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力把塑料袋的口往上拉，只能拉到约约的脖颈处，他的头还露在外面。另一种办法就是从他头部往下套，但是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他的脚要露在外面。解决的办法是，让他膝盖弯曲。尽管我又踢又踹帮助他，他那双僵直的腿还是不弯曲。最后我总算把他的腿弄弯了，可塑料口袋也随之弯曲了，这样反而更难搬运，他的头比原先更显露在外面了。
“约约，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摆脱你呢？”我冲他说道。我每次翻转他的尸体时总能看到他那呆滞的面孔，富有扭力的胡须，抹有发蜡的头发和飘在口袋外面的领带。那些年他赶时髦把领带露在毛衣外面。要说那是时髦，也许约约赶得晚点，因为当时已经不时髦了，但是他，因为年轻时羡慕人家这样穿戴，羡慕人家的发蜡，羡慕人家刷过油漆并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便认为这是一个人交了好运应有的模样，等他也交了好运时，他是那样兴奋，以至忘了看看周围那些他要模仿的人，他们现在的模样已经完全改变了。
发蜡粘着得很牢，就是按着他的头往口袋里塞，他的头发还像衬帽那样整整齐齐，至多分成整整齐齐的几绺，略微有点弯曲。他的领带给有点歪了，我本能地替他扶正，仿佛领结打歪了的尸体比领结正常的尸体更会引人注目。
“还得用个口袋套着他的头，”贝尔纳德特说道。我再一次发现，这个姑娘的智力超出她这种社会地位的人能够具备的智能。
糟糕的是我们无法再弄到一个大号的塑料口袋。那里只有一个厨房里装垃圾用的塑料袋，橘黄色，可以用来罩在他头上，但它并掩盖不了这一事实：这是具死尸，装在口袋里，头上罩着个小口袋。
问题是这样，我们在这间地下室里不能再待得太久，天亮之前我们得把约约从这里清除掉。我们开车带着他到处转已经两个小时了，他好似我这个带活动车篷的汽车中的第三位乘客。许多人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例如那两个骑自行车的警察。他们静悄悄骑了过来，正盯着我们看；我们那时正要把他，约约，扔到河里去（刚才贝尔西桥上好像没有人），他的头与手已伸到桥栏杆外面去了。我和贝尔纳德特这时只好装着锤打他的背。“吐吧，老朋友，把你的灵魂也吐出来吧，让你的思想清醒清醒！”我大声嚷道，并和贝尔纳德特一起一边一个架着他，把他拖到车上。这时他腹腔里的气体泄露出来，放了个响屁，两个警察哈哈大笑往桥下骑去。我想，约约死后与他活着的时候性格全然不同，变得体贴人了；否则他是不会帮助我们这两个因杀害他而将要走上断头台的朋友。
后来我们着手搜集塑料口袋与汽油罐。现在只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就行了。在巴黎这样的大都市里好像不可能找到适合焚烧尸体的地方，找寻它会浪费许多时间。“枫丹白露不是有片森林吗？”我一边发动汽车一边对贝尔纳德特说，她已经回到我身边的座位上了。“告诉我怎么走，你熟悉路。”我在想，东方发白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跟着运送蔬菜的卡车队回到城里了，约约和我的过去都将变成一堆烧焦了的臭烘烘的灰烬留在那里的鹅耳栎树林中。“这样，”我自言自语地说，“我终于可以相信我的过去已经被焚烧了、忘却了，好像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我曾多次发现，我的过去压得我够呛，很多人都要跟我算账，金钱账或道义上的账，比如在澳门时，“玉园”那些姑娘的父母。我举例说他们，是因为没有比这些中国人更难以摆脱的父母了。（我招聘那些年轻女子时，与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条件，支付现金，不让他们老来缠我；这些父亲、母亲，长得又瘦又小，穿着白布裤子，提着鱼腥味的竹篮子，那个局促劲就像是从农村来的，其实他们都住在港口附近。）总之，当我觉得过去压得我够呛的时候，我并没有采取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办法，比如换个职业呀，另外找个老婆呀，换个城市或大陆啊（我从这个大陆跑到另一个大陆，走遍了世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哪，另交一些朋友哇，做别的买卖呀，另外招揽一些顾客呀，等等。我没与过去一刀两断，这是个错误，我发现得太晚了。
因为那会给我带来这种后果，使我的过去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如果说，过一种生活我都觉得太繁杂了、太紊乱了，那就别提要过许多种生活了。每种生活都有自己的过去，多种生活的过去经常相互纠缠在一起。我每次都喜欢这么说：“啊，多么欣慰，把里程计调到零，把黑板上的字擦干净。”可是，我来到一个新地方的第二天，零就变成了一个多位数，多到里程计记不下、黑板也写不下。这里包括各种人物、地方、友谊、怨恨、错误，等等。例如那天夜里我们寻找焚烧约约的适当地方，开着车灯，照着树木与岩石，贝尔纳德特指着仪表盘说道：“喂，你说是不是没有汽油了。”真是没有汽油了。因为我头脑里老想那些事，忘了加满汽油。现在加油站都下班了，我们有可能远离村庄待在这辆无油的汽车上。幸亏那时我们还没有点着约约；如果我们被困在焚烧他的地点附近，又不能弃车逃走，因为根据我的汽车可以找到我，那怎么办呢？总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准备用来浸湿约约的蓝色套服和丝绸衬衫的那罐汽油倒进汽油箱里，尽快开回城里，另想办法清除他。
我经常说得好，我所陷入的一切困境都被福与祸解脱了。我的过去就像一条越来越长的绦虫寄生在我肚子里，不论我在英式厕所里、土耳其式厕所里，在监狱的马桶里、医院的便盆里、野营地的便坑里，还是在随便什么树丛里，不管我怎么拼命呕吐，它也不会掉下一个节片（在树丛里时，我得先看清楚，别突然蹿出一条蛇来，就像在委内瑞拉那次一样）。你改变不了你的过去，犹如你改变不了你的名字。我用过许多护照，用过的名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可人家还是叫我瑞士人鲁埃第。不管我走到哪里，也不管我穿上什么衣服，总有人知道我是谁，做过什么事，即使我的相貌随着年岁的增长跟过去大不一样，头顶秃了，脸色黄得像只柚子，人家也能认出我。我的头发是在斯蒂亚纳船上流行伤寒时脱落的，当时因为船上载的货物的关系，我们既不能靠岸也不能通过无线电台呼救。
我经历的一切往事都证明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统一的、一致的生命，就像一张毛毡，毛都压在一起了，不能分离。因此，我如果要讲讲某一天中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比如一个僧伽罗人提着一桶刚出生的小鳄鱼要卖给我，我相信就是在这件毫无意义的小事之中也蕴涵着我过去的生活，蕴涵着我的过去，蕴涵着我徒然希望忘却的一切往事。过去的一切生活最后都要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生活，连接成我现在在这里的生活。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里了，再也不离开巴黎市郊这幢带院子的房子。我在这里建起了热带鱼养殖场，这是个平静的买卖，它使我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定的生活，因为鱼不像别的东西，你天天得照料它们，再说，我这把年纪也不愿再跟女人去自寻麻烦了。
贝尔纳德特完全是另一回事。跟她一起我可以说是事事顺利，从未有过失误。我一听说约约回到巴黎了，正在寻找我；我便开始跟踪他，从而发现了贝尔纳德特，并把她拉到我这边来。我们一起对他搞了这次袭击，事先未让他看出一点破绽。我在约定的时候掀起帘子，首先看见的（我们好多年未见面了）是他那毛茸茸的屁股夹在她的两条白大腿之间像活塞一样运动；他那梳得光光的头靠着她略显苍白的脸，她把脸偏开九十度，让我毫无顾虑地去打他。一切都是那么迅速而利索，叫他来不及回头认出我，来不及想到有人来干扰他的欢乐，叫他不知不觉地超过活人的地狱与死人的地狱之间的那条界线。
还是等他死了再看他的面孔好。“小杂种，我们的账了了。”我情不自禁地差不多用温柔的语气对他说。贝尔纳德特从头到脚还给他穿上衣服，穿上那双刷了黑色油漆和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因为我们要把他运出去，把他装扮成醉汉，醉成一摊泥了。我想起多年以前我们在芝加哥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我们待在米科尼科斯老太婆开的商店后面的房间里，那里堆满了苏格拉底的半身雕像，当我把投保火险得到的赔款全部塞进她那部生了锈的吃角子老虎机中以后，才发现他与这个瘫痪了的老妓女已经把我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了。头一天我还躺在沙丘上，望着已经封冻的湖面，享受我多年未曾享有的自由，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我周围的空间又变得窄小了，只能待在希腊区与波兰区之间的这几幢肮脏的房子中。像这样的挫折我一生中见过几十次，从这次起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对他进行报复，但我的损失却因此也越来越大。虽然现在他身上洒的劣质花露水味已掩盖不住尸体的臭味了，但我知道我们的账还未了结；约约虽然死了，但他仍能像活着时多次做过的那样，再一次毁灭我的前程。
我这次讲的往事太多，因为我的目的是让这个故事充满我现在与将来能够讲述的其他故事；那些故事过去我也许在其他场合已经讲述过。它们所占据的时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在这个时空里总会有些故事，要讲述这些故事就得从另外一些故事开始讲起，因此，不管从哪个时刻、哪个地点讲起，所面临的素材都是一样多。不，如果我全面观察那些被我排除在主要故事之外的素材，我会觉得它们就像一片密密麻麻的森林包围着我，外面的光线一点也透不进来。总之，这些素材比起我讲这个故事时突出的那些素材要丰富得多，致使听我讲述的人觉得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他们看到故事的主流包括许多支流，一些重要的素材只能听到一点微弱的回响或看到一点微弱的反光。然而我应该承认，这正是我讲述这个故事要追求的效果，或者说，这就是我努力运用的一种叙述艺术的手法。我进行选材的标准，就是坚持不把我所掌握的材料全部讲出来。
这种做法恰恰象征着极大丰富，就是说，如果我只有一个故事要叙述，我就会过分地围绕这个故事而奔忙，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它丧失价值；如果我要叙述的东西数不胜数，我便可以不带偏见地、从容不迫地进行讲述，尽管由于我过多地讲些细枝末节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反感。
每次听见栅栏门响时（我住在车库里，养鱼池在院子边上），我都这样自问：我过去生活中的熟人谁能上这里来找我呢？也许只有昨天认识的人，在这个村庄认识的人才会上这里来找我，例如那个身材矮小的阿拉伯清洁工（他从十月份就开始逐户给人送贺年片讨钱，因为他说十二月份时讨来的钱都给他的伙伴们吞了，他一个子儿也捞不到）；也许还有在更遥远的过去知道我叫鲁埃第的那些人也可能一直追寻到巴黎郊区英帕斯这道栅栏门来，如瓦莱的走私贩，加丹加的雇佣军和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时代巴拉德罗赌场中收赌资的人。
贝尔纳德特与我过去任何一段时间都毫无关系；导致我这样结果约约的那些旧账贝尔纳德特一点也不知道，也许她还以为我是为了她才那么干的呢，因为她曾向我讲述过是约约胁迫她过着现在这种生活的。自然，我们是为了钱，为了一笔不小的数目，虽然现在我还不能说已经十拿九稳地可以拿到这笔钱财了。我和她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贝尔纳德特这种姑娘机灵过人，一点即通；这件事要么使我们共同摆脱困境，要么使我们一起遭殃。当然贝尔纳德特还有另一种想法，因为像她这样的姑娘要想在江湖上闯荡，必须依靠一个懂得她那门行当的男人。如果她邀我帮她干掉约约，那是因为她要我代替他。这种事我过去见得多了，但没有一次结果对我有利；因此我已经洗手不干了，不愿再插手这种事。
喏，正当我们要带他往回返的时候（他穿得整整齐齐地坐在车篷内），贝尔纳德特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一只手还得伸到后面车篷里扶着约约。我正要发动汽车，她却突然把左腿跷向排挡操纵杆，架到我的右腿上。“贝尔纳德特！”我大声嚷道，“你要干什么？你觉得现在是干那种事的时候吗？”她向我解释说，我不该在那个时候闯进她房间，不该在那个时候打断她；不管是跟哪个男人，现在她都要恢复并享受那被中断了的欢乐。她一只手扶着死尸，另一只手开始解我的裤扣。我们三人挤在这窄小的汽车里，待在福布尔格·圣安托安内公共停车场上；她骑在我的双膝上，（应该说）和谐地扭动大腿；她那柔软的乳房像雪崩一样压得我端不过气来。约约的尸体向我们这边倾斜过来，她小心地把他推开；她的脸离死者的脸只有几厘米远，死者翻着白眼望着她。我呢，我却毫无思想准备，我的生理反应仿佛我行我素，宁可服从她的意志而不受我的控制；我也无需动弹，因为一切都由着她。然而这时我总算明白了，我们这时所干的只是她所需要的一种仪式，是做给死者看的；但她那温情的强有力的肌肉收缩令我神魂飘荡，无力抗拒。
“不，姑娘，你想错了。”我真想对她这么说，“他不是由于你死的，他是由于另一段尚未结束的故事而死的。”我真想告诉她，在我与约约之间还有另一个女人，还有另一段故事，那段故事并未结束。如果说我不停地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那是因为我仍旧在围着那段历史转，仍旧在逃避那段历史，如同我得知那个女人与约约勾结起来要毁灭我，我便立即逃跑了一样。那段故事我早晚会讲出来的，不过得在讲述其他故事时顺便讲出来，既不特别突出它，也不带有特殊的感情色彩，不过是愉快地去回忆它与讲述它。回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也能给人带来愉快，如果这件不愉快的事与各种事件搀和在一起（我不是说与愉快的事件搀和在一起），与不断变化的、不断发展的事件搀和在一起，简单地说吧，与我可以称为愉快的事联系在一起，与过后把它们作为往事来回忆与讲述时能够带来愉快的事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干完这些事以后，这件事也是可供讲述的一段好故事。”我们带着装有约约的塑料口袋走进电梯时，我对贝尔纳德特说道。我们打算从楼顶阳台上把他扔到那个窄小的院子里去，第二天等人发现他时，会以为他是跳楼自杀或者他在行窃时失足掉下去摔死的。假如中途有人上电梯，看见我们带着这个口袋，怎么办呢？我会说，我正往楼下送垃圾，却被上面的人把电梯召上来了。对，天快亮了，是丢垃圾的时候了。
“你善于随机应变。”贝尔纳德特说道，我真想回答她说，不这样我就无法生存。多少年来我都提防约约这一伙，他们在各大城市都有人。如果我这么对她说，我还得向她交待约约和那个女人的底细。他们一直坚持要我赔偿我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要把那条锁链再套到我的脖颈上；他们逼得我只好把这位朋友装进这条塑料口袋里，并且要连夜为他找个安身之地。
我想，我跟那个僧伽罗人之间也有某种关系。“年轻人，我不要小鳄鱼。”我对他说，“你去找动物园，我经营别的商品，为市内的商店和个人的鱼缸提供奇异的鱼类，最多包括乌龟在内。有时候有人要买鬣蜥，可是我不经营，它们太难养了。”
那个小伙子（他大概有十七八岁）仍站在那里不走。他的面颊像黄色的柑橘，胡须与眉毛像黑色的羽毛。
“告诉我，谁叫你来的？”我问道。涉及到东南亚的人时，我总持怀疑态度，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
“西比尔小姐。”他说。
“我女儿与鳄鱼有什么关系？”我大声嚷道。虽然她早已独立生活了，但每当我听到有关她的消息时都感到不安。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儿女们我总觉得内疚。
因此，当我听说西比尔在克利奇广场一家夜总会里同大鳄鱼表演节目时，我立刻感到很难过，无需再询问其他细节。我知道她在夜总会工作，但是在公共场合同鳄鱼表演节目却是一个做父亲的最不希望自己的独生女儿从事的工作；至少像我这样一个受过新教教育的人是不会忍受的。
“那个夜总会叫什么名字？”我面色铁青地问道。“我要亲自去看看。”
他递给我一张海报，我一看到那家夜总会的名字就出了一身冷汗：“新时代的堤坦尼亚”。这个地方我熟悉，简直太熟悉了，让我想起地球上另一个地方。
“谁是主事？”我问道，“对，经理，主人！”
“哦，是塔塔雷斯库夫人，您要……”他提起桶来把那窝鳄鱼崽带走了。
我望着那堆蠢动的绿色背甲、脚爪、尾巴和张开的大口，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时，仿佛当头挨了一棒，两耳轰轰作响，又仿佛听见了死亡的号角。我好不容易把西比尔从这个女人的魔爪下拯救出来，隐姓埋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为我和女儿建立起安全的、默默无闻的生活。现在这一切都徒劳无益了：伏拉达终于找到了她的女儿，并通过西比尔重新把我控制在她手心里；她是唯一的一个女人，既能重新点起我心中最残忍的仇恨，又能重新引起我那莫名其妙的倾心。她这是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亦即她对爬行动物的酷爱，让我能认出她，并提醒我说，作恶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认为世界就像一口长满鳄鱼的井，我决逃脱不了鳄鱼对我的袭击。
现在我站在凉台上往下看，就像盯着一个关着麻风病人的院子。天空渐渐发白了，但院子下面还很暗，我能够隐隐看到约约那堆不规则的尸体。他在空中翻滚几下后（他的衣襟像翅膀一样扇动着），沉重地摔到地上，像打炮那样发出啥的一声轰鸣，跌得粉身碎骨。
塑料口袋还留在我手中。我们可以把它丢在那里，但贝尔纳德特担心，如果人们见到那条口袋，可以推测事实经过，因此最好还是把它带走藏起来。
到了楼下走出电梯时，电梯口站着三个男人，手都插在衣兜里。
“贝尔纳德特，你好。”
她回答道：“你们好。”
她认识他们，我有点吃醋；再说，从穿着上看，虽然他们比约约穿得更入时，我也觉得他们与他很相像。
“你那塑料口袋里装的什么？让我看看。”三人之中那个身材最魁梧的说道。
“看吧，空的。”我若无其事地说。
他把手伸进口袋。“这是什么？”随即掏出一只刷过黑色油漆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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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为瑞士南部一州，与意大利和法国接壤。
加丹加是扎伊尔巴沙省的旧称。
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曾是古巴军事独裁者，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四年，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两次执政。一九五九年一月被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