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历内容，郑仁之前看过一些。因为梅奥这面的隐瞒，所以肾动脉狭窄的支架手术以及取出手术，没有见到。
但后来的邮件沟通中，梅奥诊所的研究小组也承认了这一点，却只发过去支架手术的手术过程，而取出过程与患者情况却是缺如的。
这一段，是郑仁第一次看到。
手术把肾动脉狭窄的支架取出，整个手术过程没有什么好看的，郑仁主要看的是患者取出支架后的身体状态的改变。
取出支架后，患者出现血压不稳的状态，并且因为要避免情绪波动导致血压变化，采取了镇定状态、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手段。
各种抢救药物，基本用了一个遍。升压药和降压药轮番使用，最后才在5天后让患者的状态恢复到术前的水准。
只是术前的血压就特别高，折腾了这么久，恢复到术前的状态，手术可以说是失败了。
这也是研究小组对此讳莫如深的原因吧，郑仁猜测。
“老板，这旮沓的支架，我看没有问题啊。”鲁道夫·瓦格纳教授说到。
“嗯，我猜测应该是射频消融术导致肾动脉和肾交感神经出现了异常的生理结构变化，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郑仁道：“下进去支架，长时间压迫肾交感神经，肯定会出问题。”
教授愕然。
这个融合的判断到底是哪来的呢？他揉了揉眼睛，仔细看影像学的检查，只能看到有纤维条索汇聚，却无法判断肾交感神经与肾动脉融合。
不过鲁道夫·瓦格纳教授已经习惯遵从郑仁的诊断，他没有继续说话，而是随着郑仁一路看下去。
达尼洛·阿科斯塔教授则在郑仁开始看资料的时候，就跑出去打电话了。
这里是九点上班，他不敢肯定这位华人医生是不是要一早就做手术。
而且手术之前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需要做，达尼洛真心不喜欢郑仁，似乎所有麻烦都是郑仁制造的、带来的一样。
郑仁看着片子，对病情已经有了通盘的了解。
因为在系统手术室里做过解剖工作，所以郑仁对整个病情的了解、认知是最为全面的。
其他人，即便是梅奥诊所的世界顶尖的教授、医生也只能猜测。
这是郑仁得天独厚的优势。
梅奥诊所最开始做的经皮肾交感神经射频消融的手术，几乎是教科书一般的完美，准确而细腻。
但这种准确细腻，却只是常规意义上的那种。郑仁忽然心中一动，进入系统空间。
点选手术训练时间，系统手术室拔地而起，郑仁开始手术。
郑仁要做手术，不是外科手术，而是射频消融术。
当然，也不是正常的射频消融术，郑仁直接把实验体当做是大体老师，开始解剖，并且在肉眼直视下进行射频消融手术。
射频是一种频率达到每秒15万次的高频振动。
人体主要依靠离子移动传导电流，在高频交流电的作用下，离子的浓度变化方向随电流方向为正负半周往返变化。
在高频振荡下，离子相互磨擦并与其它微粒相碰撞而产生生物热作用。
最早射频消融术应用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后来发现肿瘤散热差，使肿瘤组织温度高于其邻近正常组织，加上癌细胞对高热敏感，高热能杀灭癌细胞，而副作用不发生。
所以射频消融也用作肿瘤的治疗，效果相当于外科手术切除。
郑仁在海城市一院给郑云霞做的第三次肝癌介入手术，就是用了射频消融的手段。
手术很成功，术后郑云霞到现在还没发现肿瘤组织有复发的迹象，效果和手术切除差不多了。
在肾脏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治疗肾源性高血压的手术中，出现了这样的后果，肯定是射频消融的频率不对，郑仁是这么猜测的。
试一试就知道了。
反正给邹嘉华做完了手术，手术训练时间还有很多。
其实郑仁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是很重的，尤其是医疗上的各种未知，更是特别好奇。
他知道，完成这样一个治疗，可能意味着几万、几十万患者的疾病得到治疗。关键是，这种“试验”，消耗不了多少手术训练时间。
消耗的，只是实验体而已。
直视下，郑仁开始对实验体的肾交感神经起始段做射频消融。
肿瘤组织的射频消融的频率，一般在460k Hz左右。心脏射频消融，根据患者自身情况与病情的不同，射频的频率一般在200KHz － 750KHz左右。
梅奥诊所采取的频率是510KHz，这不能说是错误。
郑仁估计，这并不是第一个接受肾脏射频消融术的患者了，采用的频率，是有理论依据的。
可是正是这个理论依据出现了问题。
他猜测，要是手术成功，这个频率应该是比510KHz小才对。
于是郑仁开始做实验，不断变化各种射频的频率，实现自己的目的。
最后射频频率到185KHz的时候，效果最理想。
这个频率和梅奥诊所研究组的频率相比，足足差了将近两倍还要多。而且该频率已经超出了正常医疗用射频的频率，显得略低。
虽然如此，这却是事实，是客观试验的结果。
这个试验，现在对郑仁来讲虽然是无意义的，但是他总是想知道为什么。
而且郑仁只是寻找到了如何安全的用射频的手段“切断”肾交感神经，却并不知道眼前的患者被高频率的射频针融化、固化的肾交感神经是如何重新和肾动脉融合的。
这要是仔细研究下去，怕是有一年的手术训练时间都不够用。
郑仁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便从系统手术室出来。
“那就这样吧。”郑仁看完了所有的病历，随后说到。
“手术？”苏云问道。
“嗯。”郑仁道，“手术大概率能解决问题，还是做吧。”
达尼洛·阿科斯塔教授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郑仁，在他看来，这种外科手术，几乎是蒙着眼睛在做，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可能。
眼前这位年轻的华人医生，也只会为试验失败充当替罪羔羊。