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她那张月球明信片一个星期后，我要到函馆出公差。这照例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但从我的角度又很难对工作挑三拣四。况且轮到我头上的差事，哪一件都糟得无甚兹别，幸也罢不幸也罢，一般来说越是接触事物的边缘，其质的差别越是难以分辨。如同频率一样，一旦过了某一点，就很难听出相邻的两个音孰高孰低，而且不一会儿便什么也听不清楚，自然也就无须听了。
这次公差的内容，是为一家妇女杂志调查介绍函馆美食店。我和摄影师两人去，转几家美食店，我撰文，他摄影，预计占5页篇幅。妇女杂志这类刊物总需要这方面的报道，也就必须有人去写。这同收垃圾扫积雪是一回事，总得有人干，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
三年半时间里，我始终在做这种兼带文化性质的工作——文化积雪清扫工。
在那之前我曾同一个朋友合开过一间事务所，因故停业后，半年时间里几乎无所事事，整天浑浑噩噩。我役心思做任何事。那年前一年的秋冬之间，事情多得不可开交。离婚；死别，死得莫名其妙；情人不告而去；遇见奇妙的男女，卷入奇妙的事件。而当这一切终结之时，我便深深陷入前所未有的静寂之中。一种久无人居的特有氛围充满房间，几乎令人窒息。我一动不动地蟋缩在这房间里，除非购买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物品，白天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在闯无人息的黎明时间里才到街上漫无目的地散步。及至人影开始在街上出现，便返回房间倒头睡大觉。
傍晚醒来，简单做点东西吃下，再给猫喂点食物。吃罢饭，便坐在地板上，反复回顾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并加以归纳整理。或编排序号，或对其中可能存在过的选择填空式试题分门别类，或就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苦苦思索。如此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然后出门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往来彷徨，踽踽独行。
日复一日，持续了半年之久，对了，是1979年1月到6月。书也没读，报纸也没翻，音乐也没听，电视也没看，收音机也没开。和谁也不见面，和谁也不交谈。酒也几乎没喝，没有心思喝。至于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何人声名鹊起，何人呜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晓。并非我顽固不化地拒绝接受信息，只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觉到了世界在动，即使蜷缩在房间里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对其产生不了任何兴致。一切犹如无声的微风，从我身边倏然掠过。
我一味坐在房间地板上，让过去的一切永无休止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说来也怪，尽管半年时间里天天周而复始，我却丝毫未曾感到无聊和倦怠。这是因为，我经历过的事件过于庞大，其断面多得不可胜数。庞大，具体，几乎伸手可触，宛如夜空中耸立的纪念碑，而且是为我个人耸立的。于是我将其从上到下检验一遍。我经历过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当的创伤，不少的创伤。很多血无声地淌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伤痛逐渐消失，有些则卷土重来。但我在那房间里死死独守半年之久，却不是为这创伤之故，我仅仅是需要时间罢了。要把有关那些事件的一切具体地——客观地整理清楚，必须有半年时间。我决不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拒绝同外界接触。接触只是时间问题。我需要纯粹客观的时间，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于重整旗鼓的意义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我尽可能不去考虑。我认为那是另一个问题，届时再考虑也不迟。现在首先是要恢复平衡性。
我甚至和猫也没有说话。
好几次有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拿起听筒。
还有时候有人敲门，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来了几封，是我过去的合伙人来的，他说很惦念我。信上写道：“不知你在何处做什么事，姑且按这个地址写信给你。如果需要我帮忙，只管吩咐就是。我这里的工作眼下还算顺利。”此外还谈到我们共同熟人的情况。我反复看了几遍，把握住（为此看了四五遍）内容之后，把信放进抽屉。
以前的妻子也来过信。信上写的几件事都实际得很。最后提到她准备再婚，说对方是我不认识的人。那语气很冷淡，就差没说以后连我也不可能认识了。这无非意味着，她已经和那个同我离婚时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个男子我倒十分了解，因为不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会弹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鸣惊人的天赋。人也不甚幽默。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何倾心于那样的男人。不过，这已是他人与她人之间的问题，她说她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因为你无论做什么都万无一失。我所担心的倒是以后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总是为此心神不安。”——她写道。
这封信我同样看了好几遍，之后同样塞进抽屉。
时光就这样流过。
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存款起码可以应付半年吃用，往后的事往后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来。温煦而平和的阳光朗照我的房间。每天我都细细观察窗口射进的光线，我发现太阳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间充满各种各样往日的回忆。离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对同胞姐妹，我和她俩——三个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是1973年的事，也许吧。当时我住在高尔夫球场旁边。每当黄昏降临，我们就翻过铁丝网进入球场，只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里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还记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里我们度过杂乱无章的时间。可如今看来，却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为具体而充实的时光。奇怪！酒吧里放的古典音乐也记起来了。那时我们是大学生，在那里喝啤酒、吸烟。我们需要那样的场所。同时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什么话却是无从记起了，记起的只是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背负着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转眼之间，春日阑珊。风的气味变了，夜幕的色调变了，声音也开始带有异样的韵味。于是递变为初夏时节。
5月末，猫死了，死得唐突，无任何预兆。一天早上起来，只见它在厨房角落里缩成一团地死了。想必它本身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身体变得烤肉块般硬邦邦的，毛也显得比活着的时候脏乱。猫的名字叫“沙丁鱼”，它的一生绝非幸福的代名词，既未被人家深深地爱过，它也没有深深地爱过什么。它总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视别人的脸，仿佛惟恐马上失去什么东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猫恐怕世所罕见。说千道万，它已经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死的好处即在这里。
我将猫的尸骸装进超级市场的购物袋，放到汽车后座上，去附近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铁锹。而后打开久违了的收音机，边听电子音乐边向西驶去。音乐大多不值一提，弗里特伍德·麦克、阿巴、梅里莎·曼彻斯特、比·基斯、KC与阳光乐队、唐娜·萨默、雄鹰、波士顿、“海军上尉”、约翰·丹佛、芝加哥、肯尼·罗杰斯……这样的音乐如同泡沫，漂浮几下便告消失，分文不值，大量消费的音乐垃圾，不过是为了搜刮年轻娃娃们的腰包罢了。
但转而我还是不由悲从中来。
时代不同了，如此而已。
我握着方向盘，试图记起我们青少年时代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几支无聊乐曲。西纳特拉——噢，这家伙糟糕极了。门格斯也一塌糊涂。就连爱尔维斯也整天价大唱那些百无聊赖的东西。还有个叫陶里尼·洛佩斯的。帕蒂丽大部分歌曲使我想起洗面皂。费彼安、波比·赖迪尔、阿艾特，当然还有“赫曼隐士”，统统是灾难。接下去便是层出不穷的枯燥乏味的英国乐队，个个长发披肩，一色奇装异服。还能想起几多？哈尼卡穆兹、戴夫·克拉克、盖里和韵律创造者、弗莱迪和梦想者……数不胜数。使人想起僵尸的杰弗逊飞机，一听名字就不寒而栗的汤姆·琼斯及其丑角勃特·亨柏迪格，无论什么听起来都像是广告音乐的哈布·阿尔帕托和蒂芙娜·布维斯，假惺惺的西蒙·加丰凯尔，神经兮兮的杰克逊五兄弟。
统统一路货色。
一切都一成不变。任何时候、任何年月、任何时代，事物的发展方式都如出一辙。变的只是年号，只是交椅上的面孔。这种无聊至极的破烂音乐哪个时代都存在过，且将继续存在下去，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
如此陷入沉思的时间里，我已驱车跑出很远。途中我打开“滚石”的《褐色砂糖》。听得我不由一阵欣喜，这才是正经音乐，这才叫地道，我想。《褐色砂糖》的流行大概是在1971年——我推算了一会，终于未能算准。不过这无所谓，1971年也好，1972年也好，如今哪一年都没有关系，自己何苦煞有介事地——考虑这些呢？
差不多车到深山的时候，我驶下高速公路，找一片适当的树林，准备葬猫。在树林深处，我用锹挖了一个1米来深的坑，把包在西友商店纸袋里的“沙丁鱼”投进坑内，往上压土。我对“沙丁鱼”最后说道：对不起，我这算尽了你我相应的情分了！埋坑时间里，一只小鸟不知在哪里一直叫个不止，那音阶竟如长苗的高音部一般。
坑完全埋好后，我把锹扔进车后的行李箱，折回高速公路，边听音乐边朝东京方向疾驰。
这回我什么也没想，只是倾听音乐。
收音机里传出罗德和丁·盖格尔斯乐队的乐曲。之后播音员说播放一首老歌。接下去是查尔斯的《小艇慢慢划》。歌曲哀怨凄婉。“我出生以来便一直失去，”查尔斯唱道，“现在即将失去你。”听着听着，我真的伤感起来，几乎落泪，这在我是常有的事。一个偶然的什么，会突然触动心中最脆弱的部分。途中我关掉收音机，把车停进路旁休息场，进饭店要了一份青菜三明治和咖啡。我进卫生间把沾在手上的土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吃了一片三明治，喝了两杯咖啡。
那猫现在如何呢？我想，那里该是漆黑一团吧？我记起上块碰击西友商店纸袋的声音，不过做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无论对你还是对我。
我坐在饭店里呆呆地盯视着装有青菜三明治的碟子，足足盯了一个小时。刚盯到一小时，一个身穿紫色制服的女特走来，客气地问我可否把碟子撤去，我点点头。
好了，我想，该是重返社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