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和秘密情报局都忙坏了。
虽然当时和以后都没怎么提及，但到10月下旬时，美国中情局在利雅得的阵容已经相当强大了。
没过多久，中情局的存在就与在一英里之外沙特国防部大楼地下室里的军队将领们发生摩擦了。空军将领们的观点是，有那么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供他们熟练地使用，他们确信可以知道所需的伊拉克防务和备战的全部情况。
高新技术产品确实有许多。除了从太空中不间断地提供伊拉克国土上照片的人造卫星，以及做着同样工作但拍摄距离更近的曙光和U-2侦察机之外，还有其他从空中搜集情报的机器。
另一种地球同步卫星在中东上空邀游着，承担着监听伊拉克人的说话，这些人造卫星能捕捉到在架空线路上说话时的每一个词语。但它们不能窃听到通过45000英里地下光缆召开的电话会议内容。
在侦察机中，主要是空中预警系统，简称阿瓦克斯（AACS）。这是一种波音707客机，机后装着一个雷达大圆盘。阿瓦克斯飞机每24小时轮流在海湾北部上空缓慢地兜圈子，由此它们能在几秒钟之内把伊拉克空中的任何飞机活动情况通知利雅得。这样，伊拉克飞机一起飞，利雅得就知道了飞机的数量、航向、航速和高度。
支持阿瓦克斯的是另一种波音707改装机——ES-A电子侦察机，简称卜星，这种飞机是侦察地面动静的，而阿瓦克斯是侦察空中动静。J-星飞机上巨大的诺顿雷达是朝下面和侧面扫描的，这样，它们不用进入伊拉克领空就能覆盖其国土。J-星差不多可分辨出每一件开始移动的金属。
由华盛顿花费了几百亿美元研制出来的这些以及其他高新技术设备使将军们深信，如果说到了伊军装备，他们就能够听到它；如果它移动了，他们就能看到它；如果他们知道它了，他们就能摧毁它。而且这些高新技术设施不论雨雾风雪，不管白天黑夜，可全天候工作。敌人再也不能够躲在树丛下逃过侦察员的眼睛了。空中的侦察员能看到一切。
来自兰利的情报官是聪明的，且他们把想法说了出来，疑点在民用设施。他们又了解多少呢？对此军方勃然大怒。军方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去努力完成，泼冷水是他们所不喜欢的。
英国方面的情况就不同了。秘情局在海湾的行动与中情局完全不一样。但以世纪大厦的标准，仍是一项大规模行动，且按世纪大厦的要求，是低调的、秘密的行动。
而且，英国已经任命了海湾英军总司令，作为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的副手，他是一位有着不同寻常背景的不同寻常的军人。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是一位有着英勇战绩的高大、坦率的人，是十足的军人。他有两个外号：“雷霆诺曼”和“熊”，他的脾气从亲切和蔼到勃然大怒是说变就变的，但都很短暂，这是他的部下对将军发火时的评价。他的英国对手与他截然不同。
英国爵士彼得·德拉比利埃尔中将于10月初抵达海湾接受统帅英军的使命，他是一个不同的人，长得瘦瘦的，生性仔细，言语不多。性格外向的大个子美国人与性格内向的苗条的英国人形成了一对不相配的同事关系，但他们相处得很好，只是因为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脾性。
在部队里被称为P.B.的彼得爵士是英军中被授予军功章最多的军人，但这种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肯说出来。他还曾经当过特空团的指挥官，这种背景使他具备了关于海湾、阿拉伯和秘密行动的有用的知识。
由于这位英国指挥官以前曾与秘情局一起工作过，因此世纪大厦的特工组发觉他比较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这样，英国特工组的处境要比美国特工组好。
特空团也已经在海湾有了相当的阵容，他们蛰居的秘密军营位于利雅得郊外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的一个角落里。作为特空团官兵的前指挥官，P.B.关心的是他们的特长不应该浪费在步兵和伞兵也能执行的日常普通任务中。这些官兵专长于渗入敌后和营救人质等特种行动。
10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坐在那座别墅里的中情局和秘情局特工组要采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特空团的范围内的。所以这项行动也告诉了驻当地的特空团指挥官，由他去制订一个计划。
麦克·马丁抵达那座别墅后的第一个下午是在英美特工向他解释情况中度过的。他们说英美同盟发现在巴格达有一个代号为耶利哥的叛徒。他们告诉他他仍有权回绝，从而回到特空团去。晚上马丁细细考虑了一番，然后他告诉中情局和秘情局情报官说：“我可以去巴格达。但我有我的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
主要的问题他们全都明白，是他的身份掩护。这不是一项速进速出的快速行动，可以用速度和勇敢战胜对方的反间谍网。他也无法指望他在科威特遇到过的秘密支持和协助。他还不能作为一名贝督因部落的跑腿人游荡在巴格达郊外的沙漠里。即使在地图上的荒野处也交叉着伊军的巡逻队。在巴格达市内到处布满了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检查组，宪兵们在寻找开小差的逃兵，而秘密警察在随意抓捕疑犯。
别墅里在座的各位都对秘密警察的残忍相当清楚。来自商人和记者以及英美外交人员撤出之前的报告都大量证明了无处不存在的秘密警察，他们使得伊拉克公民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恐惧之中。
如果马丁进入巴格达，他将必须在那里潜伏下来。操纵一名像耶利哥那样的间谍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首先，必须用死信箱去追踪到那个人，并通知他又要开始行动了。那些死信箱也许已经暴露了并受到了监视。耶利哥也许已被抓住并被迫全盘招供了。
况且马丁必须建立一个住处，一个他能够收发电报的基地。他必须在市内到处漫游，照看那些信筒，如果耶利哥的内部情报供应渠道得以恢复的话，虽然其主人将会是新的了。
最后，而且最糟糕的是，没有外交掩护、没有保护的盾牌可使他免除万一被抓住或暴露了真相而引起的恐惧。这样被抓住后，等待他的是秘密警察局设在阿布格雷布的地下刑讯室。“你心里……哦……有什么确切的想法？”当马丁提出要求后巴克斯曼问道。
“如果我不能成为一名外交官，我也要依附于一个外交官的家庭。”
“这不太容易，伙计。使馆是受到监视的。”
“我没说使馆。我说外交官的家庭。”
“像一个司机之类的？”巴伯问。
“不，太明显了。司机得坐在方向盘后面，他要把外交官送来送去，也与外交官一样受到监视。”
“那么是什么角色呢？”
“除非事情有了很大的改观，要不然许多高级外交官都不住在使馆的大楼里，如果级别够高了的话，他们有一栋有私家花园的别墅。早先，这种房子里往往有一名花匠助手。”
“一个花匠？”巴伯询问，“看在上帝的份上，那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你会被抽去当兵的。”
“不，花匠助手是干室外杂活的。他料理花园、骑自行车外出购物，去鱼市场买鱼，还有水果、蔬菜、面包和食油。他居住在花园里的小木屋中。”
“那么，这有什么意思，麦克？”巴克斯曼问。
“这意思是，他不招人注意。他是如此地普通，没人会去注意到他。如果他在外面被拦住了，他出示的身份证是完美的，而且他还随身携带着使馆公用笺的信件，是用阿拉伯语写的，用以解释他在为一名外交官工作因而可以免除其兵役，并请有关部门给以通行的便利。除非他做错了事，那么任何找他麻烦的警察是在正式向使馆进行挑衅。”
情报官们想了一会儿。
“这也许行。”巴伯承认说，“普普通通，不招人注意。你认为怎么样，西蒙？”
“这样的话，”巴克斯曼说，“那个外交官也要卷进去了。”
“只是部分地。”马丁说，“他只要接到他的政府下达给他的命令，让他接收并雇佣那个找上门来的人，然后即可转身去忙他自己的工作。如果他有疑心，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和职业生涯就得闭口不言。但那道命令必须是来自相当高的级别。”
“英国使馆不行了。”巴克斯曼说，“伊拉克人肯定会出格触犯我们的外交官。”
“我们的使馆也同样。”巴伯说，“你心里打算的是哪一国使馆，麦克？”
当马丁告诉他们后，他们不相信地盯视着他。
“你是在开玩笑吧？”美国人问。
“绝对不是。”马丁平静地说。
“见鬼，麦克，这种要求必须上报到首批那里。”
“还有我们的总统。”巴伯说。
“嗯，说起来我们现在应该是伙伴关系呢，为什么不能？我的意思是，如果耶利哥的产品能减少多国部队的伤亡，那么打一个电话问问难道太麻烦了吗？”
奇普·巴怕看了一眼手表。华盛顿与海湾相比仍在七个小时以前。兰利应该是刚吃完中饭时间。在伦敦，只比这里早两个小时，但高级官员也许还在办公室里。
巴伯急忙赶回美国使馆，给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去了一份特急加密电报。斯图尔特看了电报后带着它去找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局长挂了一个电话给白宫，要求面见总统。
西蒙·巴克斯曼运气较好。史蒂夫·莱恩在世纪大厦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他从利雅得打过来的扰频电话。听取了汇报之后，这位中东处处长给局长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秘密情报局局长柯林爵士思考了一番后，给不管大臣罗宾·布特勒爵士挂了一个电话。
在情况紧急时，秘情局局长要求会见首相是允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总是愿意会见情报机构和特种部队的负责人。她同意在第二天上午8点钟在唐宁街10号她的私人办公室里会见秘情局局长。
她与往常一样，总是在黎明前就开始伏案工作了，当局长被引进来时她差不多已经处理完了办公桌上的文件。她颇感惊奇地皱着眉头倾听他的奇异的请求，想了一想，然后以她惯常的方式很快做出了决定。
“布什总统一起床我就与他联络，我们可以商讨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这个人……嗯，他真得想那么做吗？”
“那是他的想法，首相。”
“他是你手下的一名特工吗，柯林爵士？”
“不，他是特空团的一名少校。”
她兴奋起来了。“一个了不起的家伙？”
“我也这么认为，夫人。”
“这件事结束以后，我倒想见见他。”
“我会安排的，首相。”
局长离开后，唐宁街工作人员挂了一个电话给白宫，把热线电话的联络时间定为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伦敦时间下午1点。首相的中饭时间调整了30分钟。
与他的前任罗纳德·里根一样，乔治·布什总统对于英国首相提出来的事总是感到难以拒绝。
“好吧，玛格丽特，”5分钟之后布什总统说，“我会打这个电话的。”
“他不会同意，”撒切尔夫人指出，“但他不应该那样。毕竟我们为他做了许多事情。”
“是的，我们确实做了许多。”总统说。
一小时以后，两位政府首脑分别打了电话。来自电话另一头那位摸不着头脑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愿意私下会见他们的代表，他们一抵达即可会见。
那天晚上，比尔·斯图尔特从华盛顿出发了，史蒂夫·莱恩也搭上了当天离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最后一个航班。
如果说麦克·马丁知道因为他的要求而引起的一系列匆忙的活动的话，那么他没有表露出来。10月26日和27日两天他除了吃饭就是休息和睡觉。但他停止了剃须，重新蓄起了那些黑色的胡茬。然而，他提出的要求正在不同的地点得到执行。
秘密情报局驻特拉维夫情报站站长已经带着最后的请求去拜访了科比·德洛尔将军。摩萨德局长惊异地盯着眼前的英国人。
“你们真的想去开展这项行动吗？”他问道。
“我只按指示来请求你，科比。”
“见鬼，去执行没有外交掩护的间谍行动吗？他会被抓住的，你知道吗？”
“这件事你们能不能办，科比？”
“我们当然能办。”
“24小时能完成吗？”
“为你服务吧，老朋友。但这件事是出格的，就是你的提议。”德洛尔说。
他站起身，从书桌后面绕过来，用一条手臂搂在了英国人的双肩上。
“你知道，我们已经打破了我们的一半规矩，而且我们是幸运的。通常，我们决不会派我们自己的人去察看死信箱。这有可能是一个陷阱。对我们来说，死信箱是单向的：从卡查到间谍。在耶利哥，我们打破了常规。蒙卡达用那种方法去收取产品，因为没有其他方法。而且他是幸运的——两年来他是幸运的。但他有外交身份掩护。现在你们要……这个？”
他举起了一张小照片。照片里是一个长着黑头发、黑胡茬、看上去模样忧郁的阿拉伯人。那是英国人刚刚从利雅得收到的，是由（因为两个都城之间没有商业邮路）英军统帅德拉比利埃尔将军的坐机——hS-125双发动机喷气通勤机送来的。现在125飞机停留在斯迪多夫军用机场里，它的标志已从各个角度被拍了照片。
德洛尔耸耸肩。
“好吧。明天上午给你。我保证。”
毫无疑问，摩萨德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技术部门。除了配有储存着差不多两百万个名字及其相关资料的中央计算机，除了具有地球上最佳的撬锁高手，在摩萨德总部的地下室里有几个房间的温度被仔细地控制着。
这些房间里存放着纸张。不是任何旧纸，而是非常特殊的纸。那里存有世界上每一种护照的原件，还有堆成金字塔一样的其他身份证。驾驶执照、社会保险卡，诸如此类。
此外还有空白证件，伪造人可在空白身份证上随意书写，以原件作为样本，从而伪造出高质量的身份证。
伪造身份证不仅仅是其惟一的特点。可以乱真的假钞也能印制，并在大量印制出来，其用意要么是帮助搞垮敌国的货币体系，要么是为摩萨德的黑色行动提供资金，这是总理所不知道的，也是他所不想知道的。
只是在经过搜肠刮肚的思考之后，中情局和秘情局才同意去找摩萨德帮忙，因为他们无法为一名45岁的伊拉克劳动者制作一张身份证，即使制作出来也不敢保证能经得起在伊拉克国内的检查。没人想到过去搞一份原件来复制。
幸运的是，两年前以色列的一个秘密侦察小组曾潜入伊拉克把阿拉伯的一名奥特安插进去，以便联络那里的一些低级线人。在伊拉克期间，特工们袭击了在田野里劳动的两个农民，把他们绑起来后抢走了他们的身份证。
德洛尔手下的证件伪造人通宵工作，到黎明时制作出一份伊拉克身份证。那是一张脏兮兮的身份证，似乎已经长期使用。持有人名叫马哈默得·阿尔科里，45岁，来自于巴格达北方的一个山村，现在首都打工。
伪造人不知道马丁为自己起的阿尔科里名字起源于那人曾在8月初在伦敦切尔西的一家餐馆里测试过他的阿拉伯语；他们也不会知道他选择的那个村庄其实是他父亲的花匠的故乡。很久以前，那位老花匠坐在巴格达的一棵树下曾向那个英国小男孩讲述他出生的地方，那里的清真寺、咖啡馆，以及村子周围的紫花田和西瓜田。还有一件事也是伪造人所不知道的。
上午，科比·德洛尔把那份身份证交给了驻扎在特拉维夫的秘情局代表。
“这张身份证不会使他翻船。可我告诉你，这个人……你们这个驯服的阿拉伯人，不出一个星期就会背叛你们或者被抓住。”
秘情局特工只能耸耸肩。即使他也不知道照片上的那个人其实根本不是阿拉伯人。他没有必要知道，所以也就没有告诉他。他只是按吩咐行事——拿上身份证随着飞机回到了利雅得。
衣物也准备停当了，伊拉克劳动者所穿的袍子、一条单调的棕色茶巾和一双耐穿的绳底帆布鞋子。
一名编制篮子的蔑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或为什么，但他编成了一只设计独特的柳条篮。他是沙特阿拉伯一个贫苦的手工艺人，那些奇怪的异教徒准备付给他丰厚的工钱，所以他高兴地承揽下来了。
在利雅得郊外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里，两辆特殊的汽车正在做准备。它们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大力神运输机从位于阿拉伯湾阿曼的那个特空团基地运来的，正在卸下装备，并在重新为长途行驶进行配置。
这两辆长行程吉普车的主要改装不是装甲和火器，而是速度和距离。每辆车将载运通常的四名特空团战士，其中一辆要搭载一名旅客。另一辆吉普车将载运一辆大轮子的越野摩托车，摩托车上配置着用于超长旅程的大油箱。
美国陆军又按请求出借了设备，这次是两架双桨奇努克直升机。他们刚刚接到待命的命令。
与往常一样，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坐在莫斯科新广场中央委员会大楼顶楼七楼他的办公室里，与他在一起的有两名男秘书。这时候内部通讯器鸣响了，宣告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特使抵达了。
24小时以来，他已经对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分别要求他接待各方的一名私人特使的请求产生了兴趣。不是一名政治家，不是一名外交官——只是一名信使。他感到迷茫，当今世界有什么信件不能用正常的外交途径传送呢？还可使用绝对不会被截取的热线电话，虽然译员和技术员能知道。
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且由于他生性好奇，他渴望着能够解开这个谜。
10分钟后，两位客人被引进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私人办公室。这是一个长长的、窄窄的房间，只有一边的墙上有一排窗户，朝向新广场。总统的身后没有窗户。现在他就是背对着墙坐在长条会议桌的尽头。
与他的两位喜欢深重式样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偏爱轻松、活泼的装饰。书桌和会议桌是用白桦木做成的，两边排列着直背的、但坐上去很舒服的椅子。窗户拉着网状帘子。
当那两个人进来时，他示意秘书退出去。他从书桌后面起身走上前来。
“你们好，先生们，”他用俄语说，“你们哪一位会讲俄语？”
其中一人，他判断是英国人，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回答说：“最好能有一名翻译，总统先生。”
“维塔里，”戈尔巴乔夫叫住了那个正在离去的秘书，“让叶甫金尼来这里。”
在无法用语言交流的情况下，他微笑着做手势请他的客人们坐下。时间很短，他的个人译员进来坐到了总统办公桌的一边。
“先生，我的名字叫威廉·斯图尔特。我是在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那位美国人说。
戈尔巴乔夫的嘴唇抿紧了，他的眉头皱起来了。
“而我，先生，是史蒂芬·莱恩，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
戈尔巴乔夫更加迷茫了。是特务，契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机构，”斯图尔特说，“都分别通过各自的政府请求您接待我们。现在的形势是，先生，中东正在走向战争。对此我们都很清楚。如果要避免战争，我们需要知道伊拉克政权的内幕。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那一套与他们内部秘密讨论的情况，我们相信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一点也不新鲜。”戈尔巴乔夫干巴巴地评论说。
“是不新鲜，先生。但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政权，对我们都很危险。假如我们能够知道今天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内阁的真正的打算，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制订出可避免正在来临的战争的战略计划。”
“这肯定是外交家正在努力的方向。”戈尔巴乔夫指出。
“通常是这样的，总统先生。可有时候外交渠道太公开了，无法表达深层思想。你还记得理查德·索尔格案例吗？”
戈尔巴乔夫点点头。每一位苏联人都知道索尔格，他的头像已经印在了邮票上。他是在死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的。
“当时，”莱恩接上去说，“索尔格关于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情报对你们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份情报不可能经由大使馆传给你们的。”
“事实是，总统先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巴格达存在着一个情报源，地位相当高，他愿意向我们透露萨达姆·侯赛因的最内层消息。这种消息可能意味着战争与自愿撤出科威特之间的区别。”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点点头。他也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朋友。曾经是苏联一位听话的客户的伊拉克，已经变得越来越独立了，而且近年来其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一直在无缘无故地触犯苏联。
况且，这位苏联领导人明白，如果他想执行改革政策，他需要财政和工业援助。那意味着西方的善意。冷战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个现实。那就是为什么他让苏联站到了安理会的一边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那么，先生们，去接触这个源头吧。”戈尔巴乔夫回答，“为我们提供信息，使我们能得以理清形势，我们将会十分感激。苏联也不希望看到中东发生战争。”
“我们是想去接触的，先生。”斯图尔特说，“可我们不能。那源头拒绝亮明身份，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风险肯定是很大的。要去接触的话，我们只得避开外交渠道。他已经明确表示他只能与我们秘密通讯。”
“那你们要我做什么呢？”
两名西方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们想派一个人潜入巴格达，作为那个情报源和我们自己之间的中介。”巴伯说。
“一名特工？”
“是的，总统先生。但是他必须有一个住处，一个安静的、隐蔽的处所，在他收集情报和递交我们的询问期间。我们请求他能作为苏联大使馆高级外交官雇佣的一名伊拉克职员。”
戈尔巴乔夫用指尖搔了一下他的下巴。他对秘密行动一无所知；他的克格勃曾经执行过许多行动。现在他被要求协助克格勃的老对手去开展一项行动，而且要出借苏联使馆作为他们特工的保护伞。这太蛮横了，他几乎要笑出声来。
“如果你们这个人被抓住了，我的使馆将遭到损害。”
“不会的，先生。你的使馆将会受到苏联传统的西方敌人的冷嘲热讽的愚弄。萨达姆将相信这一点。”莱恩说。
戈尔巴乔夫思考了一番。他回想起一位总统和一位首相就这件事所作的个人恳求。他们显然认为此事相当重要，而他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认为他们对他的善意也同样重要。最后他点点头。
“很好，我会指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上将为你们提供全力合作。”
克留奇科夫是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十个月以后，当戈尔巴乔夫在黑海度假时，克留奇科夫伙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及其他人发动了针对他们自己的总统的一场军事政变。
两名西方人不安地蠕动着。
“尊敬的总统先生，”莱恩请求说，“我们能否请您下指示给您所信任的外交部长，而且仅限于他一个人？”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是当时的外交部长，也是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一个信赖的朋友。
“谢瓦尔德纳泽，而且仅限于他一个人？”总统问道。
“是的，先生。”
“好的，只通过外交部去做出安排。”
当西方情报官走了之后，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坐在办公室里陷入了沉思。他们只希望他和爱德华知道这件事，而不是克留奇科夫。他们是否知道苏联总统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他感到迷惑。
摩萨德特工队共有十一个人——两个五人小组和一名队长。该队长是科比·德洛尔局长亲自选定的，把他从赫兹利亚郊外那所间谍培训学校的枯燥的讲课中抽调出来了。
其中一个组来自于耶里德分部，该部门分管摩萨德的行动安全和监视。另一个小组来自于内维奥特，其专长是窃听、破门人室——简言之是对付无生命的或机械电子物品。
十名队员中有八名能说比较可以的德语，而队长说得相当流利。另两人是技术人员。约书亚行动的这个特工先遣队潜入维也纳已有三天了，是从欧洲各个城市分别进去的，都持有一份完美的护照和身份掩护。
如同他搞耶利哥行动一样，科比·德洛尔又打破了几个规矩，但他的下级没人与他争论。约书亚已被定为是一项不许失败的行动，且由于是局长亲自发起的，那就意味着具有最高优先权。
耶里德和内维奥特组通常各有七至九名特工，但由于目标应该是平民、没有敌意、未经训练、未起疑心，所以队员的数量减少了。
摩萨德驻维也纳情报站站长已经安排好了三座安全房和三名波特，他们负责打扫房子的清洁卫生和采购食品。
波特通常是一名以色列青年，往往是一个学生，在对其家庭和背景经过彻底审查后让其干跑腿的活。他的工作是外出购物和从事日常事务，而且不提问题。作为回报，他可以免费居住在摩萨德的安全房里，这对于在外国首都求学的经济措据的学生来说是一大实惠。当执行临时任务的特工队进驻时，该波特必须搬出去，但实际上还是让他留下来做一些打扫卫生、洗衣服和买东西的工作。
虽然维也纳似乎算不上一个大都市，但对于谍报界来说，它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其原因可追溯到1945年。当时，维也纳作为第三帝国的第二首都，曾被盟国占领并被划分为四个区域——法占区、英占区。美占区和苏占区。
与柏林不同，维也纳获得了它的自由，即使苏联也同意撤出，但付出的代价是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必须完全中立。1948年柏林封锁期间，随着冷战的开始，维也纳很快便成了谍报活动的温床。由于恪守中立、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反间网、靠近匈牙利和捷克边境、对西方开放但也与东欧相容，维也纳是各国情报机构的一个完美的活动基地。
摩萨德自1951年成立后不久，就看到了维也纳的优势，于是向那里派遣了情报人员，其阵容之强大使得情报站站长的级别超过了大使的级别。
当这个优雅的、世人所厌烦的前奥匈帝国的首都成为超级隐蔽银行业中心和联合国三个独立机构所在地，以及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恐怖分子所看好的进入欧洲的门户时，这个决定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信守中立，奥地利虽然也有反间谍机构和国内保安机构，但因为其力量薄弱得能轻易地躲开，以致摩萨德特工们把奥地利的反间人员描述为“饭桶”。
科比·德洛尔挑选的那位特工队长是一名坚强的卡查，曾在柏林。巴黎和布鲁塞尔执行过任务，有多年的欧洲活动经验。
吉迪·巴齐莱队长现在化名爱华尔德·施特劳斯，是德国法兰克福一家淋浴房制造厂商的一名代表。他不但有完整的证件，而且翻一下他的手提箱还能发现合适的产品介绍册、订货单和印有通讯地址的公司信笺。
即使打一个查询电话到他在法兰克福的公司总部也会证实他的身份，因为信纸上的电话号码是驻有摩萨德特工的法兰克福一个办公室。
吉迪以及他的十名队员的这些书面证明，是摩萨德另一个综合服务部门的产品。在特拉维夫，与证件伪造部门同一层地下室里还有一系列房间，专门用于储存数量多得惊人的各个公司（不管真的还是虚构的）的资料。公司记录、审计报告、工商登记、印有公司名称的文稿纸、信封和其他文具是如此的丰富，以致任何执行国外任务的卡查可以配备不会露出破绽的公司证明资料。
在自己的公寓里安顿下来后，队长吉迪·巴齐莱与驻地的情报站长开了一个会，并开始了他这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任务：尽他所能了解位于法兰齐斯卡纳广场旁一家隐蔽的、极为传统的私有银行的一切情况。这个银行叫温克勒银行。
同一个周末，两架美国奇努克直升机从利雅得郊外一个军事基地升空后朝北方飞到了从卡夫吉一直沿着沙特——伊拉克国境至约旦的泰普林路上空。
每一架奇努克机舱里挤着一辆越野车，车上已经卸去了不必要的装备，但配置了超长距离油箱。与每辆汽车同行的有四名英国特空团官兵，挤在机组人员的后面。
最终目的地已超出了直升机的航距，但在泰普林路等待着它们的是两辆重型油罐车，是从海湾边的达曼赶过来的。
当饥渴的奇努克在路上停下来时，油罐车工作人员开始了加油作业，直至直升机的油箱又满了起来。起飞后它们顺着道路朝约旦方向飞去，保持着低空飞行以避开设在国境线对面的伊拉克雷达。
刚过沙特的巴达纳镇，接近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约旦的三国交界处时，奇努克又降了下来。又有两辆油罐车等待着为它们加油，但就在这个地点，它们卸下了机舱里的货物和旅客。机上的装载员们把技有沙漠伪装的越野车顺着斜坡跳板卸到了路上，握握手，说了声“嗨，祝你们好运”，然后他们加满油顺着原路返回了。油罐车也跟着他们去了。
八名特空团官兵目送着他们离开，然后朝着约旦方向进发。到了巴达纳西北50英里处，他们停下来等待。
指挥那两辆汽车的上尉检查了他的方位。早在大卫·斯特林上校在利比亚西部沙漠时，是依赖天上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测定方位的。但1990年时的技术使这项工作更为简单和更为精确。
上尉的手里握着像一本软皮书那么大的一件设备。它被称为全球定位系统，缩写简称为GPS。别看它尺寸不大，不管操作者处于地球表面的任何地点，GPS能把其方位确定在不大于一个10码乘10码的方块之中。
上尉的那只手提式GPS可在Q档和P档之间转换。使用P档可精确到10乘10平方码，但需有四颗被称之为纳芙星的美国人造卫星同时处于地平线上方。Q档只需两颗纳芙星在地平线上就可以了，但它的精度只有100乘100码。
那天，上空只有两颗人造卫星，但它们已经足够了。在从巴达纳至约旦边境的荒凉的沙土地上决不会看不到站在100码开外的任何人。对自己处在碰头地的位置表示满意后，上尉关去GPS，钻到由战士们搭在两辆汽车之间以遮避太阳的伪装网下去了。温度表上的指针指向华氏130度。
一小时以后，那架英国小羚羊直升机从南方飞过来了。麦克·马丁少校已经搭乘皇家空军的一架大力神运输机从利雅得飞到了靠边境最近且有一个机场的沙特城镇焦夫。大力神还运来了桨叶折叠起来的小羚羊，其飞行员、地勤人员，以及小羚羊从焦夫到泰普林路及其回程所需的辅助油箱。
即使是荒凉地区，但为防伊拉克的雷达扫视，小羚羊只能贴着沙漠地飞行。飞行员很快看到了由特空团上尉在听见了由远而近的发动机声而发射的那颗维利式信号弹。
小羚羊降落在距越野车50码的道路上，马丁爬出了机舱。他的肩上挂着一只包，左手提着一只柳条篮。篮子里的东西使得小羚羊的飞行员怀疑他到底加入的是皇家陆军航空兵，还是某一个农民协会。篮子里装的是两只活母鸡。
除此之外，马丁的装束与正在等待着他的八名特空团军人一样：沙漠靴、用坚实帆布制成的宽松裤、衬衣、毛衣和沙漠伪装战斗服。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布茶巾，可以拉上来遮住脸面不受沙尘的侵袭，头上戴了一只针织羊毛头盔，上面架着一副重型风镜。
飞行员在纳闷，那人这么穿着打扮为什么没有热死？但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沙漠夜晚的寒意。
特空团士兵从小羚羊的后部拖出使这架小型侦察直升机达到了最大总重的那几个塑料油桶，为油箱加满了油。最后，飞行员挥挥手驾机起飞了，朝南飞赴焦夫，搭载运输机返回利雅得，远离这些沙漠中的疯子，回归清洁卫生的生活。
只是在他离开之后，特空团官兵才感到轻松自在。虽然越野吉普车上的八个人属于D中队（轻型车辆专家），而马丁是A中队的自由跳伞兵，但除了两人其余他都认识。于是他们互致问候，然后他们做了只要有时间英国军人都要做的那件事：沏了一壶浓茶。
上尉选定的进入伊拉克的越境地点是荒凉地区，这有两个原因：他们要穿越的乡间越是荒凉，遇上伊军巡逻队的机会就越小。他的任务不是要在开阔地上比伊拉克人跑得快，而是要完全避开他们的察觉。
第二个原因是他必须把荷载尽可能卸在最靠近那条长长的伊拉克公路的地方。该公路从巴格达西行穿过沙漠大平原，经鲁韦希德抵达约旦边境。
在沙特阿拉伯的这个西北边缘角落，从边境到通向巴格达公路的距离最短。上尉知道在他的东边，从巴格达往下到沙特的土地应该是平坦的沙漠，大部分地区光滑得如同台球桌，可从国境线上快速到达去巴格达的最近一条公路。但那个地区也很有可能驻有伊军的巡逻兵以及观察注视的目光。在这里的伊拉克西部沙漠是山地和深谷，雨季时，洪水顺着山谷冲刷下来，即使干旱季节也要小心行驶，但不会有伊拉克巡逻队。
选定的越境地点离他们站立的地方有50公里，跨过没有标记的国境后，到巴格达——鲁韦希德公路只有100公里。但上尉估计需要整整一个夜晚，第二天白天拉上伪装网钻到下面睡觉，再加上第二天夜晚，这样才能把荷载卸到能步行走到那条公路的地点。
下午4点钟他们出发了。太阳仍像一团火球挂在西边的天际，炎热使得行车如同经过热风炉。6点钟，黄昏降临了，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到7点钟，天已完全黑了。身上的汗水干涸了，幸好他们带着曾经遭到小羚羊飞行员嘲笑过的厚毛衣。
在领头的那辆汽车里，一名引路员坐在司机旁边，不时地核对着他们的位置和行驶方向。当初在基地里，他与上尉一起伏在一系列大比例、高倍数照片上工作了好几个小时。那些照片是由在塔伊夫基地的美国U-2飞机提供的。
他们在熄灯驾驶，但引路员在使用一支笔灯以保持行驶的方向，每当因为遇上一条溪谷或峡谷而不得不转向东边或西边绕行时，他都在行驶路线图上作了更正。
每隔一个小时他们停下来用GPS核对方位。引路员已经在他的照片的图边标上了经纬度的分秒，所以他们可以根据GPS显示的方位读数来确定他们在照片上的位置。
行程很慢，因为每到一道山梁，其中一名战士就下车跑到前方去了望一番，以确认山梁的那一边没有不愉快的情况。
黎明前一小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陡壁旱谷，就把汽车开进去，井盖上了一张沙漠伪装网。一名战士退出来跑上附近的一个小高地俯视他们这个营地，发命令做了一些调整，直至他满意地认为一架侦察机只有一头栽进这个旱谷才能见到他们。
白天他们吃、喝、睡觉，并一直保持两名哨兵以防有徘徊的牧羊人或另有孤独的旅行者走近。好几次他们听到伊拉克喷气机从头顶上飞过的声音，有一次听到了漫游在附近山丘上的山羊的叫声。但那些山羊似乎没有牧羊人相伴，它们朝另一个方向游荡过去了。太阳下山后，他们又出发了。
横跨在那条公路上有一个叫鲁特巴的伊拉克小镇。凌晨4点以前，他们远远地看见了小镇昏暗的灯光。GPS确认他们是在应该所处的地点：镇子南边，离那条公路5英里。
四名战士到附近去侦察，直至一名战士找到了一处底部由柔软的沙子组成的旱谷。他们在那里开始静静地挖洞，用绑在越野车侧面的挖沟工具把浮沙挖出来。他们把那辆配有加强轮胎的越野摩托车和备用油桶一起埋了进去。两样东西都被套上了强化聚乙烯塑料袋，以免沙子和水的侵蚀，因为以后会有雨天的。
为防止贮藏物被水冲走，他们垒起了一堆岩石以阻挡雨水的冲刷。
引路员爬上旱谷上方的那个山丘，记下了从该地点至鲁特巴上空那座无线电发射塔之间的方位。无线电塔上的红色警告灯从远处就可看到。
当战士们埋头工作时，麦克·马丁脱光了全身衣物，从背袋里取出伊拉克劳动者和花匠助手马哈默得·阿尔科里的行装——袍子、头巾和凉鞋。一只布制的马桶包里盛放着当早饭的面包、黄油、奶酪和橄榄，一只破烂的布包里放着身份证和马哈默得的年迈的双亲的照片，一只旧锡盒子里放着一些钱和一把折叠小刀，他已经整装待发了。越野吉普车需在一小时之内离开现场去找到能度过白天的隐蔽地。
麦克·马丁挥手向战友们告别后，就开始了他穿越沙漠去那条公路的徒步跋涉。几分钟后，越野车也开走了，旱谷又变得空荡荡了。
摩萨德驻维也纳情报站站长的通讯录里有一名在银行界工作的沙燕，是奥地利国内一家主要清算行里的一位执行董事。他被要求尽他所能写具一份关于温克勒银行的详细报告。那位沙燕只被告知说，有几家以色列企业想与温克勒建立业务关系，希望能了解其可靠性、经历及其金融业务实践。他被遗憾地告知说，当今银行界欺诈事件太多了。
那位沙燕接受了查询的理由，尽他最大的努力详细了解了这家银行，结果情况相当好，因为首先他发现温克勒是在按照几近隐私状态操作业务的。
该银行是由现在惟一的所有人和现任总裁的父亲在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创办的。1990年，温克勒本人已有91岁，在维也纳银行界被称呼为“老头子”。虽然已是高龄，但他仍不肯让出总裁职务或惟一控制权益。因为孤身无孩，没有自然的家庭继承人，因此控制权益的最终处置必须等待读到他的遗嘱。
然而，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由三名副总裁负责。老头子温克勒大约每个月在他的私家别墅里召开一次会议，在会上他所关心的主要事项似乎是确保他自己定下的严格标准能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经营业务决策由三位副总裁——凯斯勒、格穆利希和布莱伊负责。当然，这不是一家清算银行，没有往来账户户头，也不签发支票本。其业务是为客户储存基金——这可使客户得到顽石般坚固的储存、安全投资——主要是在欧洲市场。
如果说此种投资所获得的利息从来不曾名列同行前十位排名的话，那不要紧。温克勒银行的客户不是追求快速增长或者天一样高的利息收益。他们追求的是资金的安全和绝对匿名。这方面温克勒可向他们保证，他的银行可以提供。
老头子温克勒如此强调的标准包括了对编号账户的户主身份的绝对保密，以及完全避免老头子称之为“稀奇古怪的新花样”。
是这种排斥现代化设备的指导思想，使得该银行禁止用计算机储存敏感的信息或账户，禁止使用传真机，而且只要可能也不使用电话。温克勒银行会接受电话的指示和信息，但它决不会在电话线上泄露这些情况。只要可能，温克勒银行喜欢以它那珍贵讲究的专用信纸和信封使用老式的写信方法，或者采取在银行里面谈的方法。
在维也纳市内，信件和报表用蜡封的信封通过该银行的信使去递交，只是国内和国际信件银行才使用公用的邮政系统邮寄。
至于由外国客户所拥有的编号账户，沙燕已被告知去了解这些情况——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但据传闻透露银行里存有几亿美元。显然，如果此言当真，那么这些账户是如何操作的？对此，温克勒银行绝对不肯吐露一个字，反正它处理得很好，谢谢你的关心。
在读到报告时，摩萨德特工队长吉迪·巴齐莱长久地大声咒骂着。老头子温克勒也许对最新的电话窃听和计算机侵入技术一无所知，但他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
在伊拉克聚集毒气制造技术期间，从德国购买技术和设备的每一笔款项都是通过三家瑞士银行的其中一家清算的。摩萨德知道中情局已经侵入到了这三家银行的计算机中——原本是在追查毒品洗钱——由于这个内部信息，使得华盛顿就毒气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而向德国政府连续几次提出了抗议。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驳回这些抗议不能算作中情局的过错；情报是完全准确的。
如果吉迪·巴齐莱认为他想侵入到温克勒银行的中央计算机中去的话，那么他错了。那里没有计算机。那就剩下了房间窃听、电话窃听和邮件截取。问题是，这些手段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许多银行在操作账户、提取存款和转账时都需要一个密码。但账户的户主通常可以通过电话、传真和信件报出密码，从而确定自己的身份。但温克勒银行对于诸如耶利哥那样的外国客户所拥有的巨额编号账户的操作方法，似乎肯定有一个复杂得多的操作程序。要么是账户的户主带着大量的证明文件正式登门；或者是以准确的格式和方式准备的一份书面指令，加上准确的密码和标记出现在预先同意的准确的地方。
显而易见，温克勒银行会接受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的存入或划入款项。摩萨德知道那一点，因为它一直在以经温克勒确认有效的一组号码通过转入其内部一个账户的方式向耶利哥支付他的血汗钱。说服温克勒银行把钱转出来是完全不同的一码事。
老头子温克勒的内心似乎猜准了非法信息截取技术会胜过正常的信息转移技术。这个该死的瘟老头子。
那位沙燕惟一能答应的另一件事是如此巨额编号账户肯定由三名副总裁中的一名亲自操作处理，不会是其他职员。老头子选对了部下：这三名副手的名声全是认真、负责的，薪酬也很高。总而言之是无法攻破的。那沙燕补充说，以色列用不着担心温克勒银行。当然，他没有说到点子上。在11月份的第一周，吉迪·巴齐菜已经掌握了温克勒银行的全面情况。
黎明后一个小时来了一辆长途大客车，当它看见坐在离鲁特巴不到3英里的路边岩石上的一名单身旅客站起来招手时，它慢慢地停了下来。那个单身旅客就是麦克·马丁，他上车交出两张皱巴巴的第纳尔纸币，在后面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把鸡篮子在膝盖上放平后就睡着了。
镇里有一个警察检查站，大客车颤抖了一下停在了检查站里，一些旅客下车去工作或去赶集，另有一些旅客要上车。当警察在查验上车旅客的身份证时，他们满意地透过布满尘土的车窗玻璃打量着留在车上的三五名旅客，根本没去注意坐在车后带着鸡的那个农夫。他们是在搜寻颠覆分子和可疑分子。
又过了一个小时，长途汽车隆隆响着驶向东方，一路上摇摇晃晃的，有时候驶到旁边的硬路肩上，以让一队军车驶过。军车后面车厢里坐着满脸胡茬的应征士兵，他们阴郁地盯着车后飞扬的灰尘。
麦克·马丁闭着眼睛在倾听着周围的聊天，尽力理解一个不熟悉的词语或者一种他也许已经忘记了的口音。伊拉克这个地区所说的阿拉伯语与科威特有较大的差别。如果他想要成功地装扮成一个在巴格达的只受过一点点教育的老实巴交的下等人；那么这些边远地区的乡村口音和短语是有用的。乡下人最能使城里警察放松警惕性。
关在他的膝盖上篮子里的母鸡在经受着一次颠簸的旅程，即使他已经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玉米撒在了篮中，又把水瓶里的水让它们分享了，但汽车每倾斜一下，它们总要咯咯咯地提出一番抗议，或者蹲着身子拉粪便。
要察觉出篮子的外部尺寸比内部尺寸多4英寸需有一双敏锐眼睛。母鸡脚下那层厚厚的粪土遮盖了尺码的差异。其实粪土只有1英寸厚。在20乘20英寸的篮子下部的4英寸空间里藏着的那些设备肯定会使鲁特巴警察感到惊异和产生兴致。
其中一件物品是一只折叠式卫星天线，收起来以后如同一把短短的折叠伞。另一件是一只收发报机，其功率大于马丁在科威特时用过的那一台。在伊拉克不会有边在沙漠里游荡边发报的那种便利条件。长时间发报会使自己暴露出去，这就是为什么除了镉银电池之外，空间处还有最后一件物品。那是一只磁带录音机，是一只特殊的录音机。
新的技术产品刚开发出来时，似乎都是从体积庞大、使用麻烦开始的。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发生了两件事。内部机件越来越复杂，虽然体积越来越小，而操作越来越简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特工们偷运进法国交给英国特种行动队使用的无线电台用现代标准来衡量简直是一场噩梦。那种发报机的体积占据了一个手提箱，所需的天线有几码长，电子管的尺寸有电灯泡那么大，且只能发射摩尔斯电码。这使得报务员要花很长时间敲击电码，此时德国的反间特工队就能测出发报源头，从而可以包抄过去。
马丁的磁带录音机操作起来很简便，但内部还有一些有用的功能。一条十分钟的信息可以慢慢地、清楚地读人话筒。在录到磁带上之前，一块硅晶片能把这段话加密成一段乱七八糟的胡言乱语，即使遭截取，伊拉克人很可能无法破译。
按下一个按钮，磁带就会倒带。另一个按钮能使它重新录音，但以二百分之一的速度，把这段信息压缩至简直不可能追踪的三秒钟的噼啪声。
连接上卫星天线、电池和录音机后，发报机要发射出去的就是这种噼啪声。在利雅得，这段信息会被接收到、放慢、解密、重新清楚地播放出来。
当长途客车在拉马迪停下后，马丁下车转上了另一辆长途汽车。第二辆客车经过哈巴尼亚湖和老旧的皇家空军基地（现已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伊拉克战斗机机场），最后停在了巴格达郊外，所有旅客都接受了身份证检查。
马丁低声下气地排在队伍里，手里提着装鸡的篮子。旅客们向着那位警察中士坐着的桌子走过去。当轮到马丁时，他把柳条篮往地上一放，出示了他的身份证。那中士看了看身份证，他又热又渴，已经工作了长长的一整天。他指了指身份证持有人的出生地。
“这个地方在哪里？”
“是在巴吉北边的一个小村子。以盛产西瓜出名，老总。”
中士的嘴巴颤动了一下。老总是早在土耳其帝国时代的一种尊称，现在很少听到，只有来自边远的贫困地区人才说。他挥手示意离开。马丁提起鸡篮重新上了客车。
7点不到，大客车滚动着停了下来，马丁下车进入了位于卡迪米亚区的巴格达长途汽车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