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章阿妹接了家里的电话，听着嫂子的哭诉，想着哥哥章阿山实系一介书生，现在为说不清的问题受着精神上的煎熬，她坐卧不安，彻夜难眠。尤其母亲苍老而又凄凉的声音如刀割般刺痛着她的心灵：“你们兄妹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我也不敢向专案组担保你们的清白。但你哥哥如果确实没有走私汽车，你就是有天大的干系，也得站出来为他说清楚。能解脱一个，总比两个都解脱不了的强。”
2000年3月上旬的一天晚上。章阿妹拨打了家里转告给她的专案组的电话号码。第一次接通了，很快被她摁掉。她感到紧张、害怕，浑身发冷。
她一个人守着电话机，亲情的冲击，思想的矛盾使她进退两难。哥哥的面容老在她眼前晃动，挥之不去。章阿妹咬紧牙，再次拨打那个已被她熟记脑海的电话号码。
又接通了，章阿妹这次却没有撂下话筒。她“喂喂”两声，电话里传来一个男子浑厚的标准普通话声音：“我是‘4·20’专案组，你是哪位？”
章阿妹自报家门，同时问对方贵姓。
“我是专案组的老盛。”
章阿妹与老盛通了约20分钟的电话，她感到不那么紧张和害怕了。专案人员很健谈，声调中充满了一种通情达理的亲和力量：“你只是香港远华公司一个普通的经办职员。你哥哥一再为你声明，说以你名义进口的汽车，其实都是远华公司的，与你本人无多大利益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更应该主动将事情说清楚，包括你哥哥的事也要说清楚，回避终究不是办法。况且你要相信专案组会实事求是的。”
章阿妹听得认真且专注，她觉得自己乱如麻的思想情绪正被电话那头那个未曾谋面的专案人员慢慢梳理着，变得清晰且豁亮起来。章阿妹做出了决定：“先放掉我哥哥，我愿意协助你们工作，将所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向你们通报。”
“那你先定个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吧。”火候已到，老盛也开始步步紧逼。
“不，先放掉我哥哥，我才会配合，与你们联系。”她很固执，而且不容对方讲条件。
“行！今晚我们就放你哥出去。记住了，我们专案组讲信誉，你可别食言了。”
两个小时后，香港的章阿妹接到了章阿山的电话，哥哥是那样欢天喜地，而且对她充满感激之情：“小妹，你救了我！专案组向我说了，要你也守信用。问题未搞清楚前，先把人放回家，这是没有先例的。妹妹，你回厦门吧！我陪你去专案组。他们保证，只要你回来说清楚问题，专案组不关你，不对你采取任何措施，让你住在家里。”
章阿妹哽咽了，她说不出话来。她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可就在章阿妹决定离开香港，到厦门与专案组交谈情况的节骨眼上，香港远华公司的人找上门来了。
“你哥哥放出去了，同你有没有关系？你可别上当受骗！按共产党的标准，你是汽车走私的主犯！主犯被抓住了，肯定会判死刑！你要三思而后行呀。”
来人没想到她会拍着桌子吼叫起来：“我做什么啦？我哥哥出来就一定和我有关系？共产党不放过我，你们也不放过我？”
来人虽然极不情愿地退出屋子，但已在章阿妹的思想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她不敢贸然行动，她在反复掂量回去的利与弊，她在犹豫不决的矛盾中度过难熬的两天两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