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金庸
首次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1994年5月
（李晨 撰）
1980年，广州《武林》杂志连载了香港作家金庸的长篇小说，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第一次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中刊发，然而这次短暂的连载仅至小说第四回便夭折，其原因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据说是因为“盗版书籍后来居上，读者可以一气呵成尽览”（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1999）。
的故事讲述了南宋年间，隐居临安郊外牛家村的忠良之后郭啸天、杨铁心家遭横祸，被与金国王子完颜洪烈勾结的南宋官府害死，噩耗传来，二人生前好友全真教道士丘处机全力找寻两位怀有身孕的遗孀李萍和包惜弱，并与江南七怪打赌，将二位英雄之后教养成人，十八年后重会嘉兴。郭啸天夫人李萍一路被南宋官兵段天德挟持，漂流到了蒙古大漠，生下孩子郭靖。郭靖虽天资鲁钝，但为人忠厚、勤奋努力，江南六怪严加督导，全真教马钰授其玄门内功，武功初成，还因颇具战功，被成吉思汗招为“金刀驸马”。为赴嘉兴之约，郭靖一路南下，结识了女扮男装的“小叫化”——桃花岛黄药师之女黄蓉，两人一见如故，彼此倾心，后又获悉，昔日杨铁心夫人包惜弱被完颜洪烈哄骗到金国，作了王妃，生下杨康，不想杨康贪图富贵，认贼作父，为了权贵，屡施阴谋。郭靖先后从丐帮帮主洪七公和老顽童周伯通处习得降龙十八掌和“左右互搏、分心合击”的绝技，并阴差阳错得到了被无数武林人士觊觎的《九阴真经》和《武穆遗书》。此间，“西毒”欧阳锋伙同杨康窜入桃花岛，将在岛上做客的江南七怪中的朱聪等五人杀害，并趁机嫁祸黄药师，企图在武林中掀起一场血雨腥风，致使郭靖、黄蓉误会反目，事后黄蓉识破阴谋，为自己和父亲洗雪冤屈，并将作恶多端的杨康除掉，自己却被欧阳锋挟持，音信全无。郭靖四处寻访，行至大漠，正逢成吉思汗西征，为擒杀杀父仇人完颜洪烈，郭靖请命出征，在黄蓉的暗中相助下，立下战功，却眼见成吉思汗血洗城池。因不愿奉命继续南下攻宋，郭靖决计与母连夜逃离蒙古，不料被成吉思汗察觉，李萍被逼自尽。第二次华山论剑的日期已到，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再次相聚，最后“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却被因逆练《九阴真经》而致疯癫的欧阳锋夺得，而在华山之巅，郭靖与因误会出走的黄蓉再次相逢，和好如初，终成一对武林侠侣。
金庸自1955年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第一篇武侠小说，至20世纪70年代初封笔作，共创作了15部小说，在华人世界中可谓历久不衰，香港文学评论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是金庸中期武侠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金庸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品，香港作家倪匡评论这部作品时说，“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巨匠’的地位，人们不再怀疑金庸能否写出大作品来。”作品最初于1957到1959年在《香港商报》上连载，后收入《金庸作品集》中，连同后来的和一并，被称为金庸小说的“射雕三部曲”。的连载，曾令《香港商报》一时间发行量骤增，从这一时期开始，香港地区就出现了所谓的“金庸热”现象。
金庸小说最初在香港连载、成书并出版，一纸风行之时，在内地和台湾则都因政治原因被禁，后来更名为《大漠英雄传》才得以在台湾出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算正式进入了两地。1984年11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了金庸第一部著作，开内地出版金庸小说之先河，从1984年到1985年，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达到了一个出版高峰，在出版资源并不丰富的80年代，内地有数十家出版社在同一时期出版了金庸各部作品，也令其同一作品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在形形色色的金庸武侠小说中，有根据香港明河社版影印的繁体版和，更有多达七八个版本的，其时，由于国人版权意识淡薄，除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之外，均未获得金庸本人的授权，一时间盗版泛滥，令金庸1994年在正式出版的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的“序”中写道，“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这些翻版或盗印的武侠小说的传播，一方面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长期处于意识形态桎梏下的社会普遍审美情趣，在完成思想解放后，经由自我选择转向注重娱乐性和消遣性的面向，另一方面更推动了除“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之外的“通俗文学”的正当化与合法化过程。继而，随着由香港影星翁美玲、黄日华等主演的83版，及刘德华、陈玉莲等主演的等电视剧在内地的热播，更令金庸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风靡神州大地。
然而，金庸武侠小说最终被认可，依然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中国，小说曾长期被视为“小道”和“末流”，而不能登大雅之堂，新文学革命将西方文艺思潮引入中土，打破了世人对于小说的偏见，但借助这场运动进入“正史”的却只是“五四”先驱者们所创作的新文学小说，中国民间传统的“通俗小说”却依然无法走入文学正殿。1949年以来，依据“左翼文学”所确立的文学范式，将“通俗文学”置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对立面，令“通俗小说”在中国内地几近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文革时期，高度集中又机械的“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逻辑更是将“通俗文学”连根铲除，“代表大众”的“工农兵”文艺中的娱乐性被完全抹煞，代之以意识形态教化功用。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和失衡的评判标准遭到质疑和否定，文学“禁区”不断被突破，金庸武侠小说借这样的契机进入内地。1994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推出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一经上市，便迅速占领了内地巨大的销售市场，此后每年都维持着稳定的销量。
1994年8月，王一川等学者编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小说卷编者王一川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和巴金，位居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而以往内地学界一向推崇的茅盾竟未能入选，消息一经传出，文坛哗然，面对质疑，王一川则表示，“长期以来，我们仅以‘现实主义’这一个标准衡量文学创作，这未免失之偏颇。金庸作品的特点是，用通俗手法表现深刻内涵，情节和细节虽然荒诞，但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同时强调“文坛长期不谈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丰富了中国小说的类型，有推崇、肯定的内在价值。我们编选的这套书也是力图通过这种新奇排列，为文学界带来一种新颖的眼光”。
同年10月25日，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在金庸先生的受聘仪式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家炎教授发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一文作为贺辞，称“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指出“如果‘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此后，1995年，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正式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引入中国最高学府文学研究的殿堂，甚至有人评说：北大成了“金庸研究重镇”。
这一系列举动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正当一批学者惊喜的发现文学史中的“新鲜血液”，认为金庸作品为“沟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推动力量，并试图将金庸引入正统文学史的时候，批评界亦传来了反对呼声。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发表鄢烈山一篇名为《拒绝金庸》的文章，文中将武侠小说定性为“下流”，“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得活灵活现”；广西师大中文系的林焕平教授也曾在1995年3月号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关于文坛重排座次的问题》一文，文中首先肯定了金庸小说中几个明显的特点：1、金庸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对明清两代了解较深，所写小说大体以宋金元明清为历史背景，对照历史来写，是一个创新；2、金庸的武侠小说重视塑造人物，以人物带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写出栩栩如生、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3、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是长篇，故事情节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结构庞大，气势磅礴；4、雅俗共赏是金庸小说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同时，文章还针对“金庸热”现象中的诸种论点提出反驳，认为金庸小说是新派武侠小说，只是现代小说中的一种类型，而并非现代小说的发展方向；金庸小说并非以“五四”新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工农兵文艺以及当今的社会主义文学为革命对象，欲求建立新的文学传统，因而不能称之为“文学革命”；对于重排文坛座次的问题，文章进行了严厉的反驳：“七、八年前，有人提出现代主义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要重写现代文学史，受到文艺界的批评。今天，又有人提出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而重排文坛座次，使人感到是不是七、八年前重写现代文学史的主张在新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方式付诸实践？”
针对这些反对意见，严家炎以《答“拒绝金庸”——兼论金庸小说的文学史地位》一文对上述文章的内在逻辑进行反驳，并在日后多篇文章中指出，金庸小说之所以受到不同年龄、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广泛追捧，其原因大致为：
1、金庸小说是有思想的娱乐品，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具有娱乐消遣性，但金庸小说几乎每一种都有不同程度的比较深刻的思想，拿来说，不但塑造了郭靖这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而且通过临近结尾时郭靖和老年成吉思汗的一番政论，探讨了什么样的人才算真正的英雄。成吉思汗回顾自己的一生，志得意满，觉得自己东征西讨，建立的国家大到无与伦比，古今英雄没有谁能够比得上他。郭靖却不同意，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杀的人多未必算是英雄。这个看法就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把的思想向上提升了一步；
2、金庸小说虽然描写古代的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的精神。传统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它们在弘扬侠义精神和同时，也留下了诸如嫉仇嗜杀、热衷仕途、汉族本位、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的印记，金庸作品则对此类思想观念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中的郭靖，怀着家仇国恨对完颜洪烈实现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了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他自己想父亲的仇虽然报了，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
3、金庸改革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从浪漫主义走向象征寓意，这种创作方法上的革新不仅大大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表现手段，更使作品于武林世界之外展示出多层次的思想意蕴，从而极大地扩充了这类小说的艺术容量；
4、金庸小说还包含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体现了过去武侠小说从未有过的相当高的文化品味。金庸武侠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的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以写出“义”为核心，涉及儒、道、墨、释、诸子百家，又涉及中国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以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金庸小说还广泛借鉴吸收了各种文学乃至戏剧和电影的长处，重视小说情节的内在逻辑及人物性格的塑造。金庸还常常用戏剧的方式去组织和建构小说内容，使某些小说场面获得舞台演出的效果，如中郭靖在牛家村秘室疗伤时，通过一个小孔看到外面一拨又一拨人来了又走的情景，以及柯镇恶躲在铁枪庙塑像后面慢慢获悉欧阳锋残害江南五怪后嫁祸黄药师的真相，都吸取了戏剧舞台调度的手段，使作品情节内容更加丰富。
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这场“金庸之争”，实际上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雅俗之争”，或者说是“通俗文学”经典化的实践，这场争论更深层次的是反映出在已经初步完成思想解放的90年代中期，大批学者渴望通过对以往文学史观念的重新审视和界定，实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理想。
经一番论争过后，通俗文学不仅没有再次从文学史中销声匿迹，反而备受研究界注目，对于“雅/俗”文学的研究，也成为许多研究者转而研究的新课题，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当代通俗文学的代表，更是受到广泛关注。1998年，美国、中国内地以及台湾，分别召开了金庸小说研讨会。随着“金庸热”的再一次升温，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内地再次掀起“金庸论争”，而这次论争的起源却是同样进行“通俗文学”创作的内地作家王朔。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我看金庸》的文章，作者王朔以其独有的、为广大内地读者所熟悉的调侃笔调批评金庸，认为其作品“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主题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人物则“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将金庸小说与四大天王、成龙电影和琼瑶电视剧一同列为“四大俗”，并将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列为“四大支柱”。此文一出，引起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媒体为此特别开设专题，引发辩论，相较之下，文学研究界和评论界的反应却显得冷静许多，内地的金庸研究专家陈墨针对王朔的批评提出异议，认为金庸小说是不断从武侠幻想走向人生现实，从古典价值观念走向现代人生，并非是“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
随后，袁良骏于1999年11月10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一文，肯定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但认为他“依然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痼疾，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笔”，总体构思的概念化、公式化，脱离了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天马行空，云山雾罩，刀光剑影，打打杀杀，拉帮结派，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最终将金庸小说归结为低档次和低品位的畅销书，并且“不客气地说，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这种批判与反对显然是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之上，出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武侠小说的弊病加以批判，但却因其忧患意识之切而形成过于偏激的观点和言辞，难免遭人非议，此后严家炎便几度撰文与袁良骏就金庸小说展开讨论。
尽管“金庸热”不断引发人们的各种争论，但无论如何，金庸确是一个幸运的作家，他创作武侠小说十余年，封笔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中，他在世人“追捧金庸”与“拒绝金庸”的纷争之中，目睹着自己的作品逐步完成“经典化”的过程。
金庸：，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
金庸：，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
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查良镛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辞》，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鄢烈山：《拒绝金庸》，《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
袁良骏：《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
文硕、李克主编：《我是网虫我怕谁：网民对垒“金王论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