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尔斯基好像命中注定要倒霉似的。星期三早晨邮政总局不能打电话，如果他要打电话的话，他可能会错过班机。这天给波瓦契的信还在信箱里。他取了五封信，把它们放在铁盒内锁好，很快地动身回到旅馆。9点半罗丹上校让他去休息，他可以回到自己房内睡觉，下一班他将在屋顶值班，时间是当天晚上7点开始。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只是为了拿他的手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自己的枪上街），并把它塞进枪套内。如果他穿上一件合身的外衣，那么鼓起来的枪和枪套在100码内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的。但他的上衣很不合身，而且缝制得很蹩脚，他挂起枪，看起来像鼓起的口袋一样。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和他前天买的贝雷帽塞在衣袋里，又把他六个月积存下来的一卷意大利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衣袋，然后关上门出去了。
楼梯口服务台的值班人员抬头望着他。
“他们让我打一个电话去。”科瓦尔斯基说，用拇指向上面九层楼指了一下。值班人员什么也没有说，只看着他走进了停在那里的电梯。几秒钟后他已经到了街上，戴上了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坐着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本《今日》周刊。当这个波兰人在街上张望着找出租汽车的时候，那人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的太阳眼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看看没有车，科瓦尔斯基就向街角转弯处走去。这个拿杂志的人也就离开咖啡馆的阳台，走到人行道边。一辆小“菲亚特”汽车从街上停车的巷中开过来停在他面前。他跨进了车，这部“菲亚特”汽车就以步行的速度跟踪着科瓦尔斯基。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部招揽生意的出租汽车，就向它招手。他告诉司机说：“菲乌米齐诺。”
在机场上，他来到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办事处，以现金付了票款，向办事处女职员表示他既没有衣箱也没有手提行李，并且听到女职员通知他，乘11点15分飞马赛班机的旅客1小时零5分后就要登机了。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那个行动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着他。
为了消磨时间，他信步走进咖啡厅，在柜台前买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里他能看到好多飞机上上下下。虽然他不知道飞机是怎样会飞的，但他喜欢飞机场。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飞机的声音，就表示德国的和俄国的战斗机，或者是美国的飞行堡垒。后来在越南，这些声音就意味着B26型轰炸机，在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战斗机。现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机场，他喜欢看它们像很大的银鸟似地从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声，在它碰到地面以前，好像用绳索把它挂在空中一样。虽然他在社交上很胆小，但他却喜欢看那飞机场里无休止的喧闹。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变，那么他很可能在飞机场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无法改变了。
他的思路又转向了小西尔维，这使他双眉紧皱。他痛苦地对自己说：这太不公平了，她将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坏蛋们却活着，真是不公平。罗丹上校曾对他谈起过他们，是他们这些人使法国遭难，他们背叛了法国军队，毁灭了军团，而且把无数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抛给了恐怖分子。他认为罗丹上校从来没有错过。
他的班机发出了通知，他跟着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门，沿着炎热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约100码处的飞机前。在观望平台那边，有两个罗兰上校的特工人员在注视着他一步步登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一顶扁圆的帽子，面颊上贴了一块橡皮膏。有一个特工转身望着另一个特工，眼眉间有一种焦急的表情。当飞机起动，开始飞向马赛时，两个特工人员就离开原来的位置，他们向候机大厅方向走去，在公共电话室前停下，其中一人进去拨了一个罗马的本地电话号码。他向对方报告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慢慢地说：“他走了，乘意大利航空公司45号班机，到达马赛的时间是12点10分。”
10分钟以后，报告已经转到巴黎。又过了10分钟，马赛也得到消息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子爵号飞机已经飞临蓝色的海湾，最后就要飞抵马里尼安机场了。漂亮的罗马空中小姐笑容满面地走过通道，检视是否所有乘客的安全带都已系好，然后在机尾角落里她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并系上她自己的安全带。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一个乘客不眨眼地盯视着窗外罗纳三角洲的一片耀眼的白色荒地，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似的。
这是一个动作迟缓的大汉，不会说意大利语，他的法语也是带着浓烈的他那东欧祖国的口音。他剪短的黑发上戴一顶黑色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镜从来也不肯拿下来。一大块橡皮膏把脸足足遮了一半。她猜想这人一定是脸被刮破得很厉害。
飞机准时着陆了，离机场大楼很近，所有旅客都走进了海关大厅。当他们鱼贯穿过玻璃门时，有一个矮小秃顶的人站在检验护照的警察旁边并轻轻踢了一下他的脚踝。
“大家伙，黑贝雷帽，贴块橡皮膏。”说完后他安闲地踱开了，又给了另一个警察同样的信息。
旅客们分成两行通过格子窗口。在格子窗后面，两个警察面对面遥遥相对地坐着，中间相距约10英尺，旅客们从中间穿过。每个旅客都交验护照和入境证。这些是保安警察部门的边防检查站，他们负责法国内部的安全，检查入境的外国人以及回来的法国人。
当科瓦尔斯基出现时，警察朝他看了一眼，在他黄色的入境证上盖了章；然后随便地看了一下他递过来的身份证，点点头，挥手让高个儿往前走。科瓦尔斯基放下心后，朝着海关人员那里走去。
那个矮个儿的秃子刚对几个海关官员小声地说了几句话，然后走进一间办公室的玻璃门里。一个高级海关职员用手势指向站在那里等候自己提包（从外面用运输带传送进来）的旅客们，对科瓦尔斯基说：“先生，你的行李？”
科瓦尔斯基笨拙地向海关职员说：“我没有行李。”
海关职员扬起眉毛：“没有行李吗？很好，你有什么要报关税的吗？”
“也没有。”
海关职员和气地笑了笑。他那笑容几乎和他那如歌唱般的马赛口音一样开朗。
“那好，朝前走吧，先生。”他打手势指指通向出租汽车站的出口。科瓦尔斯基点点头，走到外面阳光下。他不习惯于随便花钱，因此前后左右张望了一气，直到看见机场的交通车就登了上去。
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有几个海关人员聚拢在为首的官员周围。
“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抓他？”
“看起来这个人脾气不大好。”
“等那些杂种整够他之后，他就不会这样了。”第三个人这样说，说的时候把头向背后的办公室晃了一下。
“得了，回去工作吧。”年纪较大的那个人插话说，“今天我们总算对法国尽了一份力量。”
“你的意思是为伟大的夏尔（指戴高乐）吧？”当他很快走出去时，第一个人回答说。他叹了口气，并咕哝着：“他妈的！”
正是午饭时刻，公共汽车最后停在市中心的法国民航办事处门口。这里的天气比罗马还要热。8月的马赛很有一些特点，但是努力地工作决不在此列。太阳照在城市当空，像一种病菌一样，钻进每一个人的皮肤内，吮吸着人们的精力，使你一动也不想动，只想躺在凉快的卧室内，把百叶窗关好，把电风扇打开。
即使在马赛市最热闹的中心商业区，本来像流水似的车灯也不见了。马路上只有少数行人和几辆汽车慢吞吞地移动着，好像半身陷在泥浆里似的。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大部分出租汽车司机，宁肯找一处荫凉的地方停下车来休息。
若若给科瓦尔斯基的地址是在通向郊区的大街上，当出租汽车到达解放大道，他告诉司机停车让他下车。司机们是完全遵照顾客的要求的。他们想，这些外国人可能在哪儿有他自己的汽车停着，所以宁愿在这么热的时候下车走几步路。
科瓦尔斯基注视着出租汽车掉头进城，直到不见踪影为止。他向路旁咖啡馆的侍者问清楚纸上写的那条街道。这条街上的房子看起来都相当新，科瓦尔斯基心想若若一家看来做车站的食品车生意一定是很有出息的。可能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商亭了，这是若若太太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这也就足以说明他们家为什么日趋兴旺了。让西尔维在这一带长大当然比在码头附近强多了。他一想到他的女儿，一想到他刚才关于她的那些荒唐念头时，科瓦尔斯基便在公寓房前的台阶下停了步。若若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那是不可能的。
他跑步上了石阶，站在公寓门厅里。这里有两排信箱，他看到“格尔茨鲍斯基23号”，因为就在上一层楼，所以他决定从楼梯走上去。
23号的一扇门同其他房间一样，门口有一个电铃，下面的名卡插内，有一张白的小卡片，上面印着格尔茨鲍斯基的名字。门是在走廊尽头，左右是22号和24号。
当他按电铃时，门打开了。就在这一瞬间，有人把一根棒子挥起打在他的脑门上。
这一下打破了他脑袋上的表皮。因为皮下是头盖骨，棒子就一下子弹了回去。这时两边的22号和24号门从里面打开，几个人蜂拥而出。
这一切都是在半秒钟的时间内发生的。科瓦尔斯基被包围了。虽然科瓦尔斯基在很多情况下反应很慢，但面临这样的处境，他很清楚：必须进行战斗。
在狭窄的走廊里，他的身材，他的力量，使他没有用武之地。由于他个子高大，棒子在打他的头部以前，没有能使出全部力量；现在他头上的血摘下来，流过他的眼睛。他辨认出有两个人在他面前的门口；在他的两旁还各有两个人。他迫切需要活动的地方，因此他冲进了23号房间。
这一冲使他面前的那个人蹒跚地向后直退；他背后的人也都跟了进去。有好几双手拉住他的衣领和衣服。他在房间里掏出腋下的自动手枪，掉转身向门口开了一枪。正在这时另一根棒子打在他的手腕上，他的枪口随着向下倾斜。
有一个特工让子弹打碎了膝盖，尖叫一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他手里的枪也给打掉了，他手腕上又挨了一下，手指麻得失去了知觉。紧接着五个人一起扑到他身上来把他掀倒在地。整个打斗不过3分钟时间。一位医生后来估计，在他最后失去知觉以前，他的头部受到皮包棍棒的袭击总共有十二下。他的一只耳朵有一块肉给打掉了，鼻子也破了，脸孔看起来像一个深红色的面具。
他的还手主要是一种本能反应行动。有两次他几乎抓到他的手枪，直到后来有人飞起一脚把它踢到起居间的另一头去了。到最后他脸朝下倒下去时，打手中只剩下三个人还站在那里用脚踢他。
几个特工踢打完后，这个高大的躯体躺在地上毫无知觉，只有从裂了口子的头皮上不停地流淌出来的鲜血说明他还是活着的；那三个没有给打垮的人退后站着，恶狠狠地咒骂，胸膛一起一伏地喘着气。至于其余的人中，那个腿上中了一枪的斜倚着靠门的墙，脸色苍白，沾满鲜血的双手捂着受伤的膝头，从灰白的嘴唇里发出一连串污秽难听的脏话；另一个人双膝跪在地上，缓慢地前后摇晃着，一只手深深地捂着被打破的腹股沟；最后一个人面孔向下躺在离波兰人不远的地毯上，左太阳穴青肿，变了颜色，因为科瓦尔斯基致命的一击不偏不倚打了他个正着。
这群人的头头把科瓦尔斯基背向下翻过来，拨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后走到窗前电话边，拨了个市内的号码，等着。
他还在喘着气时，电话里有人答话了。他告诉另一头的接话人：“我们抓到他了……厮打吗？当然，他拼命地厮打……他开了一枪，格里尼伤了一个膝盖骨，卡普蒂睾丸上中了一弹，而维塞特则晕过去了，浑身冰凉……什么？对，波兰人活着，这不是命令么？要不然我们不会让他打得这么惨……啊，他也受伤了，好吧……不知道，他失去知觉了……喂，我们不是要一只盛生菜的篮子，我们是要两辆救护车。要快一点！”
他放下了听筒，漫无对象地嘟哝了一声“妈的”，这是全世界操各种语言的人共同骂人的话。房间里到处是家具的碎片，像劈柴似的，事实上也只有当柴烧了。他们原先都以为波兰人会倒在外面的通道上，隔壁房间没有摆一件家具。结果这就碍事了，他自己就遭到科瓦尔斯基扔过来的一把扶手椅砸在胸膛正中，痛得很。见鬼的波兰人，他在想，领导办公室的那些笨蛋们没有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5分钟后两部雪铁龙救护车来到公寓门口，医生跑上楼来。他花了5分钟的时间，仔细地检查了科瓦尔斯基，最后他把这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袖子卷起，给他打了一针。当两个抬担架的人把科瓦尔斯基抬到电梯口时，医生又转身向着受伤的科西嘉人，他看到墙边周围全是血，知道他受伤很重。
他把受伤人的手从膝盖拿开，检查了一下说：“用吗啡，然后送医院。我准备给你打一针，在这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论怎样，我的孩子，你干这个行当的时代是要结束了。”
在打针的时候，格里尼又是一连串的骂娘。
维塞特坐在地上，两手抱住了头，脸上好像没有表情。卡普蒂现在笔直地靠墙坐着，好像只想作呕。他的两个同伙夹住他的双肩架着他一拐一拐地从房内走到走廊。当第二辆救护车中的担架把不能动弹的格里尼抬走后，为首的那个人把维塞特背走了。
他走到过道里，回头看看那乱七八糟的房间，医生站在他旁边。
“咳，真是一团糟。”医生说。
“当地的警察们会来清理干净的。”为首的人说：“这是他们该死的公寓。”
他关好了房门，看见22号和24号房门还开着，这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他就把两扇门都关好了。
医生问：“这儿没有邻居吗？”
“没有邻居。”科西嘉人说，“我们占用了整个楼层。”
医生走在前面，他帮着把仍然昏迷的维塞特抬下楼梯，走向停着的车子。
12小时以后，当救护车飞快地在法国国土上跑了好远一段路程之后，科瓦尔斯基现在躺在一张轻便床上，这是在巴黎郊外一座古堡营房的地下室里。房间里当然是白粉刷的墙，又脏又霉，跟所有的监狱牢房都一样，这里刻写着一些秽语，那里涂抹着一些祷文。房里又热又闷，一股石炭酸、汗和尿的气味。波兰人面孔向上躺在一个窄小的铁床上，床脚是固定在混凝土地面里的。床上除了一块淡棕色垫子和卷在他头下的毯子外，可说是别无他物。两条结实的皮带绑着他的两踝，还有两条绑着他的大腿和两只手腕。一条皮带横捆着他的胸膛。他仍然毫无知觉，只是深沉而不规则地呼吸着。
面部的血污洗净了，耳朵和头皮已经缝合。一条橡皮膏贴在被打破的鼻子上，从嘶嘶发响的张着的嘴里，可以看见两个门牙被打断了，只留下半截牙根。脸上其他部位也青肿得很厉害。
在浓密的黑汗毛下面，胸膛、肩膀、肚皮等处都隐约地看到有青紫色的肿块，显然是拳头、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结果。右手腕包扎着绷带和橡皮膏。
医生检查完毕，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皮包里。他回转身向身后的人点了点头，这个人就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他们两人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管监狱的人还插上两道粗大的钢门闩。
“真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打他的，难道是从一辆特别快车上扔下来的？”医生一边走过通道一边问。
“用了六个人才制服了他。”罗兰上校说。
“哈，他们干得可真够厉害的，差不多快把他搞死了。要不是他壮得像头公牛，那他简直完了。”
“只好这样啊。”上校回答，“他毁了我的三个人。”
“这一场打斗一定是够凶的。”
“确实如此。那么伤势究竟怎么样呢？”
“用外行人的话说：可能右腕骨折——我还没有用X光检查，左耳、头皮撕裂，鼻子被打碎。伤口和青肿多处，很多地方划破以及青肿，有些内出血，这可能恶化而致命，也可能自己慢慢会好起来。他的身体实在结实，我所忧虑的是头部，脑震荡是肯定的，是轻微的或者是严重的就不好说了。看不出来头盖骨受伤，虽然……这并不是你们的人无能，因为他的头盖骨硬得像块石头。不过你们如果不让他静养些时日，那么脑震荡将会恶化。”
“我们需要问他几个问题。”罗兰上校看着夹在手指上点燃着的雪茄说。两人从地下室走上阶梯，到了监狱诊疗所的门口，都停了下来。医生看着行动分局的头头，觉得有点讨厌。
“我知道这是监狱，”医生轻轻地说，“这是对付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的地方，但我仍然是监狱的医生。在这个监狱里，凡是关系到人们健康的问题，都是我应该管的事。从这儿往回走过去，走廊那边——”他望着后面他们刚来的方向——“是你们的领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在那儿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我的事。我也不必再说什么。但是我要说明：如果在那个人没有复原以前，你们要用你们的方法开始‘审问’，那么他就会死的，或者会成为一个神经错乱的疯子。”
上校听着医生提出的忠告，无动于衷。
“要多久才能复原？”他问。
医生耸耸肩说：“很难说，可能明天就清醒，也许要过几天，即使他醒过来，还不宜于审问——这是从医疗方面的角度说的。如果脑震荡很轻微，那也至少两个星期才能审问。”
“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药品吧？”上校轻轻地说。
“药是有的，但是我不想开药方。你可能拿得到这种药品，但决不会是从我这里得到的。不管怎么说，他即使能对你说什么，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可能说的是胡话，也可能清醒不过来。如果能清醒过来的话，也只能让他自己恢复。现在用药品只会使他变成白痴，对你和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他可能还要一个星期才能睁开眼睛，你最好还是等着吧。”
他说完转身回诊所去了。
但是医生估计错了。三天以后，科瓦尔斯基的眼睛睁开来了。
那是8月10日，这是第一次对他的审问，也是对他惟一的一次审问。
豺狼从布鲁塞尔回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为他即将到法国执行任务作最后的准备和安排。
他把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新的驾驶执照放在口袋里，出门到汽车协会总部，以同样的名字申请了一张国际驾驶执照。
他从专卖旅行用品的旧货店里，买了一整套皮的衣箱。其中之一他准备装进去的东西，是为了可以假扮成丹麦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师。在整理行装以前，他先把从哥本哈根买来的三件衬衫上有丹麦制的标记拆下来，换在从伦敦买来的牧师衬衫，硬领，以及黑色的牧师服装上。除了这些衣服外，还有鞋子、袜子、内衣以及深灰色的轻质上衣，以便某一天可以化装成为詹森牧师。在同一个衣箱里，又把扮成美国大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衣服、运动鞋、袜子、裤子、汗衫还有一件风衣放了进去。
撕开衣箱的里层，就在衣箱硬盖的两层皮革之间，塞进了两张外国人的护照。他可能有一天会扮成这两个外国人。在已经装满衣服的衣箱内，最后放进去的东西是丹麦版的关于法国天主教堂的书，还有两副眼镜，一副化装丹麦人、另一副则是化装美国人时用的。他把两套不同颜色的隐形眼镜仔细地用薄纸包好，还有准备染发用的东西。
第二只衣箱里放进他在巴黎旧货市场买的法国设计和制造的鞋子、袜子、衬衫和裤子，还有长过膝盖的旧大衣和黑色便帽。在衣箱的夹层里，他塞进法国中年人安德烈·马丁的假证件。这只皮箱里还有部分空位置，他不久还要装进一套细的钢管，里面有一支刺客用的步枪和弹药。
第三只衣箱稍微小些，装进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用的东西，其中有鞋子、袜子、内衣、衬衫、领带、手帕以及三件精制的上衣。在这个皮箱的夹层内，有几叠票面为10英镑的钞票，总数是1000英镑。那是他从布鲁塞尔回来时，从他自己的银行存款中取出来的。
他把每个皮箱都仔细地锁好，钥匙套在他自己的钥匙圈内。把浅灰色上衣洗过烫平，然后挂在公寓壁橱的挂钩上。胸口袋内是他的护照、驾驶执照和国际驾驶执照，还有一叠钞票，大概有100英镑现款。
最后一件行李是一只轻巧的手提袋，里面装了刮脸用具、睡衣、海绵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后买的一些东西——一副用精织的带子制的轻质吊带，一袋两磅装的石膏，几卷粗织的软麻布绷带，半打卷装橡皮膏，三包原棉，一把刃钝但很结实的羊毛剪。这个手提袋将作为随身的行李，根据他的经验，在通过机场海关检查时，检查员很少会突然要求检查一只手提的公文包的。
采购与装箱完成之后，他的计划工作也接近于完成了。伪装成佩尔·詹森牧师或马蒂·舒尔勃格，这在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预防性措施，除非是波折横生，必须放弃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的身份。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对他的计划却是至关重要的，很可能其他两种身份根本不会用到。万一真是如此的话，任务完成后整只衣箱可以弃置在什么行李寄存处，事实上他也再不会用到这些东西了。进入法国时他有三只衣箱和一个手提袋，他估计离开时只须携带一只箱子和一件手提行李，绝不会再多了。
当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就停下来等待两个通知，以便决定他出发的时间。一个是巴黎的电话号码，他能通过这个电话，及时了解关于法国总统周围安全保工实际力量的情况。另一个是迈耶先生从苏黎士写来的通知单，告诉他25万美元已经存进了他的银行账户上。
他利用在家等待的时候，在他的公寓里，来回地练习跛子走路的姿势。经过两天时间的实践，他对于自己装成跛子走路已经完全满意了，任何人都会认为他的腿或者脚脖子受了伤。
他等待的第一个通知是8月9日早晨收到的，信封上盖着罗马的邮戳，信上说：“你可以用莫里托尔5901与你的朋友接触，用‘这里是豺狼’几个字介绍你自己。回答你的话是：‘这是瓦尔米’。祝你幸运。”
一直到11日早晨，苏黎士的来信收到了。当他打开信看到了那个好消息后，真是笑逐颜开。他认为不管前途如何，只要还活着，他将是一个很有钱的富翁。假如他将要进行的工作获得成功，他将更有钱。他毫不怀疑他一定能成功，这个机会是不会失去的。
他把上午剩下来的时间打电话预订飞机票，决定第二天——8月12日早晨动身。
地下室里除了桌子后面五个人的深沉而有节制的呼吸外，显得一片寂静；桌子前面绑在一把笨重的橡木椅上的人发出粗声粗气的哮喘声。无法看清楚地窖有多大，也说不清楚墙壁是什么颜色，整个地方只有一片灯光照射在橡木椅和犯人身上。这是一盏平常供阅读用的台灯，但是灯泡的度数和亮度很大，增加了地窖中的热度。灯夹在桌子的左手边上，灯罩是可以调节的，现在直射在6英尺外的椅上。
部分光线照在斑驳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这儿有几只手或手腕，那儿只看到几只手指，以及用手指夹住的香烟，一缕缕青烟冉冉上升。
台灯的光线是那么亮，对比之下，地下室的其他地方都是暗的。在桌子后面并排坐着的五个人的肩膀和身体，对犯人来说是看不见的。他要想看见审讯者的惟一的办法是离开座位，走到旁边去，避开灯光，不让灯光直接照射在他的眼睛上，这样才能看出审讯者们上半身的轮廓。
对犯人来说，这是办不到的。
绑带把他的两条小腿牢牢地绑住在椅子腿上。椅子的前腿和后腿，都是用L形的钢支架固定在地面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同样用绑带牢牢地绑紧在扶手上。另一个带子围住他的腰部，还有一根带子则围住他长满茸毛的胸部，每一根带子都渗透了汗水。
桌子上除掉有几只手外，几乎全是空的。只有在桌子的角上有一条小槽，上面镶着一片黄铜，在一侧刻有字。在小槽中间，突出一个小的黄铜手柄端部用胶木包住，这只小手柄，能在槽内前后上下地移动。此外，还有一个电门开关。坐在桌子左边上的人用一只右手握住这只手柄，可以看得见手背上有很细的黑毛在跳动。
桌子下面有两股电线：一股接通开关，另一股则接通电源控制器，通向放在操作者脚边地上的变压器。从这里有一股粗的胶皮电缆连接在墙上配电盘的插座上。
在审讯者的后面，地下室后墙跟前的角落里，有一个人坐在木桌前面，面对着墙壁，在他前面放着一套录音机。有一只很小的绿灯亮着，虽然录音机的卷轴并没有动。
除掉呼吸声外，地下室内非常寂静。所有的人都把袖子高高卷起，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地下室里的气味几乎使人窒息，充满着汗水、铁锈、发霉、烟草以及人们排出来的各种臭味。仅仅是后者，已足够使人恶心，即使最强壮的人也忍不住，更何况还有恐惧和痛苦的折磨。
坐在中间的终于说话了，语调很文明、和善并带些诱骗的味道。
“听着，我可怜的维克托，你一定得告诉我们。虽然不一定现在就说，但是最后你一定会说的。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佩服你，但是你也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你以为罗丹不许你说吗？即使他在这儿的话也会命令你告诉我们的。他对这里的玩意儿是很清楚的，他自己也会告诉我们的。怎样才能使你减轻痛苦，这你自己知道，他们到最后还是会说出来的。懂吗？维克托，没有一个人能支撑到底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不说呢？说出来以后，你就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休息，没有人再来打扰你了……”
椅子里的人抬起满脸伤痕的脸向着灯光，脸上的汗闪闪发亮。他两眼紧闭，究竟是由于在马赛给科西嘉人脚踢的大块青肿所致，还是由于灯光的关系，谁也无法确定。这副面孔对着桌子和面前的一片黑暗停了一会儿，嘴巴张开好像要说话。一小堆呕吐物从嘴里涌出来，滴滴答答地挂在胸前，流到他膝间的一摊呕吐物中。头又耷拉下来直到下巴接触到胸部。与此同时，一头蓬松的乱发摇来摇去，似乎算作一种回答。
桌子后面的声音又开始了。“维克托，听我说，你是一个硬汉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已经打破我们这里的记录了。但即使这样，你也是不能再坚持下去的，而我们却能够坚持。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让你活着，一天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活下去。但是像过去那样仁慈的大赦，不会再有了。因此你为什么不说呢？现在是技术世界，有药物，你是懂的。现在第三阶段已经结束了，比这更好的待遇不会再有了。因此，你为什么还不说呢？我们明白你的想法，我们也知道肉体折磨是什么滋味，而这些小夹钳子它们不知道。这些小夹钳子不可能懂得，它们还会继续干下去。你要告诉我们，他们在罗马干些什么？他们在等待着什么？”
他的大脑袋耷拉在胸前，左右摇来摇去。就好像他那闭着的眼睛在检视一个又一个夹在他的乳头上的小钳子，或者那个惟一的大钳子——那锯齿般的齿紧夹在他的阴茎头上。
说话的这个人的双手平摆在面前的光线下，看上去细嫩、洁白、安闲。他又等了一会儿，把一只手从另一只手那里伸开，拇指屈到手掌中，其他四指则伸开，平摊在桌上。
在房间另一头掌管电闸的人用手把铜钮从标尺上的2推到4的地方，然后把开关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
放在木桌面上的那只手，把分开的手指收起来，又一次把食指伸向空中，然后把指尖指向下，这是世界各地都懂得的“进行”的标志。这样，电钮就把电流接通了。
椅子里的那个人身上夹的金属钳子用电线连向开关，在轻微的嗡嗡声中动起来了。一声不响，椅子里那个硕大的身躯好像是背后有只无形的手在推动一般，犹如飘浮般地升起来了，腿和手腕都在挤着皮带向外膨胀，直到皮革的衬垫都紧紧地嵌进肉里和骨头里。那双眼睛，由于周围的肌肉浮肿，从医学上来说是不可能看清东西的——现在也不管什么医学现象了，向外突出，鼓着盯视着上面的天花板。嘴巴张着好像是吃惊似的，紧接着从肺部发出一声鬼嚎般的嘶叫。叫过一声后，就接连不断地叫下去……
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在下午4点10分时支撑不住了。录音机继续开着。
他开始谈了，有点语无伦次，漫无边际地一会儿抽泣一会儿尖叫，坐在当中的那个人以平静的声音和十分明确的语言，一句一句地提问：“为什么他们在那里，维克托……在那个旅馆里……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他们怕什么……他们曾去过什么地方？维克托……他们见过谁……为什么他们谁都没有见？维克托……告诉我们，维克托……为什么是罗马……在罗马以前呢？为什么是维也纳，维克托……维也纳的什么地方……哪一个旅馆……他们为什么要在那里，维克托……”
科瓦尔斯基在50分钟以后不响了，他最后的一些胡言乱语在他又陷入昏迷时都给录了下来，一直到他停止出声。桌子后面的那个声音仍在继续，显得更加温和了，这样持续了几分钟直到什么回答都没有了。然后中间的那个人给他的下属一个命令，这一次讯问就算结束了。
录音带从盘子上取下来，用一部快车从古堡营房的地下室飞速送到巴黎郊外行动分局的办公室里。
午后耀眼的阳光，曾经使得巴黎的马路很炽热。待到金黄色的夕阳西下时，阳光逐渐暗淡，到了晚上9点钟，路灯齐明了。夏天的傍晚，常常有成对的伴侣，沿着塞纳河的岸边缓慢地散步，手牵着手，好像陶醉在薄暮之中。爱情和青春，不论他们如何努力企图留住它，好像永远不能保持原来的那样。在沿着岸边的人行道上的咖啡馆，显得非常热闹，顾客们有聊天的，有碰杯的，有互相祝贺的，也有互相讥讽的；有的嘲笑，有的恭维，有的道歉，还有的相互攻击。可以说是无所不有，真是塞纳河岸8月晚上的奇迹。即使旅游者们嘴里说感到厌倦，却还是照样带着钞票去了。
在靠近百合门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却丝毫没有这种轻松的气氛。一架录音机在书桌上慢慢地旋转，三个人环桌而坐。他们从下午一直干到傍晚。一个人掌握着开关，不断地根据第二个人的指示放音或者倒带。第二个人头上带着一副耳机，他皱起眉头集中注意力，尽可能地从耳机中传出的一片杂音中识别出有意义的字句来。他嘴巴里叼着一支香烟，升起来的蓝色烟雾熏得他两眼淌着泪水；每当他要重听一遍时就打手势向管机器的人示意。有时10秒钟的一段录音他要听上六七次才点头让管机器的人继续放下去，然后他就把这一段话背诵出来。
第三个人是一个年轻的金色头发的人。他坐在一架打字机前，等候听音打字。古堡营房的地下室中提出的问题在耳机中听来清晰准确，很容易懂。但回答就没有条理了，也听不太清楚。打字员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访问记，问题都是从新的一行开始，前面冠以一个“问”字；回答总是另起一行，前面冠以“答”字。这些回答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在意思完全连不上的地方用了许多顿点。
他们完工的时候已近午夜12点了。虽然窗户开着，但空气里还是充满了蓝色的烟雾，闻着活像一个火药库。
三个人僵硬疲乏地站起来，各人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伸着懒腰，舒展紧张的肌肉。其中有一个人走到电话机旁，要总机接通外线，拨了个电话号码。那个带耳机的人把耳机取下，把录音带卷到原来的盘上。打字员则把打字机上的最后一页抽了出来，把夹在中间的复写纸取出。一大叠打好字的纸张，按顺序整理好，顶上面的一份要送给罗兰上校，第二份存档，第三份摄制成微型胶卷，存放在主管部门，如果罗兰认为需要，再分送出去。
罗兰上校这时正在饭店内和朋友们一起共进晚餐。电话追踪到了这家饭店。像往常一样，这位看来很潇洒很风流的单身汉，由于他本人的机智和漂亮，以及他对女士们的殷勤，在场的妇女们对他特别赞赏。当服务员请他接电话时，他表示歉意而离开座位。电话机就在柜台上，上校简单地说了一声“罗兰”，并且等了一会儿，让对方辨认出这是他本人在接电话。
然后罗兰讲了第一句话，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字句，而且再同样地说了一遍。一个旁听者可能听到电话里说的是关于他的正在修理的汽车已经修好了，可以在上校认为方便的时候取用。罗兰上校向对方表示感谢后，回到餐桌上。5分钟后，他用很礼貌的托辞提前告退，说他第二天早晨将起得很早，还要处理一件很麻烦的事，必须回去好好休息。10分钟后，他驾驶着汽车飞快地通过市内仍然很拥挤的街道，驶向安静的近郊的里拉门。他到达他的办公室时，刚过凌晨一点钟。他脱去那件深色洁净的外套，向值夜班的服务员要了杯咖啡，便按电钮招呼他的助手。
科瓦尔斯基的一份供词与咖啡同时送到。他很快地看完了这份26页的文件，企图抓住那发狂的外籍军团人员所说的要点，中间有些语句吸引住了他，使他紧皱眉头，但是他从头读到尾，没有停顿。
第二遍他读得慢了一些，更仔细一些，对每一段都非常注意。等到读第三遍时，他从文具盒里拿出一支黑色的钢笔，读得更仔细了。他把西尔维、坏血病什么的，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若若、柯瓦契、科西嘉坏蛋、外籍军团等字样上，都划上一条粗杠，所有这些，他都已经知道，对它不感兴趣。
他的许多胡言乱语都是有关西尔维的，有些是涉及一个名叫尤莉的女人的，这些对罗兰来说毫无意义。把这些都删去后，供词就不超过六页了。在其余的段落里，他希望能找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供词里有罗马，三个头头是在罗马的，反正他是知道这个的。可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过八次了，大体上说每次的答案都一样？显然，他们不愿意像阿古在2月份被绑架那样也被绑架。罗兰想这是自然的。在处理科瓦尔斯基这件事上，他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但有一个字这个外籍军团人员曾经提起过两次，或者毋宁说是咕哝过两次，当他在回答这八个同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字就是“秘密”。是个形容词吗？他们在罗马没有什么可称为秘密的；或者是一个名词，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罗兰从头到尾反复看了十次，然后又回到开始的地方。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人在罗马，他们在那里是因为不希望因掌握一件秘密而被绑架。
罗兰讥讽地微笑着。他比纪博将军知道得更清楚，罗丹是不会出于害怕而躲避开来的。
如此看来他们是知道一项秘密的，是吗？什么秘密？看来事情是出自维也纳，维也纳这个词出现过三次。可是最初认为他所说的一定是里昂以南20英里的维也纳。现在看来可能是奥地利的首都，而不是法国一个省里的城市。
他们在维也纳开了一个会。然后他们去了罗马避难，怕的是在他们的秘密暴露以前就被绑架或审讯。这个秘密一定起源于维也纳。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咖啡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弹壳做的烟灰缸里的香烟头也在增加。当莫尔埃林荫大道东边可怕的工业郊区开始呈现出一条淡灰色的细线时，罗兰上校知道他已找到一些端倪了。
有些什么重要的内容一定是漏掉了。
凌晨3点钟有电话告诉他科瓦尔斯基不能再回答提问，因为他已经死了。那么那些漏掉的就永远补不上去了吗？也许这些漏掉的字句，夹杂在某些杂乱无章的答话中，因为犯人到了最后阶段，身体已经不能支持，精神已经错乱了。
罗兰用铅笔把那些扑朔迷离的东西摘抄下来。克莱斯特，有一个人叫克莱斯特。科瓦尔斯基是一个波兰人，他对这个字的发音是正确的，可是却被法国的抄录员拼写错了。罗兰在战争年月里学会了一点德语，把它改正了过来。或者是一个人名吗？也许是一个地方？他打电话给总机，要他们找出维也纳的电话簿，并从上面找一个名叫克莱斯特的人或地方。过了10分钟，总机那边有了回话来了。在维也纳有两个克莱斯特的电话号码，都是私人的。还有两个地方是这个名字：一个是男孩子上学的埃瓦尔德·克莱斯特小学，还有一个是在布鲁克纳大街的克莱斯特旅馆。罗兰把两处地方都记了下来，并在克莱斯特旅馆下面划了线，然后他继续读下去。
有好几处科瓦尔斯基提到一个外国人，对于这个人他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有时他用法语的“好”来提到这个人；有时他又用“坏人”来称呼他。早晨5点刚过，罗兰上校就派人去取磁带和录音机，然后花了一个小时来听它。当他最后把录音机关掉后，他平静地对自己责骂了一阵。他拿起一支铅笔对供词的抄稿作了几处修改。
科瓦尔斯基讲到外国人时说的“好”，并不是“好”，而是“黄”，表示黄头发的意思；而记下来的“坏人”，实际上是“杀人”，这是因为他的嘴辱碎裂，无法发出正确的声音。
这项工作从这里开始，再联系到科瓦尔斯基的一段含含糊糊的语句的意义，就容易明白了。本来在出现豺狼（杀人者）这个字的时候，是被罗兰删去的。因为他认为这是科瓦尔斯基对那些追捕他的人以及使他受苦的人的一种侮辱之词，而现在却有一种新的意义了。这是一个浅黄头发杀人者的绰号，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们三个头头在去罗马严密地保护起来以前，是在维也纳的克莱斯特公寓曾与这个人会晤过。
现在罗兰搞清楚了为什么前八个星期以来在法国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银行和珠宝店抢劫案，波浪所及震撼全国。
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不管他是谁，显然是要钱才为“秘密军队组织”干活的。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才需要这样多的钱。显然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并不是被找来解决一件匪帮格斗的任务的。
到早晨7点钟，罗兰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办公室，命令夜班值勤人员，跨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惯例，发出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给保安总局驻维也纳办事处，虽然按照常规维也纳是属于三处，即西欧处的辖区的。然后他把科瓦尔斯基的每份供词都收拢来，一齐锁在他的保险柜里。最后他坐下来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个收件人，上面标着“绝密”。
他仔细地用正楷书写这份报告，扼要地讲明这次行动是根据他个人的动议并由他亲自布置来逮捕科瓦尔斯基的；报告叙述了此人被诱进圈套，误信一个他亲近的人因病入院，结果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就回到了马赛，被行动分局特工人员捕获；又简略地描述此人受到行动分局特工人员审问的记录以及他所作的杂乱的供词。报告里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曾拒捕并打伤两个特工人员，在企图自杀时自己也受了伤，在他被制服后不得不送去住医院。他的供词是在病床上作的。
报告的其余部分，是大量的供词和罗兰对它的解释。他写完报告后稍停了一下，审视着窗外鳞次栉比的屋顶，在东方的朝阳照射下像是镀了金似的。罗兰是有声望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能过分地叙述他经办的案件，也不能作夸大的结论。他小心细致地写好最后一段。
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刻，以确认这个阴谋的存在为目的的审问还正在进行。无论如何，如若审问的内容属实，则根据我的看法，上述获得的情报构成一个最危险的阴谋，即恐怖分子可能已在谋划危害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阴谋如上所述确实存在，如果某个外国出生的、秘密代号为豺狼的刺客已在谋划危害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准备执行此计划时，那么我有义务通知您，在我看来我们面临一个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
非常不寻常的是，罗兰上校还亲自打出报告的最后清样，用他的私章把它封在信封里，写上地址，盖上特工机构最高保密级的印记。最后他烧掉他用正楷写在大页书写纸上的原稿；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盆，他把纸灰从水管里冲了下去。
当他做完这一切以后，就洗手洗脸。他擦干后望着洗脸盆上面的镜子，那张朝他望着的脸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俊俏。这张在年轻时曾经是那么漂亮，而且在成年后仍旧那么吸引着妇女的脸蛋儿，已经显露出中年时期所具有疲劳和紧张。鼻子两侧各有一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眼睛周围好像永远有两道黑圈；双鬓显得已经斑白了。他为了自己的生存，使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他把人们派出去送死，或者去杀人；他把人们送进地下室，并使用各种手段让他们在地下室里嚎叫。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太多、知识也太丰富了。
这就使得这个54岁的行动分局首脑的面貌，远远地超过他的实际年龄。如果多看他一会儿，他的面貌和单纯的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异。
“到今年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岗位了。”回头看着镜子里的这张脸，的确是很憔悴了。
是不是应该简单的辞职呢？或许这张脸比他心里要说的更清楚。经过若干年以后，人就无法自拔了。一个人原来干什么，那么他的余年仍然是干什么。回想从抵抗运动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总局，最后到了行动分局，在这些年代里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对着镜子里的面孔提问。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是见鬼的是法国哪里管你这些呢？镜子里的面孔也凝望着镜子外的面孔，相对无言。因为两者都知道答案该是什么。
罗兰上校命令一个骑摩托车的信差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本人报到。他还要了煎鸡蛋、面包卷和黄油，另外还要了更多的咖啡，不过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因为头痛，还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给了信差，并对他作了吩咐。
吃完鸡蛋和面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着窗子的窗台上去喝，这是面向着巴黎的那一角落。跨过好几英里鳞次栉比的屋顶，他可以远眺到圣母院的塔尖，而且透过塞纳河上热天的晨雾，还能遥望到更远的艾菲尔铁塔。
这一天是8月11日早晨9点，城里的人正在紧张地工作，也许有人在咒骂这个穿着黑色皮革上衣的骑摩托车的人呢？因为他把报警器按得山响，在车子行列中穿来穿去，向第八区疾驶。
罗兰在想，放在骑摩托车的信差屁股后面信袋里的信件中所说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呢，他到年底时能不能安稳地退休恐怕就取决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