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钟左右，天蓝色的“阿尔法”车开到于塞尔的车站广场。在车站对面，广场的另一侧还有一家咖啡馆仍然在营业，只有几个搭夜车的旅客在喝着咖啡等车。
豺狼用梳子梳着头发走进咖啡馆，穿过上面已经堆放着椅子的许多桌子到了酒吧的柜台边。他感到很冷，因为他在山区里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驾驶汽车；他感到浑身僵直，因为他驾驶这辆“阿尔法”在山区无数弯弯曲曲的公路上奔驰；他感到饿了，因为除掉早餐时吃了一个黄油卷外，他已经有18小时没有进餐了。
他向服务员要了两大块涂满黄油的面包，四个煮鸡蛋和一大杯咖啡。当鸡蛋正在煮着，面包还在准备着，咖啡还在过滤器上滤着的时候，他望望四周有没有电话间，但只有在柜台的一端有一只电话机。
他问服务员：“你这儿有本地的电话簿吗？”服务员仍在忙着他的工作，只做了个手势，指着柜台旁架子上的一大堆书说：“你自己找吧！”
在电话簿上，有“夏伦尼男爵”，住址是在夏伦尼高地的山庄里，这一点他早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村子在地图上却没有标出来。电话号码簿说明这里属于依格尔顿区，这是很容易找到的。这个地方是在89号公路上，离开于塞尔小镇还有30英里。他坐下来，吃着鸡蛋和面包，吃完后就动身了。
当他的汽车经过一块路碑，上面刻着“至依格尔顿，6英里”时，时间正是凌晨2点钟，他决定把汽车扔到路旁的一个森林里去。路旁的森林很密，可能是当地哪一位贵族的私产，是早年他们骑着马带着狗猎取野猪的地方。也可能他们至今还在打猎，因为柯雷兹地方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的时代。
再往前几百米有一条通向森林的小路，小路口上竖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私人猎区”。他把木牌拔起来，把汽车开进去，然后又把木牌重新插好。
他把汽车往前开进森林大约半英里，车灯照着一些奇形怪状的老树，像鬼似地弯了下来，树枝挡住了路。他只好把汽车停下来，关了车灯，从驾驶室的小箱子里拿出一把钳子和电筒。
他在汽车底下工作了大约一个小时，由于躺在地上工作，他的背上被露水湿透了。最后，他把藏在汽车底架上的装枪支的钢管子拿了下来，他把这些钢管连同那件军大衣和一些旧衣服放到一只箱子里去。他又在车内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以兔一旦有人发现而猜出是谁驾驶过这辆汽车，并把它开到这个满是野杜鹃花的树丛中。
他用一把剪刀花了大约一小时的时间，剪了许多野杜鹃花的树枝，把它们插在汽车的四周，直到把汽车遮盖得完全看不出来为止。他又利用领带把两只衣箱的把手绑住，就好像火车站上的行李搬运工一样，把领带搭到肩上，一只衣箱在他的胸前，而另一只则在他的背后，这样他就可以用两只手去提剩下的两件行李。
他向公路走去，他走得很慢，每前进数百米，他就停下来把行李放在地上，然后用一根树枝把地上留下的汽车车轮压出的痕迹扫掉。差不多过了一小时，他才到了公路边。他走过那块木牌，又走了一段路，然后把行李放在离小路口约半英里的地方。
他的那件格子上衣又脏又沾满了泥土，油腻的圆领汗衫牢牢地粘在背上，他四肢肌肉的疼痛，好像永远不会减轻似的。他把衣箱摆成一排，自己坐在上面望着东方天空中已经露出的淡淡的灰白色，心想，乡间的公共汽车也许要开得早些？
他的运气不错，大概5点50分的时候，一辆农村的卡车拉着一辆装满干草的拖车向镇上驶去。
那个开车的司机把车停了下来，问他说：“怎么，车坏了？”
“不，我是出来露营的，想搭便车回家，昨晚一辆卡车把我带到于塞尔，我还想再往前到都勒去。我有个叔叔在那儿，他可以替我找便车带到波尔多去，可是我才走到这里。”开车的人听了耸耸肩大笑起来，他也笑了。
“你真傻，走了一夜才走到这里，我们这儿天黑之后就没人走这条路了。爬到拖车上去吧，我可以把你带到依格尔顿，到了那儿，你自己再想办法。”
6点45分，他们到了小镇上，卡车停在公共汽车站后面。他谢了那个司机后，走进一间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问服务员当地有没有出租汽车。
服务员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他就打电话给出租汽车公司。回答说：半小时内可以有一辆车。在等车的时候，他利用咖啡馆厕所里的凉水洗了个脸，换了一套干净衣服，又刷了牙，由于烟吸得太多，嘴里直发苦。
7点半来了一辆既破又旧的雷诺汽车。
他问司机说：“你知道夏伦尼高地的那个村子吗？”
“当然知道。”
“有多远？”
“18英里，”司机用拇指向上一指，“在山上。”
他把三件行李放到汽车顶上的行李架上，只有一件提在手里，对司机说：“把我送到那里去。”
出租汽车只把他送到村子广场邮政局附近的咖啡店门口，他就下车了，因为他不愿意汽车司机知道他是到山庄去的。等出租汽车开走后，他带着行李走向咖啡店。
广场上已经相当热了，有两条牛拉着一车干草站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嚼着反刍出来的草料，黑色的大苍蝇在它们的眼睛周围不停地飞来飞去。
咖啡店里却是阴暗而凉快的。他进去后，只听见里面一阵响动，喝咖啡的人都在移动座位，转过身来看他。一个穿一件黑衣服的乡村妇女，本来和几个农民坐在一块儿聊天，这时站起身来拖着木屐，走到柜台里面。
她问：“先生，你要什么？”
他放下行李，挨着柜台。他注意到那些本地人都在喝红酒。
“请给我一杯红酒。”
当她在倒酒的时候，豺狼问道：“请问到山庄去还有多远？”
她瞪着一双又黑又圆的眼睛看着他。“两英里，先生。”
他像很疲乏似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傻瓜司机告诉我说此地没有什么山庄，所以他要我在广场下车。”
她问道：“从依格尔顿来吗？”他点点头。
她又说：“依格尔顿人都是傻瓜。”
他说：“我得到山庄去。”
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没有人主动告诉他去山庄往哪儿走。他拿出100法郎的新钞票。
“请问这杯酒多少钱？”
她盯住这张钞票。这时他身后喝酒的那些人都站起来了。
这个妇女说：“我没有零钱找你。”
他叹了一口气说：“谁要有辆车，大概就能找得出。”
有一个人走过来说：“先生，村里有一辆货车。”
他转过身，装着吃惊的样子说：“老乡，是你的吗？”
“不是，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他可能肯送你去。”
他点点头，表示对此非常同意。“我该怎样谢你呢？”
这个人对那个妇女点点头，她给他倒了一大杯红酒。
豺狼说：“还有你的朋友们呢？天气很热，大家都渴了，我请客。”
这个满脸胡子的人笑了。那个妇女又把两满瓶红酒放在桌子上，命令一个农民说：“勃诺阿，去把货车开来。”于是那个人喝下了他的酒，起身出去了。
豺狼一路上摇摇晃晃地搭着货车走了两英里，到了山庄。在路上时他想：“山区农民最值得赞扬的是他们的嘴很紧，至少对外来人是什么也不肯多说的。”
这天早晨，男爵夫人科勒特·夏伦尼在床上坐了起来，喝着咖啡，又看看那封信。这时，她已经没有像第一次看到这封信时的愤怒情绪了，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厌烦。
她对于她未来的生活有点恍惚了。昨天下午，她独自从嘉普驾车回来，老侍女欧内斯蒂迎接她。这个老侍女在她丈夫的父亲在世时，就已来到山庄。还有那个花匠路易森，本来是村子里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娶了欧内斯蒂，当时她还是一个帮厨的小姑娘。
这一对夫妇现在实际上是这个山庄的总管了。山庄里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房间都门窗紧闭；家具上用布罩遮盖着。
男爵夫人自己明白，她实际上是这幢空山庄的主人，因为这里既没有男主人骑着马巡视他的领地，也没有孩子们在花园里游玩。
她又拿出她的挚友从巴黎寄来的一张社交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镜头正对着她丈夫那双色迷迷的眼睛和一个姑娘高耸的胸脯。他站在姑娘身后，他的眼睛是从她肩头上看下来的。这个姑娘是一个夜总会里的舞女，本来是一个酒吧女郎。她说某一天她要和男爵结婚，因为男爵是她的非常要好的朋友。
看着男爵在照片里的满是皱纹的脸和瘦骨嶙峋的脖子，她回忆他在抵抗运动时是何等年轻漂亮的上尉。1942年她与他相爱，一年后她怀了他的孩子，他们结婚了。
当时她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是为抵抗运动传送情报的一个通讯员。她和他是在山里相遇的。那时他已经三十几岁了，外号叫柏加苏，是一个瘦瘦的鹰钩鼻子的指挥官。她和他可说是一见钟情。他们是在一个酒窖里秘密结婚的，由一个抵抗运动的牧师主持他们的婚礼，她在他父亲的家里生下一个男孩子。
战争结束后，他的土地和房产都收回来了。他的父亲，那个老男爵是在盟军横扫法国全境时，患心脏病死的。然后他从草莽英雄一变而成为夏伦尼男爵。当他带着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回到山庄时，受到了附近农民的欢迎。不久以后，他厌倦了农庄的生活，巴黎的诱惑、夜总会的灯光，以及想弥补在殖民地沙漠中度过的青年时代和在草木丛中度过的壮年时代的损失的心情，实在难以抑制。
现在他已经57岁了，看起来就像是70岁的样子。
男爵夫人把那张照片连同这封信都扔在地板上。她跳下床，走向镶在墙上的一面大镜子面前，解开她浴衣的带子，她把双脚踮起，像穿了一双高跟皮鞋似地站着。
她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身躯，心想，总算不错，是一个丰满的身材，表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妇女。臀部是大了一些，但腰部还能保持匀称的比例。这是因为她经常骑着马或者步行到山林里去的缘故。她两只手捧住自己的乳房，好像在估量着它们的分量。
这时，她想起了在舍尔夫旅舍邂逅的那个英国人，他很不错。她希望她现在仍然在嘉普镇。说不定他们能在一起共度假日，用一个假名字驱车去兜风，就像一对私奔的情人似的。她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地回家来呢？
一辆老爷货车嘎嘎响着驶进了院子。她懒洋洋地拉好睡衣，走到房屋正面的窗前。从村子里开来的货车停在那儿，它的后门开着，两个男人正在后边从货车尾部搬什么东西下来。路易森从他正在修剪的一块整齐的草地上走过去帮忙卸东西。
一个男人从货车后边绕了过来，把一些纸币塞进裤袋里，爬上司机座，发动了车子。
谁送什么东西到别墅来了？可她并没有订购任何东西啊。货车发动起来后便开走了。
男爵夫人吃了一惊：碎石路上放着三只箱子和一个手提袋，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她认出了阳光下那浅黄色头发的光泽，她高兴得笑逐颜开。
“你这个动物。你这个美丽的原始动物。你跟踪我。”
她急忙跑进浴室更衣。
当她来到楼梯平台上时，她听到了楼下大厅里的声音。欧内斯蒂正在问那位先生有何贵干。
“男爵夫人在这儿吗？”
欧内斯蒂连忙迈开她的两条老腿，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奔上楼去。“有位先生找您，夫人。”
星期五晚上的会议开得比平时都短。会上听到的报告都是说毫无所获。在过去的24小时内，关于那辆被通缉的“阿尔法”轿车的外形特征只是按例行方式通报了一下，以免在全国引起过分的重视。但它没有被发现。同样，司法警察署的每一个区分局都已命令其所在城市和乡村的直属机构，最晚在早晨8点钟以前把所有旅馆的登记卡送到区分局。区分局立即检查这成千上万张卡片，寻找杜根这个名字，也毫无所获。由此可见，昨晚他没有在一家旅馆过夜，或至少不是用的这个名字。
“我们必须接受这两个前提中的一个，”勒伯尔对这个静悄悄的会议解释说，“要么就是他仍然相信他没有受到怀疑，换句话说，就是他离开舍尔夫旅舍是一个非预谋的和偶然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不公开驾驶他的‘阿尔法’和公开使用杜根这个名字在旅馆过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迟早一定会被发现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决定抛弃他的车子，把它扔在什么地方，另想出路。在后一种情况下，又出现了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他没有其他可靠的假身份了，这样他就可能不住旅馆而走得很远，但也不可能在逃出法国的途中通过边境哨所。另一种可能是，他有另一个身份，并且已经换上了。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仍然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你认为他可能有另一个身份呢？”罗兰上校问道。
“我们不得不假定，”勒伯尔说，“因为这个显然是得到‘秘密军队组织’的巨额款项来执行这次谋杀的人，必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杀手。那就是说，他是有经验的。他设法消除官方对他的任何怀疑，不让任何材料进入官方的档案。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惟一的办法是在执行任务时使用一个假名字和假相貌。换句话说，他必定也是一个改头换面的专家。
“把两张照片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格尔索普能借助于高跟鞋增加他的高度，能减少几公斤体重，能借助于隐形眼镜改变眼睛的颜色，能用染发水染头发，摇身一变成为杜根。既然他能变一次，我们就不能假定他不可能再变一次。”
“但是没有理由设想，他在接近总统以前，就已经怀疑他将要暴露身份了呀，”森克莱表示异议说，“他为什么非得挖空心思地进行防范，弄上一个或几个假身份呢？”
“显然，”勒伯尔说，“他已经挖空心思地进行防范啦。否则，我们现在应当已经抓到他了。”
“我在英国警察局转来的格尔索普的档案中看到，在战后他曾在英国降落伞部队服役，说不定他正在利用这种茹毛饮血的生活经验，藏身在深山里呢。”马克斯·费尼说。
“很可能。”勒伯尔表示同意。
“在那种情况下，他就不再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了。”
勒伯尔思索了一会儿。“就这个具体的人而言，在他被关进监狱以前，我不敢这么说。”
“或是死掉以前。”罗兰说。
“如果他放明白一点，他应当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离开法国。”森克莱说。
会议就到此结束。
“我希望我能那样指望，”勒伯尔在回到办公室后对卡龙说，“但是我所担心的是，他活着，活得很好，自由自在，而且带着枪。我们要继续搜索他和那辆汽车。他有三件行李，带着它们他不可能步行得很远。先找到那辆汽车，我们就从那里着手吧。”
他们要通缉的那个人现在正躺在夏伦尼高地的一座山庄里干净的亚麻布床单上。他洗过了澡，通身舒畅，吃了一顿乡村风味的馅饼和罐闷兔肉，是用烈性红酒、黑咖啡和白兰地冲下去的。他凝视着天花板上弯弯曲曲的镀金的花纹，盘算着去巴黎完成任务的日程。一个星期之内，他想到，他将不得不离开，但走开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一定能够做到，他一定能想出一个离开的理由。
门开了，男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的头发垂在肩上，她穿着一件睡袍，领口上系着带子，下面则是敞开的。她走动的时候，衣襟微开，睡袍里边没有穿什么东西，但脚上还留着午餐时穿上的袜子和高跟鞋。当她关好门并向床前走来时，豺狼用一只胳膊肘支撑起身子。
她默默地俯视着他。他伸手解开她脖子上的丝带结子。她肩上的镶着花边的睡袍悄无声息地滑落在地板上。
接连三天追踪豺狼毫无结果。每天晚上的会议上，多数人相信豺狼已经夹着尾巴偷偷地溜出法国了。到了8月19日晚上的会议上，勒伯尔几乎是孤军坚持着刺客仍然躲在法国某个地方，在等候着时间的到来的意见。
这天晚上，森克莱叫道：“还等什么呢？他惟一要等待的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冲过边境，当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逮到他。在法国几乎每个人都会反对他，他逃不到哪儿去了。如果你认为他是与‘秘密军队组织’和他们的同情者完全没有联系的话，那么也没有人会收留他了。”
会议桌周围的人都在低声地表示赞同他的看法，大多数人开始认为警方已经失败了。布维埃原来认为寻找这个凶杀犯纯粹是侦探的工作，这个论点也错了。
只有勒伯尔不断地摇头，他感到很疲倦，这是由于他缺乏睡眠，由于他紧张和担心，还由于他要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免得被那些大人物们所攻击。这些大人物们的攻击，不是因为他们有经验，而是因为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他完全清楚，假定他确实错了，那么他也就完了。围坐在会议桌四周的人中，也有人清楚这一点。但如果他没有错，如果刺客现在确实仍然盯着总统，如果刺客溜过保护圈而向总统接近，他知道会议桌周围的人都想找一只替罪羊，那么，他就是这只替罪羊。不管怎么说，他那漫长的警察生涯，也就即将终止了，除非他能够找到这个刺客而且干掉他。到那时他们才肯承认他没有错。但到目前为止，他提不出证据；他有一种奇怪的信念，认为他在寻找的那个人，是个不论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职业刺客，当然他还不能公开这样说。
自从八天前这件事落到他的肩上以后，尽管他不愿意，但他对这个带着枪的、似乎连最后的细节（包括意外事故）都计划得很周详的、不声不响、老谋深算的人，产生了一种违心的尊敬。要是在这些靠政治而得到任命的与会者面前承认他有这种感情，那就几乎等于毁灭了自己。只有他身旁的大块头布维埃能给他些许安慰，他缩起脑袋，拱起肩膀，眼睛盯着桌子。他至少也是一个侦探啊。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勒伯尔说，“但他是在等什么事情，或是在等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先生们，我不相信我们已经听到了豺狼的最后消息。同样的，我也说不清我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感觉？”森克莱嘲笑说，“某个特定的日子？说真的，警长，你大概是罗曼蒂克的惊险小说读得太多了。这不是小说，亲爱的先生，这是现实。他已经走了，事情就是这样子。”他带着自信的微笑靠在椅背上。
“但愿你是对的。”勒伯尔平心静气地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部长先生，我必须向您提出，我愿意退出调查，回去办我的犯罪案件。”
部长犹豫不决地望着他。“警长，你认为这一调查应当继续下去吗？”他问道，“你认为还存在着真正的危险吗？”
“关于第二个问题，部长先生，我不知道。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应当继续搞下去，直到我们完全弄清楚为止。”
“那很好。先生们，我希望警长继续进行他的调查，我们也继续举行晚上的会议来听取他的汇报，暂时休会。”
8月20日早晨，看林人玛肯果·卡勒特在柯雷兹依格尔顿与于塞尔之间他雇主的庄园里射击害鸟，当时他正在追逐一只受伤的跌进了一丛野杜鹃花中的野鸽子。他在花丛中发现了那只野鸽子，它恰好落在一辆跑车的司机座上扑腾着呢。
当他抓住鸟脖子的时候，他想，这辆跑车大概是一对情人在这里野餐，不顾他竖在路口上的牌子，硬把车子开进来扔在这里的。但后来他看到遮掩汽车的树枝是插在地上的，被剪过的树茬子都涂上了泥土，把本来是白色的断口变成黑色的了。
他再看看周围的情况，认定这辆车已经停在此地好几天了。他拿了枪和野鸽子，骑上自行车经过树林回到他的小屋。就在这天上午，他到村里去买野兔套子的时候，把以上情况报告了当地的村警察所。
将近中午时，村警察用电话报告了于塞尔警察局，说有人在附近树林里发现有一辆汽车丢在那里。电话问车子是白色的吗？回答不是的，是一辆天蓝色汽车；是意大利造的吗？不是的，是法国牌照，制造厂商不清楚。于塞尔警察局最后说，好吧，下午派一辆卡车，去拉这辆汽车，要他带人到现场去等候。因为还有不少其他工作要做，人手缺乏，现在还要去找一辆白色的意大利汽车，巴黎的长官们等着要呢。村警察答应他将做好准备，在现场等候来拉汽车的卡车。
直到下午4点钟，这辆小汽车才被拉到于塞尔警察局门口。5点钟的时候，找来了一个汽车维修工来检查这辆汽车，他注意到汽车表面涂的油漆实在是很糟糕。
他拿了一把螺丝刀，刮去挡泥板上的面漆，在天蓝色的下面，露出了白色。他大惑不解地又检查了牌照，发现牌照是反面的。几分钟后，牌照的正面向上放在地上，露出的白字是MI-61741。那个警察赶快跑过广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大概6点钟的时候，克劳德·勒伯尔才知道这个消息，这是奥弗涅省首府的地区警察分局的瓦伦丁局长报告的。勒伯尔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他对着电话叫着：“你听着，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我还不能对你解释为什么重要，我现在只能这样说……是的，这是不寻常的，但这件事就是这样……我知道你是一位局长，如果你认为对我现在的职责范围还需要证实的话，我可以把这个电话转给司法警察总监。
“我要求你立即带一队人到于塞尔去，选最好的人，越多越好。从发现这辆汽车的地点查起。带着地图，以那个地点为中心，一层层地查，要查问每一间农舍，每一个旅舍和伐木人的窝棚。
“你所要找的是一个浅黄色头发高个子的人，他是个英国人，但能说一口很流利的法语。他随身带有三只衣箱和一只手提包，他还带有不少现款，而且穿得很讲究。不过可能在你找到他时，他已经在旷野里待了几天了。
“在查询时要问他在哪儿，他往哪里去以及他买了些什么东西。还有一件事，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不要使新闻界知道……你说什么？办不到吗？是的，难免有些本地好奇的人会问这问那。告诉他们，发生了一件撞车事件，乘客中有人处于神经混乱状况而在到处乱转……是的，我们是为了要救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告诉他们，这种事不值得花时间去采访，在这几天假日里，公路上的车祸每天足有五百起。千万不要声张……最后一点，如果你们找到了这个人而且把他包围了起来，就不要接近他，只要把他困住，别让他跑掉就行，我将尽快地赶去。”
勒伯尔放下电话，对卡龙说：“请打电话给部长，要求他把今晚的会议提前到8点钟举行。我知道这是进晚餐的时间，但这将是一个短会。然后再打电话给萨托雷营，要他们准备一架直升飞机，我们连夜飞到于塞尔去，请他们把飞机停在那儿，我可以安排一辆汽车停在那里接我。你也一起去。”
傍晚，从奥弗涅省首府来的几辆警车，再加上于塞尔参加进来的几辆车，一起来到发现汽车地点附近的一个乡村的广场上，建立起一个临时指挥所。在装有无线电通讯设备的警车上，瓦伦丁局长给分散在这个地区村子里的十几辆警车发出指示，决定要以发现汽车地点为中心，以5英里为半径的地区内，连夜进行搜查。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多数人都在家里。此外，在这个地区的山谷里，这个人在黑暗中容易迷路，也可能还来不及找到伐木人的窝棚去躲避一下。
还有一件事他不能在电话里向巴黎报告，他也不敢面对面地向勒伯尔解释。这是在午夜时有几个警察告诉他的。关于一队警察在离发现汽车地点约两英里处的一间农舍里进行的查询经过。
一个农民身穿一件睡衣站在门口，不让警察们进屋。他手提一盏点着蜡烛的灯，在他们的脸上投射下闪烁不定的光影。
一个警官问：“加斯东，你经常开车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星期五早晨你开车到依格尔顿去过吗？”
农民眯着眼睛看着那些警察。“可能去过。”
“到底是去过还是没有去过？”
“我记不起来了。”
“你看见有一个男人在路上走吗？”
“我不管闲事。”
“我们不问这些，你看见一个男人吗？”
“我没有看见什么人。”
“是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高个儿，带着三只皮箱和一个手提包的男人。”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你懂吗？”
这样的询问大概进行了20分钟，最后他们只好走了。有一个警察把这件事记在本子里，几只锁在链条上的狗狂叫着猛扑到警察的腿上，警察们只好退到草堆边上。农民站在门口，望着警察们走到路旁。直到汽车走了，他才把门关上，回到屋里。他妻子睡在床上对他说：“是不是那天你让他搭车的那个人？他们要找他干什么？”
加斯东说：“我不知道，但是将来不会有人说我加斯东出卖过一个人。”他咳了一声，向柴火堆里吐了一口痰。
他吹灭了灯，把床上的妻子往里推了一把，自己也上了床，还自言自语地说：“朋友，不论你在哪儿，祝你好运气。”
勒伯尔对着参加会议的人讲完后，把文件放在桌上说：“先生们，会议结束以后，我就要飞往于塞尔亲自主持搜捕工作。”
参加会议的人沉默了大约一分钟。
部长问道：“警长，你看我们现在能做出怎样的估计呢？”
“部长先生，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首先，我们知道他一定买了油漆，如果他从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早晨开车从嘉普到于塞尔，那他是在途中把这辆汽车改装的，他是在嘉普镇买油漆的。现在查询工作正在进行，假定查询出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我认为一定是他得到了警告，有人打电话通知他或者他打电话得到了消息。有可能就在法国，也有可能在伦敦，一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提醒他假扮杜根的事已经被发现了。他分析出我们在中午时间就能盯住他和他的汽车，为此，他很快地逃走了。”
这时，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静得使他觉得装饰得很漂亮的天花板几乎要开裂了。
有人轻轻地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发出疑问：“你认为在这个房间里有人把情况泄漏出去了吗？”
“先生，我不能这样说。还有电话接线人员；也有电传工作人员，都是些中下级官员，他们传递着各种消息，很可能其中有一个是‘秘密军队组织’的特务。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他一定知道了谋刺法国总统的阴谋已经暴露，而又不顾一切地要干下去。然后他又知道他假扮亚历山大·杜根的事也暴露了，我想和他接触的只有一个人。我怀疑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瓦尔米，我们的边防检查站曾截听过他跟罗马通的电话。”
边防检查站的头头骂道：“真糟，我们应该在邮局里就把这个人抓住。”
部长问：“你估计到的第二种情况呢？”
“第二种情况是，当他知道假扮杜根的事已经暴露之后，他并不打算离开法国，他却直插法国的中心。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打算放弃要暗算我们的总统，他简直跟我们全体法国人在挑战。”
部长站起来，整理他面前的文件，说：“警长先生，我们不打算耽搁你的时间。你赶快走吧，快去抓住这个人，今晚就抓住他。如果有必要的话，干掉他。这是我的命令，也是总统的希望。”
讲完后，他走出会议室。
一小时以后，勒伯尔的直升飞机离开萨托雷营，在紫黑色的夜空中，飞向南方。
森克莱回到家里，自言自语地说：“真顽固得像只猪，他竟敢诬蔑我们这些法国的高级官员在犯错误，我一定要在下次打报告给总统时提出这个问题。”
杰奎琳解开她那件套裙肩上的带子，把那件透明的衣服一下子滑到腰部，她用双手把她白皙而丰满的乳部挤紧，中间现出一条深沟，把她情人的头部拉到她的胸前，说：“告诉我吧！究竟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