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书的翻译和出版。
“文革”后期，我为两个返城的插队知青补习英语，用的教材就是《动物农庄》。我教英语仍然使用老式翻译法，每日课后，学生都必须把阅读材料译成中文。这两个学生的翻译练习，经我修改成章，也可以算作《动物农庄》的初译稿吧。《编译参考》刊出以后，曾有一家出版社把这份译稿拿去，但后来并无下文，甚至连稿子也没有还给我。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就连广东花城出版社已经公开发表的，初版也只作内部参考书。80年代末再版时，虽然已经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售卖，印数却少得可怜，读者很难买到。一眨眼，时间又流逝了十几年，已经到了1996年。这一年春季或夏季，乐山告诉我，他同某一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主编一部两卷集《奥威尔文集》，上卷收录作者的散文、随笔和评论文章，下卷收录两部小说，和。这时上海已经有了一个译本，但董兄仍希望我再译一次，我自然从命。一年以后，《文集》出版了，但只出了一卷，合同中约定的下集小说不明不白地被斫掉了。这是我国出版界现状，我无话可说。只是在悼念乐山逝世的一篇文章中对此发了几句牢骚。
近三四年先后有几家出版社同我联系，有意出版我的译本。其中一家已与我签订稿约并预支了稿费，但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出书。倒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重新印行了，在取得那家与我签约的出版社同意后，把我译的附了进去，作为合集出版。
我很高兴，这本小书现在终于能够以单行本形式问世了。倒不是我如何看重自己的译文，在书籍的封面上看到自己名字。我希望看到的是此书能广为流传，在书店里容易购买，叫更多的人读到。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不管它在这个国家或是另一个国家发生过，毕竟已经过去。但是如果有众多读者能在书中读到它，这些事就会继续留在人们记忆里，起着警示作用，叫我们在革命路途上，不致再犯错误，重蹈覆辙。
不久前，有人从国外网站下载了一篇文章寄给我。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大概也是的热心读者吧，在文章中，这位作者把美国现状同农场里发生的事进行了类比。他发现美国的许多组织和社团——左的和右的，工会和三K党，甚至政党或政府，都在使用拿破仑一伙人的伎俩欺骗、愚弄自己属下、会员、选民和群众。恫吓谩骂，危言耸听，暗中修改规章，滥开空头支票，推脱责任，把大小罪责都叫别人承担……这些肮脏手法无一不在美国政界广为使用，同极为相似。如果这位作家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今天的美国就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了的高级动物农场了。看来这本书至今仍未失去它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