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雅典停留两站，因为在前后相继的两段时间，它有不同意义的两种身份。这不是唯一让我们如此选择的地方，在这一路上，罗马、伦敦和巴黎，所有停留两站的城市，都有两种不同的荣耀与悲伤。
在中，尼采在讲述悲剧的同时，将悲剧之后开始兴起并流行的一种文化称为与酒神相对的太阳神文化。这是悲剧时代之后的时代主题。尼采并不喜欢这种文化，它清明、睿智，也冷淡、超脱。它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傲，也有一种掌握知识的乐观，尼采相信，“这种乐观成分一旦侵入悲剧中，就势必逐渐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剧自趋灭亡。”
这种文化在公元前4世纪主导了雅典，达到顶峰。它建立在辩证的艺术上，通过辩证，了解到自己知识的局限。它的信条正如古时候德尔斐神庙上的忠告：了解你自己，一切不要过度。这是拥有自知和限制的智慧。它在自知的基础上崇尚知识，相信知识是万物良药，是罪与痛苦的解药，它也相信通过推理可以洞悉知识。它是预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它寻求了解表象世界的内秉的机理，不再被巨大的沉醉之情推动，而是在定义与划分中获得清楚的概念。它是悲剧的终结，知识的开端。
它就是哲学。
雅典盛衰
沿着卫城小路从山顶走下来，我们也从雅典的辉煌走下来。在北坡可以见到一大片荒僻的园子，这是雅典的公共会场阿格拉。阿格拉比卫城的命运更为惨淡，在两千余年的变迁中，阿格拉的原始样貌已然不复存在，如今的荒烟蔓草间只能看见零星遗迹和各种占领者留下的界标。这与雅典的命运一脉相承。
阿格拉是公共空间，是雅典的政治中心，在雅典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格拉是雅典公民参与政事的地方，是政体孕育和变革的场所。它在卫城脚下，城市中央有广场、檐廊和小型神庙。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阿格拉的主要作用是男性公民聆听国王的军事召唤，后来逐渐演变成商人经商、交换来自殖民地货物的场所。这两种功能慢慢融合，到了后期，演变为更广义的公共场所。在特定的日期，可能有政治演讲、选举、宗教游行、审判在此举行。几年前的电影《阿格拉》即以此命名。
如今的阿格拉在1931年被挖掘清空。重见天日的阿格拉已少有几座建筑存留，绝大部分地点只剩下遗址的墙基。柱础排列整齐，雕塑的头颅不见踪影。在仅存的几座完整建筑中，我们能看到时光的痕迹：公元前5世纪献给灶神赫斐斯托斯的神庙，公元前2世纪充满商铺的阿塔罗斯柱廊，拜占庭时期绘有小金顶耶稣像的教堂，泾渭分明。
夕阳的光勾勒残垣，余晖犹存，但温度不再，折断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远方。
雅典经历过辉煌的顶峰，但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开始衰落，此时的雅典仍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5世纪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雅典作为文明中心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雅典彻底失去核心地位，直到今天。
同它的兴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战争与政治交缠的结果。
战争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与斯巴达争霸，以雅典失利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是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最重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是希腊的两个强大的盟主，因而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卷了进去，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之战。在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亲历战争的修昔底德就写到：“我看见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这是希腊人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之所以爆发战争，导火索有几重。雅典对科林斯战争的干涉、对米加拉的贸易禁令、与波提狄亚的争端问题。这些小城邦都是希腊境内的边缘城邦，常常在实力强大的城邦间摇摆。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仍然是雅典和斯巴达，斯巴达恐惧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间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同盟者的暴动，它们在军事准备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时在危难的艰苦训练中都获得了军事经验。”因而，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雅典与斯巴达的称霸，和希波战争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战后，所有参战的和从波斯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城邦均分入两个集团——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雅典在海上称雄，斯巴达在陆上强大。斯巴达是相当独特的城邦，自古就以军事强大著称。在希波战争中的英勇绝不是偶然的事。他们的所有少年从小都必须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以获得强健的体魄、战斗力和冷酷坚强的个性。他们被扔到危险中，残弱的婴儿会被处死。就连斯巴达女人也与众不同，她们骁勇善战，从小与男孩一起锻炼，长大后作为母亲，也被要求训练儿子勇毅的个性。斯巴达的三百战士和八百奴隶战死温泉关，完全符合他们一贯的教育和要求。
正是这样一个城邦，成为雅典对希腊领导权争夺的最有力对手。雅典则作为民主城邦，经历自身最骄傲气盛的阶段。雅典在战后度过了平稳、富有的黄金时期。有史以来最开明的领袖伯利克里成为雅典民主的代表，他是伯利克里政治家族的后裔，思想开放，富有魅力，热爱艺术，资助建设。正是他领导了帕台农神庙的建设，雕塑家和诗人也正是在他的资助和庇护中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伯利克里在后人的讲述中几乎被神化。不过，伯利克里领导的雅典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它几乎开创了霸权时代，骄傲气盛，向它的盟友征收高昂纳贡。在面对斯巴达的时候，它又像所有处于上升期的文明一样，大意轻敌，贸然进犯。
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撕毁了攻占优卑亚之后所签订的30年休战合约，战争开始了。第一阶段战斗持续了10年，其间互有攻守。伯利克里在前429年去世，雅典的民主开始走向动荡不安。在一段被称为尼西阿斯和平的间歇之后，雅典在公元前415年，在鼓动性的政治家亚西比德的建议之下，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远征西西里。西西里是斯巴达的同盟。这被证明是一个灾难。雅典并没有能力形成包围圈，远征军很快失去了大部分舰队。雅典始终没能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随着斯巴达战略性地与波斯结盟，由海上和小亚细亚两路夹攻，雅典终于在前404年被击破，宣布投降。
这是一场含义深远的失败。这场战争被看作寡头与民主两种政体的战争，虽然过于简化，但对人们心中的观念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什么是民主
雅典的标签是民主政治，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到它的最经常的理由。
“民主”一词来自希腊。今天的我们常常对民主有一种误解，以为民主是公民共同当家做主、决定事情。其实并不是。这只是古希腊式民主：全民参与民主。现代民主从希腊民主脱胎，但其内涵已经全然不同。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代议制：公民自愿将判断权交由少数人，由几个被选者代替大家作决定，公民的意志体现在选择。
希腊民主是真正的全民参与。“民主”这个概念是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引入雅典的，它的意思是平民政治，原本是和贵族政治对立的一种阶层政治，后来被引申为所有公民政治。雅典的民主是参与式的，每一个公民都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政治权力，而且都要实际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成年男性宣誓之后成为公民，有责任讨论、参与政治、担任公职。所有官职由公民轮流担任，每次任期一年，职位抽签决定。雅典人认为抽签不是偶然，而是神意。他们定期召开公民大会，六千人的大会一起讨论，投票决定国家大事。为了争取支持，辩论术一时鼎盛发达。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前，雅典人非常骄傲于自己的政治，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民主让他们强大。而在战争失败之后，怀疑的论调就越来越多，雅典最智慧的头脑开始讨论民主的优劣，询问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什么。
这种讨论是古希腊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古典的春秋战国，还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体观念基本上始终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别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纳贡，以及更具体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选拔的方式。然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政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这是上千年争论无法定夺的问题。
雅典是讨论的开端。在其鼎盛的高点，雅典目睹了希腊半岛上无数小城邦的兴衰。它们的成败，连同它自身的成败，成为政体追问的最直接触动。
古希腊分布着约摸750个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个家族的松散联盟。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结果，家族联合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为单位的村落，经过慢慢融合，形成较大联邦，最后成为国度。将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对祖先和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为共同体。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圣火，宗教节日时，城邦里的公民在同一张餐桌上共享仪式。
早期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城邦都经历过“父亲——组长——部落首领——国王”的发展脉络。城市为了保护圣火而建成。相传，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后修建的，雅典每年都庆祝建城礼。城邦的作用是神圣的，保护圣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圣火教长被称为君主，后来也就成为城邦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体系慢慢演化，逐渐成为纯粹的政治结构。
最早的城邦几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后，平稳的政治局面开始发生动荡，城邦几乎或早或晚都进入了另外的政体中。也许是古老的家族领袖共同领导——被称作贵族政治；也许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新兴富人联盟领导——寡头政治；也许是平民势头迅猛，夺得选举和行政权——民主政治；也许是某一个强力个人从混乱中站出来，篡位统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体常常变换，国王重新登场，又被推翻。
雅典也经历过这样的演化。公元前6世纪，雅典被贵族家庭选出的九位执政官统治，而梭伦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隶、建立400人议会，为后来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间。在他之后，克里斯提尼开创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宪章制度，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扩大议会，将雅典分为10个大区，每个大区派人参加议会。议会向选民大会提供议案。
这种种现实政治，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政体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规范自愿建立的社群。由一个人领导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数人领导的，合法的叫贵族，不合法的叫寡头；大多数人领导的，合法不合法都称为民主。这五种形式按照领导者的人数划分，可以说涵盖了绝大部分最单纯的政治形式。共和则是某种混合制政体。大多数人领导——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们心中对民主最直观的感觉。它不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种子。
与理想国
为什么现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会有什么不好？
也许，最明确的答案可以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在所有的立法组织中，组成它们的人数越多，能够在事实上引导它们会议进程的人就越少。”这非常尖锐地给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当每个人都试图说话，就没有人能被聆听。
人数的问题在古希腊就已被提出。超过万人的大会想要辩论就异常困难，公民与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认识。雅典当时的六千人大会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大小的规模相当重视，他认为城邦太小便无法自足，而太大会生疏、不能维持执法和大会的良好秩序。现代国家无一例外比古代希腊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会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大众的民主的危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被察觉，虽然后来没能避免。大众民主受到民众的盲目与狂热制约，很容易反复无常，被政客煽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之所以比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体制和历史，就是为了发现每一种的好与不好。
王制的问题是一人统治无可避免会出现腐败问题，较多好人组成的团体变坏的概率会小一些。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会再接受一人统治。民主制度则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众民主容易导致暴民，然后在混乱中由个人领袖僭主篡位登台。这是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导致的不自由。实际历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记忆。雅典曾享受过很长一段时期民主的好处，但在最后陷入无头绪的反复，变得轻率多疑，最终以僭主统治和战争失败告终。
而贵族和富有者的统治亦有落入私权的危险。有产者统治可以是好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让他们有闲适地考虑政务，安于法治。然而到某一阶段危险就增加了。当有产者人数减少，而资产却倍增，就可能发生权力的垄断，有产者掌握着进入公职的权力，并利用势力操纵立法。再进一步，他们可以完全垄断公职，父子相袭，拉拢党羽，形成寡头统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达实际是贵族统治。他们的政体相当特殊，土地均分给公民，法律极为严酷，由双王和长老统治，公民过着道德压制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这让他们表面上非常强大，实际上却容易受贿赂的腐蚀。
在所有国度中，本质上要处理的是穷人和富人的问题。每个国度都有穷人和富人，富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贵族或寡头政治，穷人平民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民主。怎样调和双方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支持贵族与民主混合的共和制，而亚里士多德与众不同，他更倾向于让一个良善的中间群体来统治，那就是中产阶级。他说：“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中产阶级在他们之间，拥有更不作恶的性格。
这些论述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触。亚里士多德是节制而理性的学者，他推崇折中适度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他更喜欢由中产阶级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道路，也是为什么他更受现代人欢迎。他不是均富主义者，当他谈到穷人和富人平等，指的是“法律上的平等”，即二者被同样对待，穷人不可以占富人便宜。他还认为，无论如何，“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些讲法和他坚持中产阶级主导的理念，被现代很多人接受。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这些论述直接继承自柏拉图。很多讨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有涉及，亚里士多德将其整理，提出自己的修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质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书采用分类讨论的讲稿形式，而柏拉图完全采用对话。亚里士多德是一柄可以依赖的标尺，柏拉图却是微微摇曳的蜡烛。柏拉图的火光是摇摆的、轻盈的、难以把握的，然而却更给人照亮的灵感。
关于政体的分类，柏拉图早在中就作了诗意的阐述，他用假想的国家形式，将所有体制穿入逻辑的脉络，从起初的理想之国，直通向最终悲壮的没落。他的假想国经历五个阶段——他按照逻辑推演的顺序，而不是实际的历史顺序，然而却包含着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实。
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
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
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刻动摇，开始将财富当作唯一依靠，设法捞钱，只想致富和敛财。这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相互模仿，一个国家变成财富崇拜者，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法律规定政治门槛，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国度最后会变成两个：一个富人之国，一个穷人之国，他们相互之间阴谋对立。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在双重性格中生活。
第四代人则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财富荫庇下，生活养尊处优，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都经不起考验，成了十足的懒汉。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城邦里会有最多样的性格。这是所有制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缤纷，如同锦绣衣裳。这样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宽容。前一代人太爱财，尚懂得节俭，这一代人则充满不必要的欲望。他们心灵很容易革命，将廉耻说成怯懦、节制说成没见过世面。
第五代国度则成为僭主的国度。第四代年轻人为僭主铺平了道路。他们习惯于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当一个傲慢、放纵、无耻的人走在最前面，他们会赞不绝口称其为自由、慷慨和勇敢。这一代人快乐自由，沉醉于美酒和女人，而过多的自由最终会破坏民主基础。他们已经不能接受任何约束，任何服从当局的人都被说为甘心为奴，受到辱骂。最终老师怕学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极端时刻，反抗和冲突一定会爆发。在谣言与矛盾中，昔日的寡头和今日的民主派会铿锵对峙，而民众在斗争中总要有人带头，僭主就是从这“保护”中走上神坛。
僭主带领反抗，获得成功，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独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满脸堆笑为他换来信任，等到国内的政敌全被消灭，他就变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从的人，将从前帮助他取得权力的人，不管是敌是友，全部清洗，并要求众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
从此，国家就衰落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铭刻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只是更全面、系统地辨析。柏拉图用寓言书写一切。这是2500年前之人对一个国家的假想推演，然而却如命中注定。掩上书卷，会觉得时间并不是距离，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越近。
哲学之盛与城市之衰
阿格拉今天只有荒烟蔓草，但过去曾经喧嚣无敌。这里聚满商人、哲人、法律专家。他们熙熙攘攘地穿梭，社交娱乐、观看体育游戏、交换新闻。哲学家在柱廊下携手散步，演说家在柱廊下发表演说——斯多葛学派的名称就来自柱廊“Stoa”，亚里士多德学派因为散步被称作逍遥学派。很难想象这荒僻而空无一物的空场，曾经有那样火花四溢的散步。这里也会执行政务、审判并决定放逐。雅典公民将陶片投入罐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永远被处死或放逐。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处死。这可能是柏拉图怀疑民主制度的直接理由。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之一。他平静，甚至是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死，在囚房里拒绝出逃，最后喝下毒药，安然死去。
尼采所界定的太阳神文化正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尼采反对哲学的理由在于它不能忘我地体验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够深邃。只是两种理解的方式不同：哲学要静观，悲剧要体验。
苏格拉底强调要走到世界外面，看到永恒的理念。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完全继承老师的主张，并且将其发展得更为宏大系统，深广磅礴。他的著作均由对话写成，除了最后一部《法篇》，其余的主角均是苏格拉底。这是借由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他自己的哲学。他说身边的事物是现象世界，生成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理念世界，他说一般人浮动的是观点意见，哲学家才会看到意见背后的理念。理念是真实。哲学家就是去看那理念的人，因而总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人。
有人说柏拉图是斯巴达主义者，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原因就在于他描绘了一个分工运转如机器的理想国，仿佛蕴含了极权的苗头。然而他们没有注意柏拉图自己悲观的预言：“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他从来没有认同强制教育。当他谈到人们赞赏的斯巴达荣誉社会，他说他们“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所以他们秘密地寻欢作乐，避开法律监督”。
柏拉图所有的表述都不是一个改革家和政治家的理想，而是站在世界之外的静默旁观。与其说他写了一个政治上的理想国，倒不如说他写了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理想国。几何是宇宙最安然而单纯的真理，它静静地存在于宇宙深处，是一切事物本真的状态。几何世界最纯粹，因而能指出真正的原理，不受纷杂现实干扰。如果柏拉图只是为了宣传政治理想，他就不会花极大的力气讲述国度的层层衰落。他实际讲的是政治的逻辑。就像画出一个圆，经过分割和投影，可以重新拼成一个长方形，它们之间有着周长的对应。这是公理。与其说这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几何理想。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哲人。
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也许莫过于看到了危险，却不能避免。柏拉图的眼睛就像忧郁穿透命运的灯塔，他的逻辑知识并不难阻止混乱的发生。雅典按其描述，一直沉沦于平民暴动，僭主脱颖而出，国度衰落下去。
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结束。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成立了流传千古的柏拉图学园。公元前323年，雅典被马其顿占领，此后整整2500年未曾重树辉煌。在今天的阿格拉园子，我们能看得到罗马雕塑、拜占庭教堂、土耳其寺庙，尽管都已损毁，但仍能窥见当初刚占领时分的飞扬跋扈。树立与倒塌之间，雅典两千年换了一个又一个主人，曾经的强盛不复存在，只有智慧的余音在黑夜的卫城上空飞旋，歌唱着悲伤的往昔。
站在卫城山上，对着雅典的苍山与大海遥望，两千年前的画面似乎又在眼前重演。世界一次次重蹈覆辙，一个政权崛起，另一个政权不能容纳，骄傲与狭隘针锋相对，就像斯巴达与雅典两败俱伤。城邦中因为伪善而戳穿的谎言，因为私欲而破灭的理想，因为牟利而撕毁的联盟，成为烟花一样的画面，在日暮时分掠过苍茫的天空。
希腊哲学繁荣在雅典开始由盛转衰的时分，它是雅典之盛，也是雅典之衰。它是夕阳下最后一抹金光，是雅典奉献给世界的最后的余晖。
《法篇》
［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4世纪） 王晓朝译
柏拉图的是最为人所熟知，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作品，它是柏拉图的代表作，但我们在这里并不介绍，而是介绍柏拉图的另一部作品——晚年的《法篇》。
与相比，《法篇》更成熟、更复杂，包容性更强。它同样讨论了城邦的制度、教育、法律，讨论了人性，讨论了国家，但与不同的是，《法篇》虽有应然的成分，但更多是实然的成分，它借雅典人之口纵观了历史长河，为现实政治写出了现实政治家所无法看清的历史必然和政治核心，今天看起来仍然震撼人心。
“（波斯人的共同体）在不断退化。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终结。由于它们的消失，权柄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荒无人烟，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他们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也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在理论上他们的军队成千上万，但实际上人数再多也不起作用……他们的愚蠢被迫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习惯行为表明，整个社会对名声和荣誉的尊重与金银财宝相比只是一个玩具。
“一个党派监视着其他党派因妒忌而策划的叛乱，因为叛乱者认为取得职位的那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这样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把它视为法治国家，就好像法律若不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一样。我们说，为一个党派做事的人是党派分子，而不是公民，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是空洞的陈词滥调。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你我都不愿把你们社会中的职位授予那些只为自己财富打算，或只为自己占有某些利益的人，比如力量、地位或家庭。”
《政治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 吴寿彭译
亚里士多德总是包罗万象的，他开创了教科书式的写作风格，按逻辑分类，确保无遗漏，再分门别类地讨论每个门类的特点和区别。
对于政体，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的区分方法，正式定义出五种政体类型，列举了数十个城邦的实例，分析优点和缺点。整个过程读下来，确实有一种深入的细致无余。亚里士多德热爱中道，他的写作永远不像柏拉图那样诗意，但他永远会是入门必读的教材典范。
“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一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致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
《古代城邦》
［法］库朗热（1830～1889） 谭立铸译
这是一本探讨历史起源的书，作者写作的时候，只是一名中学教师，但它的影响远远不局限于中学。
它所叙述的时代是我们所关心的雅典黄金时期以前的时代，它要解释的也正是这黄金时代的由来。希腊城邦的公民权利与民主并不是凭空而来，它也是由家庭、部落和宗教团体发展过来，与这些团体并不冲突。宗教并不是妨碍公民政治的阻力，相反，它还是助力。
这是一本娓娓道来的书，作者有着教师特有的亲切。他纯粹因为兴趣，自己寻找文献，作了细致的研究。书一出版就成为经典，直至今日。
“在古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殊非易事。欲赋予他们某种共同情感，以公共理性取代个人动机，那必得有某种比自然力量更强大的力量，某种比私利更值得尊重的利益，某种比哲学理论更确定的认识，某种比契约更牢固的共识，这种东西须是在人心中根深蒂固的。
“那就是信仰。
“君王并非就是善的，僭主并非就是恶的。它们之间的分别在于宗教。古代的王者行祭司职务，权力与圣火相连。而后世的僭主只是政治首领，他们的权力来自武力或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