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陈忠实
首发刊物：《当代》
发表时间：1992年第6期
首次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3年6月
（白烨 撰）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30年，乃至在中国当代文学60年之中，象陈忠实的长篇小说自发表、出版之后，数十年来一直评说不断，也演绎不断，不说绝无仅有，也实属凤毛麟角。
于1992年年底、1993年年初，先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迄今，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行量就累计120万册，此外还有港台、海外其它版本，以及销数不可估计的盗版。除此之外，还不时地以连环画、陶塑、秦腔等形式出现。2007年10月，被改编为同名话剧（孟冰编剧、林兆华导演），搬上话剧舞台；2008年6月又改编为同名舞剧（和谷、夏广兴、张大龙等人编剧、编导和作曲），在首都上演；电影版由芦苇编剧，西影与上影集团、紫金长天公司合作制片，电视剧版由张光荣编剧，由北广集团制作，都正在筹拍之中。而继199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之后，2008年又由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陕西方言版小说演播。
陈忠实，1942年6月出生，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历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及团支部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西安郊区文化馆副馆长，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此外，还先后任过中共第十三、十四大代表，中共陕西省委第七、八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陈忠实自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5卷），散文集《告别白鸽》等。短篇小说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获上海首届《小说界》文学奖、中篇小说获1984年《当代》文学奖、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全国1990年-1991年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1998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这部长篇小说，陈忠实从1986年起开始构思和准备史料，1988年4月动笔，到1992年3月定稿，历经四年写作才告完成，
的故事主要围绕着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展开，并以此托出国共双方的此消彼长，及其交织其中的乡俗文化、风土人情等。
白嘉轩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第六房女人胡氏死去以後，白嘉轩从山里娶回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罂粟种植的巨大收益比鸦片的香气更具诱惑。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於白鹿村村巷里。
传说早年的白鹿原天灾不断，疫疠滋漫。在一位很有思想的族长的提议下，把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同时决定换姓。侯家（或胡家）老兄弟两个要占尽白鹿的全部吉祥，商定族长老大那一条蔓的人统归白姓。老二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统归鹿姓；白鹿两性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维系到现在。改为白姓的老大和改为鹿姓的老二在修建祠堂的当初就立下规矩，族长由长门白性的子孙承袭下传。
白嘉轩怀里揣着一个修复祠堂的周密计划走进了鹿子霖家的院子。翻修祠堂的工程由白嘉轩和鹿子霖分头负责。这年夏收之後，学堂开学了。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宗列宗显考显妣的神位，西边三间厦屋，作为学堂，白嘉轩和鹿子霖一块去白鹿书院找朱先生，让他给推荐一位知识和品德都好的先生。朱先生推荐了白鹿原东边徐家园的徐秀才。白嘉轩的两个儿子也都起了学名，马驹叫白孝文，骡驹叫白孝武，他们自然坐在里边。鹿于霖的两个儿子鹿兆鹏和鹿兆海转回本村学堂。白嘉轩帮助黑娃也进了学堂。
黑娃外出打工，却引回了举人家的小老婆——小娥回到白鹿村，被白鹿两家不容后，他们住进了村子东头一孔破塌的窑洞。
“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分裂。鹿兆海认为国民党才是他的选择，而白灵却改投共产党，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鹿兆鹏和黑娃等人开始了亡命的生活。习旅长看完黑娃的射击比赛就把他调进旅部警卫排，在队伍被打散后，黑娃慌不择路的当上了土匪“二拇指”，在打家劫舍中，他唆使手下打折了白嘉轩的腰杆，并且杀死了鹿太桓。田福贤下套捕捉黑娃，小娥为了救黑娃去求鹿子霖，鹿子霖乘机占有了小娥。鹿子霖唆使小娥勾引白孝文，白孝文沉溺在与小娥的偷欢之中难以自拔。
一场异常的由旱灾酿成的饥馑降临到白鹿原上。白孝文在分家之后，饥饿难忍之下卖掉了土地，后又卖掉了房屋，沦为乞丐。原本要白孝文“现世”的鹿子霖，却无意中给了他新的生命，到滋水县保安大队仅仅一月，孝文身体复原了信心也恢复了，他第一次领晌之后，就去酬答指给他一条活路的恩人田福贤和鹿子霖，并打算把剩余的钱给小娥，但小娥却神秘的死了！黑娃得知道小娥被杀的消息后准备杀死白嘉轩时，鹿三抖出句话来——人，是我杀的。
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族长白嘉轩力排众议造了镇妖塔，瘟疫终于停歇了。
白孝文终于从大姑父朱先生口里得到了父亲的允诺，准备认下他这个儿子，宽容他回原上。白孝文开始进入人生的佳境，升任营长并负责县城防务，成为滋水县府的御林军指挥。他的名字很快在本县大街小巷市井宅第被人传说……。
滋水县境内一股土匪归服保安团的消息轰动了县城。黑娃被任命为营长，并且娶了妻子，开始向有思想的人转化，他重新被家族容纳了。而鹿三却在孤独中死去。黑娃接受鹿兆鹏的意见倒戈反将，却依旧死于肃反派的屠刀之下。朱先生在坟墓中的言语，却成了造反派们永远解不开的谜。
鹿子霖重新雇了长工，赎回坐监期间被卖掉的土地，家底开始垫实起来。可是在枪毙岳维山、田福贤和鹿黑娃时，他变成了痴呆。白嘉轩看着鹿子霖挖出一大片湿土，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的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儿子孝文是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他俯下身去盯着鹿子霖的眼睛说：“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
发表与出版之后，渐渐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作者陈忠实的人生也因为这部小说而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之前与之后。之前的陈忠实，充其量是一位实力派的乡土题材作家，而之后的陈忠实，则成为当代文学中少有的重量级作家。
虽然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遭受着不公平待遇。1997年5月，在天津评选“八五”（1991-1995）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时，落选；在“国家图书奖”评奖活动中，也落选了。在1995年启动，1997年12月7日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一开始也并未进入候选之列。幸有身为评委会主任的老评论家陈涌挺身而出予以鼎力支持，使得这部作品得以入围并最终获奖。他特别强调，描写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倾向，在政治倾向性并不存在问题，写性也切合人物性格与命运发展的需要，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因一些评委此前发表了比较强硬的批评意见，经过协商，评委会提出在两句话和两个细节上作以修订方可获奖的决定。于是，评委会把此意见告知陈忠实，陈忠实最终同意做适当调整与删改（约删改了两三千字）。作品最终以这样的修订本的方式，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由此也创造了茅盾文学奖评奖历史上修订本作品获奖的先例。
在有关的评论中，评论界首先给了一个总体性的高度评价。冯牧在给北京讨论会的电话中说，对这部小说的“初步印象是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又说“达到了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长篇小说所未达到的高度与深度，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小说评论》1993年第5期）雷达说：“阅读中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中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部重量级的大作品”；“不仅是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也是对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它“吸收了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学的许多新成果……是一部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它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一次飞跃”。（《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蔡葵认为：“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从总体上它是气势恢宏的史诗，从局部、具体细节、语言看，又细针密线，经得起眉批，经得住多方面检查，可以像一样读。”（《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是九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长篇创作领域所出现的难得的艺术精品，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咀嚼、深入批评。……陈忠实给自己，也给陕西文学立了一个纪程碑，也是中国当代的重要突破”，作品“可以用史诗二字来评价”。
邢小利在综述西安研讨会情况的文章中指出：“是一部很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是近年来罕见的一部大作品。……以其全景性的历史观照和宏阔的史诗规模开拓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层面，它既不同于那种写市民市井生活的新写实，也不是那种带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它为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有力的新例证。……标志着陈忠实的创作摆脱模式走向自由，走向成熟。”这是“作家创造的结果，也是时代造就的”。（《一部展示民族秘史的力作》，《陕西日报》1993年4月26日）
评论家们普遍认为，独具丰厚的史志意蕴和鲜明的史诗风格，它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庭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颇具丰赡而厚重的史诗品位，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当属少有；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这些艺术上的多项突破，把当代长篇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从而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有些人还认为，尽管目前尚难断言就已经进入了经典长篇小说的行列，但是就丰厚性和博大精深而言，显然在当代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一方面，是深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当代性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是哲理象征性和历史神秘性的和谐统一。再一方面，是情节结构曲折性和细节描写丰富性的和谐统一。这使以一部富于哲学意味的史诗，将镌在文学史中，永远地具有活的生命和灵魂。
但也有人持有与上述评价不尽相同的看法。如金惠敏认为，“较之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显得深刻、丰厚和超越功利一些。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进步”；“不过，……当我们把新时期而不是十七年作为的历史坐标，所取得的进展便不再具有多少新意了；它至多只是把已有的思想成果应用于开辟的那块陕中地域。这算不得创造”。他说：“我坚信，大作的出现，既不是某种政治观念、历史哲学（如阶段斗争论）的直接演义，也不是对既有思想成果或者说思想常识的借取和推广”，但“我们在中所看到的”是“对已有常识的文学应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从〈白鹿原〉〈废都〉谈起》，《文论报》1993年11月6日）
评论界认为作者由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历史观值得特别关注。朱寨说：“作者不是从党派政治观点，狭隘的阶级观点出发，对是非好环进行简单评判，而是从单一视角中超出来，进入历史和人、生活与人、文化与人的思考，对历史进行高层次的宏观鸟瞰。”（《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李星在《世纪末的回眸——〈白鹿原〉初论》一文中说：“之所以可以称之为大作品，不是因为它有50万字的篇幅，而是作者以当代眼光、当代意识审视、反省这段历史时，所具有的全新的体验和认识。……在陈忠实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一部单线条的阶级对抗史，同时也是一部在对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历史不再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心灵史；历史的生动性不只是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展开，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生动，更为丰富，更有诗学的价值。”他认为，“陈忠实正是通过价值，更有诗学的价值。”他认为，“陈忠实正是通过将我们民族的存在历史提升到一个新的诗学境界，它的独特的认识价值是无可怀疑的，它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样是无可怀疑的。”（《文学报》1993年5月20日）
畅广元认为作者的历史观有三点：“首先是当代朱先生的历史眼光。朱先生是作者笔下的文学大儒，被白鹿原上的代表人物白嘉轩尊为圣人。朱先生看历史，一是重史实，二是察民心，三是观动向，四是多体验。他不唯旗号、招牌，但看政绩、实效；不轻易说长道短，评三论四，更注重自我省察、思索和付之行动。陈忠实透视他笔下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历史眼光；“其次是民族利益的历史尺度。……它较之一个阶级的立场要视野广阔得多，胸襟博大得多，气度也恢宏得多；“再次是秉笔直抒的史家心态”。这些“构成了陈忠历史的冷静客观的态度，把历史当作不断向偶然开放的人类生存活动的历时运演。正是这样的态度使作家把白鹿原的悲剧写得淋漓尽致，涵纳了几乎连作家本人也未必意识到的深邃的文化意义”。（《冷静客观地审视历史——浅议〈白鹿原〉的历史观》，《陕西日报》1993年4月26日）
及其作者的文化价值观，也是评说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何西来说：“作者用了一种大文化眼光，写出一种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的深厚复杂。我不同意用儒家文化涵盖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视野就不只是儒教，还有其他，如性文化……道德伦理文化……”张韧认为：“这部作品第一次写出了家庭、家族力量不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支柱，而且有搞御社会动乱，抑制自然灾害的巨大作用。”（《一部分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出处同前，）冯立三说，作品的“长远价值就在于用精到的地方语言在无比深邃无比广阔的时间和历史空间隧道中表现了东方文化东方人格精神的无愧魅力”。
雷达从作者处理人、历史、文化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作者的文化价值观。他说：“的作者不再站在狭义的、短视的政治视点上，而是站到了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上来观照历史。他以民族心史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作为主线来结构全书。”“作者的创造性在于，他在充分意识到文化眼光与阶级斗争眼光交融互渗，从而把真实性提到一个新高度。”他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在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文化价值观念，但我坚决捍卫他作为一个作家保留自己独特的评价生活的眼光和权利。”（《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
评论家们更高度肯定和评价所达到的艺术高峰和取得的艺术成就。李星说：“不仅成功把现实主义的潜能利用得很充分的艺术，而且成为将东方文化的神秘感、性禁忌，生死观同西方文学中的象征广义、生命意识，拉美魔幻主义相结合的特色鲜明的现代艺术。……它昭示着这样一种艺术现象：大作品的产生往往并不代表新方法的产生：大作品往往产生在前辈作家探索拓荒的基础上，产生在新方法的成熟阶级；它吸收和继承了、取代了以往的生命。”雷达认为作品“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找到了一种有能量、有张力的叙述方式。它的意义决不限于叙述语言，它是一种浓度很大的，致力于回到事物本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表现”。林为进分析这部分长篇的结构艺术说：“网状式的结构，全程独作品的内容丰富，不流之于单调呆板。而舍弃了单线或所谓复线的描述，网状的构架，使整部作品像个浑厚的球体。此外也比较好的扩大了作品的空间感。”
但也有一些与上述看法有别或不同的意见。南帆在《文学·历史·叙事话语——读陈忠实的〈白鹿原〉》一文指出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创伤。他说：“陈忠实从白鹿原的芸芸众生之中提炬出了三种势力。宗法家庭的势力，叛逆者的势力，政治势力。白鹿原上的诸多人物和事件集结于这三种势力的周围”。然而“政治这支线索上的故事多半了无新意。片断和细节均未成为衍生故事的内核。小说仅仅按照大革命时期、搞日时期、国共战争时期排列人物的经历，叙事话语穿透时间的功能不知不觉地萎缩了”。他说：“我们还可以发现，政治势力这支线索与其他两条线索之间出现了游离和脱节。甚至可以设想，即使将这支线索上的故事抽掉，小说的完整性并未受到明显损害。这恰好从反而证明，的叙事话语出现了破裂。”“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个破裂解释为一种疏忽。也许陈忠实并未详细考虑儒家传统与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无法继续想象它们之间冲突与交织所形成的生动故事。可是，思想的回避并不能代零替叙事的回避。未完成的思想只能导致未完成的叙事。”“这在里面留下一个重大的艺术创伤。”（《作家报》1994年1月8日）
发生于2000年间的李建军的“直谏陕军”，也涉及到对于的评价与批评。在2000年9月于陕西西安召开的 《〈白鹿原〉评论集》研讨会上，《〈白鹿原〉评论集》的责编李建军在基本肯定的艺术成就的前提下，针对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指出作品“有狭隘的民族意识”，“缺乏博大的人道情怀”；其中一个典型的细节是，鹿兆海杀死一个日本兵就要割取一绺头发，而朱先生又用燃烧这些头发去祭奠死去的鹿兆海。李建军觉得这些地方让人很不舒服。（李建军此前著有《宁静的丰收——陈忠实小说论》，在出版当年的1993年第4期《小说评论》上，发表过《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史诗》）这样的一个不无尖锐的意见，作者陈忠实欣然表示接受。由此，批评作家的批评家与被批评的作家成了坦诚相见的朋友，这也给当下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200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白鹿原〉评论集》。评论集选收录问世后海内外公开发表的有新意、有见解，且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文章。所选文章分为综评类、文化批评类、艺术形式批评类、比较批评类。此外还有编辑感言、作者访谈、研讨会综述报道及记写陈忠实其人其事的其他类文章。评论集所收录的文章反映了问世后几年间批评家对解析、研究的成果，有艺术上的肯定，也有艺术上的批评，反映了作者同时代人对这部重要作品的阶段性艺术思考的最新成果。
陈忠实：《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中篇小说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张 炜：《古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1986年版
李建军：《宁静的丰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