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周而复
原发刊物：
发表时间：1958年第2期
在“十七年”间，绝大部分作家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乡土、战争和历史等题材上，城市题材鲜有人涉足，即便有所涉及，也是被局限于“工厂”这一工人与资本家相斗争的平台上。显然，城市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尚处于隐匿状态。发表于1958年第2期上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为数不多的呈现“城市空间”的作品。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年后，当城市文学在中国文坛重新崛起并呈现兴旺发达态势，评论家们试图从“十七年文学”里寻找到新中国城市文学的源头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上海的早晨》竟然是建国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唯一一部城市题材的作品。可以说，《上海的早晨》是“十七年文学”里仅存的书写城市生活的文学硕果。
《上海的早晨》的作者周而复，是一位精力充沛、经历丰富的多产作家。他的原名叫周祖式，原籍安徽旌德，生于南京。学生时代即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3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夜行集》。1938年大学毕业后到延安。1944年冬去重庆。抗战胜利后，作为《新华日报》和新华社特派员，到东北、华北、华中等地采访。1946年去香港，从事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曾产生广泛影响。1949年5月由香港返回内地，在统战和文化部门工作，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上海的早晨》全书共四部，总计一百七十余万字。第一部于1952年夏开始创作，1954年3月完成初稿，1957年11月完成修改稿，1958年全文发表于杂志第二期上，1958年5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1961年7月完成第二次修改，1962年2月再版。197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新1版；第二部于1954年春开始创作，1956年9月完成初稿，1962年9月至10月在《北京晚报》3版选载部分章节，同年12月出版。197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新1版。第三部于1957年春开始创作，发表于杂志1979年第1、2期。第四部于1976年11月改出二稿，1979年冬在《新苑》文学季刊上发表，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此，全书出齐。该书的创作从周而复动笔到出版完最后一部，长达27年。
《上海的早晨》按照编年史的方式，以解放初期的上海为背景，以棉纺企业家徐义德及其一家人（三位太太）彼此间的矛盾、纠葛和他们的情感变化为故事主线，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三反”、“五反”到“公私合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历史过程。（作者曾经设想要写六部，后来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只写四部：第一部写建国初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第二部写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依靠工人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孤立、改造的策略，同不法资本家展开斗争，并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第三部写“五反”运动后工厂的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迫于形势，徐义德等资本家同意了公私合营的改革。）作品对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生活同时展开描写，刻画了各种类型的工商业者，多侧面地展示了当时资本家的不同心态。同时，作品还再现了解放初纺织工人的生活，塑造了众多的干群形象，折射了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的时代风貌。小说中，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多达七十多人，是一部以反映社会运动为叙事主体的全景式的长篇小说。另外，作者也对民主改革、土地改革、以及抗美援朝等重大社会运动和历史事件作了宏观的描述，显示了作者试图驾驭大历史的写作雄心。
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抒情年代，作家们的创作主要是通过歌颂与抒情的方式书写党的丰功伟绩。这种歌颂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代表了一种政治态度、道德行为。三者中，排第一位的是政治态度，即“政治第一性”。由于这个原因，作家们的创作主题单一，主要集中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一社会主题的揭示上，不思考人生、生命、人性等人的文学主题。这种创作方式改造和扭曲了作家的生活发现，逼使个人话语向国家话语转换，留下了深深的意识形态改造和规定个人抒情话语的历史痕迹。周而复自己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到《上海的早晨》“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由于这个原因，这部作品的创作，其实是对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到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具有“两面性”的论断的图解——“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由于作家对他所反映的社会运动的认识和评价，不可能也不允许超越这些社会运动本身的政治性质，因而作品的主题也就难免要局限在这些社会运动的理论政策范围之内，很难有更深更新的挖掘和开拓。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上海的早晨》的主题思想的肯定，要高于对其艺术性的评价。不过，难能可贵的是，《上海的早晨》不像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将城市“车间”化，而是将笔触伸到了活生生的生活中，对生活的原生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写，比如出现了“舞厅”、“名车”、“西点”、“花园洋房”等现代城市意象，另外，也渲染出了城市富有阶层男女的颓废色彩，对都市里金钱、权力、色相所构成的巨大诱惑，以及人无力拒绝诱惑而表现出的颓废倾向，作了精彩的刻画。这些，都是当时同类题材作品中所没有的，可谓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一点亮色。
《上海的早晨》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群像。这些形象中，以全书的主人公、沪江纱厂的董事长徐义德刻画得最为突出：他狡诈险恶、老奸巨猾，被称作“十里洋场”的“铁算盘”，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他身上体现得更多的是其反动落后以及贪婪的一面。作者对这一主要人物的描写，没有流于简单的揭露和批判，而是通过多种手法作多侧面的展现。既写其经济活动——将徐义德作为沪江纱厂的董事长，在与工厂、工人的关系中描写这个人物；又写其政治活动——为了抗拒改造，他制造“三停”来破坏“五反”，策划“私私合营”来阻碍“公私合营”；既写其社会生活——将徐义德作为“星二聚餐会”的成员，将他放在与政府和其他资本家的关系中来描写他；又写其家庭生活——将徐义德放在家庭生活中，通过与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来塑造这一形象。另外，作者也力图表现其“两面性”的另一面：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在日益提高觉悟的广大工人面前，徐义德常常能感到灵魂的震颤，表现出受到强大压力后的某种觉醒；在“五反”运动中，他坦自自己的罪行，给自己提出几条爱国守法的保证；他还决定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他内心的焦灼以及性格的矛盾性，时时可见。可以看出，作家在努力地运用“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艺术经验，多层次、多侧面地来塑造这个形象，力图将他由“扁形人物”塑造成“圆形人物”。除了徐义德之外，《上海的早晨》还刻画了其他有血有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资本家形象：如猖狂狠毒、虚伪无耻和精于投机的朱延年；年轻好胜、追求光明的马慕韩；老成持重、谨小慎微的潘信诚等。这些资本家，分别资产阶级的中、左、右派。作者对这些民族资本家的成功塑造，为后来者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同时也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人物画廊。
与被塑造得生动活现的资本家相比，作品中的党员干部的形象，学界普遍认为塑造得不成功，刻画得简单乏力，人物语言也缺乏个性。一般的论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作者对于政府工作人员和工人群众不如对于资本家那样熟悉。但这种推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作者长期在统战和文化部门工作，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另外，他作为《新华日报》和新华社特派员，一直在从事着基层的采访工作，对工人和群众的生活应当是比较熟悉的。因此，这显然不是理由。究其原因，有论者认为：“叙述人讲述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基本上采用的是意识形态的眼光。由于意识形态的眼光处处要对情节和人物进行政治训诫的宣传、引导和提升，因而，经过意识形态眼光过滤后的工人生活是由阶级、压迫、斗争、反抗这些关键词组成的。日常生活的琐碎、人物情感的波动等等与政治训诫无关的因素均被排斥在文本之外”，“意识形态眼光观照下的故事简单而且具有模式化，叙事节奏缺乏变化，色调单一而且纯粹”，“叙述人讲述资本家的生产经营和日常活动基本上采用的是生活化的眼光，生活化的眼光不承担意识形态训导功能……没有固定的框架，叙事节奏富于变化，色彩多元而且斑驳”［郭冰茹《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岳麓书社，2007］。这，便是作品写资本家的部分比写工人的部分生动形象的原因。
《上海的早晨》出版时，虽然也产生过轰动效应，许多刊物杂志纷纷发表文章评论该作品，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也曾关注过这部作品：陈毅副总理在外交部党委会上推荐这部小说，周恩来总理当时也关怀过这部长篇小说，询问全书的写作计划，鼓励作者早日写出。［宋文耀《从夜影到曙光——〈子夜〉与〈上海的早晨〉比较》，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但是，和那些塑造了高大、光辉、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有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的宏大叙事作品相比，批评家对它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新时期以来，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是有高有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教材，许多也没有将其作为重点文本进行分析介绍。评论家们只有在论及城市文学时，才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部题材（城市题材）和成就（以传神地塑造了资本家的形象而大获成功）都颇为独特的作品。
和许多“红色经典”作品及作者一样，《上海的早晨》和周而复在“文革”期间横遭厄运：小说在第一、二部出版后，曾经被批判为站在“右倾”立场上，“为资本家唱赞歌”；文化大革命伊始，当时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的作者，又首当其冲，被戴上了“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而《上海的早晨》，也被当成了大毒草。1968年，《文汇报》公开点名批判《上海的早晨》，作者本人也被隔离审查。1969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丁学雷的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这部小说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并列举了三大罪状：宣扬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丑化工人阶级，就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颠倒历史，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作者因此失去了自由，被劳改和专政达七年之久。一直到文革结束，周而复才重获自由，提起笔来继续《上海的早晨》未完成的创作。
新时期以后，评论者们对《上海的早晨》的分析和研究更为全面、深刻和多元化：有的论者从该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关系的角度，探讨其写作技巧，如张舟子的《背倚传统：〈上海的早晨〉中资本家形象的塑造》；有的论者从经济文化的视角将它与相比照，如胡协和的《从经济文化的角度看〈子夜〉与〈上海的早晨〉》；有的论者从城市文学与城市欲望的否定性书写来重新评价该作品，如王洪岳的《城市文学与“城市欲望”的否定性书写——重读〈上海的早晨〉》；也有的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阐释这部作品，如郭传梅的《革命与浮华的并置——试论〈上海的早晨〉的空间叙述》；还有从叙事张力切入分析该作品，如郭冰茹：《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等等。在各种论述中，人们大多喜欢将这部作品与茅盾的做比较，并发现了许多相似性：两者都是以都市为题材，故事都是发生在具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都是“长江大河”式的作品；两位作家都刻意追求作品的史诗般的品格和气魄；运用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采用的都是线索纷繁的复式结构；反映的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命运和心态；描写都市社会的同时，都把笔触伸向了与都市紧密相连的农村；都曾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都曾产生过程度不同的“轰动效应”……甚至在人物谱系上，两者都存在着相当一致的对应关系：的主人公吴荪甫对应《上海的早晨》的主人公徐义德、吴荪甫的助手莫干承对应梅佐贤、屠维岳对应陶阿毛、女主人公林佩瑶对应林宛芝、雷鸣对应冯永祥，等等。《上海的早晨》因此被认为是的“续篇”，它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的“吴荪甫们”到了50年代所遭遇的处境。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上海的早晨》则是又一部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力作。”这一评价是否妥当有待商榷，但是，周而复作品的价值却是不言而喻的，评论者们对于《上海的早晨》的研究步伐，也不会停止。
（杨鹏撰）
《周而复研究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郭冰茹：《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岳麓书社2007年版
《长城万里图》（六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往事回首录——周而复文集》（上、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