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于苏联未来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前，正是这个贝克在担任财政部长不久将日本拉入了广场协议，他告知他的七国集团盟友，美国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苏联经济改革行动中扮演主角。七国集团峰会的最终公告声明：“为实现经济自由，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民主和多元化的苏联社会，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苏联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宣言还补充：“我们同意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苏联经济进行一次细节性的研究……以此来对其改革提出建议。”
在苏联的“市场改革”上，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简单而粗暴：破坏莫斯科同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及盟友的经济联系，从乌兹别克斯坦到哈萨克斯坦，从格鲁吉亚到阿塞拜疆，从爱沙尼亚到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尽管这些从没有被披露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的意图就是，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虚弱的、不稳定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只有依靠西方资本和美元的流入才能生存——这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通过将美国支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在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角色上，詹姆斯·贝克和布什政府已经确保，所有投到苏联国内或支持苏联经济的西方投资首先要经过华盛顿的同意。俄罗斯得到的是标准的第三世界待遇，跟非洲前殖民地或香蕉共和国的待遇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和人民陷入贫困。用美元来衡量，一小部分精英被允许极度富有，而且这些人都被华尔街的银行家和投资者所操纵。
像杰弗里·萨克斯这样的哈佛经济学家，以他们的“休克疗法”理论作为武装，飞往莫斯科协助毁灭旧的中央国家机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要求，俄罗斯以国际市场价出售她的石油、天然气、铝、锰和其他原材料，结束国家对粮食、医疗和其他必需品的补贴，以及推进工业“私有化”。
1992年，作为其“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罗斯卢布自由浮动。在一年内，卢布的浮动导致了消费价格上涨99倍，而实际工资收入狂跌84％。这是自1917年以来的第一次，至少是在和平时期的第一次，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生存的贫困。这还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刚刚开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华盛顿实际上可以随意决定俄罗斯任何一个工业区的生死。“世界市场”是由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定义的，这些专家受到过密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理论的训练。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国民总福利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对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全球市场”替代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考虑美国的经济自由程度，表面上，这种模式是350多年进化的复杂产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溯及英国内战时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下，即便在没有做好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也必须立即采纳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目标肯定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繁荣的俄罗斯。
大多数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是灾难性的。他们所期望的每间车库停两部车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繁荣并没有到来，普通的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经济灾难之中。随着通货膨胀率越过200％，工业生产降至从前水平的一半。到1994年，男性的平均寿命降至57岁，跟孟加拉国和埃及的水平相当。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很明确是想要一个没有工业实力的俄罗斯，永久性地破坏苏联的经济结构。与美元经济区隔绝70余年的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主要区域，即将被美元所控制。在市场导向的改革的花言巧语背后，这个地区正在像100年前欧洲列强瓜分和殖民非洲那样被分割。
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说，它并不关心俄罗斯主要国家工业资产的私有化是不是被俄罗斯精英，即所谓的寡头所控制。它们主要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工业自从列宁时代以来第一次即将与美元挂钩。新的寡头就是“美元寡头”，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财富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在叶利钦时代，美国的合作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中的关键人物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他是私有化进程的主要负责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批准给予俄罗斯60亿美元的贷款，但条件是丘拜斯要负责经济政策。199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彼得·雷德威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丘拜斯以“管制媒体，破坏民主，卷入可疑的私人交易，接受华盛顿的命令和建立罪恶的资本主义形式”罪名在俄罗斯遭受指责。这显然得到了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莫斯的支持。萨莫斯将纳税人的数百万美金付给哈佛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他是“休克疗法”理论的鼓吹者，也是俄罗斯的顾问，而且在1997年，萨莫斯对叶利钦任命丘拜斯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表示欢迎。萨莫斯称：让丘拜斯负责经济造就了“一个重获活力的总统任期和经济梦之队”。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
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主要工业、军事和粮食生产中心，也遭到了与俄罗斯一样的残酷对待。199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开始，乌克兰也同样遭到了大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命令乌克兰结束国家对外汇交易的控制，乌克兰的货币也随之崩溃。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结束国家补贴制度。面包的价格上涨了三倍，电费上涨六倍，公共交通费用也上涨了九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结果是，当地的人民被迫按美元标价来购买本地商品。随着天价的电费和银行信用的缺失，国有工业被迫破产。外国的投机商们毫无阻拦地用非常低贱的价格捡走了其中的精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下，乌克兰解除了对农业的管制。结果是，乌克兰，这个欧洲的粮仓被迫要向美国乞求粮食援助，美国借此机会大肆倾销自己的粮食，对乌克兰本地的粮食生产和销售造成进一步的毁灭性打击。
俄罗斯以及其他前苏联成员国的待遇跟刚果或尼日利亚差不多，他们被看作是便宜原材料的产地，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产地了。随着华沙条约的崩溃，对西方跨国公司来说，这个富含矿产的国家自从1917年以来第一次变得这么触手可得。一马当先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大型石油跨国公司，它们首先盯住的就是前苏联国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华盛顿的计划者眼里，一个现代化、繁荣的俄罗斯工业经济只是西方掠夺其原材料财富的障碍。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克林顿政府维持了对俄罗斯的称呼——“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许多俄罗斯人天真地认为，这将意味着美国的援助和资金将流入俄罗斯，对其震荡的经济进行重组，美国也将会以某种形式的“全球共管”的伙伴关系来对待俄罗斯，而且历史上形成的，在前苏联地区的霸主地位会得到美国的尊重。但是，当莫斯科明白“伙伴关系”只是一个设计好的用来欺骗的空洞口号之时，已经太迟了。很大程度上，俄罗斯的工业大厦已经被肢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使得俄罗斯人民陷入苦难之中，而且它对周边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力也被严重削弱。这正是华盛顿想要看到的结果。
1991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不仅仅使这个前超级大国蜕变成了第三世界，也使得美国和其盟友的石油公司控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产国成为可能。但是，要完成这个过程还需时日。
丘拜斯时代，在受到控制和操纵的私有化进程之下，俄罗斯人珍视的石油和天然气利润以低贱的价格流入支持叶利钦和丘拜斯的密友的口袋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的一个报告估计，17个总市值至少为170亿美元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被丘拜斯以总共14亿美元的价格售出。此外，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者、国有天然气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60％的股份，以2000万美元的超低价出售给了俄罗斯的私人集团，而其真正的市场价大约应为1190亿美元。其他一些公司如卢克石油、尤科斯、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西单克公司得以创立。一些寡头如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波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支配着俄罗斯的经济。共产主义时代，没有任何官僚能做到这一点。在1996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同时也是石油寡头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别列佐夫斯基自夸地说，七个男人控制了这个国家50％广袤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这些人的硬通货利润几乎都是美元，别列佐夫斯基也许应该加上这一点。
直到1998年夏，俄罗斯的美元化几乎已失去控制。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23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来支持卢布，保护西方银行的投机式投资，这使得数百万人来投资购买俄罗斯的国家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银行的救援行动来得太迟了。
8月15日，俄罗斯宣布将拖欠其美元债务。对纽约和其他主要银行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尽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主要债务人还是决定拖欠债务。整个美元大厦在数个紧张的星期内从基础开始动摇。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已经在俄罗斯市场和大部分的世界债券市场上下了很大的赌注。它的管理层——包括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大卫·穆林斯——都是一流的华尔街投资家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突如其来的债务拖欠使该基金面临破产威胁，涉及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合同将会产生崩溃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导致一连串破产，使整个全球金融大厦倒塌。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起了一次由15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银行家出席的特别关门会议，并强加了一个救援行动。俄罗斯，在战略上太有价值了，她拖欠债务的行为得到了原谅，美元化的进程很快又重新开始，虽然步伐稍稍放慢了一点。
见保罗·麦卡锡1998年12月10日“关于向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听证词”。当时，麦卡锡是国家民主捐赠基金（NED）的领导人，自1998年后，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向前南斯拉夫的各种反政府组织、记者、媒体和工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麦卡锡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国家民主捐赠基金成立于1983年里根时期，当时华盛顿政策圈子流行“情报工作私有化”，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便是其中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向反政府组织提供资金都是由中央情报局出面，随着事件的不断曝光，美国吸取教训，改由资助国家民主捐赠基金这样的“私营”机构公开去做，国会对此也表示同意。1991年9月21日，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国家民主捐赠基金的规划设计者阿伦·韦恩斯坦解释说，“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在25年前都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进行的。“事情从阴险邪恶的中央情报局转到了人文主义的”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国家民主捐赠基金的活动，不仅避免了干预主权国家稳定的指责，而且反过来指责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甚至任何地方的当权者是“腐败的民族主义者”。2003年下半年，布什政府要求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在伊拉克的战后“民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南斯拉夫政治动荡中的作用，彼得·巴赫迈尔有详细论述。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对引发南斯拉夫动荡的影响，苏姗·伍德沃德（1995年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的《巴尔干的悲剧》）有详细说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南斯拉夫战略的详细描述，可以在肖恩·杰瓦西晚年的论文中找到，见1996年1月，葡萄牙国际尼诺巴蒂基金会论文“论北约在南斯拉夫的战略”。1995年11月华盛顿的防务信息中心发表了“扩大北约：充满灾难的盲动”，对北约扩大的军事问题进行了讨论。2001年，在给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一封公开信中，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前议员、防务专家威利·威玛为了说明北约“局外”战略新概念的合理性，详细说明了他个人与美国高级官员就美国和北约在南斯拉夫的目标的讨论。威玛对1999年4月占领南斯拉夫后的结果作出了描述；占领南斯拉夫可以让北约成员及伙伴获得原材料，控制里海和波斯湾。美国领导的北约完成了对从波罗地海到安纳托里亚的军事占领，“这是罗马帝国以来的辉煌成就”，威玛如此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