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着厨房水槽，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很想给雪打个电话，问她何以晓得羊男。但有点太累了，毕竟奔波了整整一天。再说她放下电话前说了甸“等下次”。看来只好等下一次，何况我还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电话号码。
我上了床。横竖睡不着，便看着枕旁的电话机，看了10至15分钟。因我觉得说不定雪会打电话来，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看着看着，我觉得这电话机很像一颗被人遗落的定时炸弹。谁也不晓它何时炸响，只知道其炸响的可能性，只要时间一到。再仔细看去，发觉电话机的形状很是奇特。非常奇特。平时未曾注意，现在端详起来，其立体性似乎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紧迫感。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说话，又仿佛在怨恨自己受缚于电话这一形态，从而又像一个被赋予笨拙肉体的纯粹概念。电话！
我想到电话局，那里连接着所有电话线。电话线从我这房间里通往无限遥远，在理论上可以同任何人连在一起。我甚至可以给安克雷奇打电话，可以给海豚宾馆、给往日的妻子打电话。其可能性无可限量。而总连接点便是电话局。那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连接点，通过编排数字使连接点发生转换，实现通讯。我们通过电线、地下电缆、海底隧道以至通讯卫星而连在一起，由庞大的电脑系统加以控制。但是，无论这种连接方式何等优越、何等精良，倘若我们不具有通话的意志，也无法发挥任何连接作用。并且，纵使我们有这种意志，而若像眼下这样不晓得（或忘了询问）对方的电话号码，也无法连在一起。也有时候尽管问了电话号码而一时忘却或将备忘录遗失，甚至有时候尽管记得电话号码而拨错转盘，这样一来，我们同哪里也连接不上。可以说，我们是极其不健全极其不会反省的种族。不只于此，即使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而得以给雪打电话，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对方丢过一句“我现在不想说，再见”，旋即“咔”的一声放下电话。这样，通话也无从实现，而仅仅成为单方面的感情提示。
面对以上事实，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
她（也许是他。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极其突发、极其被动的。
我把一只臂时支在枕头上，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但我无能为力，我对电话机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不完美的、突发的、被动的。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这怪不得我，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或许她由于属于我的房间而焦躁得厉害些，在这点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责任，也觉得自己大约在不知不觉之中煽起了这种不完美性、突发性和被动性，也就是从中掣肘。
继而我蓦地想起往日的妻子。电话一声不响地谴责我，像妻子一样。我爱妻子，一起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两人有说有笑，到处游山玩水，做爱不下数百次。然而妻子又时常这样谴责我，半夜里，沉静地、执著地谴责我的不完整性、突发性和被动性。她焦躁不安，而两人同舟共济。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间有着决定性差异。妻子追求的是通讯的自立性，是通讯高扬起纤尘不染的白旗将人们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辉煌场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终痊愈的景况——对她来说这就是爱。但对我则当然不同。爱之于我，是被赋予不匀称肉体的纯粹概念，是气喘吁吁地挤出地下电缆而总算捕捉到的结合点，是非常不完美的：时而混线，时而想不起号码，时而有人打错电话。但这不是我的过错。只要我们存在于肉体之中，这种情况就将永远持续，此乃规律所使然。我对她如此加以解释，不知解释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她还是离家出走了。
也许是我煽起并助长了这种不完美性。
我边看电话边回忆我同妻子的做爱。离家前的三个月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同我睡过，因为她已开始同别的男人睡。但我当时却完全蒙在鼓里。
“喔，对不起，你到别处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我不生气的。”她说。
我以为她开玩笑，其实是其真心话。我说我不愿意跟其他女的睡——是真的不愿意。
“我还是希望你同别人睡去。”她说，“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虑一下以后的事。”
归终我和谁也没睡。倒不是我这人在性方面有洁癖，只是不愿意为了重新考虑什么便乱睡一通。我是因为想和谁睡才睡的。
时过不久，她离家出走了。莫非当时我若按她说的去找其他女孩儿困觉，她便乖乖留下不成？难道她是想通过那种方式来使得她同我之间的通讯多少获得自立？滑稽透顶！我当时可是压根没有另觅新欢的念头，至于她做何打算我无从推测，因为她对此讳莫如深。即使离婚之后也避而不谈，只说了几句极具象征性的话，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时的惯常做法。
高速公路上的隆隆声12点过后也未中止，摩托尖刺的排气声不时响彻夜空。尽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而声音听起来含糊而迟缓，但其存在感却显得滞重而深沉。它在那里存在，连接我的人生，将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
电话机看得厌了，我合起双眼。
刚一合眼，一种虚脱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占满了整个空白，十分巧妙十分快捷，旋即，困意蹒跚而来。
吃罢早餐，我翻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在娱乐界做代理商的熟人，给他打了个电话。以前我为一家刊物当记者的时候，工作上和他打过几次交道。时值早上10点，他当然还卧床未起。我道歉把他叫醒，说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讯处。他不满地嘟囔几声，好在还是把五反田所在制片厂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是一家主要制片厂。我拨动号码，一个值班经理出来。我道出刊物名称，说想同五反田取得联系。“调查吗？”对方问。“准确说来不是的。”我回答。“那么干什么呢？”对方问，问得有理。“私事。”我说。“什么性质的私事？”“我们是中学同学，有件事无论如何得同他联系上。”我回答。“你的名字？”我告以姓名，他记下。“是大事。”我说。“我来转告好了。”他表示。“想直接谈。”我拒绝。“那种人多着哩，”他说，“光是中学同学就有好几百。”
“事情很关键，”我说，“所以要是这次联系不上，作为我，难免在工作上加以变通。”
对方沉吟片刻。我当然是在说谎。其实我不能够随便变通。我的工作不过是听命于人，人家叫我去采访我才敢去。但对方不明白这点，明白就不好办了。
“不是要写调查报告吧，”对方说，“要是写调查报告，可得通过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事。”
他让我告之以电话号码，我告诉了他。
“是中学同学对吧，”他叹口气说，“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让他打电话过去。当然，要看他本人乐不乐意。”
“那是的。”我说。
“他很忙，也可能不乐意同中学同学通话。又不是小孩子，总不能把他拉到电话机这儿来。”
“那是那是。”
对方边打个哈欠边放下电话。没办法，才早上10点。
午前，我去青山的纪国屋商店买东西。到停车场，我把“雄狮”停在“萨勃”和“奔驰”之间。可怜的老型“雄狮”，活像我本人这副寒酸相。不过在纪国屋采购我倒是很喜欢。说来好笑，这家店的莴苣保鲜的时间最长。为什么我不清楚，反正就是这样。说不定是闭店后店员把莴苣集中起来施以特殊训练的结果。果真如此我也毫不惊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事都有可能。
出门时我接上了录音电话，但没有任何话音留下。谁也没打电话来。我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沙夫特的主题》，一边把买来的蔬菜分别包好放进冰箱。那男的是谁？沙夫特！
之后，我到涩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次《一厢情愿》，已经是第四次了，但还是不能不看。我大体估算一下时间，走进电影院，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场。我把全副神经都集中在那组画面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部分。场景始终如一：周日的早上，随处可见的平和的晨光，窗口的百叶帘，女郎的裸背，背上游动的男人手指。墙上挂着科尔比詹的画，床头枕旁摆着威土忌酒瓶。玻璃杯两只，烟灰缸一个，七星烟一盒。房间里有组合音响，有花瓶，花瓶里插着雏菊样的花。地板上扔着脱下的衣服，还可以看到书架。镜头迅速一转，喜喜！我不由闭起眼睛，旋即睁开：五反田正抱着喜喜，轻轻地、温柔地。“岂有此理。”——我心中暗想，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旁边大约同我隔四个座位的一个年轻男人朝我递来一瞥。主人公女孩儿出场了。她梳着一束马尾辫，身穿快艇用的带防风帽的上衣和蓝色牛仔裤，脚上一双红色阿迪达思运动鞋，手里提着蛋糕或甜饼样的东西。她跨进房间，又即刻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他从床上坐起，用凝视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着女孩儿走后留下的空间。喜喜则把手搭在他肩上，神色忧郁地说：
“你这是怎么了？”
我走出电影院，在涩谷街头踯躅不已。
由于已进入春假，街上触目皆是中学生。他们看电影，在麦当劳吃一些先天性低营养食品，在《大力神》、《热狗报》和《橄榄》等推荐的商店里购买毫无用处的杂货，把零花钱扔在娱乐中心里。这一带的店铺全都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达列尔·霍尔和奥兹的唱片、弹子房进行曲、右翼宣传车的军歌等等。所有的声响浑融一片，组合成混沌般的喧嚣世界。涩谷站前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
我边走边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那修长而匀称的十只手指。步行到原宿之后，我穿过千驮谷走到神宫球场，又从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到得根津美术馆，从《费加罗报》前面通过后，再次走到纪国屋，最后经仁丹大厦返回涩谷。距离相当不短，到涩谷已是薄暮时分。站在坡上望去，只见各色霓虹灯开始闪烁的街道上，身裹黑乎乎风衣的面无表情的公司职员，犹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鲑鱼群，以同样的速度游动不息。
回到房间，发现记录电话的红灯亮着。我打开灯，脱去风衣，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然后在床边坐下，按动电话上的声音再生键。于是磁带卷回，送出五反田的声音：
“噢，好久没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