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散文
作者：杨朔
原发刊物：《红旗》
发表时间：1961年第20期
翻阅三卷《杨朔文集》，我注意到：散文在杨朔的作品中只占一小部分，小说占大头；而且，杨朔本来志不在散文，而是在小说，在以散文名世之前，已经发表《三千里江山》等中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通讯报道，当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然而，时代更青睐的，却是他的散文，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形别有一番滋味。然而，真正使杨朔的散文非同寻常的，却是他的“诗”。杨朔是一位诗人，一位天真的诗人。
曾几何时，杨朔散文风靡大江南北，与之同时，杨朔式的散文也广泛流行，经久不衰，在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幕蔚为大观的“杨式团体操”。据《散文》1984年第10期发表的《散文现状纵横观》一文对某一天来稿的统计，“百件中竟有十一篇是写小溪的，八篇是写日出的，五篇是写贝壳的。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职业年龄各异，但却如此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联想引申的路数也大致相同，最后‘升华’的路数也别无二致。”由此可以窥见杨朔散文的影响力。
《雪浪花》是杨朔散文的代表作，叙述“我”在海滨休养时，遇到的一位人称“老泰山”的神奇老渔民，缘起是海边的一块相貌怪异的礁石，此礁石满身沟窝，坑坑坎坎，状如面团。就在几个好奇的姑娘议论纷纷、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是一位刚出海打渔归来的老渔民，身材高大结实，一把苍白胡子，眉目神气宛如秋天的高空，清朗而深沉。老渔民随后这样开导姑娘们：“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这番饱含人情世故的妙语吸引了“我”，使“我”了解了“老泰山”身世及其称呼的来历：他从小走南闯北，经得多，见得广，是生产队的智多星、主心骨，天长日久，成了大伙们依靠的泰山。几天后雨后初霁，“我”又见到老泰山，这次是手推独轮车，出来帮人磨剪刀，从他的谈吐中，劳动者的高风亮节，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还有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尽显无遗。不经意间，剪刀磨好了，老泰山高声地对“我”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随后，老人收拾好家什，跟我道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然后“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写到这里，“我”发起议论：“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花，激起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作者犹觉不足，另起一行，继续写道：“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今天的读者读《雪浪花》，难免会产生一种怪异感。说它是散文，又像诗；说是诗，又像寓言；说是寓言，又有几分神话的味道。尤其是老泰山这个人物，总让人觉得装模作样，言谈举止与他的身份多不符合，头上带着光环。明眼人知道，装模作样的，其实并不是老泰山，而是作者杨朔。不过，在那个艺术“高于生活”的革命浪漫主义时代，这一切都很自然，谁也不会觉得奇怪；成为问题，那是后来的事。
杨朔的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史上经历了两起两落的命运。1961年杨朔的代表性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不久，好评如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老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高歌今认为杨朔的散文“最可贵的特点在于，通过优美的艺术形式，深刻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和生活的诗意”。（《光明日报》1962年3月1日）林志浩认为“他的散文很像诗，精致玲珑，给予读者以美的情思与美的享受”。（《人民日报》1962年3月14日）洁泯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万字长文，对杨朔的散文作了全面论述，认为：杨朔近年来的作品，“出现了一种前所少有的诗的意境，文章闪发着新的光彩”，“在艺术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杨朔的散文在当时声誉鹊起，不是没有原因的。其时，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时刻，经过“反右”、“大跃进”的折腾，中国元气大伤，亟需休养生息，这时中共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与文艺政策，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催生出一个久违了的“文艺小阳春”。杨朔的散文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然而，杨朔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散文的艺术高峰，还有个人的原因：诗人的气质，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加上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摸索；其成功的秘密则在于：杨朔将诗歌的比兴手法融入散文，创造了一个似真似幻、神话般的人间极乐世界，为饱受苦难、渴望幸福安定、“大团圆”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调制了一道美味的“心灵鸡汤”。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文革”狂飙降临，杨朔的作品被打成“修正主义毒草”，扫进历史垃圾箱，本人受到残酷的迫害，不久饮恨离世。
“文革”结束，否极泰来，经历十年打压之后，杨朔的散文迎来一轮强劲的反弹，艺术声誉于此时达到巅峰。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这样评价：“在我国当代散文发展中，杨朔是有重大开拓与贡献的作家。他自觉地把诗与散文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其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而在由全国十所高等院校18位专家参与编写的、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中，杨朔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散文第一人，全书的章节安排上，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与冰心、吴伯箫与曹靖华等同处一章，各自仅占一节，只有杨朔一人独立成章，共占三节，如此特殊的“待遇”，表明杨朔散文在“十七年”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书中认为：在杨朔多方面的文学创作中，散文成就最高，“他是建国以来人们公认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从1956的《香山红叶》起，杨朔进入了散文创作的成熟期，形成了以浓郁的诗意为主要特色的个人风格，大大开拓了抒情散文创作的新天地”。
杨朔散文的东山再起，有“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背景。所谓拨乱，就是清算“文革”的错误；反正，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正确，杨朔散文作为十七年散文公认的杰作，受到推崇，被“正典化”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种将“十七年”与“文革”截然分开的观点，无论于事实上，还是于逻辑上，都无法成立。历史业已证明：“十七年”已为“文革”做了充分的铺垫，“文革”是“十七年”合乎逻辑的、也是极端的发展；“十七年”的文学在“文革”中被当做“封、资、修”毒草铲除，是“不断革命”的文化激进主义自我吞噬的结果。唯其如此，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对“十七年”的质疑也开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杨朔散文受到重新审视和评价。
梁衡是最早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他的《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一文，对杨朔模式做了全面的研究和批判，阐释了杨朔模式的形态、产生的背景；概括了杨朔模式的两个特点：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结构上的稳定性，即“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艺术之路越走越窄。随着时间推移，对杨式散文的批判也逐步地升级，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在反思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文化发展悖论的背景下，对杨朔散文做了激烈的批判，认为杨朔散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散文，而是“神话”，是一种新的八股时文，杨朔散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变质，创作心理非个性化时期的产物，它表述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一种群体的或者“美”的幻想。马文依据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观念和西方个性主义美学对杨朔散文的批判，应当说非常的犀利，无可辩驳，只可惜缺少一种“同情的理解，理解的批判”，陷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到上世纪末，随着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尘埃落定，杨朔散文从云端降到平地。在陈思和主编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中，关于杨朔散文的论述，仅仅是“时代的抒情”概述下几句对“杨朔模式”的简单交代。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这样写道：“在杨朔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在写作中已不具独立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这种‘象征化’，其实是个体生活、情感‘空洞化’的艺术表征。自然，杨朔的散文在实施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诗意’模式时，靠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致那么直接、简单。这种‘弹性’，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赞扬。”这是对杨朔散文中肯的评价。而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在对杨朔散文做一定程度的肯定之后，重点分析了杨朔散文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缺憾，认为杨朔散文存在“为诗意而诗意”的局限性，也就是为了追求诗意，作者往往将日常语言与场景烙上自己非常单一的“诗人”的色彩，因此而给人矫揉造作的感觉；同样，作者对意境的经营也有模式化乃至僵化的倾向，值得反思：“杨朔所谓的‘意’基本上是一套既定而僵化的‘时代理念’或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境’则是作者于浮光掠影中截取的所谓新人新事、新变化、新面貌等，其所谓‘意境’则是将上述两者生硬拼凑起来。”庄周认为：“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杨朔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命运沉浮，反映了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历史的混乱无序由此可见一斑。杨朔散文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只有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才能看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第一次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百年阴霾一扫而光，民族精神空前高昂。这是一个需要歌颂、值得歌颂的时代，甚至连胡风这样的特立独行、充满批判精神的人，都写出了《时间开始了》这样的长篇颂诗。然而，50年代初期的许多散文，沿袭解放区文学的路子，简单粗鄙，标语口号化严重，尽管很革命，却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于是，如何歌颂这个新时代，鼓舞人们的革命意志，成为文学创作必须解决的课题。杨朔的散文以明丽精致、含而不露的形式歌颂了那个时代，天衣无缝地迎合了时代的审美需要，在当时独占鳌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杨朔散文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它的虚假。一边读着杨朔1956-1962年期间那些莺歌燕舞的作品，一边回味“反右”、“大跃进”所导致的天灾人祸，心里确实不是滋味。问题在于，当时人们并不觉得杨朔散文假，反而为之陶醉，这是什么道理呢？理由很简单：假作真时真亦假，当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陷于狂热，相信黄金的预约将要兑现，向着共产主义天堂狂奔时，有谁会觉得这是假？翻一翻当时的文学作品，有几篇能摆脱“虚假”的窠臼？当时又有谁怀疑过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历史潮流，沛然莫之能御的历史潮流，否则就不会闹出这么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来。从这个角度看，过分地指责杨朔“虚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不公平，不如知人论世，还原历史，揭示“虚假”产生的根源。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重群轻个的心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有所依附。近代以降，在风雷激荡、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革漩涡中，许多人在选择革命与进步的同时，也放弃了独立性和主体意识。这一切在杨朔的《我的改造》（1949）一文中有相应的表述。这篇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主体意识、独立人格一步步丧失，归依于集体的心路历程，最后这样写道：“力量是从群众当中来的，离开群众，我是多么渺小，多么孤单啊！人民改造了我（虽然我改造的还很不够），我知道我是永远离不开他们了。”（《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更何况，杨朔是一位天真的诗人，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世道的凶险，历史的复杂，人性的丰富，几乎不在他的审察之中。正如石兴泽论述的那样：“杨朔不具备思想家的素质，他是个诗人，是个纯净善良的诗人。他长于诗意的发现而短于本质的揭示。尤其糟糕的是，他往往用诗人的良好愿望理解现实，并且在创作中做诗化处理。且不说走马观‘花’，看不到残柳败絮，即使看到，也不一定引起他的兴趣；即使引起注意，他也不一定去写，因为那时不允许暴露阴暗面；退一步说，即使允许写，杨朔也不一定写。20年间所受的革命教育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相信：写阴暗面便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是那样热爱新社会，歌颂唯恐不及，岂能抹黑？”（《人物》1998年第11期）
杨朔散文以自己的方式真实地演绎了那个时代单纯、乐观、狂热、夸饰的风貌。随着一个新时代到来，它的褪色是命中注定的。这不仅是杨朔的遗憾，也是那个时代的遗憾。
（李兆忠撰）
杨朔：《我的改造》，《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梁衡：《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
马俊山：《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