GS-14上。他的调查毫无结果。然而尽管他在对外作战部工作，与蒙克毫无接触，他还是知道一件事：即被蒙克所募的所有特工全部隐藏在苏联境内。马格卢以及闲话为他提供了其它的消息。
办公室的人们都在传说，贾森·蒙克是最佳的职员，他是东欧分部里最耀眼的一颗伟大的新星。还传说他很不合群，喜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工作，经常冒险。
像任何一个使用伪造支票的人一样，马格卢讨厌蒙克。他不满意他的独立性，因为蒙克拒绝按常规的一式三份的方式保存文件，他对于马格卢这类人的抱怨置之不理。
埃姆斯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他们两人当中，他的酒量较大。他在喝过大量的酒精之后仍然可以继续思考，而马格卢则经常被酒灌醉，变得自吹自擂，酒后饶舌。
1989年9月一个深夜，他们的话题又一次转向那个独立的弗吉尼亚州人，马格卢对埃姆斯透露了他听说的消息，据说蒙克征募的某个特工“几年前在阿根廷是个重要人物”。
虽然这个人既没有真名，也没有化名，但是克格勃还是推断出了其它资料。“重要人物”意味着是二等秘书或是更高的职务。他们推算“几年前”可以指前18个月至三年前的事情。
他们查阅了外交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职名单，将其中17人列为可疑对象。埃姆斯暗示那个人并没有第二次在国外任职的经历，这就将名单缩减为12人。
与CIA不同，克格勃的反情报机构不存在神经质的人。他们开始调查工资以外额外的收入，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购买了一栋小房子等等细节情况。
今天的天气不错，是9月份的第一个好天，微风从英吉利海峡扑面吹来，远处诺曼底海岸与悬崖之间，海风掀起了层层白色的浪花。
奈杰尔·欧文爵士大步走在德尔斯顿岬角和圣阿尔邦岬角之间的悬崖小路上。他最喜欢在这里散步，已经有好几年的习惯了，在烟雾绕绕的会议室里开完会，或者研究了一晚上秘密文件后，他要到这里来换个环境，以便恢复精力。
他发现，海风使他的大脑清醒了，注意力更集中了。海风吹散了那些无关的、欺骗性很强的幌子，暴露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
整个夜晚，他都在专心致志地阅读亨利·库姆斯给他的那两份文件，被他所读到的东西震惊了。他对从一个流浪汉往斯通小姐的车里投进了东西开始，所进行的侦探工作表示满意。假如他要是还在位的话，他也会这样做的。他隐约地想起了乔克·麦克唐纳，那个在世纪大厦当差的年轻人。显然，他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最终他肯定了这一论断：黑色宣言既不是伪造的谎言，也不是在开玩笑。
接着他想到了那份黑色宣言本身。如果俄罗斯的煽动极强的政治家真想实施那个计划，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骇人听闻的年轻时代。
1943年，他18岁，那年他终于被英国军队征聘，派往意大利就职。他在蒙特卡西诺的大规模进攻中负伤，因而被送回英国，并因病退役。身体恢复后，虽然为能重新加入部队而高兴，但是这次他被分配到情报单位工作。
作为一名刚过20岁的中尉，他随第八军跨过莱茵河，遇到了他那个年龄或任何年龄的人都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一位受惊的步兵少校，叫他去看看他们在行军途中发现的东西。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情景，给他和比他年龄大的人留下了难以摆脱的噩梦。
他到达圣阿尔邦岬角后转身向回走，沿着内陆小道，到达爱克森小村后再转弯，走在兰顿的乡间小路上。该怎么办呢？有希望产生任何效果吗？现在就把文件烧掉，从此不再想这些问题了，行吗？它们太有诱惑力了。或者把它们带到美国去，那样很有可能遭到东道主的嘲笑，他将在那里开一周的会议。想起来让人害怕。
他打开花园门上的门栓，推门进入了花园，穿过彭妮夏季种着水果和蔬菜的小块绿地。花园里有一大堆篝火，火焰正在慢慢熄灭，而火中心未燃尽的灰烬仍然烧得发红。现在很容易将那两份文件扔进火里烧掉，从此不再为此事而烦恼。
他知道亨利·库姆斯不会再询问他干了些什么，或者索要任何进度报告。不会再有人知道文件的来源，因为他们俩都不会说出去的，这是规定。他妻子从厨房的窗户里面叫他。
“你在哪儿呢？茶放在客厅里了，我刚才去村里买了些松面饼和果酱。”
“太好了，我就喜欢吃松面饼。”
“我就知道你爱吃！”
佩内洛普·欧文比他小5岁，曾经是有名的美人，有许多比他更富有的男人追求过她。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什么她选择了这位身无分文的年轻情报军官，她拜读过他的诗，在他害羞的外表里面隐藏了一个像计算机一样的大脑。
他们曾经有一个儿子，是他们推一的儿子，1982年他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遭遇不测。他们试着尽量不去想他们的儿子，他的生日和忌日除外。
在丈夫30多年来的秘密情报生涯中，她耐心地等待着他深入苏联心脏招募特工，或者在柏林墙的阴影下，顶着刺骨的寒风，等待某个既勇敢、又担惊受怕人，他拖着沉重的脚步通过检查站向西柏林的路灯下走来。当他回到家时，炉膛里的火焰总是在燃烧着，她总是准备好了喝的茶和松面饼。虽然他已经74岁了，他仍然认为她是那么美丽，还在深深地爱着她。
他坐下来，用力咀嚼着他的小吃，两眼盯着火焰。
“你又要走了。”她轻声地说。
“我想，我必须走。”
“多长时间？”
“哦，在伦敦准备几天，然后去美国呆一周。再往后，我也不知道了。也可能不会再离开你了！”
“唔，我会很好的。我在菜园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去了之后要经常打电话回来，好吗？”
“当然！”
然后他说：“你知道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肯定不会再发生了！现在，快喝你的茶吧。”
1990年3月，兰利CIA的莫斯科情报站首先发出了警报一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与特工特尔斐的通信联系被中断了。贾森·蒙克坐在他的书桌前，凝视着向他汇报的已经译好的电文。开始时，他只是担心，后来就变得疯狂了。
假如克鲁格洛夫仍然活着，那么他就违反了所有的规定。为什么会是这样呢？CIA的莫斯科情报站已经两次在适当的地方用粉笔标上了合适的记号，表明他们已经为特尔斐放好了东西，等待他去秘密地点取回。
然而这两次信息均无人理会。他是否还在城里？还是突然调到国外工作了呢？
如果是这样，他早就应该发来标准的“生活”确认信息了。他们查阅了已约定好的期刊杂志，寻找那条小广告，广告信息通常是：“我很好”，或者是正相反的内容：“我有麻烦了，请救救我”。但是，没有找到所需的广告。
到了3月份，情况似乎已经更明朗，特尔斐既没有因心脏病或其它的原因而完全丧失生活能力，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意外事故。因此，他要么是死了，或者是被捕了。
蒙克心事重重，他有一个未能解答的问题。假如克鲁格洛夫被捕并遭受审讯，他应该全都坦白——抵抗是没有用的，只能延长他所受的痛苦。
一旦坦白，他将泄露秘密信件投放点的位置和CIA约定的获得情报的秘密粉笔记号。
但是，为什么克格勃不利用那些粉笔记号，当场抓住一名美国外交官呢？这显然是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莫斯科必要时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其它的事是由美国人决定的。
苏联在东欧的帝国地位正在瓦解。罗马尼亚已经任命了新的独裁者；波兰已经跳出了她的手心，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正在公开反抗苏联，柏林墙在去年11月份已经被拆除。如果莫斯科当场抓住美国间谍，就可以弥补克格勃正在遭受的羞辱。然而到目前为止，苏联还未这样做。
蒙克推测这意味着两件事情。要么克鲁格洛夫的悄然失踪是个意外事故，以后会搞清楚的；要么克格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某个情报特工。
在美国的国都里，盛产许多东西，其中不乏那些非政府组织，称为NCO。美国有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的工作范围从财产托管到捐赠，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有些让人搞不清楚它们究竟是干什么的。有政策研究中心、思想库、各种各样的促进会、各类项目的提高委员会，以及那些多得几乎无法一一列出的基金会。
有一些致力于研究，还有一些从事慈善事业；另外一些针对某个单一问题进行广告宣传，疏通关系，在公众中推广，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或者，是为了废除另一个项目。
仅华盛顿就主办了IAN多达2000的会议，纽约也有1000多个组织。而且，他们都有资金来源。有一些资金至少一部分来源于税收，还有一些来源于很久以前去世的人物的馈赠。另外，还有一些由私人企业和商人提供的赞助，其它的由唐吉河德式的、博爱的、或者精神错乱的百万富翁们提供的捐赠。
它们为学术人员、政治家、离任的大使、不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偶尔还有一些神经不正常的人提供栖息之地。但是，有两点是得到公认的，它们都承认自己的存在，而且在某个地方都会设有一个总部。
然而，有一例被排除在外。也许是由于会员数量和规模有限，会员的质量要求很高，而且是根本看不见的。1999年夏季，林肯委员会的会议可能是所有类似会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会议。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权力是具有影响力的。只有在独裁国家里，法律才允许不公正的权力存在，例如逮捕、拘留、扣押、毒打。审问、谴责和秘密监禁等等权力。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并非只有通过选举的权力才可以产生影响政府的机制。产生影响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通过动员公共舆论、新闻媒体的报道、坚持不懈的游说或直接提供资金支援。而这种影响的最纯洁的形式是通过发起人的不容置疑的丰富经验、正直品质和智慧默默地向选举出来的执政人提出忠告。这种方式被称为“无声的命令”。
这个看不见的林肯委员会拒绝承认自己的存在，它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组织，它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评估和讨论，并最后达成一个决议。鉴于其会员的质量以及会员接触当政最高领导层的能力，这个委员会所产生的真正影响力可能比任何其它的NGO都大，或者把它们加在一起的分量也抵不上这个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会员均来自英国和美国，该委员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逆境中，两国结下的深厚的伙伴关系，尽管该委员会的真正成立时间是80年代早期，是福克兰群岛战争后在华盛顿的一家俱乐部就餐时商讨决定的。
它的成员必须经过正式的邀请，方可具备该委员会的会员资格，会员仅限于那些被其他会员认可的，具备某种特定资格的人。其中包括有长期的人生经验，品质绝对正直，睿智、准确的判断力，以及被证实有坚定的爱国心等等。
此外，那些在公共机构里任职的会员，必须是已经退休的人员，这样就不存在特殊辩解问题；而那些在私人企业任职的人可以继续保留职位。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很富有，然而，据估计至少有两个在私人企业任职的人，他们个人拥有的财产价值数10亿美元。
那些来自私人企业的会员，在商业、工业、银行、财政和科学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而来自公共部门任职的会员，具有政治才能、外交才能和公务才能。
在1999年夏季的会议上有六名英国人，包括一名妇女，还有34位美国人，包括五名妇女。
鉴于他们将把世界各地的经验带到社团讨论会上交流的这一特点，与会人员一般都要求是中年人或老年人。60岁以下的人很少，年龄最大的为81岁，但身体非常健壮。
该委员会并没有按照英国的城市命名，而是以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该委员会的精神实质，以那位总统的名言反映出来，即：“一个属于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将会永垂不朽。”
该委员会经过友好的电话协商，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地点选在某个极其隐秘的地方。每一次都有一名富有的会员作为东道主，他从来不拒绝这份荣誉。会员自己支付到开会地点的差旅费，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将变成东道主的客人。
在美国怀俄明州的西北角，有个被称为杰克逊霍尔的山谷，它是以第一个敢于在那里过冬的、诱捕野生动物人的名字而命名的。该山谷的西面与高耸的特顿山接壤，东面与格罗文特岭相邻，北面被黄石公园封口，南面群山会聚，群山之间的峡谷里流淌着蛇河水，翻滚着白色的浪花。
在那个叫做杰克逊的滑雪小镇的北面，191号公路穿过飞机场前边，一直通往莫兰交叉口，然后继续延伸，最后通向黄石河。刚过了飞机场就到了穆斯村，村里有一条羊肠小路可以把与会者带到詹尼莱克湖。
在公路西边的特顿山的山脚下有两个湖泊：由加尼特峡谷的急流形成的布拉德利湖和雪崩峡谷中的塔加特湖。仅有一条山涧小道通往这两个湖泊，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一个名叫索尔·内桑森的华盛顿金融家在这两个湖之间的那片土地上建起了一个方圆1见英亩的度假农场。
它那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为主人和客人提供绝对独立、安静。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这片土地，两面环水，背后全部是山。前面的公共小路比农场的地势还低，农场本身形成了一块遮挡的高地。
根据协议，第一批客人于9月7日到达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内桑森派私人专机在那里等候，然后载着客人翻山向那边的杰克逊飞机场的方向驶去。在高飞机场终点站还有很远路程的地方，客人再乘上内桑森的直升飞机，飞5分钟就到了农场。英国代表团已经办完了在美国东海岸的所有人关手续，因此他们也不需要接近丹佛，可以到航空线路的终点站办理人关。他们换机的地方，可以远远避开那些窥视者的眼睛。
农场里有20套客房，每套客房里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公用会客厅。由于天气暖和，阳光明媚，只有在太阳落山后才有一丝凉风，许多客人愿意坐在房间前面的阳台上消遣时光。
伙食，是经过精心烹调的食品，吃饭的地方是农场惟一的一个大房间，那里是农场的焦点。吃完饭后，把饭桌收拾干净，那里又变成了会议室。
这批客人是经过内桑森的慎重考虑，然后亲自请到这里来参加会议的。为了加强警戒，在山坡下，农场四周的帐篷里布置了秘密哨兵，以便随时阻挡任何误入歧途的人。
这就是林肯委员会的1999年全会，它持续了五天，直到会议结束时，外人也没有人意识到这里有来往的客人。到达农场后的第一个下午，奈杰尔·欧文爵士打开行李，洗了个澡，换上宽松的裤子和一件斜纹衬衫，出去坐在屋前的木板露台上向下俯瞰。他与一位前美国国务卿共住一套房间。
从那个有利地势，欧文可以看见一些其他的客人在活动，他们在冷杉、白桦和美国黑松的丛林里，以及下面的各个湖边散步，真是令人心旷神恰。
欧文看见了前英国外交大臣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秘书长卡林顿勋爵，一个身材高大而干瘦的像鸟一样的人，与他并肩行走的是银行家查尔斯·普赖斯，他是美国派往英国宫廷的，最受人欢迎的和最成功的前大使馆官员之一。欧文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时，彼得·普赖斯在对外办公室工作，因此彼得是他的上司。那个1.9米高的美国人，大大地高出他的英国同伴。再往远处的是他们的东道主索尔·内桑森，他与美国投资银行家和前首席检察官埃利奥特·理查森一起坐在板凳上晒太阳。
那边是前内阁大臣和内务部部长阿姆斯壮勋爵，他正在敲门，屋里的撒切尔夫人正在打开行李。
另一架直升飞机隆隆地降落了，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前去迎接他的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靠近集会中心的一张桌子前，一名系着围裙的女服务员提着一壶茶走向另一位前大使馆的官员——英国的尼古拉斯·亨德森，他正与伦敦的金融家和银行家伊夫琳·德·罗思柴尔德爵士在同一张桌子前喝茶。
奈杰尔·欧文瞥了一眼这五天会议的日程安排。今天晚上没有什么安排。明天与会人员将像以往一样分成三个分会，即地理政治、战略和经济分会。前两天，每一个分会将分别开会。第三天将听取他们商讨的结果并就此展开讨论。第四天是全体会议。在他的请求下，会议在第四天结束前为他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发言。最后一天将通过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和建议提案。
在特顿山斜坡上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健壮的驼鹿，它吼叫着正在寻找配偶。一只鱼鹰扑扇着黑色的翅膀飞翔在蛇河的水面上，当它发现自己的捕鱼领地被一个秃头鹰侵占了，便愤怒地吼叫起来。这位老间谍头目心想，这真是一块田园诗般的境地，只可惜，他带来的那份来自俄罗斯书桌上的文件中的黑色魔鬼把这一美好的景色破坏了。
1990年6月，维也纳从去年12月开始，埃姆斯在苏联分部对外作战处的工作被逐渐停止了。他又一次被迫放弃了对那301份档案的查阅权。
埃姆斯开始从事从罗马返回后的第三项工作。他担任了捷克作战分部的负责人，但是并没有授予他访问那301份核心秘密档案的计算机密码，从那些档案里可以查到在苏联境内为CIA作的特工情况的详细描述。
埃姆斯向马格卢提出抗议。他争论说这样做不公平。他曾经负责过苏联分部反谍报的全部工作。此外他需要多方查证那些虽然目前在苏联境内，但是曾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过的CIA特工的情况。马格卢承诺尽力协助他解决这一问题。
5月份，马格卢把计算机存取码交给了他的朋友。从那时起，埃姆斯坐在他的捷克分部的办公桌前，对档案资料进行冲浪，直至找到“蒙克的特工”为止。
1990年6月，埃姆斯飞往维也纳与弗拉德·阿卡上校再一次会晤。自从他返回华盛顿以后，有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使他的处境很危险，他无法再与任何苏联外交人员接触。于是他选择了维也纳作为会面地点。
会面时由于他喝酒喝醉了，以至于把下一次10月份还在维也纳的会面地点搞混了，10月份他飞到苏黎世去了。
然而6月份会面时他并未完全糊涂，至少在他拿到一大笔现金时还是清醒的。使阿卡上校欣喜若狂的是埃姆斯交给他三份叙述材料。
第一份描述的是一位陆军上校，很可能是在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工作过，现在莫斯科国防部任职，1985年下半年在中东被CIA招募。另一位是一名以前住在被隔离的秘密城市的科学家，但是他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被CIA招募的。第三位是一名克格勃上校，根据记载他是六年前在苏联境外被CIA招募的，现在工作在苏联境外的苏联集团的国家里，会讲西班牙语。
阿卡上校一回到莫斯科，便从第一总部的大楼里开始，开展了对三名特工的搜捕活动。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听见晚风中她的声音了吗？你们听到她在向你们呼唤了吗？俄罗斯的孩子们，你们能听见我们敬爱的俄罗斯母亲的声音吗？
“朋友们，但我能听见她的声音。我听见她在森林里叹息，我听见她在雪地里哭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她问道。你背叛我的程度还不够吗？我为你流的血还少吗？你这样对待我是因为我受的痛苦还不够吗？
“为什么你要把我像娼妓一样卖到外国人和陌生人的手中？他们像黑兀蟹一样蚕食着我痛苦的身躯……”
在农场公用大房间里设置的中心会议室的一端，支起了一块电影银幕，它是农场里最大的一张屏幕。电影放映员站在大厅的后面。
40双眼睛注视着影片里放映的人物，影片反映的是夏天早些时候，在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市召开的一次群众集舍上慷慨激昂的演讲，翻译的声音配上了音乐的旋律。
“是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听见她的声音。而莫斯科城里那些身着皮上衣的绅士们及其他们的情妇们肯定听不见她的声音。那些在她的身躯上寻欢作乐的外国人和社会渣滓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但是，我们能听见母亲在对我们述说着她的痛苦，因为我们是伟大土地上的人民。”
年轻的影片制造商利特维诺夫拍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影片。他在影片中插入了激起怜悯的动画切换镜头：一位金发母亲怀里抱着她的婴儿，两眼敬慕地望着上面的讲台；一名英俊的士兵面带着失望的表情，泪痕满面；一个额头长满皱纹的农民肩上挎着长柄镰刀，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容。
没人知道那些切换镜头是通过演员分别拍摄的。人民更不知道那人群是伪造的；其它镜头展示了一排又一排1万名群情激昂的支持者，两侧是青年战斗团里领头喝彩的欢呼者。
科马罗夫的声音从高声呼喊突然降为近似耳语的低声，但是麦克风将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会场。
“有人敢来吗？谁敢上台来说：够了，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俄罗斯的弟兄们，忍耐吧，再等一小会儿，姐妹们……”
他的声音又升高了，从低声细语一下子升级到高声呼唤。“我来了，亲爱的母亲，您的儿子伊戈尔正向您走来……”
最后一个词语几乎被淹没在人声鼎沸之中，在影片的最后，全场参加集会的人全都站立起来，奋臂齐声高呼：科——马——罗——夫。
放映机被关闭了，影片中的形象消失了。接着是一阵寂静，然后听见全场的观众都集体长出了一口气。
会议室里的灯被打开以后，奈杰尔·欧文走到那张用怀俄明松木制成的长方形餐桌的前头，开始发言。
“我想，大家都认识刚才影片中出现的这个人物，”他平静地说，“他就是伊戈尔·科马罗夫，俄罗斯爱国武装联盟的领袖，该党很有可能赢得明年1月份的总统大选，即科马罗夫将步入总统的宝座。
“正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一名感召力非凡的煽情演说家，显然具有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
“大家也知道，俄罗斯80％的实权已经掌握在这个人手中。自从叶利钦上台后，像在我们的社会中推行的那种对权力的审查和制约的机制，已经被俄罗斯废除了。当今的俄罗斯总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颁布法令和法律。当然，这肯定也包括恢复一党制。”
“了解该党目前的现状不是挺好吗？”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问道。
“夫人，也许情况并不是这样，”欧文说，“我请求在此发言的目的，不是讨论伊戈尔·科马罗夫当选后可能采取什么路线，我的目的是借此机会向委员会提供一些科马罗夫拟定方针的确凿证据，及其他将要采取的行动的本质问题。我从英国带来了两份报告，我已经用这里会议办公室的复印机为到会的每个人复印了一套，一共39套。”
“我刚才还在想，为什么要调人这么多复印纸？”他们的东道主笑着说。
“索尔，很抱歉磨损了你的复印机器。无论如何，我不愿意将每份文件在英国复印，并带着它们跨越大西洋。我并不想请求大家现在就开始阅读这份文件，我请大家每人拿一套回去私下阅读。请大家首先阅读标有‘验证’字样的那份报告，然后再读那份黑色的宣言。”
“最后，我还要告诉大家，由于与你们今晚要读的文件有牵连，已经死了三个人了。这两份都是绝密文件。因此，我必须请大家注意，看完后务必将它们全部退还给我，以便能在我离开此地之前，将它们全部销毁。”
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林肯委员会的会员们拿着各自的文件复印件回自己屋去了。食堂的师傅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没有一个人去食堂吃晚饭。会员们都请求将晚饭送到各自的房间里去，在屋里就餐。
1990年8月，兰利从苏联集团的CIA作站传来的消息很不好，而且越来越糟。到7月份，情况已经明朗了，那位猎手－猎户星座，肯定出事了。
上一个星期，他未能露面，没有像往常一样进行“轻触情报传递”工作，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
所谓“轻触情报传递”是一种简单的情报交接行为，通常不危及任何人。在某个预先约定好的时间，传递情报的双方中的某个人沿街道散步。也许有人跟踪他，也许无人跟踪。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他突然离开人行道，拐进某个咖啡厅或饭店里。在任何一个拥挤的地方都行。就在他刚要进入时，另一个人已经结了账，起身正朝门口走去。这两个人不进行任何眼神接触，他们相互擦身而过。一只手把一个没有火柴盒大的东西，悄悄地塞进另一个人的侧身兜里。然后，这两个人都继续走自己的路，一个人进门，另一个人出门。即使身后有“尾巴”，进门时他也看不见什么。
除此之外，索洛明上校已经两次未按照粉笔标记的明确要求，领取秘密投递点的信件了。
惟一的结论是，猎户星座已经自己突然消失或被迫突然消失了。而且，也没有使用生命救援标记程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很突然的，预先没有任何警告。心脏病、车祸或者被捕了？
来自西柏林的消息说，东柏林的安全地址这个月没有收到飞马星座寄出的正常信件。在俄罗斯的宠物饲养杂志上也没有任何广告消息。
由于布利诺夫教授离开阿尔扎马斯－16到苏联境内旅游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蒙克建议他每个月给东柏林的安全地址发一封毫无任何危险信息的平安信。该信不需要书写任何秘密内容，只要签上尤里的名字即可。他可在隔离区外的任何一个信箱投递他的信件，即使该信件被截获，永远也不会追回到他那里去。
被拆除的柏林墙变成一堆碎砖烂瓦之后，再也不需要使用传统的投递信件的诡计了。作为一种新的手段，蒙克建议布利诺夫买了一对西班牙猎狗。在阿尔扎马斯-16里面养狗不会存在任何审批问题，对于这位搞学术的鳏夫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养狗为幌子更好的呢？每个月，他都会有正当的理由在莫斯科宠物饲养周刊上发表一条小广告，说明有小狗要出售、要丢弃，或者有新生狗娃期待着哺乳，母狗期待着配偶，等等事情。但是，通常在每月周刊上登的广告却突然没有了。
现在，蒙克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总是向最高层的领导抱怨说出事了，然而，又总是被告知再等一等，不要惊慌。而他再也无心等下去了。他开始写他的备忘录，其大意是，他认为兰利的内部有很大的漏洞。
有两个人可能会认真对待他提出的问题，即凯里·乔丹和格斯·哈萨韦。但是，他们两人已经退休了。新当政的领导中，大多数是1985年冬季以后从外面新调来的，他们很生疏。然而，在该组织的另一个机构里，自1986年春天就已经正式开始慢悠悠地搜索长期潜伏的双重间谍了。
早饭后在全体会员中展开了讨论，“我真是难以相信！”前美国首席检察官说。
“我的问题是，我发现很难不相信它，”国务大臣詹姆士·贝克对答道，“我们双方政府都知道此事……奈杰尔？”
“是的。”
“他们不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吗？”
其余39名委员会成员围坐在会议桌四周，目光都集中在这位前间谍头目身上，似乎在寻找一些表示保证的话：它只是一场噩梦，一种虚假的东西，不久就会以某种方式消失的。
欧文说：“按照常规的做法，官方对此无能为力。因为，黑色宣言的一半内容，有可能代表了许多俄罗斯人民的心声。西方根本不该拥有它。科马罗夫将公开指责它是伪造的。其效果将会更加增强他的势力。”
接下来是一阵令人沮丧的寂静。
“我能发表些看法吗？”索尔·内桑森说，“不是作为你们的东道主，而是作为一名普通成员……”
“八年前我有个儿子。他在海湾战争中死了。”
许多人忧郁地点点头。在座的会员中，有12位曾经在海湾战争的多国联合部队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在桌子离他较远的那一端，科林·鲍威尔将军两眼盯住了这位金融家，他想起当时在一次战斗即将结束时，由于父亲显赫的地位，他亲自收到了一名美国空军中尉不幸阵亡的消息。
内桑森说：“假如说，这一损失有什么值得安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知道他是在为反对真正意义上的魔鬼而战死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搜索着恰当的词语：“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足以认识到魔鬼的含义。我认为魔鬼有时可以潜入人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还小，不能参加战斗。二战结束时我才8岁。我知道在座的会员中有一些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当然，后来我知道了。我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是个魔鬼，他做的事也就是魔鬼干的事。”
会场非常安静。政治家、政客、工业家、银行家、金融家、外交家和行政官们都习惯于强调生活的实用性。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聆听的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索尔·内桑森探身过去，轻轻地敲击着那份黑色档案。“这份文件是魔鬼，写这份文件的人也是魔鬼。我真不明白，我们怎能置之不理，难道让它再一次发生！”
会议室里仍然保持着寂静。人人都意识到他说的“它”，是指的是第二次大屠杀，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的犹太人，还有许多其它的少数民族。惟一的英国前首相打破了寂静。
“我同意。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
三名在场的会员用手捂住了嘴。她最后一次使用这个词语时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的一所公寓里，是萨达姆·侯塞因入侵科威特的第二天。当时乔治·布什、詹姆士·贝克和科林·鲍威尔都在场。她今年虽然73岁了，但是，她仍然能够非常清楚地表达她的意思。
全世界每一个股票交易所都知道的洲际通信公司的负责人拉尔夫·布鲁克，探身过去插话。
“好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
一名前外交官说：“从外交方面下手……通知各个北约政府，敦促他们提出抗议。”
“那么科马罗夫将谴责这份宣言完全是假的，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会相信他。俄罗斯人的排外主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另一个人说。
詹姆士·贝克侧过身去对奈杰尔·欧文说：“是你把这份令人震惊的文件带给我们的。你有什么建议？”
“我什么也不主张，”欧文说，“但是，我要作一下防止误解的说明。假如，我们委员会准备制裁，而不是采取行动。仅仅是个制裁计划，它必须是非常隐蔽的东西，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绝不能与这间屋子联系起来，不能有损于我们委员会的声誉。”
委员会的39名会员都非常清楚，他所谈的是事情的要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参与过，或目睹过政府的隐秘行动失败的结局，然后直接由最高领导层澄清的事实。一名前美国国务卿在桌子的那一端用很重的德国口音说话了。
“奈杰尔，能否采取一个秘密行动？”
两个声音一起说：“可以！”在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他服务的对象既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又有她的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
林肯委员会从不通过任何正式的书面决议。他们达成协议后，利用各个会员的影响力，去促进所达成的协议在各个成员国的执政部门产生效果。
对于黑色宣言，所达成的协议是将会员的意愿委托给一个更小的委员会，由这个更小的委员会考虑一个最佳方案。林肯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既不制裁，也不谴责，甚至不去理会任何有可能随之发生的事情。
1990年9月，莫斯科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坐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办公室的书桌前，查看他刚收到的三份文件。此刻他的心情很复杂，各种情感交汇在一起。
首先，是成就感。整个夏天，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反情报机构的同事们，很快就将三名叛徒连续转交给他了。
第一名是外交家克鲁格洛夫，他在两个方面暴露了身份：一是他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担任第一秘书的职务；第二是他刚从国外回国不久就买了一套房子。
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向桌子对面的陪审官和旋转的录音机彻底坦白了。六周之后，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于是被关进了监狱的一间地下室里，那里的温度即使在夏天也很难超过零上一度。他坐在那里浑身上下颤抖不已，等待着他的噩运。他的命运就掌握在格里申上校书桌上的一份资料里。
7月份，一位核物理教授被带到了监狱。到加利福尼亚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人数极为有限，人员名单很快就局限于四个人。当局突然搜查了在阿尔扎马斯-16布利诺夫的公寓，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双卷起来的袜子，在里面藏有一小瓶用于隐显的墨水。
他也很快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坦白了，只要看到格里申和他的审讯阵容以及他们行业使用的刑具，就足以使他们松口了。他甚至说出了他向东柏林秘密通信的地址。
格里申组织人力对那个地址进行了搜捕，寻找那里的一名东柏林K分部的上校。但是很不凑巧，就在他们搜捕的一个小时前，那名上校已经步行穿过新开放的城市，逃入了西柏林。
最后，在7月下旬，逮捕了那位西伯利亚的军人，根据他在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职衔，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以及他在亚丁的服役情况，对他实行了集中监视。在监视期间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发现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在寻找圣诞节礼物时意外地发现了爸爸的微型照相机。
彼得·索洛明与其他人不一样，他忍受了极大痛苦进行了抵抗。格里申最后还是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格里申总是会成功的。他威胁索洛明要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到政府开办的最残酷的集中营里去。
他们每个人都叙述了那位面带笑容的美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他是那么急于倾听他们的问题，非常合理地提出他的建议的。这就激起了格里申心里另一种情感，他对那个叫贾森·蒙克的人恨之入骨。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不止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踏上苏联的国土，与他的间谍频繁接头。然后，又安然地走了。就在克格勃的眼皮底下，从事这样的间谍活动。他对这个人的事情了解得越多，就越仇恨这个人。
他自然查阅了当时的资料，逐个审查了那次进入苏联旅游的美国人的名单。但是，没有发现伪造的名字。工作人员模糊地想起来有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国人，他身穿索洛明描述的那种他们在植物园见面时穿着的德克萨斯服装。那个蒙克很可能就是诺曼·凯尔森，只是还没有得到证实。
克格勃的侦探在莫斯科的工作比较顺利。他们通过调查签证申请记录和国际旅行社的旅游记录，查出了那天在首都的所有美国人的资料。最后他们的焦点集中在那一个谎称胃疼而没有去圣塞尔吉乌斯修道院旅游的人身上。蒙克就是在那一天，在弗拉基米尔大教堂与布利诺夫教授见面的。格里申想起来了，那个人名叫菲利普·彼得博士。
当这三个叛徒向陪审团坦白了他们在那个美国人的鼓动下为他提供的所有情报时，克格勃官员的脸色吓得煞白。
格里申把这三个人的资料放在一起，用办公室的电话与他的上级取得了联系。他总能意识到最后的劳改判决。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已经从第一总部部长提升为整个克格勃的负责人。在那天上午，是他把那三张死刑批准书放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书桌上，等待签字的。总统办公室位于新红场中央委员会办公楼的顶层。他送去了死刑批准书，待死刑命令被适时地签署后，便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按照上面的命令“立即执行”。
格里申上校给后院里的犯人30分钟的准备时间。太突然了，正像他常对他的学生讲的那样，没有时间能够预料。他下楼后，便看到那三个人已经跪在太阳永远也照不到的高墙下面的碎石地面上。
那名外交家是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他的精神似乎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当军士长把9毫米的马卡罗夫枪对准他的脑后时，他嘴里还咕哝些什么。看到格里申一点头，军士长就抠动了扳机。一道闪光后，血肉飞溅，瓦列里·克鲁格洛夫便一头栽倒在了地上，从此便离开了人世。
那位科学家本是一位无神论者，现在却开始祷告了，他乞求万能的上帝，把他的灵魂带到一个安生之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离他两码远的地方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像那位外交家一样随着枪响脸面朝下一头倒在地上了。
彼得·索洛明是最后一个。他双眼仰望着天空，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见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当他感觉到脑后冰凉的枪口时，他举起左手，伸出僵硬的中指对准靠墙的格里申上校。
“开火！”格里申一声呼叫，接着一切都结束了。他命令，在当天夜里就要将他们埋葬到莫斯科以外森林里无标记的墓穴里。即使死了，也不能对他们有任何仁慈。他们的家人永远也找不到给亲人送鲜花的地方。
格里申上校走到那位西伯利亚军人的尸体前，弯腰认真地看了几秒钟，然后直起身大步走开了。
他回到办公室，正要撰写报告时，他电话上的红灯亮了。打电话的人是第二总局调查组里他认识的一名同事。
“我们认为，我们就要查到第四名叛徒了，”那个人说，“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了。两人都是上校，都是在东柏林反情报处工作。我们把他俩都监视起来了。迟早我们会有机会的。你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吗？你想参与我们的逮捕行动吗？”
“给我12个小时，”格里申说，“12个小时后我就会到那里。我想要这个人，我要亲自去处理这个人。”
调查官和审讯员都知道一名经验丰富的反情报军官是最难对付的。他在K局的反情报部门呆过几年，当自己面临危险时，他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不会在卷起来的袜子里边贮藏隐显墨水，也不会购买豪华住房。
过去要逮捕一个人很容易。如果怀疑某个人，就将他逮捕审讯直至他坦白为止，这样也可能有冤枉人的时候。到1990年，当局坚持要犯罪证据，至少在严刑逼供之前必须有明显的证据。莱桑德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必须现场抓住他。这需要巧妙的布置，需要的是时间。
此外，柏林是一个开放城市。从技术上讲，东柏林仍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柏林墙已经拆除了。罪犯很容易逃跑，只要开快车，一旦驶入西柏林街道明亮的灯光下，一切就难以控制了。那时要逮捕一个人，真是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