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马丁于10月1日去察看了在苏莱比克特那个墓地的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坟墓，他发现了来自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的请求。
他并不是特别惊奇。如果说阿布福阿德已经听说了他的话，那么他也听说了正在持续增加扩展的科威特抵抗运动及其影子般的领导人。他们最终应该碰面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在六周之内，伊拉克占领军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他们入侵时，他们曾经是长驱直人，于是他们满怀信心地开始了占领，确信他们在科威特的驻留将与他们的征服一样轻松。
掠夺是容易的和有利可图的，破坏是有趣的，享用女伴是愉悦的。自从巴比伦时期以来征服者就一直是这样的。
毕竟科威特是一只等待着拔毛的丰满的鸽子。但在六周之内，这只鸽子已经开始了啄人和搔人。已有一百多名士兵和军官不是失踪就是被发现了尸体。失踪的不能完全被解释为开小差。占领军第一次经历到了恐惧。
军官们再也不敢单独坐公务轿车出行了，非要派一卡车士兵护送不可。总部大楼不得不派岗哨日夜值守，有时候伊军军官得朝哨兵头顶上方开枪以唤醒他们的瞌睡。
除非是大规模的部队调动，不然的话晚上的外出行动全部取消了。当夜幕降临时，路障的值勤小组蜷缩在他们的棚屋里。但仍有地雷踩响、汽车烧成一团火球或发动机毁坏、手榴弹扔进来和士兵被割断喉管后消失在下水道或垃圾箱里的事情发生。
不断升级的抵抗运动已经迫使最高司令部把常规军换成了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是一支良好的战斗部队，本应该被布置在前线以防美国人的进攻。10月初的科威特，借用丘吉尔的一句话来说，不是结束的开始，而是开始的结束。
当马丁在墓地读到阿尔卡里法的纸条时，他没有办法答复，所以只能等第二天他才能去放置他的回复。
他说，他同意见面，但要按他的条件。要利用天黑的优势但又要避开晚上10点的宵禁，他把见面定在7点30分。他做出了准确指示，即阿布福阿德应该在哪里停好车，以及他要碰面的那处小树丛。他提出的地点在阿巴拉克凯坦区，靠近从市区到现已毁坏不能使用的机场的主要公路。
马丁知道那个地段里都是一些传统的平屋顶石头房子。他将提前两个钟头等待在其中一个屋顶上，以便观察那位科威特军官的身后是否跟着人，如是的话，那么是什么人：是他的保缥还是敌人。在一个敌对的环境里，这位特空团军官仍逍遥自在地战斗着是因为他不冒险行事，一点也不冒险。
他一点也不知道阿布福阿德的安全观念，他估计不会很强。他把碰面的日期定在10月7日并把他的答复放进那块大理石墓碑之下。10月4日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取到了这份回复。
随便相见时，约翰·希普韦尔博士绝对不会被认为是一名核物理学家，更不用说是工作在设有层层安全关卡的奥尔德马斯顿的原子武器研究所里的其中一名科学家了。他从事着为不久即将装配到三叉戟导弹上的钚弹头设计工作。
一个过路人会把他当做是伦敦郊县的一个粗鲁的农夫，更像是把家里养肥的一群羔羊赶到当地集市上去出售的贩子，而不会认为是在监理着致命的纯金钚碟的包层。
尽管天气仍较温和，但当希普韦尔再次参加美杜莎委员会会议时，他仍像8月份那样穿戴：方格子衬衫、羊毛领带和花呢西服。未经邀请他就用他那双肤色红润的大手把烟丝填塞进一只用欧石南根制成的烟斗之中，然后才开始他的报告。保罗·斯普鲁斯爵士厌恶地抽动着他那尖尖的鼻子，示意把空调再开得大一点。
“先生们，好消息是我们的朋友萨达姆·侯赛因先生没有可供他使用的原子弹。还没有，还相差很远。”希普韦尔博士说，他的脸已经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烟云之中了。
停顿了一下，因为他在料理他个人的篝火。也许，特里·马丁冥思着，如果你每天都要接受致命的钚光剂量的话，那么偶尔吸吸烟斗实在是算不得一回事。
希普韦尔看了一眼他的笔记。“自70年代中期萨达姆·侯赛因真正掌权时起，伊拉克一直在研制她自己的核弹。看来那个人是为之而着迷。在那些年代里，伊拉克从法国购买了整套核反应堆系统——这个目的不受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的约束。”
他满意地吸了一口烟斗。飘逸的烟雾笼罩在他的笔记本上方。
“对不起，”保罗爵士说，“这个反应堆是用于发电的目的吗？”
“说是这样的。”希普韦尔博士说，“当然，绝对是一派胡言，且法国人是知道的。伊拉克是世界上第三大的石油储存国。他们原本只要这个价格的零头就可建起燃油发电站了。不，关键在于反应堆的燃料，低等级的铀，被称为黄饼或焦糖，这种东西他们可以说服其他人卖给他们。经反应堆使用以后，其最终产品是钚。”
桌子周围的代表们纷纷点头。大家都知道设在塞拉菲尔德的那座英国反应堆为电网提供了强大的电力，并吐出供希普韦尔研制弹头的钚。
“所以以色列人行动了。”希普韦尔说，“他们的第一批突击队员赶在设备装船之前把巨大的汽轮机在土伦炸毁了，使项目的进度后退了两年。然后在1981年，正当萨达姆的珍贵的奥西拉克1号和2号工厂快要建起来时，以色列的战斗轰炸机飞过去把它们炸成了一片废墟。此后，萨达姆一直没有买到另一座反应堆。不久他就停止了努力。”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哈里·辛克莱从桌子另一头问道。
“因为他改变了方向。”希普韦尔笑容满面地说，好像是在超记录的时间内解答了一个纵横格子填字字谜。“直到那时候，他一直在钚的道路上开发。倒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还不够。可是……”
“我不明白，”保罗·斯普鲁斯爵士说，“以钚为基础的原子弹与以铀为基础的原子弹有什么不同。”
“铀更简单。”物理学家说，“瞧，能用于链式反应的有各种放射性物质，但要制作一颗简便的、基本的、有效的原子弹，铀就是人门券。那就是自1982年之后萨达姆一直在研制的——一颗基本上以铀为基础的原子弹。他还没研制出来，但他仍在努力，而且有一天他会研制出来。”
希普韦尔满面笑容地靠在了椅背里，好像他解开了创世之谜。与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斯普鲁斯爵士还是满脸疑云。
“如果他能买来这种铀以替补他的已被摧毁的反应堆，为什么他不能用它制造原子弹？”他问道。
希普韦尔接着说：“不同的铀，先生。铀是一种很有趣的物质，非常稀少。从1000吨铀矿只能得到烟盒那么大的一块黄饼，它被称为天然铀，其同位素编号是238。可用它来驱动工业反应堆，但不能用来制造原子弹，纯度还不够。造原子弹需用更轻的同位素，叫铀-235。”
“那么它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巴克斯曼问。
“它在黄饼里面。在这个烟盒一般大的方块里有足够的铀-235可粘在一片指甲之下而不致感到不适。关键是要把两者分离开来，称为同位素分离。难度很大、技术性很强、成本很高、速度很慢。”
“可你说伊拉克正在研制。”辛克莱指出。
“他是在研制，但他还没研制出来。”希普韦尔说，“净化和炼制黄饼使其达到所需的百分之九十三纯度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早年，在曼哈顿项目时，你们美国人尝试了几种方法。他们在搞试验，明白吗？欧内斯特·劳伦斯试验了一种方法，罗伯特·奥本海默试验了另一种方法。在那时他们使用两种方法作为互补得到了足够的铀-235，制造出‘小男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心法发明了并慢慢地完善了。现在只有这个方法在使用。基本上是这样的，把料放在一个叫离心器的东西里。离心器是旋转得如此之快，以致整个过程必须在真空里进行，不然的话，轴承会被熔为果冻状。慢慢地，较重的同位素，也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一部分，被甩到了离心器的外围并被切去了。留下来的物质只比开始时稍微纯净了一点点，只不过是一点点。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下去，经过几千个小时才得到一片邮票那么大的原子弹级薄片。”
“但他在那么做？”保罗爵士强调说。
“是的，已经干了差不多一年。这些离心器……为节省时间要把它们组成一个系列，叫串联。但建立一个串联需几千台离心器。”
“如果他们从1982年就开始走这条路了，那么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特里·马丁问。
“你总不能走进五金商店从货架上买到一台铀气漫射离心器吧？”希普韦尔指出。“起先他们也努力过，但被回绝了——文件上这么说的。自1985年起他们一直在采购部件以便在他们的现场安装。他们买到了大约500吨基础铀黄饼，其中一半来自葡萄牙。他们从西德购得了离心器的大部分技术……”
“我们认为德国已经签署了限制核弹技术扩散的所有国际公约。”巴克斯曼表示不满。
“也许是吧，我不关心政治。”科学家说，“但他们从世界各地买来了零零星星的配件。他们需要特殊超强钢、抗腐容器、专用阀门、高温炉——被称为头颅炉，因为这种炉看上去像那个模样，加上真空泵和鼓风机——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技术。好多设备，加上技术，都来自于德国。”
“我就直话直说了。”辛克莱说，“萨达姆是否有任何在运行的同位素分离离心器？”
“是的，有一个串联。它已经运行了有一年左右。另有一个也快要投入运行了。”
“你知道这些东西都在什么地方吗？”
“离心器装配工厂在一个叫塔吉的地方——这里。”科学家把一张航拍大照片传给了美国人并圈了一下那一系列的工业建筑。
“那个在工作的串联似乎是在图韦塔附近的某个地方的地下，也就是靠近那个他们称为奥西拉克的已成废墟的法国产反应堆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的轰炸机能否找到它——它肯定是在地下井有伪装。”
“那么那个新的串联呢？”
“不清楚，”希普韦尔说，“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也许在别处。”特里·马丁建议。“自从他们把所有的蛋放进一只篮子而以色列人把那只篮子炸飞以后，伊拉克人一直在到处布置假目标。”
辛克莱哼了一声。
“你有多大的把握说萨达姆·侯赛因还没有原子弹？”保罗爵士问道。
“很大。”物理学家说，“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他们的时间还不够。对于一颗基本的、可使用的原子弹，他需要有30至35公斤纯铀-235。一年前才刚刚开始，即使假定那个运行的串联能一天工作24小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道旋转工序至少需一台离心器工作12个小时。从纯度为零到所需的百分之九十三需一千道旋转工序。到时候还有清理、服务、维修和分类作业。即使现在和在过去的一年里一个串联中有一千台离心器在作业，也需要五年时间。明年再投入一个串联——可把所需时间缩短为三年。”
“这么说，最早他也需要等到1993年才能获得35公斤？”辛克莱插话。
“是的，没错。”
“最后一个问题：他得到铀以后，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拥有一颗原子弹？”
“不会很长。几个星期吧。你们知道，一个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国家同时也会开办核工程学。炸弹工程学就没那么复杂。了，只要知道现在怎么于就行了。而贾法尔知道——他将会知道如何建造一个和如何触发它。该死的，是我们在哈韦尔培训了他。但关键是，光从时间进度来说，萨达姆·侯赛因还没有拥有足够的纯铀。顶多只有10公斤。他还差三年时间，至少。”
大家感谢希普韦尔博士几个星期以来的分析研究，然后会议就解散了。
辛克莱要回大使馆去，把他的记录下来的大量笔记整理成一份报告，加密后传往美国。在那里，辛克莱的报告将被与美国专家们的分析做比较。这些美国专家是从桑迪亚、洛斯阿拉莫斯以及主要是从加利福尼亚的劳伦斯利弗莫的实验室抽调来的物理学家。其中劳伦斯利弗莫的实验室有一个秘密的部门被简称为Z部，该部门代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在监视着全球核技术的持续扩散。
虽然辛克莱不知道，但英国和美国专家组的分析是雷同的。
特里·马丁和西蒙·巴克斯曼也一起离开会议室，在10月份和煦的阳光下漫步穿过白厅。
“松了一口气。”巴克斯曼说，“老希普韦尔相当肯定。显然美国人也完全同意了。那家伙要拥有原子弹还早着呢。少了一个要担心的噩梦。”
他们在街角分手了，巴克斯曼越过泰晤士河去世纪大厦，马丁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朝圣马丁街和戈华街而去。
确定伊拉克有什么，甚至可能有什么是一回事，准确地找到它在什么地方又是一回事。拍照一直在继续着。无止境地在空中邀游着的Kh-11和Kh-12人造卫星正在拍摄它们所看见的下面的伊拉克国土。
在10月份，另一个设备进入了太空，这是一架新型的美国侦察机，它是如此之秘密以致连国会都不知道它。它的代号是曙光，它飞行在内层空间的边缘，速度达8马赫，差不多每小时5000英里，靠它自身的火球（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完全超越了伊拉克雷达和截击导弹的能力。替换了传奇性的SR-71“黑鸟”的曙光甚至连苏联的最新技术也发现不了它。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边是“黑鸟”在退役，一边是更加老式的“老信任”还在那年秋天漫游于伊拉克上空。外号为“龙女”的差不多40岁的U-2飞机仍在拍照。早在1960年，加利·鲍尔斯驾驶的一架U-2飞机在西伯利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了，也是U-2飞机在1962年夏天发现了布置在古巴的第一批苏联导弹，是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确认了它们是进攻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武器，从而揭穿了赫鲁晓夫的假抗议并播下了他自己最终毁灭的种子。
1990年的U-2飞机已被重新配置为一架“倾听者”而不是一架“观看者”和重新选定的tR-1，虽然它仍在拍摄照片。
所有这些信息，来自教授和科学家的、分析家和译员的、追踪者和观察者的、面谈者和研究者的，都构成了一张1990年秋天伊拉克的图片，而且这成了一张可怕的图片。
来自一千个源泉的信息最后汇集到了位于老机场路上的沙特空军司令部大楼下面第二层地下室中一个极为秘密的房间里。高级军官们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未经（联合国）授权的进攻伊拉克计划的就是这个房间。它被简称为黑洞。
从陆海空三军和从列兵到将军的各级军衔中抽调出来的美军和英军的标靶员，把必须要去炸毁的目标都标了出来。最后，它们将成为联军空军司令查尔斯·霍纳中将的空战地图。图上最终将包含七百个目标。其中六百个是军事目标——那些指挥中心、桥梁、机场、兵工厂、弹药库、导弹基地和部队集结地点。另一百个目标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研究设施、装配工厂、化学实验室、储存仓库。
在塔吉的气体离心器生产线被列上了，那个在图韦拉建筑群某处地下的离心器串联的大致的、推定的位置也被列上了。
但在塔尔米亚的那家瓶装水灌装厂没被列上，库拜也未被列上。因为没人知道它们。
哈里·辛克莱在伦敦写的详细报告副本汇入了从美国各地和国外汇总过来的其他报告。最后，这些详细的分析报告被汇编成一份合成报告，出现在国务院一个非常小、非常秘密的智囊机构那里。该机构只限于华盛顿极少数人知晓，其名称为政治情报及分析小组。政情组是一种外事分析的温室，其提供的报告绝对不是用于大众传播。实际上，这个组织只服务于国务卿，当时是詹姆斯·贝克。
两天以后，麦克·马丁躺在能使他把阿巴拉克凯坦街区景色尽收眼底的一个屋顶上。他与阿布福阿德设立的约会点就在那里。
几乎就在约定的时刻，他观察到一辆小汽车驶离通往机场的费萨尔国王公路拐进了一条小街。汽车顺着街道慢慢地下行，离开从公路照射过来的明亮的灯光和偶尔驶过的车辆，进入到了黑暗之中。
他看到轿车的轮廓停在了他留给阿尔卡里法纸条上所描述的地方。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朝周围看了看，确信没有其他轿车从公路上跟过来，就开始走路了，朝着一丛小树林掩着的一块空地。
阿布福阿德和那个女人已被告知要等待半个小时。如果贝督因人没能露面，他们就放弃约会回家去。他们实际上等了40分钟，然后走回汽车。两个人都感到很沮丧。
“他肯定是被耽搁了。”阿布福阿德对他的女伴说，“也许是一支伊拉克巡逻兵。谁知道呢？反正太糟糕了。我只得重新开始。”
“你会去相信他说明你这个人疯了。”那女人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他们柔和地说着话，科威特抵抗运动领导人朝街道的两头看看，以确保在他们离开期间没出现过伊拉克士兵。
“他是成功的，也是聪明的，他干得像一个职业人员。这都是我需要知道的。我想与他合作，如果他愿意的话。”
“对此我没有反对意见。”
那女人轻轻地尖叫了一声。阿布福阿德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别回头。我们这样谈谈。”说话声是从后座传过来的。从后视镜中科威特人看见了贝督因人所戴的茶巾的暗淡的轮廓，并闻到了生活邋遢的人所发出来的一股气味。他长长地透出了一口气。
“你真是无声无息呀，贝督。”
“没必要大声喧哗，阿布福阿德。它会吸引伊拉克人。我不喜欢那样，除非是我准备好了。”
阿布福阿德的牙齿在他那黑胡子下泛着白光。
“很好，现在我们互相见面了，让我们谈谈。顺便问一声，为什么要躲进汽车里？”
“如果这次会面是对我设置的一个陷阶，你们回到汽车里的第一句话就会不同了。”
“自我保护……”
“当然。”
“然后呢？”
“你就会死定了。”
“明白了。”
“你的伴侣是谁？我没说过要带伴侣。”
“你定下的约会，我也只得相信你呀。她是一位可信赖的同事，她叫阿丝拉·喀班迪。”
“好吧。你好，喀班迪小姐。你们想谈什么？”
“武器，贝督。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手枪、现代化手雷、高爆塑胶炸药。有了这些东西我们的人能开展许多行动。”
“你们的人正在被抓住，阿布福阿德。十个人被由秘密警察带领的整整一连伊军步兵包围在一座房子里，全被枪杀了，全都是年轻人。”
阿布福阿德沉默着。这是一场大灾难。
“九个。”他终于说，“第十个人装死，后来爬出去逃走了。他受伤了，我们现在正照料着他。是他告诉我们的。”
“他告诉你们什么？”
“他们被出卖了。如果他死了，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啊，出卖。任何抵抗运动总有这种危险。那么叛徒呢？”
“当然，我们知道他。他还以为我们能信任他呢。”
“那么他是有罪的了？”
“好像是那样。”
“只是好像？”
阿布福阿德叹了一口气。
“那幸存者发誓说只有第十一个人知道那次会面和地址。但也有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泄露了，或者其中一人被跟踪了。”
“那么就要考验这个嫌疑犯。如果有罪，就要惩罚。喀班迪小姐，请你离开我们一会儿好吗？”
那年轻女子扭头去看阿布福阿德，后者点了点头。她下车走回到树丛中去了。贝督因人把他要阿布福阿德做的事仔细地、详细地告诉了他。
“我一直要等到7点钟才离开那座房子。”他结束了他的说话。“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你一定要到7点30才能打电话。明白吗？”
贝督因人滑下汽车消失在房子之间的黑暗的巷子之中。阿布福阿德驾车驶上去把喀班迪小姐接上车，他们一起驾车回家去了。
马丁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人。在科威特解放前，阿丝拉·喀班迪被秘密警察抓住了，受到了严刑拷问、轮奸、枪决和砍头。在她死去之前，她一句话也没吐出来过。
特里·马丁在给西蒙·巴克斯曼打电话。这几天巴克斯曼忙得不可开交。只是因为他喜欢这位研究阿拉伯学问的大惊小怪的教授才使巴克斯曼接听了这个电话。
“我知道我现在打搅你了，可你在政府通讯总局里有熟人吗？”
“有，当然有。”巴克斯曼说，“主要是在阿拉伯处。认识他们的处长。”
“你能否去一个电话，问问他愿不愿意见我？”
“哦，好的，我想可以的。你有什么事？”
“是这几天从巴格达传出来的一些事。当然，我已经研究了萨达姆的所有演讲，也从电视上观看了有关人质和人肉盾牌的宣言以及他们那可怕的公关企图。但我想了解一下是否还截听到其他消息，他们的宣传部没有公开的消息。”
“嗯，那是政府通讯总局的工作。”巴克斯曼承认说，“好的，我给他打一个电话。”
那天下午，按约定，特里·马丁驱车西行到了格罗斯特郡，出现在与MI-6局和MI-5局一起构成英国第三个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局楼群的设有重重岗哨的大门里。
阿拉伯处的处长是西恩·普鲁默。他部下的阿尔科里先生曾于十一个星期之前在切尔西的一家餐厅里测试了麦克·马丁的阿拉伯语水平，尽管特里·马丁和普鲁默都不知道这件事。“怎么样，有什么事情找我？”当他们都坐下来捧上一杯薄荷茶时，西恩·普鲁默问道。马丁解释说他对来自伊拉克的截听到的消息之缺乏感到惊奇。普鲁默的眼睛亮了起来。
“你说得对，当然。你知道，我们的阿拉伯朋友在公用线路上应该是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最近两年被截听到的通话量减少了。现在，要么是整个国民改变了性格，要么是……”
“地下电缆。”马丁说。
“对。显然萨达姆的伊拉克人已经铺设了45000里以上的光纤通讯电缆。他们就是在用光缆通话的。对我来说，工作难度加大了。我怎么能够把另一轮的巴格达天气预报和伊拉克人的洗衣清单作为情报交给在伦敦的密探呢？”
这是他的讲话风格，马丁明白了。普鲁默的工作远不止此。
“当然，他们仍在交谈——部长们、公务员们、将军们——坦克指挥官在沙特边境的闲谈。但严肃的、绝密的交谈已经从空中消失了。以前从来不是这样。你要看些什么？”
在此后的四个小时里，特里·马丁翻阅了一系列的截听材料。无线电广播太明显了；他在寻找着一种不经意的电话通话、一次失口、一个错误。最后他合上了卷宗。
“你能否，”他问道，“注意一下任何奇怪的内容，任何没有意义的内容？”
麦克·马丁开始认为也许某一天他应该写一份关于科威特市屋顶的导游指南。他似乎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躺在其中一个平屋顶上审视着他身下的街区。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屋顶确实是躺下来作观察的好地方。
他已经在这个屋顶上躺了两天，审视着他已经把地址交给了阿布福阿德的那座房子。这是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借给他的六座房子中的其中一座房子，也是他明白他将永远不再使用的一座房子。
尽管自两天前他把地址告诉阿布福阿德起，直至今天晚上——10月9日似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但他仍然夜以继日地观察着，靠一点点面包和水果维持着生命。
如果伊拉克土兵在9日晚上7点半之前到达，他就会知道他被谁出卖了——阿布福阿德。他看了一眼手表，7点半。那位科威特上校现在应该在打电话了，按指示。
在城市的另一边，阿布福阿德确实提起了话筒。他拨了一个号码，在第三次振铃时有人来接听了。
“沙拉赫吗？”
“我就是。你是谁？”
“我们从未谋面，但我已经听到了你办的许多好事——一你是忠诚勇敢的，是我们中的一员。人们叫我为阿布福阿德。”
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一声喘气。
“我需要你的帮助，沙拉赫。我们抵抗运动能否指望你？”
“哦，是的，阿布福阿德。请告诉我你有什么事？”
“不是我本人，是一位朋友。他受了伤又得了病。我知道你是一位药剂师。你必须立即给他去送药品——绷带、消炎药、止痛药。你听说过叫贝督因人的那个人吗？”
“是的，当然听说过。可你的意思是说你认识他？”
“这没关系，但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是在一起工作的。他对我们极为重要。”
“我现在马上去楼下的药店里，拿上他需要的东西给他带过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
“他蛰居在舒韦克的一座房子里，动弹不得。你准备好笔和纸。”
阿布福阿德把那个地址报了出去。在电话的另一头，这个地址被记下来了。
“我马上开车过去，阿布福阿德，你可以相信我的。”药剂师沙拉赫说。
“你是一位好人。你会得到报偿的。”
阿布福阿德挂上了电话。贝督因人说过，如果没事发生，他会在黎明时来电话，届时那个药剂师的面目就会清楚了。
就在8点半不到一点点，麦克·马丁看见而不是听见了第一辆卡车。它靠自身的惯性滑行着，发动机已关去了以免发出声音，它经过街道的十字路口后又往前滑行了几码距离才停下来。马丁赞同地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第二辆卡车也以同样的方法到达了。从每辆车上静静地跳下二十名士兵，绿色贝雷帽部队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士兵们以一路纵队向前行进，领头的一名军官手里抓着一个平民。那人的白色衣袍在黑暗中闪着微光。由于所有的街道路牌都被摘下了，伊军需要平民为他们引路以找到这条街道。可门牌号码仍保留着。
那平民在一座房子前停了下来，审视了一下门牌号就指认了。那个带队的上尉匆匆与他手下的一名中士耳语了几句。中士带领十五名战士穿过一条小巷朝后面包抄过去了。
身后跟着剩余的士兵，上尉去试着推了一下小花园的铁门。门开了。那些人鱼贯而人。
在花园里，上尉能清楚地看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灯。底楼的大部分是一个车库，里面是空的。上尉试了试门把手，发觉上着锁，于是向他身后的一名士兵挥了一下手。
那士兵用自动步枪向门锁发射了一排子弹，房门洞开了。
在上尉的率领下，绿色贝雷帽士兵冲了进去。有些士兵进了底楼黑暗的房间；上尉和其余的士兵直接上楼扑向主卧室。
到了楼上，上尉能看到点着灯的卧室的内部，背对着房门有一把小沙发，上面露出了那条格子布茶巾。他没有开枪。秘密警察局的沙巴维上校做过明确指示：他要这个人的活口。当他冲向前去时，这个年轻的军官没有感觉到他的小腿碰上一条尼龙钓鱼线。
他听到他的另一支人马已经从屋后闯了进来，其他人也纷纷踏上了楼梯。他看到瘫在沙发里的那个身体是用一件沾满尘土的白袍包着的海绵沙发垫子，而用茶巾裹着的是一只大西瓜。他的脸愤怒得变了形，他正好有时间向站在房门边瑟瑟发抖的药剂师发出一声怒骂。
5磅塑胶高爆炸药的爆炸声不是很响，炸药看上去也不是很大。幸好周围的房子是用石块和混凝土建成的，只是受了一些轻度的损坏。但士兵们站着的那座房子实际上消失了。其屋顶上的瓦片飞到了几百码远处。
贝督因人没有等在附近观看自己的杰作。他已经走过了两条街，拖着脚步行走着，心里盘算着自己的事情，当他听到那声闷响时，似乎是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然后是一秒钟的空寂，然后是砖瓦的破碎声。
第二天发生了三件事，全都在天黑以后发生。在科威特，贝督国人与阿布福阿德再次碰面了。这一次，科威特人是单身赴会，在离谢拉顿只有200码的一个深深的门洞的阴影里。
“你听说了吧，阿布福阿德？”
“当然了，整个城市都在传说。伊军损失了二十个人，其余的受了伤。”他叹了一口气。“可能会有随时的报复事件。”
“你想现在停止吗？”
“不，我们不能。我们还要忍受多久？”
“美国人和英国人会来的。某一天。”
“愿真主保佑快一点。沙拉赫与他们在一起吗？”
“他带他们去的。只有一个平民。你没告诉其他人吧？”
“没有，只有他。那肯定是他了。他已经欠下了九条年轻的人命。他不会见到天堂的。”
“那么，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
“我不会问你是谁和从哪里来。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军官，我知道你不可能仅仅是一位来自沙漠的贝督因人骆驼贩子。你有炸药、枪。弹药和手雷。我的人有这种东西也可以干出许多事情来。”
“那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带着你的装备加入到我们中间来。或者你仍然单枪匹马地干，但让我们分享你的装备。我不是在这里威胁，而只是请求。但如果你要帮助我们的抵抗组织，这就是帮助的方法。”
麦克·马丁想了一会儿。经过八个星期之后，他只剩下一半装备了，仍埋在沙漠里或分散在他不去居住而只用做储存的两栋别墅里。他的另四座房子，一座已毁，还有一座他已与学生们会过面，也已经放弃了。他可以把他的储藏品交出去，再要求夜间飞机空投——风险是有的，但也是可行的，只要他发往利雅得的情报没被截取——这一点他就无从知晓了。或者他骑上骆驼再穿越国境，带回来新的两驮袋武器。即使这样也不容易——现在边境地区已布置了伊军的十六个师，比他进来时增加了两倍。
该是再次联络利雅得询问指示的时候了。同时，他将把他所有的装备几乎全部交给阿布福阿德。国境的南边还有更多；他得设法再去弄点过来。
“你想在哪里接取？”他问。
“我们在舒韦克港有一座仓库，相当安全。里面储存着水产品。业主是我们中的一员。”
“六天之内。”马丁说。
他们商定了时间和地点，阿布福阿德手下一名可信任的助手将迎候贝督因人并指引他走完去那座仓库的余下路程。马丁描述了他要驾驶的车辆和他要打扮的模样。
同一天晚上，但因为时差是在两个小时之前，特里·马丁坐在离他的公寓不远的一家安静的餐馆里，一只手捻动着一杯葡萄酒。几分钟后，他等待的那位客人进来了，是一位年长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和领结。他向周围探视着。
“莫舍，在这里。”
那位以色列人挤到马丁站起来的地方去，并热情地招呼了他。
“特里，我亲爱的小伙子，你好吗？”
“见到你我就更好了，莫舍。你来伦敦我们至少要一起吃顿饭、聊聊天。”
论年纪那以色列人可以当马丁的父亲，但他们的友谊基于共同的兴趣。两人都是学术家，热衷于研究中东阿拉伯文明、文化、艺术和语言。
莫舍·哈德利教授的遗憾在于，作为一名以色列人，中东的许多地方对他都是禁区，即使是学术访问也不行。但在他的学术领域里，他仍是最佳的学者之一，而这个领域非常之小，所以两位学者在学术研讨会上碰面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这样交往已经有十年了。
晚餐很好，话题是关于十个世纪之前中东各王国的生活方式的最新研究和点滴体会。
特里·马丁明白他必须遵守保密法，所以他受世纪大厦指派在最近参加的活动是不能讨论的。但在喝咖啡时，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海湾危机和战争的机会上。
“特里，你认为他会撤出科威特吗？”教授问道。
马丁摇摇头。“不，他不会，除非满足他的要求他才会撤。战争打响后，他要失败的。”
哈德利叹了一口气。
“那么多的浪费。”他说，“我的一生，那么多的浪费。所有那些钱财，足够把中东地区建成人间天堂。所有那些才智，所有那些年轻的生命。都为了什么呢？特里，如果战争打响，英国人是否会和美国人并肩战斗？”
“当然会了。我们已经派出了第七装甲旅，我相信第四装甲旅也会随之出征，那可以组成一个师呢。还有战斗机和军舰。别担心，这是一场以色列不但可能而且必须按兵不动的中东战争。”
“是的，我知道。”以色列人阴郁地说，“但许多年轻人将会死去。”
马丁向前靠过去，拍拍他的朋友的手臂。
“我说，莫舍，这个人必须被阻挡住，或迟或早。以色列和所有国家必须了解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称出他的重量了。”
“但是我们的人也在提供协助。我们也许是他的主要目标呢。”
“是的，在目标选取时。”马丁说，“我们的主要问题是需要可靠的现场情报。我们现在没有巴格达的最高级情报来源。英国人没有，美国人没有，甚至连你们的人也没有。”
20分钟后晚餐结束了，特里·马丁送哈德利教授上了一辆回旅馆去的出租车。
那天晚上半夜时分，根据伊拉克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在巴格达发出的命令，三座三角探查站在科威特建立起来了。
它们是无线电碟盘，能追踪无线电波发射的源头，并能确定其罗盘方位。其中一台是固定的探查站，安装在科威特市南郊阿尔迪亚区的一座高楼屋顶上，其碟形天线朝向沙漠。
另两台是流动站，用的是大客车，碟形天线安装在车顶，一台内置发电机可提供电力，车内是黑暗的，这样可使操作员坐在控制台前审视他们要寻找的那台发报机。他们已被告知该发报机极有可能在市区与沙漠之间的某个地方发报。
其中一台安置在贾赫拉外面，在阿尔迪亚那台的西边，第三台在海边的阿尔阿丹医院里，在入侵的开始几天法律系学生的姐姐就是在那里遭强奸的。阿尔阿丹的追踪者可把北边操作员报告的情况制成一个全方位交叉图，从而把发报地点确定在方圆几百码的范围之内。
在卡利德·阿尔卡里法曾经驾驶天鹰战斗机起飞的艾哈马迪机场，一架苏制红鹿武装直升机24小时待命着。红鹿的机组人员来自特种部队，这是拉曼尼说服特种部队司令抽调过来的。那些无线电追踪人员来自于拉曼尼自己的反间机构，是从巴格达派过来的，也是他的最精干人员。
哈德利教授一夜没睡着觉。他的朋友告诉他的某件事情使他辗转难眠。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诚的以色列人，他的父母是在世纪之交时与本·耶胡达和本·古里安一起从伊比利亚半岛移民过来的犹太人。他自己出生在雅法，当时那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一个繁忙的港口，他在孩提时就学会了阿拉伯语。
他曾经养育了两个儿子，也曾经看见其中一个儿子死在黎巴嫩南方的一次悲惨的伏击战中。他现在是有五个孙儿女的爷爷。谁会对他说他不爱自己的国家？
但有件事不对头。如果战争来临，许多年轻人会死去，即使他们是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他们也会像他的儿子泽埃夫那样死去。难道现在是科比·德洛尔显露志在报复的小国沙文主义的时候吗？
他早早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结完账，预约了一辆去机场的出租车。在离旅馆前，他在大厅的那一排电话亭旁边徘徊了一阵子，然后他改变了主意。
在赴机场的半路上，他让司机离开M4号公路去找一个电话亭。尽管抱怨这很麻烦，还要多花时间，但司机还是照办了，最后在切斯威克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哈德利运气较好。在贝斯沃特接听电话的是希拉里。
“等一等，”她说，“他刚刚走到门口。”
特里·马丁回来接电话了。
“我是莫舍。特里，我的时间不多了。告诉你们的人，研究所（摩萨德）在巴格达内部有一个高级情报源头。告诉他们问问耶利哥现在怎样了。再见，朋友。”
“请等一下，莫舍。你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不要紧。你从来没听我说过。再见。”
电话挂断了。在切斯威克，那位年长的学者又上了他的出租车继续赶往希斯罗机场。他对自己所干下的无法无天行为而战栗不止。他怎么能告诉特里·马丁，是他——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起草了给在巴格达的耶利哥的第一封回信？
当特里·马丁在刚过10点打电话过去时，西蒙·巴克斯曼正坐在世纪大厦他的办公桌前。
“吃饭？对不起，我不能。今天太忙了，也许明天吧？”
“太晚了。事情很急，西蒙。”
巴克斯曼叹了一口气。毫无疑问，这位温顺的学术家肯定是从伊拉克的广播中获取了可能会改变生活意义的一条短语的新的译解。
“中饭还是不行，局里有个重要的会议。我说去喝一杯吧，到墙洞去。那是滑铁卢桥下面的一个酒馆，离这里很近。12点钟吧？我可以挤出半个小时，特里。”
“绰绰有余了。再见。”马丁说。
刚过正午，他们已经坐在墙洞里喝啤酒了。酒馆的上面，南区的火车隆隆响着驶往肯特、苏塞克斯和汉普郡。马丁把他上午听到的消息述说出来了，但没有提及消息的来源。
“不得了。”巴克斯曼耳语着说。旁边桌子有人。“谁告诉你的？”
“我不能说。”
“唉，你一定得说。”
“你要考虑他的处境。我已经答应他了。反正他是一名资深学者。就这些。”
巴克斯曼沉思了。学术家，而且与特里·马丁熟悉。肯定是另一名阿拉伯学专家，有可能曾经接受过摩萨德的一项任务。不管怎么说，这条消息要去向世纪大厦汇报，而且不能耽搁。他向马丁道了谢，离开酒馆，沿着那条路匆匆返回世纪大厦去了。
由于要参加中午的会议，史蒂夫·莱恩没有离开大楼。巴克斯曼把他拉到一边并告诉了他。莱恩带着这条消息亲自直接去找局长了。
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柯林爵士听了汇报后说，科比·德洛尔将军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他中饭也不想去吃了，叫人给他送点食物上来，就回到顶楼办公室去了。在那里，他用绝密线路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法官打了一个电话。
这时候在华盛顿才8点30分，但法官每天黎明时就起床了，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个电话。他就消息的来源问了英国同行几个问题，对没能得到答案而咕哝了一声，但他同意这件事不能被搁置一边。
韦伯斯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副局长一听就火了，然后他与中东处处长奇普·巴伯一起开会研究了半个小时。巴伯更是怒火万丈，因为当初就是他坐在赫兹利亚郊外山丘上的一间明亮的房间里面对着德洛尔将军，显然，对方向他说谎了。他们两人研究出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方案，然后带着它去找局长了。
下午，威廉·韦怕斯特局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一起开了一个会，后者带着这件事去见布什总统。韦伯斯特提出了他的方案，并被授权得以执行。
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立即提供了合作。那天晚上，国务院的一份特急请求传到了特拉维夫，第二天上午就出现在收件人以色列副外长的办公桌上了，由于时差关系，只相隔三个小时。当时的以色列副外长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一位英俊、优雅、银发的外交家。他是第三代土生土长的以色列犹太人，曾在美国接受过部分教育。由于他的流利的英语、能说会道的口才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他是伊扎克·沙米尔的利库德政府的一名阁员，并常常在由西方媒体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为以色列政府的能言善辩的发言人。
两天后，在10月14日，他抵达了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对于美国国务院紧急邀请他飞到华盛顿商讨要事颇感迷惘。
在与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博格私下讨论了无非是自8月2日以后中东总体形势的评估之后，他感到更加迷们了。到会议结束后，他已经是彻底沮丧了，然后他面临着坐半夜里起飞的航班回以色列。
就在他离开国务院时，一名助手把一张贵重的精制卡片放进了他的手里。卡片上印有一枚个人的标记，写字人用优雅的笔迹邀请他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一定要到他家里作短暂的访问，以商讨“关系到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紧急事宜。
他知道那个签名，知道那个人，也知道写字的那只手里所掌握的财富和权力。写字人的豪华轿车就停在门口。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做出了决定。他命令他的秘书返回使馆收拾好两人的行李，两个小时后到乔治城的一座房子里与他会合。从那里他们将一起赴杜勒斯机场。然后他坐进了那辆豪华轿车。
他以前从没去过那座房子，但他可以想象那是离乔治城大学校园不到300码、位于大街上的一座漂亮的楼房。他被引入了一间用细工嵌板装饰的图书馆，里面藏有珍本图书。几分钟后，他的主人进来了，踏着喀山地毯，伸出一只欢迎的手。
“我亲爱的比比，你能花时间过来真是太好了。”
索尔·内桑森既是银行家也是金融家，这两种职业使他成为巨富，但是他的真正财富大都隐藏着而没有显露出来，且他本人的文化修养很高。挂在墙上的范戴克斯和布罗格尔斯的名画不是赝品，而且他对慈善业的捐献，包括部分对以色列的捐献是传奇性的。
与这位以色列副外长一样，他也是举止优雅、满头银发，但与这位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所不同的是，他身穿由伦敦萨维尔罗定做的西服，而他的真丝衬衣是来自于苏尔卡的。
他把客人引到壁炉前的真皮沙发前，一名英国男管家端着放有一瓶葡萄酒和两只玻璃杯的银盘子进来了。
“我们谈话时你也许喜欢喝点东西吧，朋友。”
男管家把红葡萄酒倒进了两只玻璃杯，以色列人啜了一口。内桑森扬起了眉毛表示询问。
“味道好极了。”内塔尼亚胡说。1961年酿制的莫顿堡葡萄酒是难得品尝的，不应该大口喝。
男管家把酒瓶放在他们伸手能触及的地方后就离开了。
索尔·内桑森是一个聪明得令人难以捉摸的人，他不会把他要说的话直接先说出来。会话开始前先来点小插曲，然后是中东。
“要打仗了，你知道的。”他忧郁地说。
“对此我没有疑问。”内塔尼亚胡表示同意。
“在战争结束之前，许多美国年轻人很可能会死去。很优秀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不应该死。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可能使伤亡的数量降得尽量低一些。怎么样，再来点葡萄酒吗？”
“不要了。”这个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呀？以色列副外长真的是糊涂了。
“萨达姆，”内桑森凝视着壁炉炉火说，“是一个狂人。他必须被制止住。也许他对以色列比对任何邻国更是一个狂人。”
“这话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但当我们把他的核反应堆炸了以后，美国谴责了我们。”
内桑森挥了一下手表示不屑一顾。
“当然是胡说了，都是为了支撑门面的装样子胡说八道。我们双方都知道，而且我们双方还知道得更多。我的一个儿子已经开赴海湾去了。”
“哦，我不知道。愿他平安归来。”
内桑森很受感动。“谢谢你，比比，谢谢你。我也每天在这样祈祷。他是我的长子，也是我的独子。我只是感觉到……在这个时刻……我们之间必须真诚合作。”
“完全同意。”以色列人的心中涌上了坏消息即将来临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要把伤亡人数降下来，你明白。那就是我请求你帮助的目的，比比，把伤亡人数降下来。我们是站在一起的，难道不是吗？我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犹太人。”
他所使用的词语优先顺序的气氛飘浮在空气之中。
“我是一个以色列人和一个犹太人。”内塔尼亚胡喃喃地说。他也有他的优先语序。金融家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不安。
“对极了。但由于你在这里受过教育，你将会明白……嗯，这话我应该怎么说呢？……美国人有时候是很容易动感情的。我能不能直说？”
终于松了一口气，以色列人想到。
“如果做了一些事，使得伤亡人数下降一些，哪怕只下降一点点，我和我的同胞将永远感激做出了那种贡献的任何人。”
另一半意思留着没说出来，但内塔尼亚胡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家，他不会不理解。如果因为该为而不为或不该为而为之，致使伤亡人数增加，那么美国的记忆是长久的，她的报复是不愉快的。
“你要我干什么？”他问道。
索尔·内桑森品了一口葡萄酒，眼睛盯着闪动着火焰的木柴。
“显然，在巴格达有一个人，他的代号叫耶利哥……”
当他说完了时，心事重重的副外长匆匆奔赴杜勒斯机场去赶回家的航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