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照例在早晨7点半起身，喝了放在床边的茶，洗了澡，刮了胡子，穿好衣服，然后从衣箱的夹层里，拿出一叠钞票共计1000英镑，装在上衣内口袋里，下楼用早餐去了。
9点半钟的时候，他走出旅馆去找银行。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分别在几家银行里把英镑换掉，其中200英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其余800英镑则换成法国法郎。
完成了这项工作以后，他在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然后进行他这天上午的第二件事。经过了几次打听之后，他来到加里布地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这里靠近加里布地火车站，是个工人住宅区。他在街角的一家经营出租汽车间的地方租下了一间，两天的租费是10000里拉，因为只租用两天，所以租金比一般的价钱要高一些。
到了日用杂品商店，他买了一套工作服，一对金属的夹子，几米细铁丝，一支电烙铁和一些焊条。还买了一个帆布袋，把所买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存放在他的汽车间里。他把汽车间的钥匙装进衣袋后，就到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找了一家上等餐馆用午餐。
在餐馆里，他用电话联系了几家有汽车出租业务的商行后，就乘一辆出租汽车到一家规模比较小，生意也不怎么兴隆的汽车出租商那里，租了一辆1962年的旧“阿尔法”牌运动跑车，并说明他预备在意大利作为期两星期左右的休假旅行，两星期后把汽车送还。
他的护照——英国的和国际的驾驶执照都是齐全的。一小时后，汽车保险的手续也办妥了——出租汽车商行附近就有专门办保险的。汽车押金很贵，差不多相当于100英镑，到下午4点时，钥匙插在点火装置上，这辆汽车就归他使用了，汽车行的老板祝他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他在伦敦时已经向汽车协会打听过，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共同市场”的成员国，所以意大利牌照的汽车开到法国去不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只要有驾驶执照、租车证明，还有保险就行了。
他在威尼斯大街上的意大利汽车俱乐部接待处询问到附近一家信誉卓著的保险公司的名称，这家公司是专替国外旅客提供汽车保险保证金的。他在这家公司为自己驶往法国旅行所需的额外保险费付了现款。他们对他说，这家公司同法国一家大保险公司有业务关系，因而它承诺的保险在那里也同样有效。
他离开保险公司后，就驾驶着那辆“阿尔法”小汽车回到大陆旅馆，把汽车停放在旅馆的停车场，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并取出了里面藏着步枪部件的皮箱。20分钟之后，他又回到了那条有出租汽车间的小街，他把汽车开进已租好的汽车间后，反锁好房门，把电烙铁的电线插进了头顶上那盏电灯的灯口，还把一支强光电筒放在他身旁的地面上以照亮汽车的底部，接着他就开始干活了。他花了两小时，把藏有步枪部件的薄钢管紧贴在“阿尔法”跑车底盘内侧的凸缘上焊住。他之所以选择“阿尔法”跑车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在伦敦时看遍了汽车杂志，才知道在所有的意大利汽车中，只有“阿尔法”跑车的那副牢固的钢制底盘内侧有一道较阔的凸缘。
每根钢管都用一层薄薄的麻料织物套住，再用钢丝紧紧地捆绑在凸缘内侧，凡是钢丝和底盘边缘接触的地方都用焊条焊住。
当他干完这些活的时候，他那身工装裤已沾满了汽车间地面上的油污，他的两只手也由于在底盘上捆绑铁丝时过分用力而酸痛不已。可是任务完成了。那几根钢管除非钻到汽车底下去凑近细看，不然根本无法发现，而且要不了多久，上面就会蒙上厚厚的尘土。
他把工装裤、焊铁和剩下的铁丝都装进了那只帆布包，塞在屋内一个较远的角落里的一堆破衣碎布底下。那副金属夹子则放进汽车驾驶座前面仪表板上的小贮藏柜内。
当他最后把手提箱藏入汽车后部的行李仓，把“阿尔法”汽车开出汽车间时，整个城市已经笼罩在一片苍茫暮色之中。他关上汽车间的大门，扣上锁，把钥匙放进口袋，就驾车回到旅馆。
到达米兰后仅仅24小时，他就把一切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他洗了个淋浴，解除一下一天的劳累，把感到剧痛的双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会儿，然后才穿好衣服去喝鸡尾酒和吃晚饭。
他在走进酒吧间之前，先到接待处柜台边停留了一下，要他们在晚饭后替他把账目结清，并要他们在明晨5点半叫醒他，同时送来一杯茶。
在吃罢第二顿精美的饭菜后，他用剩下的意大利里拉把账结清。11点过后不久，他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伯·奎格利爵士背着双手站在他外交部办公室内的窗口旁边，俯瞰着窗外大片平整洁净的近卫骑兵队阅兵场。一纵队井然有序的近卫骑兵队，正行进在碎石路上，蹄声得得，整齐地向白金汉宫跑去。
这是一幅多么悦目赏心的景色啊！杰斯伯爵士常常在早上站在他的窗口，从外交部望出去，看着这幅最典型的英国景色。看着那些身穿蓝军装的骑兵驶过，看着阳光和那些昂头翘首赞叹不已的旅游者，听着广场上传来马具和马嚼子的丁当声，振奋精神的马的嘶叫声，这就足以补偿他在其他小国家的大使馆中虚度的那些年头了。每次注视着这样的景色，他总是不由得要挺胸、收腹，并由衷地感到一丝自豪。有时候，他一听到碎石路上响起得得的马蹄声，就会从办公桌旁站起身来，到窗户前站着，看着骑兵经过，然后才回来处理文件。
而有时候，当他回忆起那些从大陆来的法国佬和德国佬企图以巴黎的皮靴或柏林的长统军靴的沉重的脚步声来取代这些马刺的丁当声时，他不禁要鼻子发酸，马上转回身去埋头于他的公文了。
可是今天早上却不然。今天早上他虎视眈眈地瞪着窗外，使劲闭住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如今显得都看不出了。杰斯伯·奎格利爵士正满腔怒火，当然，他是独自在室内。
他担任着情报处法国科的首脑，不过，这并不是说他拥有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个国家的管辖权。他的职责就是研究那个混乱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它的野心、它的活动，以及经常有的阴谋，然后将那些情况向常务次官做出报告，最终报告到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那里。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那些条件是：他在外交界服务多年，成绩卓著，曾在除了法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他的政治判断一向合乎情理，尽管常有失误，但是照例与当时他的上级的判断一致——这是一项极好的资历，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他错的时候从来没有错得众所周知过，他对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得令别人难堪过，他从来没有支持过一项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与部内最高层人士中占优势的观点不合拍的意见。
他的妻子是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这位大使后来成为国务副大臣助理，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于1937年从柏林送来的一份备忘录，阐明德国重新武装对于未来的西欧不致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但这份备忘录被忽视了。
战争期间，他回到了伦敦，当过一阵子巴尔干科科长，曾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维奇及其契特尼克游击队。当那时候的英国首相听信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菲茨罗伊·麦克来恩的劝告时——此人曾跳伞降落到南斯拉夫去过，他建议支持一位名叫铁托的倒霉的共产党人，年轻的奎格利便被调职到法国科去了。
到了法国科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吉罗德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大振。要不是另一位长期住在伦敦并致力于筹组一支称做自由法国的部队的、资历较浅的法国将军的话，他的主张倒也不失为一项良策。至于丘吉尔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那个法国将军，则是哪个行家都猜不透的。
当然并不是哪个法国人都有多大用处。谁也不能说杰斯伯爵士（他是因在外交界服务有功而于1961年被册封为爵士的）缺少胜任法国科科长的必备条件。他天生不喜欢法国和同法国有关的一切东西和人。由于戴高乐1963年1月2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强烈反对不列颠帝国加入“共同市场”，杰斯伯爵士曾经与法国外交大臣有过20分钟的不愉快的谈话，这使他对于法国总统本人更加没有好感了。
有人在敲门，杰斯伯爵士从窗口转过身来，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蓝色的薄纸，似乎正在那儿看这个文件，他说：“进来。”
一个年轻人进来了。他转过身来把门关好，走到办公桌旁。杰斯伯爵士的眼睛从那副半月形的眼镜上面望着他。
“劳埃德，我正在看你昨夜送来的报告，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一份从法国警方的高级侦探向英国警方的高级官员发来的非正式请求书，然后转给特警处的警官，认为应该予以考虑，当然又是非正式地转给年轻的外交部情报工作者。是这样吗？”
“是的，杰斯伯爵士。”
劳埃德望着这位外交家瘦小的身影，站在窗前研究他的报告，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以为至少杰斯伯爵士已经很熟悉报告的内容了，拿在手中仅仅是一个姿态而已。
“然后这个年轻官员也认为应该考虑。于是他超越他自己的职位，也不请示他的上级，认为可以帮特警处的忙，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而且这个建议毫无根据地指责一个英国公民表面上是一个商人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冷血的杀人者。是这样吗？”
劳埃德想：这个老混蛋究竟在想些什么？但他立即就明白了。
“亲爱的劳埃德，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份非正式的请求书是昨天早晨提出来的，而外交部的与法国事务关系最密切部门的领导人直到24小时以后才得到通知。这件事有点奇怪，你说对不对？”
劳埃德知道了，这是部门之间的纠纷。但他也知道杰斯伯爵士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他懂得权力之争；与国家大事相比，他们更致力于特权阶层成员之间的事。
“最尊敬的杰斯伯爵士，托马斯警官向我提出请求，正如你所说的是非正式的，是昨晚9点钟的事。我是在午夜时提出我的报告的。”
“诚然。但是我也注意到他的报告也是午夜之前写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觉得法国人是请求提供线索，可能有的线索是通过正常的国际间警方合作的渠道提出来的。”劳埃德回答说。
“你是这样认为吗？是这样认为吗？”杰斯伯爵士改变了他那温和的问询口气，有点生气了，“但这显然不是你的部门和法国科之间的合作。不是吗？”
“杰斯伯爵士，我的报告现在在你手里。”
“太晚了一点，先生，太晚了一点。”
劳埃德决定要进行反驳。他明白，如果他帮助托马斯而需要请示的话，也应该请示他自己的上级而不是请示杰斯伯·奎格烈爵士。他知道他的上级是受他的下属所爱戴的，而对于法国科不通过他而责备他的下属则是很反感的。
“杰斯伯爵士，什么太晚了？”
杰斯伯望着劳埃德，显然他不肯透露他那种不愿意帮助托马斯的心情。
“你一定清楚有一个英国公民的名字写在这里，提出这个人既没有丝毫根据，更不用说证据了。你认为这样来抛出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一件怪事，而且根据所提请求来说，有一个名誉的问题。”
“我认为向特警处侦探长提供一个人的名字只不过是说有一种可能性，怎么能说是抛出呢？”
杰斯伯爵士为了忍住他的愤怒，把嘴闭得更紧了。这个无礼的家伙，可又那么狡猾，必须要小心提防。他使劲忍住怒火。
“我知道的，你的观点是要向特警处提供帮助，这是一种很可敬的行为。那么你是否认为在事前商量一下，也是太过分了呢？”
“杰斯伯爵士，你是否在问我事先没有和你商量？”
杰斯伯爵士脸红了。
“是的，先生，我是这样认为，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杰斯伯爵士，我对你是非常尊敬的。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我是情报处的工作人员，你如果不同意我昨天晚上的行动，那么最好请你向我的上级提出意见而不要直接跟我说。”
你瞧，这个年轻家伙竟敢教训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
杰斯伯爵士生气地说：“我会向他提出的，会向他提出的，而且要更为严厉地提出来。”
劳埃德一句话不说，转过身走出去了。他毫不怀疑他的那位老头儿上级会责备他的。他将向他解释托马斯的要求是很迫切的，而且时间也很紧。如果老头儿坚持必须通过正式渠道，那么劳埃德难免要挨批评，不过无论如何这个责备应该来自他自己的上级，而不是来自杰斯伯。这个混蛋的托马斯，把我扯到里头了。
然而，杰斯伯·奎格利爵士对于是否要去告这一状却犹豫不决。严格说来，他是对的，有关却尔斯·格尔索普的情况，尽管完全埋没在早已丢弃的档案中，还是应该向上级领导讲清楚；不过不一定要向他讲清楚就是了。他作为法国科科长，只是参加听取情报处的情报汇报，而不是参加领导情报处。他可以向领导情报处的那个脾气很坏的天才（不是他选择的字眼）诉说他的不满，结果也许会使劳埃德挨一顿痛骂，也可能毁了那小子的前途。可是他也可能遭到那位情报处首脑的反唇相讥，怪他未经允许而擅自传唤一名情报官员，那可就自讨没趣了。此外，这位情报处的领导人与最高当局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一起到约克郡去打猎。一个月以后将是主显节，他仍想届时能得到请柬。还是别管它了吧！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他重新望着窗外的骑兵卫队检阅场，心里说。这天中午爵士请一位朋友在俱乐部共进午餐，他又说：“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我估计他们一定会和法国人合作得很好的，希望他们别干得太卖力，对吧？”
这个玩笑开得不错，他自己也很欣赏。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客人和最高当局身边的人也是很接近的。
这天下午4点，英国首相在下院答复质询后回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时，警察局长的一个私人报告和杰斯伯爵士开的这个小玩笑的新闻，几乎同时传到首相的耳边。
4点10分的时候，托马斯侦探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
这天上午和下午的大部时间，托马斯都在设法找这个只知道叫却尔斯·格尔索普的人。按照常规，当他要查询一个已经出国的人时，他总是从护照办公室开始。
在护照办公室上午9点开始工作时起，他就亲自去看有六个却尔斯·格尔索普的护照申请书的影印件，他还从护照办公室拿到了六个人的照片，答应复制出来后一定都送还归档。
其中有一张护照是1961年1月提出的，这个却尔斯·格尔索普在提出这份申请书以前从未申请过。这个情况虽然重要，但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他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去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那么怎么会把格尔索普这个名字与多米尼加独裁者被刺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呢？托马斯决定把这份申请书暂时放一下。
在其他五个人中，有一个似乎太老了一些，到1963年8月他将65岁了。其余四个是有可能的。他们是不是符合勒伯尔提出的浅黄色头发高个儿特征，这对托马斯来说关系并不大，如果这六个人都不是，那就更好，这样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答复勒伯尔了。
这四张申请书都是有地址的，两个在伦敦，其余两个在外省。仅仅打个电话，问问却尔斯·格尔索普先生在1961年是否去过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是不够的。即使他曾去过多米尼加，现在他也可以否认的。
这四份申请书的职业栏内，没有一个人填写“商人”。
当然这也不是结论。劳埃德提出的情况只不过是酒吧间里的传闻，那时可能说这是个商人，但也可能是误传。
那天上午，托马斯打电话给外省的警察局，要他们查查那两个格尔索普。其中一个现在有工作，并且不久将带着家里的人外出度假，中午时警察到他家里查了他的护照，上面并没有1960年或1961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签证印鉴。这张护照只用过两次，一次去马洛加，另一次去哥斯达·布拉瓦。警察还到他正在工作的制造肉汤的工厂查询过，工厂说这个却尔斯·格尔索普自1961年1月从未离开过会计处的工作岗位，而且此人在厂工作已达十年之久。
另一个不在伦敦的格尔索普当时有事离家，住在其他地方的一家旅馆里，他身边没有带着他的护照。他请警察到他的家里去向邻居借用他住宅的钥匙，并说护照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可以查看。护照找到了，上面也没有多米尼加的签证印鉴。他是一个打字机修理工，到他厂里一查询，说此人1961年除夏季外出度假外，都在厂里工作。他的保险卡和考勤卡都能证明这一点。
在伦敦居住的两个却尔斯·格尔索普，有一个是蔬菜铺的老板，当两个便衣警察去访问时，他正在卖菜。他就住在蔬菜铺楼上，几分钟后就把护照拿了出来。和其他几个人一样，他也没有去过多米尼加。当问他的时候，这个蔬菜商告诉侦察官，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
对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格尔索普的查询就比较麻烦一些。四年前他在护照申请书上写明的住址是伦敦高门区的一个公寓里，侦察官到上述地址去找了公寓管理员，据查此人已于1960年12月迁出，新地址则没有留下。
从护照申请书里知道此人的全名是却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但这个人的名字在电话簿里也找不到。托马斯利用特警处的职权，到邮政总局去查找，知道这个格尔索普住在伦敦西区，他不愿把姓名登在电话簿上。托马斯就向该地区的选民登记处查询他的电话号码。
地区的民政机构告诉他，有一位却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确实是这个地区的居民，也在这个地区的选民登记名册里。
接着侦察官根据探明的地址去访问他。但多次按电铃无人回答，门也锁着，附近的邻居并不知道格尔索普先生到哪里去了。当警车回到苏格兰场后，托马斯警长只好另想办法了。他要求国内税务局查明这个格尔索普的工作单位以及他在这个单位的工作经历。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托马斯拿起电话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静听了一会儿，他有点紧张，问道：“要找我？什么，当面谈？好的……当然，我就去，给我5分钟时间……好，再见！”
他立即离开办公大楼走过议会广场，一路上捏着鼻子。虽然是炎热的夏天，他的感冒非但没见好反而更加严重了。
穿过议会广场，他进入唐宁街走向首相府。唐宁街照例是光线不足，因为阳光从不照到这条不显眼的小街上，而这里却有着不列颠帝国首相的官邸。
在唐宁街10号门口，远处有两名高大的警察在值勤，门口却有一小群人，可能他们正在看一批送信人手里拿着黄色信袋进去，也可能他们正在等待着有机会目睹一位重要人物。
托马斯走向唐宁街10号的边门，经过一块草地，他按了下门旁的电铃，门开处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警官，一见他便向他行礼。
“你好。哈罗比先生要我告诉你直接到他房里去。”
詹姆士·哈罗比，也就是刚才打电话给托马斯的那个人。他是首相私人的保安队长，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看起来比他41岁的年龄更年轻些。他虽然只念过中等学校，在警察方面却干得非常出色，然后调到唐宁街来。他跟托马斯一样，也是个警长。托马斯进屋时，他站了起来。
“你好，见到你很高兴。”说着他向警官点头示意，警官出去后把门关好。
托马斯问：“到底有什么事？”
哈罗比惊奇地望着他。
“我还希望你告诉我呢！15分钟前，首相给我打电话，提出你的名字，并说他有事想找你当面谈，而且要你立即来，你想得起来有什么事吗？”
托马斯只能想到他正在处理的那件事，而使他惊奇的，却是在那么短时间里首相就知道了。况且只有当首相不能信任他自己的保安人员时，他才会直接找其他的人。
他说：“我也不知道。”
哈罗比拿起桌上的听筒要了首相的电话，说：“首相，我是哈罗比。托马斯警长来了……是的，先生，现在就去。”他放下电话听筒，对托马斯说：“直接进去，快些去，一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有两位部长还在外面等着呢！”
哈罗比引他走出办公室到了过道里，带他到过道尽头的用绿色粗呢包着的大门里去。一个男秘书走出来看见他们俩，往回退了一步并把门打开。
哈罗比让托马斯先进去，接着说：“首相，托马斯警长来了。”然后他自己出去并轻轻地把门关上。
托马斯觉得这个办公室非常安静，天花板很高，布置得很豪华，随便放着一些书籍和报纸。墙上有木板护壁，还有一股烟的味道，这不像是一间首相的办公室，倒像是大学教授的书房。
站在窗前的人转过身来，说：“你好，警长，请坐。”
“您好，首相先生。”托马斯选了一张书桌旁的直背椅子，坐在椅子边上。他从未有机会和首相靠得那么近，现在给他印象较深的是首相那双忧虑的眼睛以及下垂的眼帘，很像一只刚跑完长距离的警犬似的。
首相走过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房间里一片寂静。托马斯听到过一些有关白厅的谣传，说首相的身体不那么好，以及不久前首相刚处理完一件麻烦的桃色事件，这件事到现在还是民众最普遍的谈话资料。即使如此，托马斯对于坐在他对面的首相看上去如此疲惫也感到惊讶。
“托马斯警长，我注意到你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侦察工作，这是根据法国警察署的一位高级侦探昨天从巴黎打来电话提出的要求进行的？”
“是的，首相先生。”
“这个请求说明法国保安人员要找一个人，一个职业刺客，他可能是‘秘密军队组织’雇用的，准备在法国执行一件任务？”
“首相，实际上他没有说得那么多，他们的请求是向我们探询是否知道有这样一类职业刺客的线索，并要求我们提供我们的意见。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我们提供意见。”
“虽然如此，你能推论出他们提出请求的原因吗？”
托马斯轻轻地耸一下肩膀，说：“跟您一样，首相先生。”
“的确这样。我想法国当局要找这样一个人的原因，用不着什么天才，谁都能推论出来的。此外，警方要找的这类人，如果真的已经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那么他的目标又是谁，你能推论出来吗？”
“首相，我想法国当局是怕这个刺客企图谋杀法国总统。”
“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
“不是第一次，首相，这已经是第六次了。”
首相望着他面前的文件，好像在他任期将届满的最后几个月，这些文件可以为将发生的大事提供一些解决办法似的。
“你明白吗？警长，在我们国家里有这么几个人，显然是担任着重要职务的几个人，非常关心你正在查询的事。如果你没有全力以赴，那他们是很不愉快的。”
托马斯感到很惊奇，他说：“是这样的，首相。”他奇怪的是，首相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新闻的。
“现在请你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你的查询工作进行得如何？”
托马斯从最初的情况说起，简单明了地说明这件事如何从罪犯档案馆转到特警处，以及他与劳埃德的谈话，提出一个名叫格尔索普的名字和到目前为止对这个人的调查情况。
当他说完以后，首相站起来，走到窗前，从这里可以看到阳光照耀着的铺着青草的庭院。他双肩下垂，看了好一会儿。托马斯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或许他想起那个身材高大的法国总统，目前正在离此地300英里的他自己的国家里主持工作。他们两人曾在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滩上一同散步和交谈，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这期间，世界上发生了不少事，而这许多事，并不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
或许他在想，那位在八个月以前进入爱丽舍宫，目前坐在富丽堂皇宫廷的总统曾经用响亮的声音阻止了不列颠帝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这是一件与英国首相政治生涯至关密切的事，但是首相希望通过今天这件事给法国政府帮点忙，以便在他退休之前进入欧洲“共同市场”。
或许他想到在过去几个愁苦的岁月里，当时为了一个拉皮条的人和一个高级妓女所揭发出来的情况，几乎使目前的英国内阁倒台。他是一个年迈的人了，在他自己生长的世界中，有他自己的善与恶的标准而且毕生奉为宗旨。但是现在的世界变了，有许多新的人物和新的见解，他是属于过去的了。现在已经有了新的标准，对于这些新的标准他认识得很模糊，而且不喜欢。
望着阳光照耀的草地，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前景如何。一次外科手术可能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紧接着的是他将从领导岗位上退休，这个世界就该移交给年轻一代了。但是否要移交给那些老鸨和荡妇，或者奸细和刺客呢？
托马斯从后面望着他的双肩逐渐坚挺了起来，他转过身来。
“托马斯警长，我希望你明白戴高乐将军是我的挚友。如果他本人有任何危险，而危险恰恰是来自我们这个岛上的公民，那么这件事必须加以制止。从现在起，你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查询，我立刻就亲自通知你的上级，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为你提供一切条件。你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都将不受任何限制，你如果需要谁来帮助你，不论是谁，都可以把他调到你的单位去。你如果需要进行深入调查，可以到任何单位去调阅卷宗，我将亲自下命令。你必须毫无保留地与法国当局合作，不论法国人所要找到人是谁，他也许不一定是我们的公民或者在我们的土地上策划这个阴谋，但你一定要找到他然后才能停止查询，到那时你再来向我报告。
“这个格尔索普或者任何一个持有英国护照的人，如果他被怀疑正是法国当局在找的那个人，你就必须看住他，不论他是谁，你必须制止他。我讲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首相所讲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托马斯不怀疑首相已经得到了这方面的有关消息才下达这样的指示的。他也怀疑这可能与某些人企图使他的查询无法进行有关，但他不能肯定。他说：“我明白，首相。”
首相把头侧过去，暗示这次会面已经结束。
托马斯站起身来，说：“首相。”
“什么事？”
“有一点我还不明确，您是否同意我把这个叫格尔索普的人两年前曾去过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谣传告诉法国人？”
“你是否有足够的根据说明这个人过去的行为与法国人所描绘的和正要找的那个人相符合？”
“没有，首相。除掉两年前的那个谣传外，我们对任何一个格尔索普都没有什么证据。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花了半天功夫调查的格尔索普是否曾在1961年1月到过加勒比地区。如果他不是的话，我们还得从头开始。”
首相思考了一会儿。
“如果仅仅是两年前的不那么可靠的谣传，那么我建议你不要告诉他们，以免浪费他们的时间。警长，请你注意‘不那么可靠’这个词。希望你努力进行查询工作。什么时候你对于这个格尔索普或其他什么人的查询工作，得到比谣传的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被刺更多的情况时，你就应立即通知法国，同时你就得盯住他，不论他在哪儿。”
“是的，首相。”
“请你叫哈罗比进来，我要他立即下达我的命令。”
托马斯回到他的办公室后，迅速使下午的情况有所改观。他集中了特警处最优秀的六名探员，其中一个是从休假中召回来的；有两个本来是派去监视一个人的住宅的，那人被怀疑曾把皇家军用品工厂的情报提供给东欧某国大使馆的武官；还有两个是前一天帮助他查阅特警处档案的；最后一个正轮休在家侍弄花房里的花草。这些人都被要求立即到特警处报到。
他向他们介绍了情况，要求他们严守秘密；同时又回复了一连串的电话。6点钟刚过，国内税务局来电话说已经搞清楚却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的交税情况。他派了一个探员到格尔索普的寓所，向他的邻居和附近的商店打听格尔索普的下落。又把四年前的护照申请书上的照片，在照相室里进行了复制，每个探员口袋里都有一张。
税收记录表明，格尔索普过去的一年是个失业者。再前一年在国外。在1960年至1961年的财政年度里，此人大部分时间受雇于一家公司。托马斯了解到这是一家英国最大的小军火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一小时之内，他找到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的名字，并查明他正在伦敦近郊他的乡间住宅里。托马斯用电话联系约他立刻见面，到了天黑的时候，托马斯的警车沿着河边的公路驶向佛琴尼亚村。
此人名叫帕特立克·蒙逊，看上去不像一个军火商。托马斯知道他们这些人多半表面上是这样的。从蒙逊那里得悉，这个军火公司雇用格尔索普差不多一年。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公司曾派格尔索普去多米尼加把一批英国陆军剩余的轻机关枪兜售给特鲁希略的警察头头。托马斯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线索，他望着蒙逊。
“以后怎么样就不用说了。”他这样想着，但没说出来。“那么为什么格尔索普这样匆匆忙忙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呢？”
蒙逊对于这个问题感到很惊讶，当然是因为特鲁希略已经被刺死，他的政权在几小时内就垮台了。你可以想象新的政权对于一个来向旧政权兜售军火枪炮的人会怎么样。
托马斯沉默了一会儿，当然，这是一个理由。蒙逊说，格尔索普回来时对他说，当时格尔索普正在和独裁者的警察头头谈买卖，突然传来特鲁希略在郊外遇刺身死的消息。那个警察头头吓得面色灰白，马上回到他自己的庄园，在那里，他有一架飞机和驾驶员等着待命。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人们愤怒地在街上到处搜索一切与旧政权有牵连的人，格尔索普只好贿赂一个渔民帮他逃出那个小岛。
托马斯问：那么格尔索普又为什么离开这家公司呢？
回答是开除的。
为什么？
蒙逊想了一会儿说：“警长，军火买卖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可以称得上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能够打听出别人在兜售些什么以及他出什么价钱，对于也想做这件买卖的人是多么重要。对于格尔索普这个人，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对他的忠诚是不够满意的。”
当托马斯在驾车回城途中，回忆了蒙逊对他说的话。格尔索普当时匆忙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理由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它非但不能证明，反而否定了情报处关于格尔索普与特鲁希略有关的谣传。
根据蒙逊所说的，可以分析出格尔索普并不像在骗人。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他既是那家军火公司派去兜售军火的全权代表，同时又接受革命者的雇佣？
蒙逊刚才说的话，有一点使托马斯很纳闷。他说当格尔索普进这家军火公司时，他对于枪炮是很不熟悉的，当然一个射击手对枪炮必然是个专家。也许他在军火公司工作的时期内学会的。但是如果他对于射击是新手的话，那么反特鲁希略集团为什么要雇用他来对准特鲁希略飞快行驶中的汽车射击呢？也许并没有雇用他？另外，格尔索普自己说的话完全是真的吗？
托马斯耸耸肩。这一切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否定什么，他想又得从头开始了。
但是在回到办公室后，有一个消息改变了他的想法。到格尔索普寓所附近去查询的探员回来报告说，他找到了这天在家休息的邻居。这位妇女说，格尔索普几天前曾经说过他将要到苏格兰去旅行，这个妇女还看见他的汽车停在门口准备出发，车上装有钓鱼竿一类的东西。
“钓鱼竿？”托马斯警长突然感到一阵战栗，虽然这时办公室里很暖和。
当那个探员刚汇报完，另一个探员又走了进来。
“头儿！”
“干什么？”
“我刚才想到了一件事。”
“说下去。”
“你会说法国话吗？”
“我不会，你呢？”
“我会说，我母亲是法国人。法国刑警总队要找的那个刺客，他的代号叫豺狼，对吗？”
“怎么样？”
“也许是个巧合，也许他花了不少心机取这样一个名字，法语的豺狼叫‘却格尔’，拼法是C-h-A-C-A-L，正好是却尔斯·格尔索普这个名字的前面几个字母组合起来的。”
托马斯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我的上帝呀！”他伸手抓起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