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每一次，当我们拓展了人类的知识边界，所有的工作都将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更多认识事物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便如此，我们的社会还是在150 年以前实现了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而且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这一转变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是通过强制推行中学教育来开始的。
“每个人都应该至少接受中级教育，”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说：“这就是20世纪初中教育普及运动所倡导的目标。”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中所论述的（参考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登和拉里。卡茨的有关研究），科技和贸易的发展使经济馅饼越来越大，然而更多的份额却从低水平技术工人手中转移到了高水平技术工人的手中，通过推行强制高中教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技术密集型的劳动力，每个人可以从馅饼中分得越来越大的份额。随着历史的发展，这项中学教育普及运动得到了政府法案的支持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体系。
“这个思想太伟大了，”罗默说，“现在我们所缺乏的就是像当年我们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型时，那种政治上的伟大想象力，那种想象力对于我们进入21世纪应对平坦的时机的挑战是十分重要的。”罗默补充说，现在政府需要做的是，在不能保证大学义务教育的情况下，至少对大学1 年级和2 年级进行补贴。这种补贴对所有的大学都平等对待，不管它是州立的还是社区的甚至技术学校。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大学教育将变得越来越关键，因为技术的普及将使旧的工作岗位消失，新的工作岗位不断涌现，并且其新陈代谢要比100 多年前的那次转型中的速度快得多。
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可以造就越来越多的能够创造更高价值的技术工人及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它缩小了从事诸如道路养护、家政维修和星巴克服务生等低水平技术工人的队伍，而相应的，由于劳动供给下降，这些低技术水平工人的工资可以保持稳定（在我们控制移民的情况下）。在一些城市的主要市区，管道工的工资达到每小时75美元不是一件稀罕的事，因为在这里，一个好的家政服务人员或厨师是很难找到的。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美国通过培训工人，限制移民和控制低技术水平工人的供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当前，我们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壮大中产阶级的队伍而不会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罗默说：“实际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国民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然而在最近20年到30年的时间里，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渐两极分化。这说明，如果你想保持你的相对位置不变，你必须学习更多的技术知识，这样才有资格从事新的工作。从一名农业工人转变为一个说着正确的英文并且十分有礼貌的电话接线员相对容易，但随着这些低技术水平的工作逐渐转移到印度，从一名电话接线员转变成一名能够安装、修理语音邮件系统或编写相关软件的技术人员则是惊人的一跃。
在强调教育体系的高端，即大学教育的同时，加强技术学校和社区学校的教育普及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在高中以后继续接受教育，否则只有高收入者的孩子们才可能接受新技能的培训，并在收入分配中得到更大的份额。我们必须增加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以便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在社区学院接受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低技术水平的工人接受继续教育。
肯尼迪想把人类送上月球，而我的愿望是把每一个美国人送入校园。
在从就业终身制到终身可被雇佣的转变过程中，雇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全球信用卡公司CapitalOne，在过去几年里把其后台操作业务转移到了印度的ipro 和Infosys . 在全球金融服务市场的竞争中，它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节省成本。于是公司设法向工人们表明公司目前面临的困境，并告诉人们就业终身是不可能的。随后，公司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对受外包冲击最大的计算机程序员进行全方位培训，使他们成为多面手，既可以在主系统工作，也可以在分系统工作。
CapitalOne还在业务领域对员工进行了类似的培训，使员工们从汽车贷款到风险管理样样拿手。结果，随着业务转移到国外，那些接受培训后离开公司的工人们在寻找新工作时占了先机，因为他们样样精通，在多个岗位上都有被雇佣的机会。
那些同样接受了培训并依然留在公司的工人对CapitalOne来说将更为有价值，因为他们可以以一顶十。
公司基于自己的利益，应设法将自己的员工培养成“瑞士军刀”，政府还应该对公司给予补贴或税收刺激，使他们尽可能多地为员工安排学习机会。从在线攻读学位到公司内部为不同岗位进行的指导训练。公司提供这些教育计划所花费的成本是很低的。随着为员工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的增加，既可以使本公司劳动力成为多面手，也可以使在裁员中离开工作岗位的工人拥有比自己初到公司时更多的技能，对于公司来讲，这也是它们对员工应尽的道义责任。今天，如果在雇主与雇员之间有一种隐含的新型社会契约的话，那么契约应该是这样的：你为我工作，在你工作期间，我保证给你提供各种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使你变成更具有竞争力的多面手。
乔治。米勒是一位来自旧金山东海湾地区的资深民主党议员，他致力于发展当地的公立学校事业。一次他对我说，“教育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地方。”教育能够而且必须随时随地进行——在学校、办公室、家里、网上、教室或是你的掌上电脑——通过传统的教师、自学形式或网上节目等，而无论工作与否，你都不能松懈，因为在某个地方，你的竞争者毫不松懈。
当我们全力以赴构建我们社会机体时，我们还要继续从国外进口有益的成分。
让大多数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印度的、中国的、俄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伊朗的、阿拉伯的和以色列的工程师、物理学家和科学家成为美国公民。他们来自东方，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分勤奋，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非常愿意成为美国公民。
这些人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我们不能让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把下一个穆罕默德。阿塔拒之门外，更不能把下一个谢尔盖。布林拒之门外。谢尔盖。布林是Google的创始人之一，出生在俄罗斯。如同我们的一个从事计算机设计的朋友所说：“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外出生的人抢走我的饭碗，我希望他们是美国公民，这样他们上的税可以为我支付退休金。”
我希望相关移民政策出台，使每一个在正规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都可以得到一个5 年期的工作签证。这些博士从事的是哪些方面的研究是次要的，我并不在意他学的是希腊神话还是数学。如果我们能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精英笼络过来，那么它们无疑会给美国带来好处。如果平坦的世界就是一场人才的竞赛，那么我们应该使我们引进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多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比尔。
布罗迪说：“我的工作就像经营着一个棒球队，不需要经纪人和每个成员都签订永久合同。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搜索人才，我们要尽自己所能把这些人才聚拢过来，因为他们其中的人将成为巴韦。鲁思，不能让这样的肥水流到别人的田地。”
好脂肪——缓冲机制虽然在平坦的世界里，全球范围的竞争会导致旧式企业和政府为人们提供的安全网逐渐消失，但是在人们强壮肌肉的同时，一些脂肪还是要予以保留，甚至增加。就像担心自己胆固醇水平的人们所知道的，有些脂肪是有益的，每个人都需要一定量的脂肪。在平坦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社会机体的构建也是如此。社会保障是有益的脂肪，而导致人们好吃懒做的过高的福利政策就是多余的赘肉。我的具体建议是，在平坦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推行薪金保险制度。
加利福尼亚大学生克鲁斯分校经济学家洛里。克莱策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制造业中，2/3 因受国外竞争而失业的工人在其新岗位上挣得比原来少。1/4 的工人在新岗位上的收入比原来下降30% . 因为任何原因而失去工作对于工人和他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重创，尤其是对于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工人，因为他们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比较差或者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不能从事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作。
薪金保险制度最早在1986年由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和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E.利坦在一本叫做《拯救自由贸易》的书中提出。该思想提出后并没有引起多大重视，直到2001年经过克莱策和利坦的讨论后才受到追捧。当时，美国两大政党的委员会就减少贸易赤字问题进行争吵，除了薪金保险制度，双方在导致贸易赤字的原因和如何解决赤字的方法上没有达成任何一致，这反而成就了该制度的政治地位。
劳伦斯说：“在贸易中自然会有赢家和输家，我们所考虑的是创造一种机制，使得赢家可以对输家进行补偿，特别是对那些在新岗位上发现自己的工资收入比以前大幅下降的工人进行补贴。”他还揭示了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即每个人都有“综合素质与特殊技能”，两者取得的报酬是不同的。当你转换工作后，你就会发现这一点。
你也许上过大学，取得了注册会计师资格，或者你上过高中，具备运行机床的能力，你的这些技能将在工资中得到体现。但是假如有一天，有关车床方面的工作转移到了中国，有关会计方面的工作转移到了印度，而你则不得不去找新的工作。由于你在使用车床和进行会计核算方面的能力对于新岗位来说没有用武之地，你的老板只能根据你的综合素质（学历级别）为你开工资。薪金保障制度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部分地补偿你新旧工资之间的差额，而你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学习新的特殊技能。
失业保险可以减轻失业给工人带来的痛苦，但失业保险对工人们最关心的新岗位的工资下降和无力缴纳健康保险的问题却无能为力。工人要想获得薪金补偿必须满足三个标准。第一，造成企事业的原因必须是原工作岗位转移到国外、行业规模缩小或工厂倒闭。第二，至少在原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两年。第三，工人找到新工作后才能得到补偿，这样做是因为可以刺激工人加快找工作的进程而不是坐享福利。此外还可以增加工人接受边工作边接受培训的机会。边工作边接受培训永远是工人学习新技能的最好方法，它不像政府组织的再就业培训，由于不管找工作，即使完成培训，依然摆脱不了事业的困扰。
满足条件的工人将接受为期两年的补贴，该补贴补偿原工资下降幅度的一半（每年超过10000 美元）。克莱策和利坦还建议政府为失业工人支付一半的健康保险，为期6 个月。薪金保险制度比传统的由各州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好得多，后者提供的金额只相当于原工资的50% ，期限只有半年，并且对工人新工作工资下降的问题不闻不问。
克莱策和利坦补充说，虽然失业的工人有权从原雇主那里继续购买健康保险，但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难于使用这个权利。尽管失业的工人参加再就业培训后可以得到额外的为期一年的失业保险，但并不能确定得到工作。而且所谓再就业培训是漫无目的的，不如边工作边培训有用。
基于这些理由，薪金保险计划成为在平坦的世界里失业工人的缓冲器。并且，这项计划在财政上是可以负担的。利坦估算后认为，在失业率为5%的情况下，薪金保险计划和健康保险补贴每年会花掉政府80亿美元，考虑到其巨大的正面影响，这点花费是微不足道的。当然，传统的失业保险不会被取消，而适于薪金保险并行，工人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但后者的推行可以通过促使工人更快地找工作减少政府在失业保险方面的支出。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施舍怜悯？为什么不清除所有的赘肉、摩擦和障碍？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不对弱者适当地照顾不仅是一种残忍的做法，而且还是一种愚蠢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会后患无穷，世界平坦化会在弱势群体中产生大的骚乱，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会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像平坦世界的转变将会给很多人带来压力。正如电子贸易技术主管乔舒亚。
S.莱文告诉我的：“有时你知道如何度过艰难时期，而你需要缓冲，可是别人不愿给你缓冲。在‘9.11’事件之后，那些航空公司的工人们，正在经历这种过程。
管理层和航空工会进行了4 个月的谈判，最后管理层说，如果工会不同意削减20亿的薪水和福利，他们将关闭航线。这次较量之后，工会不得不接受了条件。我听了这个故事后不禁大笑，因为我知道，几个月后，经理层肯定会回来要求重新谈判……没完没了。
没有人强迫我每年削减自己的工资。我们只知道每年人们都希望收入更多花费更少。
如果你是纳税人，政府希望你交的税额年年递增，如果你是节俭者，你希望每年的存款步步攀升，没有人希望这种趋势逆转或停止。“如果社会不能协调好这些关系，那么相应的政治力量就会介入，在世界平坦化过程中保护主义势力就会抬头，而且这些势力会用粗暴的方式保护弱者、以防止生活水平降低的名义阻止世界平坦化的成果。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在推动墨西哥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就面临着如何对待市场失败者的问题，因而对这个话题十分敏感。他跟我说：”对于平坦化的过程，你很难真正停止它，但却可以暂时停止它，也许你不能停止它的所有方面，但你可以把速度放缓。用25年还是50年完成这个过程，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在此期间，2 至3 代人原本可以从贸易和全球化中得到好处，结果却空手而归。“
塞迪略说，要永远记住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在过去的50年里，有许多正确的政治决定使这个世界沿着正确的轨迹发展，但是，有些政治决策会让世界偏离正确的轨道。”
俗话说：如果你支持共和党，那么在投票时要说些民主党的好话——照顾一下失败者和后进者。真正的平坦主义者应该具有同情心。
社会行动主义一个新的话题是跨国公司和他们道德良心之间的关系。有些人可能会嘲笑我居然认为公司会有良心或者居然期望公司有良心。然而，一些公司确实有良心，一些公司正在培养自己的良心，只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在平坦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供给链上，跨国公司与其所在国家民众之间的力量平衡越来越向这些美国人建立的跨国公司倾斜。因此，这些公司拥有了比地球上任何一家机构更大的权力，不仅创造价值，而且传播价值。社会活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分子可以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获得双赢，公司得到更多的利润，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加和谐。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者非常希望促成这类合作。
我举几个例子。为什么生物多样性会遭到破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生产。
其实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并没有想去破坏生态环境，他们只是进行正常的工作。
所以，人们在哪里耕作和捕鱼对于保护物种和其栖息地来说十分重要。国际环保组织是世界上在环境保护方面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其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该组织也一直尽可能地设法与大公司合作，因为大公司在全球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大公司的行为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在2002年，麦当劳与国际环保组织合作，利用麦当劳在全球的原料订单（包括牛肉、鱼、小鸡、猪肉、面包、莴苣、番茄和马铃薯）
推动环境保护。“我们和麦当劳考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后认为通过这样做，食品供应商们可以以很小或几乎为零的代价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国际环保组织高级副总裁格伦。普里科特解释道。
麦当劳随后会见了其主要供应商，并与他们及国际环保组织一起起草了关于原料供应方面的方针，该方针被麦当劳称作“对社会负责的食物供应”。普里科特说，“从事农业和渔业生产的公司是追逐市场利益的。环保主义者所面临的挑战是，面对这样成百上千的决策和决策者，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所以我们寻求与我们合作的跨国公司，让他们把手中的货币选票投给那些产品符合环保标准的原料供应商，这样做对跨国公司有益无害，同时还保护了生物多样化。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更多的公司合作。 .人类没有一个全球政府来处理保护生物多样化的问题，所以你必须与有影响力的机构合作，麦当劳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麦当劳的合作，国际环保组织看到了其供应商在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水体保护，节约能源，污水处理以及渔业生产管理水平都有所改善。然而现在就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只有在几年之后，经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人们才可以断定，上述做法是否真地对环境产生了有益影响。从理论上说，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价值观念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就是实际操作方面，时间才是检验效果的唯一手段。
当然，这种形式的合作不能也不应该替代政府对相关问题的管理，政府也不能因为这种合作的存在而逃避自己应尽的职责，只不过这种合作使政府的政策得到了贯彻执行。
对于那些只关注以法律加强监管的人来说，他们经常忽视一个事实是，由于明里暗里的抵制，违背农业生产者意愿的强硬政策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或者根本从未执行过。
麦当劳在这个合作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这是它通过扮演世界良民来提升自己形象的绝好机会，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商机。有时候，改变世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对世界舞台上的“主角”诱之以名利，而不跟他们讲什么大道理，让他们在得到利益的同时成就了我们的梦想。大道理虽然冠冕堂皇却不诱人，只怕你等到花儿也谢了，那些商人也是无动于衷。国际环保组织还与星巴克进行了类似的合作，对为其供应咖啡的农场主制定环保标准，并通过与各类机构的办公用品管理部门合作规范了纸制品供应商的行为。
“这种合作消除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敌对情绪，”普里科特说。正常情况下，环保主义者和农场主势不两立，每一方都希望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法规。而政府政策通常倾向于经济发展优先。“现在，我们这个非政府组织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而我们想通过使用这种影响力做一些对环保有益的工作。但是我们认识到，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通过促进环保人士与农场主之间的合作，”普里科特解释道。
按照同样的逻辑，作为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者，我很希望在每一个电器商品上看到有关标签，上面注明其是否符合惠普、戴尔和IBM 联合制定的生产标准。
在2004年10月，惠普、戴尔和IBM 与其主要电脑零件供应商和打印机零件供应商联合制定了对社会负责的全球生产标准，以减少其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社会各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这套新的电子工业生产标准包括：禁止行贿受贿、禁止使用童工、禁止盗用品牌和欺诈、禁止侵犯知识产权；对工业废水、对人体有害的原料、污染物的管理条例；工伤报告制度。与惠普、戴尔和IBM 有合作关系的一些大型电子制造商如天弘集团（加拿大），Flextronics （新加坡），捷普集团（美国），Sanmina-SCI （美国）和Solectron 都参与了该标准的制定。
惠普公司要求所有零件供应商都执行这套标准，尽管在达标的具体时限上可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调整。“对于总是不能达标的企业，我们准备与他们终止合作关系，”惠普公司女新闻发言人莫尼卡说。到2004年10月，惠普公司已经对它的250 个供应商中的150 多个进行了评定，包括来自中国、印度、墨西哥、东南亚和东欧的零件供应企业。惠普还和戴尔、IBM 成立了指导委员会，监督标准执行情况并对违规者进行惩罚。尽管对每一个零件的生产都做出了具体要求，但这些跨国公司仍然要关注这些标准的执行情况。但不管怎样，在创造产品价值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造社会价值，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当我们开始依靠其他海外供应商来承担我们产品的大部分生产时，我们意识到有责任对他们的生产行为进行管理，”惠普公司主管全球合作事务的高级副总裁德布拉。邓恩说。首先，这是惠普众多客户们的需要。“顾客们很介意，在这方面，欧洲的顾客一直走在前面。并且，随着跨国公司的信任度逐渐降低，人权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正在逐渐增加其全球影响力。他们说：”你们有足够的影响力，你们是全球性企业，你们的行为将会在环保和人权领域为那些新兴市场树立榜样。‘“他们说得对，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借助因特网扩大舆论，给跨国公司造成压力，迫使他们合作。
邓恩说，“当你拥有像惠普和麦当劳手中那样大量的货币选票时，人们十分想和你做生意，这时你便获得了为他们制定标准的权力，因为你可以用货币杠杆撬动他们，所以你有责任行使这个权利。”跨国公司为新兴市场制定标准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在新兴市场中，机关地方政府也想在环保环境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些努力十分重要，但由于就业的压力太大和财政预算的严重不足，政府对这些领域往往无暇顾及。邓恩说，像中国，那里的管理者和生产者没有动力为自己制定严格的标准，这就需要类似跨国公司联盟这样的外力对他们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关注产品价值的同时也关注社会价值。在我写的《凌志车与橄榄树》这本书中，我把这种价值创造模式称为“合作革命”或突破性革命。
邓恩说：“我们以前经常说，期望有一天，生产者能够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
但是现在，各种权利的不平衡使得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如果当地政府不干涉，沃尔玛和惠普可以为所欲为。就惠普的强大实力而言，其谈判桌上利用经济杠杆撬动当地法律的尊严是不道德的。 .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下游企业、雇员和消费者把含有新价值观念的生产标准在全球传播，这种做法有广泛的前景。
邓恩还说，在中国，本地公司为了能够拿到惠普、戴尔和沃尔玛的订单，在彼此之间会展开激烈竞争。尽管胜出的企业要按照跨国公司的严格标准进行生产，但大量的稳定的产品需求可以保证其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结果，惠普利用手中的经济杠杆提高了中国制造商的生产标准，而中国制造商也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他们达到了惠普的要求，他们也就有能力从戴尔或索尼那里得到订单。
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的倡导者要让消费者知道，他们的购买决定和购买力具有政治意义。作为一个消费者，每当你作出一个决定，你实际上是在支持一系列的价值观念。你在对“到底是消除障碍与摩擦还是保护它们”进行投票。进步人士应该让消费者了解这些意义，从而使更多人投出正确的一票，支持全球合作。
抚养如果不讨论改善抚养方式的问题，那么关于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的讨论就不完整。
帮助人们适应平坦的世界不仅是政府和公司的责任，也是为人父母者的责任。
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孩子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以及为了让孩子将来活得更好，他们应该做些什么。简而言之，我们要求新一代父母不再溺爱自己的孩子：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不能再让孩子疯玩，你应该关掉电视机，把MP3 播放器扔到一边，让孩子好好学习。
那种认为权力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曾经在全球商业、地缘政治和奥运会篮球比赛中占绝对优势因而这种优势必将永存的想法，认为溺爱胜于打屁股的想法，认为孩子在学校时应该被保护在蜜罐里，任何困难、失望与紧张的情绪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对于美国社会来说都是正在扩散的癌细胞。如果我们不扭转这些观念，我们的孩子们将会在平坦的世界里遭到来自社会的巨大打击。政客们制定政策是必须的，但父母们也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
在本书初稿出来后不久，我的妻子（一位学校教师）交给我一封写给《纽约时报》（2005年9 月1 日）的信，这封信是对我的同事鲍勃。赫伯特写的关于美国教育的专栏的一个回应。这封信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感受：“致编辑：鲍勃。赫伯特写道，‘我认为我们正目睹一场教育危机’……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学英语教师，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在学校目睹的危机在美国家庭中能找到根源，这些家庭渐渐疏远了书籍和印刷品，孩子们沉溺于电视、计算机和娱乐性的电子游戏，并看到他们周围的成年人也是这么做的。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感官刺激取代了阅读。一个人若不成为合格的读者就不能具备扎实的写作技能；这些技能的欠缺导致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满盘皆输。
教育开始于家庭：家庭里的阅读是有价值和必需的；在这儿，父母鼓励孩子努力工作；在这儿，父母亲自参与学校的工作并对孩子的成功抱有极高的期望。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以及家庭的持续支持，教师发挥作用的范围只能局限在学校。
朱。安。普瑞斯，弗里霍尔德（Freehold），新泽西。“要想让你的孩子同全球脱颖而出的精英竞争，你应该做那些准备呢？获得诺贝尔奖的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大卫。巴尔的摩很清楚。他告诉我，他很震惊地发现几乎所有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都来自于公立中小学而不是私立学校。因为在私立学校里，人们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因为你来到了这里，所以你是人上人。
“我注意到这些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孩子。他们的家庭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并告诉他们掌握知识才能成就大事。”巴尔的摩说，“我对这样的父母十分赞赏，因为孩子考入公立学校往往被人视为失败。而孩子真正的培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我想，在培养教育孩子方面，我们的国家需要一场革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移民到美国的父母们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有亚裔血统或是刚刚到美国的新移民。”巴尔的摩说。到加州理工学院就读工程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在国外出生的，其他系里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国外。“在读生物学博士后的人中，中国学生占有绝对优势，”巴尔的摩说，难怪在今天所有的大型科学会议上，大多数有关生物科学最前沿领域的研究报告里至少会有一个中国作者。顺便提一下，入读麻省理工学院的孩子中有近90% 是来自于双亲家庭，在这些家庭里父母双方都能够帮助引导孩子少走弯路。
2004年7 月，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借出席杰西。杰克逊的彩虹联盟和公民教育基金年会的机会指责美国黑人父母不教给孩子们正确的语法，指责黑人孩子不求上进。科斯比曾经声称：“所有人都知道说英语的重要性。嘴里说着一口烂英语，你是当不了医生的。”科斯比告诉那些不珍惜机会的黑人：“你应该停止殴打你的女人，因为你连一份工作也找不到，因为你不想接受教育，因为你只是在享受着政府补贴给你的最低工资保障。当初你上高中时应该多想想你的未来，因为那时你还有机会。”当科斯比的言论遭到大量的批评时，杰克逊教士为他辩护：“比尔是说，你们应该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然后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使自己有能力参与到那场公平竞赛中去。
醉鬼不明白这个道理，无知的人也不会明白。“不错，美国应该逐渐地让所有的公民有能力参与到平等竞争中，但不是通过抑制先进，不是靠自暴自弃，而是靠激励后进者。科斯比的话不管是对黑人、白人、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发人深省的。教育，不管是来自父母的，还是来自学校的，都不应该仅仅是课本知识，还应该包括人格培养。因为父母、学校和文化确实能够塑造人。在我的生命里，除了家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在高中时的新闻学老师哈蒂。M.斯坦伯格。她把新闻学的基本原理传授给学生，但绝不是简单地告诉你如何写一篇内容提要或抄写一段引语，而是教会你如何用专业的方式来思考，这才是最重要的。
她教我课程并担任校报顾问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她已经将近60岁了。她的形象并不“酷”，但是我们在教室里围绕着她，就好像是在麦芽店里围着“狼人杰克”。我们也说不出是为什么，但就是愿意听她高谈阔论地演说，愿意接受她的训练，愿意听她的教诲。她给人的感觉是那么清澈，充满原则。我笔直地坐着，头脑里想的全是她。我们的孩子将逐渐地与中国的、印度的和其他的亚洲孩子们开始近距离地竞争。对于像哈蒂那样塑造孩子人格的方法，亚洲孩子们的父母比美国父母们理解的更为透彻。我并不是建议开展军事化教育，但是我建议应该用更多方法把我们的年轻一代拉出安乐窝，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现在的短痛可以换来长久的收获。
不幸的是，美国缺乏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愿意号召我们的国家做一些艰苦的工作——放弃某些东西，而不仅仅是攫取；为了未来的国家利益牺牲一些，而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活着。但是或许我们有这样的领导人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争气。
保罗。A.萨缪尔森是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教科书在近50年里影响了一代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少有地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题为《全球化：新世界》（2005年12月）的采访。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未来时，萨缪尔森回答说：“我们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其他人和我们的差距渐渐缩小。美国作为领先国家的地位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我们已成为一个低储蓄的社会。我们是一个只关注自我和眼前的社会，不考虑他人和明天。我认为问题出自选民而非领导人……过去的聪明孩子都在玩有挑战性的拼字游戏，今天的孩子在看电视，有太多分心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关注自我和眼前的另一个原因。”
如果这是一次演习，我认为我们的领导人和父母没有尽其所能地为我们的年轻人应对未来的世界做好准备。“我们就像是一个盛满了3/4 液体的玻璃烧杯，里面的液体就是我们的财富，”史蒂夫。乔布斯，苹果电脑的创始人，美国最伟大的革新者之一说道，“在旁边就是这个更大的烧杯，但是它盛的更少。我们今天正在做的就是用一根管子把这两个烧杯连接起来，之前我们从未这样做过。”因此，他说，除非我们能够继续保持非凡的创新性，否则我们的生活水平几乎注定要下降。
但是，乔布斯补充说：“我担心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太迟了。因为学校系统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变，我们可能是在为过去20年的漠视付出代价。”乔布斯注意到他的公司最近决定在中国建一家主要工厂，令他惊讶的是中国政府在做出为工厂选址、提供资金资助建厂、帮助组织劳动力等决策时的迅速。“奇迹，就是那样，15年前或是10年前在德克萨斯或美国其它地方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它发生在中国。所以液体已经开始从一个杯子流向另一个杯子。当他们开始设计产品时，液体将会流出的更多。我是一个对美国未来保持乐观的人，但当我们看到罗马城已燃烧时，再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就很难了。”
史蒂夫。乔布斯的呼吁是一个结束本章的合适地方，这一章是从肯尼迪总统动员全国，迎接把一个人送上月球的挑战开始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在付出同样的努力——号召美国人去做他们能做得最好的事情，那就是创造未来。
2005年10月24日，《时代》杂志发表了有关苹果电脑最新发明的封面故事。
封面是乔布斯手持最新款的苹果掌上电脑，这款电脑能播放视频和音乐。大字标题是这样写的：“总是知道下一个是什么的人。”这正是美国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保持繁荣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能持续地发明下一个新的东西。我的朋友杰里。劳是一位印度企业家，他又一次说，对印度和中国来说，未来是非常清晰的。
他们准确地知道他们未来将要干什么。“我们在未来将要做美国今天正在做的事情，而美国的工作是去创造未来。”美国的工作不是去和印度、中国争夺旧的中产阶级工作，而是创造新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乃至更多。“这是很难的，”杰里补充说，“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也因为你必须迅速树立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总是能够创造出下一个新的东西。
然而这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最好的希望。肯尼迪总统理解了这一点。史蒂夫。乔布斯、马克。安德瑞森、雪莱。安。杰克森、迈克尔。戴尔、科瑞格。
巴瑞特和比尔。盖茨都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保持我们生活水准上升的唯一途径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能培养出大批持续创造未来的人。但随着知识的高速发展，创造未来成了一件越来越难的任务——一件需要合适的教育、恰当的基础设施、适当的雄心、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抚养的任务。这需要使我们整个国家全神贯注地迎接这种挑战。
时不我待，如果我们不去创造，其他人会去创造。因为正如杰里。劳告诉我们的，印度和中国在明天将会做美国今天做的事，但是借助于平坦世界的这个平台，当后天来临时，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将会去创造未来。正如我试图强调的，把我们带入这个平坦世界的全球化3.0 版并不仅仅是全球化2.0 版的加强版。
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它远不是发达国家进入更多市场或获得更多廉价劳动力这么简单。它是一种程度上的巨大差异低成本相互联系的程度，个人能力的程度，合作的全球化网络的程度都今非昔比。它改变了我们的竞争能力以及竞争方式的所有内容。2005年11月刊登于《商业管理期刊》上的一篇题为《我们正在享受全球化的好处吗？》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差异，它注意到了平坦的世界赋予了站在高处的人把低成本劳动和高技术结合起来的能力。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结合，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对发达国家构成了挑战。然而印度和中国还在为低成本劳动和高技术增加更多新的东西：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也就是高度的革新和创造能力。他们首先将会用廉价劳动力、高技术以及重新构想未来的高度创造力去解决自身的问题。接着他们将会关注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有更多能做同样事情的人。所以，最后一次，我还要提醒大家：这不是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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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与平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